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社会主义事业的初步探索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从1956年初开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一、党的八大和社会主义初期探索

虽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

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关系中缓和趋势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先后发表关于如何正确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在这之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1956年2月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三十多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在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产业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

报告又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国和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同《论十大关系》的讨论相联系，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质是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此前，中央在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肯定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分析世界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发展的紧迫形势后，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许多重要方针和观点，对于后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前几年搞建设主要是照搬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

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稳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求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并调整一些经济管理体制。大会肯定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国家与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大会还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更加重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和实际；强调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大会选举产生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97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4名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八大一次会议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为我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一次会议后，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探索：按照大会确定的方针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

这期间，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长，其中还出现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场”的较大的个体户手工业和手工工场。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刘少奇认为“地下工场”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周恩来提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是八大确认的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政策的新发展，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

1956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已经发现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倾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种倾向得到初步遏制，但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党的高层领导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在这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该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根据这个精神制定的1957年计划，保证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八大以后，国家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也进行了调整。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试验。这是朝着实行生产责任制方向的创造性尝试。此外，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

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在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党内还存在着一些与新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不良思想作风，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安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的党，已经在国家全部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滋长。新形势下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常常表现在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而党内许多人对此不能正确认识，往往采用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用错误的态度对待群众。加上苏共二十大后世界性反共潮流的影响，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城市和农村开始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而在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发生更为中共敲响了警钟。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节，不断得到解决。”他还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还提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此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全党整风的部署，希望通过党的整风，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思想作风，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带动党和国家在制度上作风上的改革，推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建设，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环境。这次整风运动其实酝酿已久。早在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就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说：“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9月15日，在八大开幕词中他又指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外的团结，阻碍我们事业的进步，必须通过思想教育来大力克服。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明年开展一次新的全党整风运动，并且说：“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1957年3月8日，在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毛泽东又提到党要整顿三风，并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今年开始党内整风，方法是在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4月，中央先后两次起草了《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文件。同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即将发出整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请各地分析研究党与人民群众各项具体矛盾的通知》，指出，整风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4月28日，毛泽东又对整风指示作了修改，并指示：“准备五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4月29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话，就允许报纸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问题指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1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也强调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

接着，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明确谈到：“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于是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序幕。7月1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个指示和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和进一步升级。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和斗争，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只有坚决地反对一切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在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才能顺利地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否则就会在人民中间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受到了迫害。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先后下发文件组织工农群众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这种在农村和企业中开展的大辩论，实际上形成对一部分工农群众的批判和斗争，更加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并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实际上背离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也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错误的理论根源。

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力图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此时，国内外也出现了有利于中国加快建设速度的客观条件。

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局势逐渐趋向缓和，中国的周边环境趋于稳定。许多国家经过对社会政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矛盾得到缓解，具备了加快发展的条件。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进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场以原子能、电子和空间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技术革命开始兴起。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和社会生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既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又激发了党和人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迫感。

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全面展开，广大人民群众热情高涨。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后，中共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经济建设完全有可能出现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高得多的速度，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使中国富强的目标。为此，中央酝酿并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在此过程中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被称为“三面红旗”。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酝酿，是从提出“多快好省”的口号开始的。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多快好省，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理想要求，就其本意来讲，是希望以较快的速度、较高的质量、较少的成本来取得较多的成果。在最初提出这个口号时，党中央也是从四个方面统一起来考虑的。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多快好省”，党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以为只要像战争年代那样，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就能达到目的。许多干部看有利条件多，看不利条件少，考虑现实需要多，考虑现实可能少。195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出现后，这种情况愈发严重。为此，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领导反冒进时，为纠正贯彻“多快好省”方针中的片面性，作了很大努力。然而，毛泽东对此却很不满意。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责反冒进把“多快好省”的口号扫掉了。根据他的意见，全会重申了多快好省的方针。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谈到，“多快好省”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经过一段时间酝酿，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集中反映了党对中国建设道路的思考，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普遍愿望，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由于这条总路线是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因而存在着严重不足。主要是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因此，在形成这条总路线的过程中经济建设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大跃进”的轨道。

“大跃进”运动，也是在错误地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联系当时的反右派斗争，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全会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掀起一个生产高潮。

