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烽火中的蒲公英——国民革命军伞兵少尉杨勤槐的抗战征途
说到起二战中的伞兵部队，很多人会想到《兄弟连》中的“一〇一空降师”，也会提英国“红魔”空降兵，或是有“绿色恶魔”之称的德国伞兵部队。热衷于军事的军迷们也常说起影响欧洲战局的“诺曼底大空降”，功亏一篑的“市场花园作战”等和伞兵有关的重大战役。然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日战场上的中国伞兵部队却鲜为人知。所幸，在寻访抗战老兵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位现今国内已为数不多且健在的中国抗战伞兵勇士，他就是1993年从贵州省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退休的内科主任杨勤槐医师。在杨勤槐老人的推荐下，我读到不少关于中国第一支伞兵部队的宝贵史料，加上老人的指点，总算是填补了我对国军伞兵历史的空白。我将杨勤槐爷爷在抗战时期的经历记述，也是希望读者能够通过他的故事了解到我们中国伞兵的昨日种种。
一个国家的永恒记忆
与杨勤槐爷爷见面的第一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充满热情的老人。那天，我与贵州关注抗战老兵志愿者鲜光茂大哥陪同从北京前来给抗战老兵录制口述历史的志愿者赖恩典大哥前往拜访杨勤槐老人，杨老知道我们的来意后非常激动，很快就将他保留下来的老照片、报纸及当年所写的日记本等资料一件件展示给我们看。
我们几人都非常诧异老人的资料会保存得如此齐全，于是询问原因。老人告诉我们，他的这些资料能够保存下来其实也是全凭运气，在“文革”时期有人要他“交代历史”，他也老老实实地将自己以前的照片、日记本等打包交给他们。“文革”结束后的一天，一位老友告知他，他交上去的资料现在还保留着，如果还想要的话就赶快去领。听到这消息后，杨老又惊又喜，立即将资料取回，就这样，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今天才得以完整的展现在我们眼前。
从我家乘坐公交车到杨勤槐爷爷家大概只需要十多分钟的时间，交通十分便利，平时亦可以常登门拜访。老爷子虽已年近九旬，但他身体健朗，思维清晰，几乎就和年轻人一样，交流起来毫无障碍。杨老的生活也很丰富，诸如摄影、电脑制图、乒乓球等他都非常拿手，这些本是属于年轻人的活动，但身为青年的我反而还要请他老人家指教许多。尽管我们相隔三代，依然能聊出不少共同话题，很快就成了忘年之交。杨勤槐爷爷向我讲述了不少他过去的故事，其中最令我敬佩的，就是他青年时代在伞兵部队中的那段保家卫国的经历。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近70年，那段尘封多年的历史也在杨勤槐老人向我们展示的陈年日记中开始逐渐还原它本来的面目。近年来《国殇》《我的抗战》《国军抗战全纪实》等反映抗日正面战场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面世，这些书和纪录片杨老也看过不少，在赞赏的同时他也会带着遗憾地说：“这些书我也看过不少，有讲陆军的，有讲空军，海军也有讲，但就是伞兵这一块一直很少有人提。”
杨勤槐爷爷说得没错，伞兵对我们来说的确很陌生。以我为例，读了几年的抗战史，居然还是对抗战中的伞兵部队一无所知，实在惭愧得很。杨老录制口述史视频的那天，热衷于收集国民革命军军歌的我很荣幸地聆听了一首几乎要失传的伞兵军歌。记得那个晚上，杨勤槐老人似乎重新燃起了那年执戈卫国的激情，给我们唱起了当年军中的那首壮志激昂，热血澎湃的《伞兵团歌》：
昆仑山下，太平洋滨，飞跃一群新中国的伞兵。
我们是神话里的天将，是战斗的先锋，
我们的信条是健勇忠诚。
尽管是汤池金城，魔鬼似的凶猛，
我们动自九天之上，
像闪电划破了苍穹，像旋风卷起了烟尘。
一朵白云，一个神兵，
这是铁的队伍，是活的长城。
看，无数的流星在五千里的晴空闪耀，
听，飞虎在五千里的领空弥漫着辰空长啸。
我们这飞跃的一群新中国的伞兵，要保卫祖国，
向和平的世界前进、前进、前进。
老人激昂的歌声把我们带回到抗战最艰难、最黑暗的1944年。那一年，每个中国人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机；那一年，国民政府发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那一年，有一群不愿做亡国奴的莘莘学子毅然选择了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经层层选拔，这些热血青年学生兵中有一小部分人幸运地成为中国的第一批伞兵，杨勤槐老人就是其中一员。在抗战胜利前的最后一年峥嵘岁月里，杨勤槐与他的战友们深深体验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和战友间的生死离别。他们迎着日寇的炮火，穿过枪林弹雨，经历生死挈阔。七十载岁月如梭，然往事并不如烟。昆仑山下，太平洋滨，蔚蓝的天空中腾飞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伞兵；朵朵白云，个个神兵，向和平的世界前进、前进、前进。
亲历“二四大轰炸”
