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经历了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逐步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四大提出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十五大正式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

一、“两个凡是”引发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文革”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四人帮”的倒台，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然而当时主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的华国锋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理论。1977年2月7日，华国锋批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去。同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仍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批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等。这就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了障碍。会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郑重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得到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关于“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为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创造了条件，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7月21日，邓小平在会上强调：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邓小平同志在复出之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工作，在8月4日至8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教育战线同科研战线一样，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劳动者。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指出，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 ‘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创造条件，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并提出要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问题，而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同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提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是这次大会非但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方针政策，反而加以肯定，实际上延续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致闭幕词时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努力奋斗。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3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经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工作，党和国家的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以华国锋为首的一批同志未能很好地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反而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依旧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导致党和国家在前进道路上出现不断的徘徊与反复局面。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以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由孙长江定稿，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了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而片面拘泥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立即向全国播发。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然而一些领导的强烈指责，使得真理标准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

关键时刻，邓小平在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表明了自己对待这场争论的态度。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的问题。他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号召人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在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一批中央领导同志的强力支持下，这场真理标准讨论逐步在全国展开。而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从1978年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这次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束缚，党和国家的事业呈现出了新面貌，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也在进行中。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速度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强调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会议还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指出今后在经济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中，一定要坚持摆脱墨守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一定要改变手工业式、小农经济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一定要保障工业企业的必要的独立地位，适当扩大它们的经济自主权。

同年9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主要是安排1979、1980年的经济计划。会议确定，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而后胡耀邦同志在全国信访会议上指出，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的改正过来。

同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会议摒弃了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在当前主要是要继续做好复查与平反昭雪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工作，并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等等。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郑重宣布，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为这一错案平反。

尽管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助力，但是它并没有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还是一个未知数，就在这时邓小平发表了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主要内容是：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命题。他对历时近两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的这个讲话，尤其是这个命题成了随后召开的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和主题词。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

全会重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在党的组织路线方面，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规党纪，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而在政治路线方面，则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左倾”错误观点。

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61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以及对邓小平1975年工作的评价。全会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为把农业搞上去，必须首先在农村实行改革，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此外还做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要求。

全会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长达两年的徘徊局面，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道路也就此开始，从此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

三、经济调整上的新八字方针与拨乱反正工作的胜利结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开始分管政法和纪检工作。就在这时，国务院讨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问题很多，分歧严重。邓小平同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精通经济方面的陈云出来任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李先念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主动表示，给陈云当副手，任副主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内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相当一部分领导官员在这些成就面前飘飘然起来，并意图组织一场“新跃进”运动，弥补文革时期浪费的宝贵时间，尽快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于是1977年编制十年规划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粮食、6000万吨的高指标，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十个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港口等等过高计划。而后，它在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另外，华国锋、胡耀邦、李先念为代表的一批高层领导官员都主张大力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尽快赶超欧美。

而此时的陈云则非常冷静。3月21日至23日，在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上，陈云提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最好有三年的调整时间。他在报告中谈到：目前农业面临着严重落后和农民普遍贫困的问题。1978年国内人均粮食占有量大体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人均棉、油占有量则低于1957年的水平。全国至少有两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得温饱。在工业方面，工业生产和建设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无法支持一个大引进和高速度计划。解决结构性矛盾刻不容缓。最后他在总结时说：“尽管1977、1978两年出现了快速恢复性增长，但基础不稳，经济景气有虚假成分，潜在的矛盾甚至危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调整是必要的。”陈云的观点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最终政治局会议决定用三年的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会上作《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详细地说明当前国民经济各种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和调整的必要性，批评和检讨了前两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倾向。虽然会议上一些官员提出了质疑、批评，但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一大批官员的据理力争下，会议最终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区别于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八字方针，所以又称新八字方针，与1960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相比较，新八字方针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调整的同时又提出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新内容），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而后在6月末进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则再次强调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

经济调整首先是大力发展农业，并协调好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国务院先后颁布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不许征购过头粮、缩小工农业产品差价等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为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1980年4月和5月，邓小平两次就农村政策问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提出农村政策要继续放宽，土地承包给个人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同年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推广。而在企业改革方面：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同时加强就业制度的改革，在劳动就业问题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形成的对劳动力统包统配、动员城镇待业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制定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的方针，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扶持集体经济，允许个体经营，创办劳动服务公司，拓宽就业渠道。从而初步解决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形成新的就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1978年以前，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疑，农业效率的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 “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的安徽，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大减产。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产到户的这一条路上。包干制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包产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中国农民摆脱了遏制劳动积极性的人民公社制度，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它的推广在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口粮产能问题。而在另一个方面，它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较为领先的东南沿海地带，大量闲散人口开始逃离土地，他们很自然地转而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这群人的出现直接地诱发了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

在新八字方针的领导下，从1978年到198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且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日趋协调，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开展拨乱反正工作，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拨乱反正工作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拨乱反正，首先是在思想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加上了解放思想、一切向前看的内容。在经济领域，清除经济领域的“左”倾错误，将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后力主平反各类冤假错案，在政治领域拨乱反正。

为“文革”中形成的各类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是顺乎民意，保持安定团结局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急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拨乱反正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就拨乱反正提出三点：第一，无论是谁批示过了，错误的就要纠正；第二，无论新案旧案，只要是错案就必须全部纠正；第三，无论案件多么复杂，“都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并先后为彭德怀、陶铸、贺龙、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等受迫害的领导干部平反昭雪。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撤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一切罪名和作出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约有300多万名干部得到平反。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长期受打击的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名誉。

此外，在1980年初，邓小平等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拨乱反正。在决议中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反复强调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重申毛泽东思想是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