前言
在1897年春天,当我获知有两位我们大学的知名教授,准备推荐我升为Professor extraor dinarius时,我非常惊喜,甚至对两位杰出人物的垂青感到难以置信。但我马上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不要太期待奇迹的出现。因为近几年学校方面已经好几次拒绝过这种推荐,而且很多比我资深的或同年的同事,也都已等了几年,毫无着落,而我自认并不见得比他们高明多少。我深知自己并非有野心之辈,而且就算没有那种教授头衔,我仍可过得十分惬意。于是,我决定宁可听任自己失望,也绝不乱存奢望。也许是那葡萄吊得太高了,使我难免有酸葡萄之讥吧!
内战前兆 萨尔瓦多·达利 西班牙1936年布面油画 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
梦中看似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是只有通过层层剥离,我们才能看见它的真面目。画中的巨人,表情痛苦不堪,被分解和挤压的手腕、腹部、性器官、骨骼,没有一点儿活力。这个场景象征了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残酷情形。这显然不是现实的世界,而是噩梦中所呈现的离奇而又恐怖的情景。
有一天晚上,一位朋友R先生来找我。我一直视他的境遇为他山之石而引以为戒,他很早就已被推荐为教授头衔(对病人而言,有了这头衔的人如神仙一般神气),但他不像我那么死心,经常追问上司何日可能晋升。这次他告诉我,他忍无可忍之下,坦白地逼问上司是否因为他本身的宗教派别所以才迟迟未能晋升。结果上司的回答是,因为碍于众议,他目前确实无法晋升。他说:“至少目前我已清楚地知道我自己的处境。”我这位朋友所告诉我的这些,更加深了我的自知之明,因为我与他是同样的教派。
隔天早晨醒来时,我记下了当晚所做的梦。它包括两种想法与两个人物,而一个想法紧跟着一个人物,在梦中分两部分出现。但在此处,因为下一半与我这里所要阐述的无多大关系,所以我只拟提出这梦的头一半。
一、“我的朋友R先生”是“我对他有很深感情的叔叔”。二、“我很近地看着他的脸,有些变了形,似乎脸拉长了,腮边长满黄色胡子,看来极具特色”。
1906年的弗洛伊德 保罗·克利瑞士1940年
这张照片是弗洛伊德的儿子为其拍摄的,当时弗洛伊德的学说还不被社会所接受,他当时被晋升为副教授时,做了这个梦。因为当时在维也纳有反犹太人的风气。弗洛伊德拍这张照片时曾说:“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官方的尊崇,但愿在尊崇之余还有一定的报酬。”
接着有两个其他部分的梦,一个人物对应一个想法,但我就此从略。
这个怪梦的解释过程如下:
当天早上我回想这梦时,我不觉一笑置之,“嘿!多无聊的梦!”这想法多像我在对病人做梦的解析时,他们会告诉我他的梦太荒唐、太无聊、不值一提。然而,每当病人这样说时我一定会怀疑其中必有隐情,而非得探个水落石出不可。同样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所以认为不值得一提,正代表着自己内心有股害怕被分析出来的阻力。“嘿!可千万别让自己跑掉!”