1927年1月7日，杨勤槐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的一个商人家庭，那时他的名字还叫杨勤先，他的家就居住在贵阳南明河畔，只要推开后门便可以眺望黔中名胜甲秀楼。杨勤先的父亲原先是黔系军阀里的军官，后来离开部队从商，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已是一位生意人。家中的兄弟姊妹一共有九个，杨老回忆说：“在我的头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都在出生不久就死了，所以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就给我取了一个小名，叫‘长成’，希望我能长大成人。”
度过幸福的童年，家境还算殷实的杨勤先被父母送进达德小学念书，他们的校长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黄齐生先生。由于杨勤先是家中长子，父亲对他的管教也格外严格，每个假期都督促他阅读诸如《三国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将》等古典名著，老人告诉我，因为这些古典名著里都有故事，所以他当年也非常爱读。不知不觉中，历史上的杨家将、岳飞、文天祥等爱国英雄的事迹与精神也在影响着年幼的杨勤先。那时抗战已经爆发，尽管战火尚未波及西南，但贵阳到处皆是抗日救亡的呼声。
1939年2月4日，灾难终于降临到贵阳，那是让杨勤先终生难忘的一天：“就在我正要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日本鬼子轰炸贵阳了。那天他（日军）来了十八架飞机，把贵阳的大十字、小十字全部烧光（炸毁）。那时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跑到了观风山那里，也就是现在的贵州省委，那里都是稻田，我们就在山下躲日本人的警报（空袭）。那飞机上的炸弹金晃晃的、一截一截地扔下来，当时我看到整个贵阳城都是烟火弥漫，我知道贵阳被烧得很厉害……我家里的人倒是没有事，唯一的损失就是我二叔开的绸缎店全部被烧掉，但整个贵阳都被烧得很厉害，好几条街都被烧光……”
发生于1939年的这场震惊全国的轰炸史称“二四轰炸”。日军的这次空袭给贵阳这座不设防的城市，尤其是给贵阳的平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在“二四轰炸”中贵阳共有1286间民屋被炸毁，521名平民丧生，702名平民受伤，死伤的平民中有大量的老人、妇女和儿童。那天在三山路廉洁食堂里有一对新人正在举行婚礼，来不及撤离的夫妻当场被日本飞机扔下的重磅炸弹炸死，成了一对“鬼夫妻”。这是日本侵略者欠下贵阳人民的一笔血债。
烈火焚城，黑烟熏天，曾经平静而繁华的城市如今满目皆是焦土，满耳只闻哀号；这倾国的离乱、倾城的破亡给12岁的杨勤先留下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时隔七十多年，他回忆当时的情景仍带着愤恨：“从那时候起我就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就是他们把我们搞成这个样子，害我们家破人亡……”
弃我昔时笔，着我战时矜
为防止日机再次轰炸，贵阳多所中小学都疏散到周边的郊区，杨勤先小学的最后一年学业就是在郊区完成的。与此同时，在抗战爆发后有多所高校南迁，其中上海的大夏大学就迁入了贵阳，并办了一所附属中学，小学毕业后的杨勤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这所大夏附中。
进入中学后，杨勤先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二时还当上了童子军的中队长。然而就在临近初三毕业时，他却遇上了麻烦，正是这个麻烦让他改用了“杨勤槐”这个沿用至今的名字。他回忆说：“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会被学校记了我的过，可能是有次我迟到了，那时候连迟到都要记过，纪律很严格的，一般达到三个大过就要被开除，两个大过加两个小过就接近于被开除。在最后公布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被记了两个大过，两个小过，我也莫名其妙，不知道是为什么会被记。当时我就想我毕业很困难，怎么办？干脆不读了！所以读到初三下学期我就不读了，然后就混（辍学），混（辍学）了半年后就去考高中，可考高中要初中毕业证呀，于是我就弄了个假的初中毕业证书。不过我想着我在中学还是小有名气呀，又是中队长，又是喜欢玩的那种，我怕到时别人一看我的名字就想，这杨勤先怎么跑到这里来啦？他不是初中没有毕业吗？所以我就把我的名字改了，改叫‘杨勤槐’，也就是现在用的这个名……”
改名之后，杨勤槐很轻松便考上了农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职业学校），但当他入学后才发现学校的管理很差，环境也不好，“简直不是读书的地方”，于是入学还不到一学期的杨勤槐又一次弃学回家。离开学校的杨勤槐并不想从此中断学业，他开始为自己寻觅新的去处。恰好在此时民族资本家赖永初办了一所永初中学，杨勤槐看中了这里并很快考入。永初中学给杨勤槐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说：“这所学校就修在今天艺校（贵阳市花果园附近）那个地方，教室修得很漂亮，教学质量也很好。赖永初请的教授很不错，贵阳市有名的国语、英语、历史老师都到我们那里去教书，确实很不错。赖永初的公子赖世昌和我一样大，和我是同班同学……”
