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革命时期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和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组织国民政府。进行东征和南征，平定了反革命叛乱，推动革命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爆发，掀起了全国的群众革命高潮。

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伴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开始逐步分化，那些站在民主主义上代表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与思想而反对封建势力者成为国民党左派，而那些徘徊于买办、地主与工农群众的利益之间并偏向前者的则逐步演变为右派分子。

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 “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中共方面则迅速回击，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至此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产生了裂缝，在这种情况下，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也渐渐凸现出来。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解决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继续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并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会议指出共产党是以一个独立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存在来参加这次国民革命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胜利。最后大会还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

党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成熟，无论是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预见新问题还是在矛盾爆发之后的处理上都展现出了一种难得的沉着与老练。在棘手的问题上敢于积极面对，并能够勇敢处理的做法更值得赞扬。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作出了很多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

二、“五卅”运动与省港工人大罢工

党的四大成立了由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组成的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在中央职工委员会组织领导下，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为起点的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兴起。

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内外棉八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并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成了指挥这次罢工的委员会。

5月1日，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林伟民、刘少奇分别当选为委员长、副委员长。

5月14日，日本资本家突然宣布开除内外棉十二厂工人代表多人。5月15日，又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让工人进厂。该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资本家随即带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工人多人，顾正红惨遭枪杀。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学生、工人等13人，伤者不计其数，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中共中央紧急开会，决定把运动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结成广泛的反帝联合阵线，号召全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会议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组成，来领导这次斗争。自6月1日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8月中旬，日纱厂同业会基本同意工人条件，承认工会，加资十分之一。8月下旬各厂陆续复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中国。北京、广州、天津、山东、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纷纷举行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的抗议运动。

1925年6月，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

五卅惨案后，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关于声援上海人民斗争的指示，决定指派邓中夏、黄平、杨殷、杨匏安、苏兆征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经过短短几天的发动，工人们纷纷表示赞成举行罢工，声援上海反帝爱国运动，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香港组织罢工的公开指挥机关。由苏兆征任干事局长，黄平任外交委员，邓中夏任参谋长。6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又指定冯菊坡、刘尔嵩、施卜、李森、林伟民、陈延年组成党团，负责发动广州洋务工人罢工和组织接待香港罢工工人。

香港各工会联合向港英政府提出严正的要求条件：（一）拥护并坚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17项条件，包括撤退外国驻华的武装等；（二）港英当局要保证华人享有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和权利。港英对以上要求不予答复。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威胁，回到广东各地。21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开始罢工，市内其他洋务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23日，罢工工人和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东校场集会，追悼上海死难同胞，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途经沙基路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法军警的机关枪扫射，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当场打死50多人，重伤170多人，轻伤不计其数。

沙基惨案的发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各界群众纷纷声讨帝国主义罪行，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到6月底，省港罢工人数达25万。广州革命政府立即照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同英国经济断交，同时封锁出海口。为了有效地领导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发动罢工工人选出代表，组成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执行机关。罢工委员会委员13名，苏兆征为委员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等人为顾问。下设干事局、财政委员会等机构和罢工工人纠察队。中共广东区委成立罢工党团，作为罢工运动的领导核心。

三、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决定加紧做好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的群众工作，以接应北伐。当时军阀吴佩孚军队约20万人，集中在湖南、湖北一带；军阀孙传芳军队约20万人，盘踞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江苏一带。

5月初，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八旅第十五团，分别自广东肇庆和广西桂林挺进湖南揭开北伐序幕。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6月28日，蒋介石命第四军第十、第十二两师自韶关出发援湘。

7月1日，蒋介石发布北伐部队动员令。动员令称：“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义，保障民族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爰集大军，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

7月4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宣言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这次北伐的任务和目的是：“剿灭卖国军阀之势力”, “实现中国人民唯一的需要”, “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宣言表达了中国国民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的决心，号召全国民众群起而助其革命一举成功，并坚信国民革命一定能取得胜利。

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隆重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民众5万余人参加大会。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恺授印，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授旗，蒋介石谨受宣誓毕，致答词，并举行阅兵式，由李济深任总指挥，张治中任司礼。

蒋介石发表宣言、通电和告广东军民书，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宣告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同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总司令下设参谋长1人，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兼任；总参议一人，由蒋介石留学日本同学张群担任，另设高等顾问若干人。由蒋介石制定、国民政府颁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统辖；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对国民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在军事上完全负责并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出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争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公事；总司令出征时．设立治安委员会，代行总司令职权，该会受政治委员会指挥，其议决案关于军事者，交由总司令部执行。

北伐的主要对象是三支北洋军阀部队：一是直系吴佩孚，占据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河北的一部，约有兵力二十万；二是由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割据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有兵力二十万左右；三是奉系张作霖，控制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约有兵力二十多万。

为此北伐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将矛头对准吴佩孚所部。在连克长沙、平江、岳阳等地之后，北伐军于8月底取得两湖战场上的关键一战——汀泗桥、贺胜桥战役胜利。10月，北伐军进抵武汉，先后占领武昌、汉阳、汉口，全歼了吴佩孚的主力。与此同时，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并率部进军陕西、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攻击河南的行动。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转向江西战场攻打孙传芳所部，很快消灭孙传芳的主力，并占领南昌和九江，随后又攻占了福建和浙江。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北洋军阀的统治趋于崩溃。

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国民党新右派的主要代表蒋介石则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而部分军阀的投靠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更使得蒋介石的实力急剧膨胀，而蒋介石的反共面目也开始逐渐公开暴露。在北伐节节胜利时蒋介石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一带时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反共。