于是我就开始动工了。
“R先生是我叔叔”:隐含着什么意思呢?我仅有一个叔叔,名叫约瑟夫。关于这位叔叔,说来也可怜,大约30多年前,为了多赚点钱,竟以身试法,终被判刑。我父亲为了这件不幸之事,在几日内,头发都变白了。他常常说约瑟夫叔叔只不过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大呆子”而并非一个坏人。那么,如果我梦见的R先生也是个大呆子,显然毫无道理。但我在梦中确实看到那副相貌——长脸黄胡子,而我叔叔碰巧是长脸加上两腮长有迷人黄胡子的。至于R先生现实中是黑头发黑胡子的家伙,但当青春不再时,那黑发也会变灰,而黑胡子也一根根地由黑色而红棕而黄棕的,最后变成了灰色。梦中R先生的须色,也正是连我看了也伤心的这副苍老颜色。在梦中,我见到R先生的脸,就仿佛见到叔叔的脸一样,然后采用了嘉尔顿的复合照相术——嘉尔顿擅长把几张酷似的面孔同时感光于同一底片上。由此看来,显而易见地我心中以为R先生就像我那叔叔一般,是个大呆子。
亚威农少女 毕加索 西班牙
这是毕加索的第一幅立体派绘画杰作,创作于1907年。画中少女变形的脸是画家探索伊比利亚人和非洲黑人雕塑的结果。画面中间的两个少女仍然是普通的形象,而左边的少女的脸带有悲剧性的美感,但是她的躯体坚硬冰冷,如同画面边缘用来切开瓜果的刀子一般邪恶、可怕。画面右侧的少女深刻地反映了毕加索对非洲和伊比利亚雕塑艺术中的变形和扭曲手法的迷恋,形象极端丑陋。这种将现实人物加以扭曲变形,从而反映出画家内心情感的艺术手法简直是摄人心魄。尽管这幅画的构思有其局限性,但它仍然对20世纪的绘画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至此,我仍不能从自己的这份解释中看出什么苗头。但我坚持认为其中一定还有某种动机,使我想毫不保留地揭发R先生。可是事实上我叔叔是个犯人,但R先生可不是什么犯人。喔!对了!他有一次因为骑自行车撞伤了一个学徒而被罚款。可是如果我把这事也记在心头未免太荒谬了吧!这时,我又想起几天前,我与另一位同事N先生的对话。其实,谈话内容亦不脱离升迁的事。N先生也是被提名晋升教职,而且他耳闻我最近被推荐为副教授的消息。他当场恭喜我,但我却婉言谢绝了。我说:“你可不能再这样笑话我了,其实你知道我只是受人提名而已。”于是,他稍带勉强地回答:“你可不要这么说,我是自己确有问题,才升不上去的。你难道不知道那女人控告我的事吗?我实话告诉你,那宗案子其实完全是一种卑鄙的勒索,很可能这件事给部长留下了不良的印象。而你呢?可完全是清白的呀!”就这样,由梦的解释与趋向中我又引出了一个罪犯人物。我的叔叔约瑟夫就象征了这两位均被提名晋升教职的同事——一个是“大呆子”,一个是“罪犯”。现在,我也才明白了这梦确有需要解释的地方。如果教派的分歧确实是我朋友未能晋升的症结所在,那么,我的晋升也是无望了。但如果我没有与这两位同事相同的缺点,那么我的晋升希望将不受影响。这就是我做梦的动机。梦使R先生成了大呆子,N先生成了罪犯,而我却既非呆子,又非罪犯,于是我的晋升就大有希望,而不必再担心R先生告诉我的那个坏消息。
分析至此,总觉意犹未尽,对这份解释的内容,也仍不甚满意。幸好我深知由梦中所分析出的内容,并不是真正的事实,否则想到自己为了晋升高职,竟在梦中如此委曲这两位我素来敬仰的同事,必定内疚不已。事实上,我绝对不相信有人敢说R先生是个大呆子,我也决不相信N先生曾被牵涉在勒索事件内。当然,我也不可能相信伊玛真的因为奥图给她打的那丙基针而病情转劣。总之,如前所述,梦所表现的总是一厢情愿的实现,从愿望达成的角度看来,这第二个梦,似乎比第一个梦来得较离谱。但事实上,也可找出些蛛丝马迹,勉强解释这些可能是事实的毁谤,同时也表明这梦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当时我的朋友R先生正遭受着他同系里的某教授的反对,而另一位朋友N先生,也曾私下坦白告诉过我,他的一些不可告人之事。然而,我仍想重申我的看法,这个梦仍需再更深入地解析下去。