几经波折后，杨勤槐总算进入了一所令自己满意的学校。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准备在校园内安心念书时，残酷的现实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说：“我在永初中学读书时已经进入到1944年，这一年上半年也算是平安度过。那时候我成绩很好，我也很希望在这里能够把我的学业完成。但是1944年的下半年，大概是11月份的时候，长沙沦陷了（6月沦陷），衡阳也沦陷了（8月沦陷），（日军）最后又打到柳州了，眼看着马上就要进入贵州。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就在一起商量，如果贵阳不保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大家都在想，要是当个亡国奴，这个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
“正在这个时候，杜聿明的第五集团军要准备建一个空降兵的特种部队。这个事情是经过蒋介石批准，由美国人来帮助我们国军要建的一个突击总队，总部设在昆明。所以他们在经过两广时就一路招兵，途经贵州时也在招伞兵团的兵源。当时我们几个听到了这个消息，我们想正好我们可以去参加这个部队，于是就去报考……第一次考的时候说我血压高，后来复查后又合格了，既然合格那就可以入伍了。”
得到部队的入伍通知后，杨勤槐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将自己从军之事告知家中父母。他说：“我告诉我父亲，现在日本鬼子要打来了，我们又疏散不了，到时候我们不晓得这个家怎么过日子，我想跟着去当兵。我老者（父亲）马上同意，他说‘好，很好！你不要为我负担（担心），你好好到（部队）里面去奔你的前程！’就在11月11号的晚上，我父母就把我送出家门，给了我一叠票子，一共1000元，然后我就跟着部队走了。
“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2月份，当时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河山一寸血’，家里小我一岁的弟弟也说‘哥哥去当兵，我也去当兵’，我父亲一听就说‘好，太好了，同意去’，然后给他一叠票子，他也去参加青年军了。”杨勤槐至今很庆幸自己有一个如此深明大义的父亲。
1944年12月，“黔南事变”爆发，一队日军由广西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了位于贵州南部的独山县，大有进攻贵阳之势。贵阳危机！重庆危机！在此时此刻，不愿做奴隶的杨勤槐和他的兄弟、同学已告别桃李芬芳的校园，等待着他们的是漫长而未知的征途。正是“弃我昔时笔，着我战时矜，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十万青年十万军
杨勤槐参加的队伍是中国第一支伞兵部队，言及这支“中美突击队”的建立，还不得不提两个在华助战的外国友人，即澳洲人史典华与美国人陈纳德。那是在1943年的夏天，由杜聿明任命的澳洲籍少校史典华与飞虎队的老头子陈纳德说起了关于美军在昆明西郊和南郊构筑的空军基地守备不足的问题，史典华向陈纳德建议：“可以组一个伞兵突击队，如果日本人来犯，就能防备。每一个基地常驻兵营，由本部部署汽车、装甲车和迫炮。若敌军迫近，就派数百名伞兵空降基地，协助防守。”
“拟个计划表给我。”陈纳德很赞同他的想法。就这样，一份组建空降兵特种部队的计划书很快送到了陈纳德和杜聿明的案头，他们二人经综合后，又将此方案呈给蒋介石。
1943年10月22日，蒋介石批准该方案。然而当时的国军既无伞兵装备，亦无伞训教官，更没有足够的运输机。为了使伞兵部队能够照计划建立，史典华与陈纳德这两个外国友人四处奔走，连求带借，终于满足了部队建立的基本条件。1944年1月1日，伞兵第一团正式在昆明岗头村挂牌成立，代号为“鸿翔部队”。
伞兵团成立后，其主要干部多来自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团长由李汉萍少将担任，副团长由简立上校担任。1944年，伞兵团先后在衡阳、桂林、柳州、贵阳等地招兵，17岁的杨勤槐就是在这个时候应征入伍的。杨勤槐爷爷告诉我，他们的部队在由贵阳开往昆明的途中也有不少热血青年前来投军，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在他们途经黔中安顺地区时遇到的一位前来入伍的初中生。这名中学生名叫施明映，出生于贵州关岭县的一户农家，据说当时他因与家庭不睦，于是离家出走，正逢部队招兵就索性投笔从戎。除了施明映之外，令杨勤槐老人至今难忘的还有从广西入伍的亲密战友翦凝宏，在贵阳与他一同投军的同窗好友钱定靖、彭声煌等。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青年在那段军旅岁月中建立了一生不变的战友之情。
部队终于到了昆明岗头村基地，杨老至今记得，当时他们的基地是在岗头村的一个大山洼里，团部就设在当地的一座很大的古庙之中。部队到位后，杨勤槐被分配到第一团第一营第三连第三排第七班，他说：“我们那个班有五六个都是贵阳来的。”