在国共合作摇摇欲坠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分析正在发展变化中的政治形势，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认为国共合作已经出现了许多危险倾向，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甚至危及到整个民族革命的前途。但是他在问题处理上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他虽然提到了要防范蒋介石的右倾，防止军事政权的“往右”，但他却着重批评了党内所谓的“左”倾，而且还将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现在危机的主要原因。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

这次会议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内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能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虽然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诸如瞿秋白等就对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而毛泽东则在1927年初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32天考察尖锐地反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并详细论述了农村运动、农民革命的重要性。然而他们依旧没有扭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泛滥。1927年新年伊始，中国共产党方面继续领导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并同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要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

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自此，国民军完全占据了长江以南地区。然而就在当天下午，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伤亡。在此之后，蒋介石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在此时，中共方面已经有所警觉，然而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联合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言行，反而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等等都是“谣言”，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因而放松了警惕。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发动反革命政变，全面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并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自此，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

五、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后，大批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北方的军阀也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大革命受到了严重挫折，遭到了部分的失败。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动摇。面对这种形势，共产党内部存在着东征讨蒋与继续北伐两种不同的主张。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党中央否定了东征讨蒋的意见，主张进行第二次北伐，先打奉系张作霖，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后，再回头来打蒋介石。这一主张得到武汉政府的赞同。4月21日，北伐军沿京汉路向河南开封进发。

在这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激烈搏斗的紧急时刻，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革命今后的发展前途和确定中国共产党当前紧急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董必武、项英、蔡畅、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公达等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多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苏联顾问鲍罗廷及职工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大会听取了陈独秀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及《中国共产党五次代表大会宣言》。

大会首先听取了陈独秀代表党中央所作的长达5小时的政治报告。陈独秀在报告中回顾了1925年1月四大以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说明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陈独秀在说明中对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没有做认真的检讨，却为中央的错误进行辩护，认为对中山舰事件所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是正确的，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是不能够压倒蒋介石”。他还指责上海工人举行的武装起义是“不懂得革命的方法。”他在报告中提出目前的工作应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军事行动”，而不是“加深农民革命”，认为“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是太革命了”，土地革命的深入会影响北伐战争的发展，提出等到打倒新旧军阀之后再来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反对在此之前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

陈独秀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向西北去”的口号，他认为西北的帝国主义影响比较薄弱，革命力量容易积聚起来。报告还讲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军事、政权、财经等问题，但都没能给予明确具体的回答。报告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失败主义情绪，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出现的严重危机没有清醒的认识。报告中的许多观点得到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赞同，但受到了许多与会代表的批评。任弼时、瞿秋白等对陈独秀在报告中提出的右倾主张及以往指导工作中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和批判。

瞿秋白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他在同年2月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原名《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的小册子，书中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还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大会在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关于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报告之后，通过了接受该决议案的决议。并且经过激烈的争论，否定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的中央领导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肯定了四大以来党的工作成绩，认为当前中国革命已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封建分子与资产阶级已经叛离，“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使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前途。无产阶级“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议决案批评了党中央过去所犯的右倾错误及陈独秀报告中提出的错误观点。

大会否决了陈独秀“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是“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警告全党“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倾向”。大会还驳斥了陈独秀把扩大革命和深入革命截然分开的错误意见，指出那种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开始执行激进的土地改良与民主政权的主张，“实质上这就等于消灭革命”。

大会设立特别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对如何满足农民的土地需要，讨论中提出三种意见：一是土地的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反动军官和公开反革命的劣绅的土地和财产；二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除外；三是没收一切土地，不加任何限制。大会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土地问题议决案》明确指出：“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激进的解决（指土地革命）。”在农民政纲中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但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议决案还提出：“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在乡村中“取消地主士绅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力，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在这种斗争中农民武装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

大会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提出了“职工运动新方针”七条，其中包括：“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 “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 “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的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议决案指出，只要有工会的地方，就要组织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以作为保障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号召工人去当兵，以促使军队的革命化。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李维汉、苏兆征、张太雷、阮啸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陈乔年、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恽代英、赵世炎、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三十一人。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陈潭秋、郭亮、林育南、陆沉、黄平、李震瀛、袁达时等十四人。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选举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九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秘书长，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同盟军、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指导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大会对于当时夺取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很不彻底的，并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个决议案会后并未实施。

六、国民革命的失败

党的五大闭幕后，革命的危机越来越严重，陈独秀的步步退让依旧没有带来半点成效，与此同时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第一次离开了领导班子。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自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力量还是十分的强大，并且相互勾结，相比而言中国的革命力量还是相当薄弱的；二是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在北伐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右派的背叛使得革命难以为继；三是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在国民党右派咄咄逼人，企图清党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一直指示中共采取妥协态度，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在主观上，陈独秀等人在革命中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一直没有得到纠正。

其实在党的四大中，制定了非常正确的路线，然而在后来没有坚持下去，并一直采取妥协退让的方式，最终造成了革命的失败。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党刚刚成立，革命斗争经验缺乏，虽有一腔热血，却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缺乏深刻的了解，再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导致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也未能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革命的失败在所难免。

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通过这次北伐，中国共产党宣传了自己的革命主张，扩大了群众基础，党的队伍也得到了洗礼和锻炼，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武装队伍。在这场大革命中，党还收获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首先，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其次，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坚决依靠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最后，必须重视武装斗争，建立党和人民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