刚才解梦时,还有一些部分未能注意到。当我在梦中发现R先生就是我叔叔时,我心中对他有种深厚的感情。事实上我对约瑟夫叔叔,从无如此深厚的感情,而R先生虽是我多年深交的好友,如果说出来我对他确实具有梦中那份深厚的感情,无疑让人深感肉麻。但到底这份感情,事实上是对谁呢?当然,果真我的这份感情是对R先生的话,那应该是糅合了他的才能、人格再掺杂进我对叔叔所产生的一种矛盾的感情的夸大,而这份夸大却是朝着相反方向走的。现在,我终于发现,这份难以解释的感情,在梦的分析过程中,巧妙地逃过了我的注意力,然而很可能这就是它的主要功能,它并不属于梦的隐意,恰恰相反它却是梦的内容的反义。而我仍记得,当初我要做这梦的分析前,我一直地拖延时间,一味地嗤之以鼻,极不情愿着手分析。由我自己多年精神分析的经验中可知,我深知这种“拖延”、“嗤之以鼻”更表明其中必有文章。事实上,这份感情只是代表了我内心对这梦内容所产生的实在感受,它对梦的内容而言,并无任何关联。好比如果小女不喜欢吃那苹果,她会说那苹果苦得要死,连尝一口都不愿意。如果我的病人采取如此行动,我也马上可以惴忖到他内心必有所潜抑。同理,正是因为我对此梦某些内容具有反感,所以迟迟不愿去解释这梦。而今,经过如此抽丝剥茧地探讨,我才知道我所反对的是把挚友R先生当作大呆子,而我在梦中对R先生那段不寻常的感情,只是代表我内心对这释梦工作不情愿的强烈程度,其实并不是梦的内容中真正的感情。如果当初,我的梦首先便被这份感情所困惑,而获悉与现在相反的解释时,那么我梦中的那份感情便实现了它的目的。也就是说,我梦中的这份感情是有目的的,目的是希望对梦有所改装。我梦中对R先生的恶意中伤,为的是使一种的确存在的温厚友谊即相反的一面不会浮现到梦的意识里来。
行走的人 阿尔贝托·吉亚柯梅蒂 瑞士1960年 青铜雕塑 私人收藏
这件青铜雕塑故意将人体处理得粗糙不平,无形中能感觉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艺术家通过将人物不自然的拉长,有意为我们呈现出于其他人不一样的特色,同时也强调了人类存在的脆弱与无常。同梦境一样,我们需要透过表象看实质。
我们把以上阐述的道理推广到各方面均可以成立。就像第三章所提出的梦,有些明显是愿望达成的,而愿望一旦达成之后,若梦者本身对此愿望有所顾忌,他必然会对梦有所“伪装”以致“难以认出”,使这愿望以另一种改装过的形式表达出来。一些与此内心活动相类似的实例,我们在实际的社交生活中不难找出。在现实的社交生活里我们有很多虚伪的客套。比如,两个人在一起工作,如果其中一个具有某种特权,那么另一位必定对他这份特权心存顾虑,于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内心有所改装。换句话说,他必须戴上一副假面具。其实,我们每天待人接物的礼节,说穿了也属于这种虚伪。如果我要对我的梦做忠实的解释的话,那我势必要陷入这种自己撕破假面具的尴尬场面,但为了读者们,我毫无怨言。“对你所能知道最好的事,你都不可坦白告诉小孩们。”就连诗人们也抱怨过这种虚伪的必要性。同样地,政论作家如果敢坦率地道出一些不愉快的事实,政府无疑地必会予以制裁——口头上已发表的,事后必被整肃警告,而出版于书面的,也必被禁印封锁。因此,由于对那些执政者有所顾忌,政论作家们也常把许多事实予以掩盖。因此作者们常常不得不对其论调做些伪装,不是完全只字不提地明哲保身,便是旁敲侧击地将那些曾被反对的论调予以狡猾的改装。譬如,为了暗讽其国内有问题的官员,他会引用两个中国清朝贪官污吏的劣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检查标准越是严格,作家们就越有聪明的方法来暗示读者真正的内涵。
作家为了应付检查制度所做的改装,就完全与我们梦里所做的改装相类似。我们先要假设每个人在其内心,均有两种心理步骤,或谓倾向、系统,第一个是在梦中表现出愿望的内容,而第二个是扮演促成梦的“改装”的检查者的角色。但是这第二个心理步骤在做它的检查工作时究竟是靠着哪些特点来体现它的权威性呢?由于醒来后就已意识到的仅是梦的显意,而梦的隐意均是经过分析才能为我们所意识到,由此我们可以推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只有经过第二个心理步骤所认可的才能为我们所意识到;那么第一个心理步骤的材料,一旦无法通过第二关,则无从为意识所接受,而必须任由第二关加以各种变形直到它满意为止,才得以进入意识的境界。至此,所谓意识的基本性质就显而易见了——意识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行为,它是由感官将其他来源的材料,经过一番加工而成的产品。而对心理病态而言,“意识”这一重要问题我们绝不能对予以忽略,因此我拟在以后再另行做更详细的探讨。