“到昆明后，我们主要的训练是体质的训练，因为都是学生，首先还得有强健的身体。每天我们就在山顶上跑步，至少是五千米，就算是天寒地冻时都是这样跑。”杨勤槐回忆起那年在部队的生活时说，“我们一去的军衔就是上等兵，部队给我发的也是陆军的那种普通的军服，那时还没有专门的伞兵军服。武器装备也没有发给我们，那时候甚至连伞兵的训练都没开始，只有基本的训练，因为首先是要让我们适应部队的生活。”
据台湾伞兵战史研究者刘忠勇先生所著的《顶好！出生入死的中美突击队》一书中记载，伞兵部队的生活“一天只吃两餐，没有早餐。用餐时席地而坐，六人一组，吃的是红米，还有很多砂子，主菜以洋芋为主。剪凝宏回忆，‘一般兵吃饭要吃二十两，我们都要吃二十八两。美军水壶下附的钢环，要吃三碗，还吃不饱，因为要付出体力。”
在杨勤槐老人的记忆中，伞兵部队有时更像是一所校园，因为部队里的士兵都是青年学生，所以有些长官训话时也是称呼他们“同学们”。
“昆仑山下，太平洋滨，飞跃着一群新中国的伞兵……”，在阵阵激昂的歌声中，1945年来临了。元旦那天，即将满18岁的杨勤槐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让旧的过去，从今天起方是新的开始，创造新生命。元旦，我觉得一切都与以前不同了，便随你到什么地方，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
漫天的蒲公英
1945年1月18日，魏德曼对蒋介石提出了训练二十个突击队，并施以跳伞训练的建议。2月20日，陈诚针对魏德曼提出的构想向蒋介石提出建议，“第五集团军所属伞兵团计官二百，士兵一千一百，已有四百人受过基本训练，惟无跳伞训练，但素质均佳，拟请将该团改变为陆军突击队。”
突击队的建立意味着跳伞训练的开始。负责训练伞兵的是美军战略局旗下的作战支队（OG），这些教官都是不久前还在欧洲战场与德军作战的特种队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据《顶好！出生入死的中美突击队》中记载，“四月八日，（笔者注：中美）双方决定编组，每个突击中队下辖六个分队，一、二、三分队为步兵分队、第四分队是迫炮分队、第五分队是机枪分队、第六分队是工兵（即爆破）分队。”
部队整编后，杨勤槐被编入第一队第六分队（即工兵分队）第三组。此后，部队便开始了伞训。杨勤槐说：“在伞兵的部队里，有很多锻炼你胆量的训练项目。比如有一个一丈多的高台，下面是沙滩，你要能够从上面跳下来。再比如在一棵很高的树上，有一根绳子，你要拉着这根绳子一直跳跃到对面的沙滩上，我们把这种运动叫作‘空中飞跃’。”
1945年6月，杨勤槐和他的战友们终于等到了真正跳伞训练的一天。时隔七十年，透过当年的日记，杨勤槐对那天的情形依旧历历在目：“北校场有着我们雄壮的队伍，狮子草搭起来的棚帐里坐着高级长官，有总司令杜聿明、陈署长（笔者注：陈诚）和其他不知名的官员们。隆隆的机声划破了苍穹，飞机在我们头上绕了一圈后向逸去，我知道这炫人的一幕就要开始，长官让我们移向广场，这时正是咱们第一队出风头的时候，每个人背着手枪和马枪，带着望远镜站在最前面，我们兴奋的心灵期待着机声的重返……”
这次跳伞训练的队员中并没有杨勤槐，当他在地面看着那些跳出机舱，展开伞包的勇士们时，心中既羡慕又激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三朵、三朵，白的、绿的伞点缀在蔚蓝的长空，轻快的感觉使我刚病愈的心复活了。这一切，不正是我时刻盼望着的、一年前我在影片中崇拜的影像吗？真的，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有司之神，已经给我带来希望……下周才是我分队的时日，虽然只隔四五天，但这种错后比数年还让人怨烦呢！”
几天后，轮到杨勤槐所在的分队进行跳伞训练了。当时他所在的队伍是第三组，要等一、二组的队员跳伞后，乘坐第三次飞机。看着一、二组队员的伞包在空中展开，如漫天蒲公英般缓缓降落，杨勤槐在心中暗暗地祝福他们平安。终于，飞机回来了，轮到第三组登机，此时此刻，杨勤槐的心中“有慌张，有惧怕，也有愉快的情绪交织着”。
“坐到机身里非常闷人，感到很不习惯，又恐会呕吐。因为前几次就有一些人晕倒。我管不了这许多，心中只计划着怎样跳，按着一定的要领。这时的我们再没有犹豫的时间了，要么就不上飞机，否则，就非跳下去不可……”日记中记载着杨勤槐在首次跳伞前最真实的心境与他的跳伞过程，“五分钟后，飞机到达目的地，起初是两位美国伞兵跳下去，之后是我们的同学，我是第四批的第三名，当第三批跳下去时，我心跳得厉害，不知怎样才好……‘Stand up’，‘Hook up’，‘Stand in the Door！’三个命令是我心灵最紧张的时候，脚好像瘫软得站不稳，‘Go！’第一名跳了，第二名跳了，我不知道怎样也跳了下来，以后是昏昏沉沉在空中，手也不知是否抱着副伞，足是否并拢，头是否低下？直到伞打开将我一带，方清醒过来。抬头望望伞是否正常，有无破损？啊！一朵雪白无瑕的云彩盖在我的头上，在蓝色的天空，它是多么渺小！而我，仅是这广阔天海中的一点，几乎看不见，我开始领会到宇宙的旷达是无法衡量的……”
杨勤槐爷爷告诉我，当时受训的学员要完成四次跳伞训练才能算毕业。历时两周的跳伞训练中，他除了有次脚受了些轻伤之外，总算是顺利完成任务。毕业后，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毕业了，伞校。‘一朵白云，一个神兵’的梦想实现了。归途中，我带着得意的笑容，一朵含苞的花心，开放了！”
训练已经结束，接下来等着他们的是凶险莫测的战场。
空降开平，突击队的第一个战场
1945年7月10日下午5时，天空中细雨迷蒙，中美突击队第一队的勇士们全副武装地集合在伞训场上，周围有宪兵布哨。据说有一位高级长官要来讲话。早在几天前，队长井庆爽就已告知大家，他们将实行“空降开平”的作战计划，队员们都知道这位高级长官的训话内容必定与此事有关。
等了一会儿，高级长官来了，原来就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在杨勤槐的日记中记下了那天何应钦对突击队员的勉励：“那儿（笔者注：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有着先烈们殉身的血迹，你们勇敢地去吧，友军和同胞们会帮助你们的。”
上战场的时刻终于来临。出发的那天，全队队员乘车前往机场，饱餐了一顿后先后登上了C-47型运输机。凌晨3时15分，十四架C-47飞机相继起飞……
“飞机起飞了，在五千多米的高空航行，风不时从打开的机门口吹进来，我感到阵阵的寒颤，仅靠着云瑞，想睡他一觉，其实，哪里睡得着呢？不过是假寐罢了！脑海中老是回旋着即将经历的那一幕，惊人的？伟大的！天亮了，云瑞推醒了我，这时我们已经来到了南中国的上空。睁开眼，一阵霞光射入，又不得不闭上，揉一揉惺忪的双眼，看着东方的天际，金黄色的云霞在变化；往下望去，下面是黑黑的，不知是云层或是山海，这是我从未有的奇遇，我只能意识它的美，又说不出它美在什么地方。是的……我的笔太笨拙了。”杨勤槐在日记中记录下空降开平那日的心情，“这是我们的南国吗？锦绣河山，沦在敌人手里已是花容减色了。谁糟蹋了它，谁污染了它？我们要报仇、要雪恨、要重振我们的大好河山！”
“Stand up！”，“Hook up！”指挥官的命令打断了杨勤槐的思绪，他与战友们一齐站了起来，迅速挂号钩，眼看着就要跳伞了。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当他们挂好钩一切准备就绪后却久久没有听到跳伞命令。原来是飞机又在开平上空原地绕行了几圈，他们一直站在机舱内，足足等了半个小时也没听到跳伞的指令。杨勤槐爷爷说，当时他们的飞机在原地绕行，这对没有坐习惯飞行的人来说是非常难受的，大家站着都很难受，他的战友杨云瑞忍不住又呕又吐，只好又坐了下来。杨勤槐看见战友杨云瑞又坐下了，心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呀！万一马上要跳，又怎么来得及？”于是他几次劝解，杨云瑞才重新站起来挂好钩。
“Stand in the Door！”听到这句指令，所有勇士都做好了跳伞的准备。紧接着，随着美军教官一声“Go！”的命令，开平空降开始了。
“装备推下去之后，我们便跳离了飞机，呼呼的风声在耳畔响着，‘硼’的一声，伞已打开，我没操控。看好地面，将前绳一拉，着地被伞一拉，向前翻滚，安全着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落心了！”杨勤槐在日记中写道。
杨勤槐安全着陆后，空中依旧回荡着C-47飞机发出的轰鸣声，空降还在继续。很快，“第二批飞机来了，红的、绿的、黄的、白的、蓝的……各色的‘云’在天空乱飞，‘多么壮丽啊！’我心里喊着……”
“跳下来之后，辎重弹药等不能背在身上的东西也在另一个伞包下降下来。这时候就要注意，自己的装备的伞是什么颜色，飞机是什么型号，等它丢下来之后，就要去找自己装备的这些东西，找到之后才全部背在身上。”尽管六十年过去了，杨勤槐爷爷说到这一段记忆时仍是回味无穷，他颇感慨地说：“那个场景啊！以后我在所有的地方，包括所有的电视上都没看到过这么漂亮的场景，真的是非常壮观哪……不过也是那一天，有一个战士降下来掉到了水塘里，当场就淹死，他叫什么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所以说我们在空降开平的第一天就牺牲了一个人。”后经查证，得知这位意外牺牲的战士是一位叫宁公灏的士官。
空降开平的那一日让杨勤槐终身难以忘怀。抗战胜利后，身在广州的杨勤槐回想起那壮丽的一幕，灵感涌上心头，于是提笔写下了几首《抗倭小唱》，其中第一首就是“空降开平”，全诗如下：
看吧！深蓝的天海里，
飘着，飘着，红的、绿的……五色的云，
它们带着一颗奋发的心，
袅袅地向着遥远的天边飞去……
着陆在美丽的南国侨乡开平，
为了祖国，我们将一切献给明天，
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奋勇前进，
不灭敌，誓不归！
阳江之行徒劳无功
突击队空降广东开平后虽无战斗发生，但这里的确是他们荷枪实弹奔赴的第一个战场。经过半年多的训练，当初显得稚嫩的青年学生们皆已成为勇敢的战士。伞兵团里不同的队分不同的科，具体到小组里都是根据每个人的专长有着不同的分工。例如那个曾经与家庭不睦而出走从军的初中生施明映，他如今就成了小队中的枪榴弹手。杨勤槐爷爷回忆起这位战友时说：“他是一个枪榴弹手，我和他都是贵州人，算是老乡。他是个农村来的小伙子，18岁。很勇敢，也很憨厚。在训练期间，他的成绩非常好，射击一直都是很拔尖的。他人很老实，也很好强，简直是一个神枪手，正是因为这样，部队才会发枪榴弹给他，也只有他才有拿到这个武器的荣耀……”
“我们空降到开平之后，很快就接到命令，准备赶赴阳江去进行爆破任务。”还未来得及休整，杨勤槐很快就接到了部队的命令。临行前，队副罗宗冠对他们说：“这次是在距此一百多里的地方，敌人从阳江准备向恩平进犯，这机会是适合你们爆破工作去打击敌人的。沿路均为隘路，虽然敌人较多，约七八千人。但是那里有许多地下军和友军会帮助你们的。我知道，这是你们第一次接触敌人，不要害怕！努力去达成你们的任务。”