戴红面具的女人 鲁菲诺·塔马约 墨西哥1940年 布面油画 私人收藏
当一个人想要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的话,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他也许会直言不讳;如果是特殊身份人的话,他则会有所顾忌,这个时候人就会自然地为自己带上一个“面具”,画家用强烈的红色,凸显坐在椅子上带着红色面具的女人,她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曼陀林。画家用明亮而又炫目的色彩将人物周围神秘的气息刻画得更加深不可测。
我对R先生虽具有深厚感情,而在梦中却加以如许轻蔑的现象,完全可以用以上所述两种心理步骤与“意识”的关系来说明。在政界官场里,一些类似的现象也不难找出。就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而言,由于他那种不断膨胀的个人权力的欲望与人民的意见相左,因此他会用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做法,比如为了发泄出他对人民意见的藐视,他会故意对人民极不喜欢的官员给予一些不应该得到的特权加以器重。同样地,对意识境界有控制作用的第二心理步骤,也因为第一个心理步骤的愿望即曾对R先生有很深厚的感情,而利用那隐藏着的冲动“把他贬斥为一个大呆子”就此发泄掉。
塞内乔 保罗·克利 瑞士1922年 布面油画 瑞士巴塞尔美术馆
克利可以说是20世纪的现代艺术史上绝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这幅作品将人脸用各种颜色分成几个长方形,巧妙地将人物的内心活动糅合在一张脸上,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艺术、幻影与戏剧世界之间变动关系的象征。如果想要对梦境做出真实可靠的解释的话,还是要揭开这层伪善的面纱的。
借着梦的分析,或许哲学所一直无法解决的人类心理机制可以被我们打开。但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梦中不愉快的内容,究竟如何解释成愿望的达成。所以我们还是先回过头来把“梦的改装”先阐释清楚,而不应循此途径去发展。我们现在已看出,梦所呈现的不愉快内容其实就是愿望达成的一种变相的改装。或者说,就是因为其中某些内容,为第二心理步骤所不许,而同时这部分正是第一心理步骤所希冀的愿望,所以梦需要改装为不愉快内容,其实出自第一心理步骤的每一个梦,均为愿望之达成,而第二心理步骤只是加以破坏减裁,却毫无增润。如果我们只考虑到第二心理步骤对梦的关系而已,那么我们将永远对梦无法做一确实的认识,而本书作者发现的一些梦的问题,也将无法解决。
要想证明每一个梦其中所隐藏的意义最终在于愿望的达成,的确是需要一番努力的。因此,为了对它做一番分析,我需要选些痛苦内容的梦。其中有些是“歇斯底里症”的患者所做的梦,因此也就需附带一些长篇的“前言”,而另有些部分,也需牵涉到患者心理过程的分析。不可避免地,这些将会令读者更加困惑。
在我治疗心理症的病人时,往往他的梦就成了我们讨论的主要内容。为了了解他的病情,我必须随时借着他本身的帮忙,对他所做的梦中的各种细节加以一番解释。几乎所有病人均不赞成我这“梦的愿望达成”的说法。我常常遭遇到他们激烈的反驳,甚至比我同事们的批评更苛刻。以下就引出来一些驳斥我的论调的梦的内容。
一位相当聪慧的女病人曾辩驳我:“你总说梦是愿望的达成,但我现在却可以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梦,梦中我的愿望根本无法达成,这倒看你如何自圆其说?那梦是这样的:‘我想准备晚餐,但手头上只有熏鲑。我想出去采购,又偏巧是礼拜天下午,一切商店均关门休业。再想打电话给餐馆,偏偏电话又断了线。因此我最后只好死了这条做晚餐的心。'”
我告诉她,梦的真正意义总是需要经过分析才能明了,绝不是表面意义所能代表的,你这梦只能说从表面看来似乎是愿望的不能达成,与我的理论完全相反。于是我问她:“你也知道日有所思,才会夜有所梦,到底为什么事,让你做这个梦呢?”
梦是如何伪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