参加这次行动的突击队成员虽不多，但却各有来头，“工兵分队第三组同学和分队长罗汉生及美国教官一行共七人，加上游击队长指挥，一个脸圆圆的、眼睛藏着愤怒光芒的人，据说从前曾做过师长，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可和美国人对话接洽。”
奔赴阳江的路途漫长而艰辛，突击队员们昼夜行军，经过田野，走过村庄，穿过树林……遗憾的是，当他们到达目的后却发现当地的地形地貌根本不适于执行任务。悻悻而返的他们只好留给当地的抵抗军一些炸药，并教会他们使用的方法，之后，他们日夜兼程地归队。三日后，杨勤槐与他的战友们赶上了大队，结束了这次征程。此次阳江之行，杨勤槐认为自己徒劳无功，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心情：“对于国家的赐予，同胞的热忱，我们有愧于心，不知何时能有报之，以了此恨。”
归队后，杨勤槐随部队辗转行军，来到了相对安全的罗定县进行休整，劳累不堪的突击队员们终于等到了这来之不易片刻宁静，他们不知道，这场空前绝后、旷日持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迎来了它最后的一个月—1945年8月。在这段黎明前的黑暗时期里，突击队的勇士们将面临一场真正的血战。
血火洗礼的南江口
1945年8月1日凌晨，睡梦中的杨勤槐忽然被“的的的……哒哒哒……”的紧急集合号声惊醒，他急忙整理好行装，跑步到操场上集合。尽管当时他仍带着些倦意，但“跳动的心灵已赶走正在袭来的睡意，满身的汗被晚风吹来，一阵冰凉渗入心胸。”
这次突击队接到了非常重要的任务，即破坏敌人水上重要运输的主要码头—南江口。
“在白天，码头上就停泊了十多艘大船，到了晚上，我们各分队检查配备后就按照次序进入大船。大船沿南江顺流而下，在与西江汇合的地方就是个叫南江口的小镇，这个地方是日本兵的一个据点，他控制着这样一个交通枢纽的地方。”杨勤槐老人向我们讲述了当年突击队开赴南江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在那个地方进行战斗，最好是能够夺取南江口，这是上级下给我们的命令。所以从我们坐上船时，就知道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
在前往南江口的船上，杨勤槐并未因即将到来的战斗感到惊恐，他只感到无比的疲惫与困顿，不一会儿就被深深的睡意带入梦乡。不知不觉，天已破晓，船依旧在江面缓缓前行，杨勤槐已从睡梦中醒来，船舱外那抹难忘的曙光被他写入了日记：“一觉醒来，我们已溶在绯红的晨光里，旭日照着平静的江水闪着金光，同志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玩味沿岸风光，像一个游览的旅客谈着、笑着，船中的空气净得像深蓝的江水一样。”
大船沿罗定江北上，整整行驶了一天一夜，于当晚十一时到达古蓬村。
杨勤槐与战友们一起离船共进晚餐后，又借着夜幕笼罩，秘密向南江口前进。他在日记中回忆了当时行军的情景：“刚下过雨的田坎路泥泞难行，没有星光月亮，更不许照电筒，因此，不时传来一下‘扑通’的声音，又不知是谁掉入水田里去了……夜是静静的，除了听到我的轻微的脚步声外，涧水声、风声、鸟声及远处的狗吠声都清晰地听到了。”
“到达目的地之时，正是拂晓，晨光已照着我们的一切，我的心在激动地跳动，血在沸腾，夙愿总该偿了吧！”五时拂晓，突击队进迫南江口。到达该地之后，突击队员们迅速架好武器，一切准备就绪。杨勤槐回忆道：“我们的攻击可以说是拂晓出击，天刚亮，日本人都还在睡觉。这次作战中，一二组的同学向左边去侧击敌人，我们组合大队由正面山头发起攻击，队副安排我们第三组的五个人作为预备队，主要负责山背面（反斜面）的警戒，防止敌人偷袭，我就是这预备队中的一员。”
杨勤槐刚就近占领高地反斜面阵地，就听见“砰”一声枪响，刹那间枪声大作，炮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打破了南江口寂静的黎明。突击队员们将事先准备好的机关枪、迫击炮一齐射向敌人的据点，杨勤槐知道这是担负主（助）攻任务的部队进攻开始了，他回忆说：“我听得出有我们武器发出的声音，但也夹杂一些枪声不是我们武器所发出，我想敌人肯定已经知道，而且也开始在反击了。”
片刻后，日军的炮火声就在山谷中轰然响起，只见白烟阵阵，尘沙飞扬，杨勤槐的心跳越来越快，他很想爬到山顶上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大约一刻钟后，杨勤槐等五人接到预备队增援作战的命令，他们立即跟随组长爬上山头，只见山下村庄硝烟弥漫，战况十分激烈。他们继续前行，经过村前水田时，只听见枪声愈发紧张，其中还伴着“冲锋”的命令声与双方士兵的杀喊声，他心里明白，这是“同志们已经开始向敌人决斗了。”
他们五人赶到街道上，终于与分队的战友们会合。战斗仍在继续，消灭敌人似乎没那么容易。杨勤槐回忆说：“我们在街道上，基本可以说是巷战，要一家一家的搜索。那个地方的建筑，最高的也只有两层楼，但日本人到底在那一个楼里我们并不知道，只能看他的火力从哪里发出来，才能判断出敌堡的位置。我跟着他们进入街道，逐家地搜索，看看还有没有日本鬼子，这其中也有少数的游击队员和我们一起搜索。”
生死有情
执行搜索任务的途中，杨勤槐遇见了杨云瑞，就是那位在空降开平时呕吐得很厉害的战友。杨云瑞一见他就哭丧着脸，用嘶哑的声音说：“喂！施明映受伤了，唉！不忍看！”说完，他用手指向不远处草蓬后的草地上。
杨勤槐顺着杨云瑞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倒在血泊中的人，杨勤槐知道，躺在那里的就是自己朝夕相处的老乡战友施明映。他心里咯噔一下，冒出一个念头：“一年来的同窗就这样了结了吗？”
想到这，杨勤槐直感一阵心酸，喉头哽起。但激烈的战斗不允许杨勤槐再去多想，他忍痛离开了受伤的战友，随着二分队继续逐屋搜索敌人。过了一会儿，枪声渐渐稀疏，敌人的射击停止了。杨勤槐首先想到的就是受伤的施明映，他与三个同学迅速赶回施明映受伤的那片草地。
施明映在战斗中所持的枪榴弹是突击队员近距离上使用的点面杀伤武器，主要用于杀伤敌人有生目标，摧毁各种轻型装甲目标、永久火力点等野战工事，是突击队的主要突击火器。杨勤槐爷爷回忆说：“据说他（施明映）是把他手里面的枪榴弹打完了以后，因为目标比较明显被日本人发现后就打中了他。我们几个赶到的时候，看见他满脸、满头都是血，子弹从他的鼻梁旁边进去，从后颈穿出来。他很长地喘着气，眼睛看着我们。他很重，我们几个连拖带抬，把他抬到一个茅草屋的旁边，那里隐蔽一些不容易被敌人发现。我们很想再把他再抬到后方更安全的地方去，所以我就叫其中的一个同学，能不能去找一个担架来，我们好把他转移一下……”
远处的枪声停止了，天地间静得可怕。那位战友去找担架后，陪着施明映的只有杨勤槐和另一位姓华的战士，那个场景让老人终生难忘，他说：“他（施明映）的脸都被血充满了，只能看到两只眼睛，他说不出话，呼吸很困难，只能一口一口地喘着气。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心里面知道他恐怕是活不成了。他的眼睛正好就盯着我看，我也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只好安慰他，然后等着我们那个战友把担架送来……”
杨勤槐正焦急地等待着战友，忽然间，枪炮声又从街心传来，一些碉堡再次吐出火舌。令杨勤槐感到不安的是，这次响起的枪声听着不像盟军部队所用的“卡宾”，也不像0.3步枪。紧接着，他望见他们的山头阵地上腾起了黄烟……
“是日本人的炮火！”杨勤槐立刻就意识到情况不妙。枪炮声愈来愈急，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杨勤槐心中迅速蔓延开，他后来回忆说：“我看到这个情况，就说‘不行！我们不能在这再等下去了。’然后，我们准备到山上去看一看情况，在山边上，我们看到有游击队也在往返回的方向走，我就问他关于我们部队情况，他对我说‘你们的部队在十分钟前已经撤退了。’我一听这话就吓了一跳……”
友军已撤离战场，日军开始反攻，掉队的杨勤槐与战友小华急了。枪声逐渐逼近，形势一发千钧。杨勤槐知道，再这拖样下去他们将凶多吉少，于是他对小华说：“如果村庄里的日本人追上了，那边的炮再打过来，我们就无路可走了。”
“那怎么办呢？”战友小华问。
一面是步步逼近的日军，一面是身负重伤奄奄一息的战友。
这该如何是好？这是多么残酷的选择啊！
“我们走吧……”杨勤槐含泪说出了他最不愿说的几个字“那他呢？”华战友指着满身是血的施明映。
……
“看着映，我心中更难过起来……但我们不能让更多的人去牺牲，终于含泪离开了英勇的战士。这时，他的眼很快将闭上，无力地勉强睁着。”杨勤槐在日记中写下了与这位战友最后诀别的一幕。
赶上大部队后，杨勤槐才得知大家都在为他们的安危担心，他对战友们说：“施明映成仁了，我们很对不起他，没能将他的遗体运回来……”
“不说话，每个人的心里罩上了一层阴影……”
杨勤槐爷爷说起战友施明映殉国的这段经历时，我看到他的眼眶湿润了，或许这件事在老人心中至今仍未释怀。他继续说道：“施明映最后是怎么样的后果我不知道，后来我到广州时候又去了解了这个情况，但也没有弄清楚。可以晓得的是，最后他是被日本鬼子结束了他的生命。我心里面一直到今天……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还可能去做什么……后来我到南京以后，我心里一直记着施明映的事，我专门给他写了一篇小小的杂文，纪念我这位战友。但后来回到贵阳这篇文章我找不到了，可能是在途中遗失了……”
根据当时突击总队第一队的翻译官李善乐先生回忆，南江口一役中，日军“弃尸二十六具，伤兵十七人”，我军“阵亡四人，伤七人”。长眠在南江口的英烈除了施明映之外，可查到姓名的还有一位叫欧建芬的中尉。此役之后，战略局作战组负责人柯克斯中校在战报记载：“突击队首次任务表现出色，在敌火下纪律优异，中国部队展现果敢无畏精神，逐屋扫荡日军。”
胜利之日，捷音传来
“南江口作战”结束后，突击队返回罗定城休整。要重整旗鼓，首先就要解决物资补给问题，当时对突击队的物资补给皆要通过用运输机从重庆、昆明空运到罗定，再用空投的方式完成。不过这次物资补充出乎预料的快，只用了三天时间。经历了南江口那场惨烈的战斗，大家平日的作息都警惕了许多，即使是睡觉也要枕着枪睡，终日处于戒备状态。尚未从战友牺牲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杨勤槐此刻能做的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任务的到来。
一天夜里，疲倦的杨勤槐枕着枪昏昏入睡，窗外忽然枪声大作，其中还夹杂着爆竹声、呼喊声、吵闹声。68年（本文写于2013年）后，杨勤槐爷爷仍激动地向我们讲述了那永恒的一幕：“我听见枪声到处在响，以为是日本人又打来了，我马上拿起枪到外面去看看是什么情况。我出来后就听见街上鞭炮声、枪声什么都有，大家都在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就这样我才晓得了这个消息。一听到日本投降，我们也是高兴得马上拿着枪对着天上‘呯嘣呯嘣’的乱放。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会死了，第二个反应就是我可以回家了……”
杨勤槐的日记中同样记载了那振奋人心的一天：“沦陷区被敌人蹂躏的同胞们啊！天亮了，青天白日重现了，你们殷切期望的日子到来了！当你走上街，便可看到蓬勃的民气，人们在争看着报纸、读号外和谈论时事。他们，八年紧锁的眉头和忧虑沉闷的心被胜利的捷音驱走了，代替的是天真的笑脸和愉快的心情。游子的心活了，飞向大家，飞向祖国辽阔的领空……”
“那天就像老百姓过年一样，就像举行盛大的民族节日，太像了……”杨勤槐老人回忆道。
1945年8月24日，杨勤槐与同队的中美官兵一起参加了庆祝抗战胜利的大游行，在那儿，突击总队定远队的全体成员拍摄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至今被杨勤槐老人小心翼翼地珍藏着。9月3日，日本于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递交降书，胜利之日终于来临了。这一天，罗定县举城欢腾，杨老的日记中记道：“街道上搭着牌坊、戏台，家家户户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人们拥挤在街上，谈着、笑着，胜利将他们心中的病痛已经治好了。自今，他们可以自由地生活，呼吸新鲜的空气。鞭炮声时疏时密地从街上传来，泛起卷卷的白烟，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八年！我们时刻期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晚上，有火炬游行，学生军、童子军、兵士们结着队，拿着火把，放着炮仗，烟雾弥漫全街，火光照亮全城，整个城市都在动摇……胜利的歌声，传遍世界和平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而新中国啊！在抗战中复活了；亚洲，又重见光明了！”
胜利的狂欢过后是依依不舍的别离，满载突击队员的十余艘大船沿罗定江缓缓开动，《伞兵歌》与《何日君再来》的歌声飘荡在平坦的江面上。看着江岸边那一个个追着大船，目送心上人离开的女孩们，突击队员们心中感到阵阵怅然。归途的大船悠悠晃晃，不知不觉又行到了昔日的方向，那是南江口，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眼前熟悉的场景让杨勤槐心中泛起一阵酸楚，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看着这曾经染上我们战士的血的土地，一个悲痛的回忆（施明映）慑住了我的心。啊！死去的友人哪，我们来看你呢！队长允许我们可以到南江口一观，由于那惨痛的一幕，我不忍再多去看那染血的地方，我的心早已碎了……安眠吧，勇敢的战士们，你们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请放心，祖国已因你们的努力而胜利了……”
为了纪念这场惨烈的战斗，杨勤槐写下了《抗倭小唱》中的第二首诗—“齐袭敌堡”：
南江口—西江航运的要冲，
拂晓开始与敌激烈战斗，
我们将血肉博取胜利之花，
我们把生命播下成功之种，
听吧！汹涌的江水，怒号的秋风，
伴随着牺牲的战友，
浩气长存，英灵不朽！
【后记】
关于杨勤槐爷爷后来的故事还有很多，但因本文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详尽写出，只待日后有机会另外撰文记述。在此只作简要叙述。抗战胜利后，杨勤槐随部队开赴南京驻守，白崇禧曾亲自去校阅过他们部队，蒋委员长亦亲自接见过他们。内战爆发后，杨勤槐所在的伞兵训练部并未接到作战命令，因此一直留驻南京。1948年，杨勤槐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请假返回贵阳为父亲办理后事，这次回家后，母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他再回到部队里去，无奈之下，他只好给部队写信说明情况。部队不久就同意了杨勤槐的请求，他从此脱离军籍，结束了这段终生难忘的戎马生涯。
离开部队后，杨勤槐在贵阳继续读完高中，于1949年考入贵阳医学院医疗系就读，1954年本科毕业后分配至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任内科医生，主治心脑血管疾病。1986年任内科主任医师，至1993年退休。
杨勤槐爷爷退休后的生活亦是多姿多彩。他每天早晨都要坚持体育锻炼，他也是我目前寻访过的老兵中思维最为清晰地一位。老人平日爱好摄影，他还给我看过他在世界各地所拍摄的作品，在这一方面，作为年轻人的我还要拜他老人家为师呢。最难能可贵的是老人对历史的认知和态度，在我们做口述史录制和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杨爷爷都在尽他最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记得录制口述史那天，杨爷爷对我们说：“这几天我们几个人坐在这里，虽然只是这么短短的几个小时，但这意义实际上就是上下五千年了。”
杨勤槐爷爷得知我正在撰写抗战将士寻访录的事情后，他立即就给我写下勉励赠言—尊重历史，爱护人民，民族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