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则提出中国在钢产量方面15年后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他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接着，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公开宣布了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目标。同年冬季，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揭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强调：“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稳妥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从而正式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1958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会议，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发动。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学习和独创相结合。这些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很好探索。但是，这两次会议都对1956年的反冒进以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实际上否定了从国民经济恢复到“一五”计划时期党和人民积累的并由八大所总结的成功经验，从而不能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二是实际上否定了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不仅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而且对“大跃进”运动作了全面发动。会议对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作了很大修改。其中，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 ～30%，钢产量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从2500亿公斤提高到3500亿公斤。这样，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执行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大跃进”的轨道。会后举行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高涨。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在农业方面，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当时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发展。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在“大跃进”运动已经全面展开的形势下，作出了两项对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一是确定1958年的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二是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政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会后，为了在当年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完成追加的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全国城乡在“以钢为纲”的口号下，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其他行业也兴起各种各样的“全民大办”热潮。这些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也打破了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不但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发生困难。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点，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特征的“共产风”的过程，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一失误有多方面原因。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运动时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这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在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对反冒进的批判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助长了“左”的错误的发展。“大跃进”运动中，破除迷信，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的精神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但是，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它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要有积累的过程。党对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全党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积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但也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原因，使“大跃进”的失误难以避免。

四、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与纠“左”进程的中断

1958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从这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陆续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党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新的有益的探索。但是，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不仅打断了纠“左”的进程，而且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严重后果。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同时也是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领导人。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并要求纠正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某些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界限，批评了一些人提出的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其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同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兴起仍给予极高的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以及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此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势头。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1959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从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问题。

1959年4月初，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除肯定对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外，重点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对基本建设投资和钢的生产指标作了调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关于1959年经济计划的建议。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期举行的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

五、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和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这场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党重新开始审视原先制定的政策，并开始着手准备经济上的全面调整。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保证钢铁等工业以及农业生产等措施。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以“调整”为中心，其含义分别是：要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和有关政策，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要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成果，使其向纵深发展；要以少量的投资来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成配套，以便收到更大的经济效益；要提高产品产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11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以及《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明确要求在农村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并加强农业生产；在党内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并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而在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于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也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并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泽东也明确谈到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

196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而毛泽东也在会议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表明“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进入全面调整的进程。

很快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 《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等一系列文件，全面推进国民经济调整步伐。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并将原因总结为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以及党内部分同志不实事求是、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次大会正确地认识到“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并积极采取措施全面调整，切实地按照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经过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国内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然而党内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却在越演越烈。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错误地批判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这个讲话标志着党内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而后在1963年中共中央又开始在报刊上对文艺学术界代表人物进行过火的批判。之后，中共中央接连下发文件，要求时刻警惕修正主义思想。种种事实表明实际上党的“左倾”错误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六、伟大的十年建设成就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中共中央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虽然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在一步步发展，但调整国民经济的若干具体部署仍然得到贯彻，经济恢复工作基本上还能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1963年上半年，在经济形势已全面好转的情况下，中央仍然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左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农业内部以及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应力争在新的水平上取得基本协调；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作要走上正轨。

这三年的继续调整取得了良好效果。首先，影响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部门得到加强。煤炭、采矿、冶金等部门利用大幅度调低生产指标的时机，集中力量维修和更新设备，恢复和提高了老企业、老基地的生产能力与技术水平。其次，通过自力更生开发新技术同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的办法，有重点地发展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的新兴产业，国家工业整体水平和经济实力得到提高。1962年和1963年间，我国在外汇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有计划地从日本、联邦德国、法国等国引进一批石油化工方面的成套设备项目，对开发石化工业新领域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全国工商业从1963年开始大抓降低消耗、节约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工作，取得了扭亏增盈的显著效果。在这3年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每年都提高20%以上。

1964年5月以后，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我国的周边环境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从备战的角度出发，作出了加强“三线”（战略后方）建设的决策。从1965年起，“三线”建设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大规模展开。虽然“三线”建设存在着仓促上马、成本过高等问题，但它对调整和改善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布局、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长远意义。

在继续调整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时刻，1964年年底至1965年年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开始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大会还提出了一个令全国人民备受鼓舞的历史性任务。这就是：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是第一次郑重地向全国人民宣布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也是一个凝聚了近代中国所有志士仁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心血和愿望的伟大任务。大会继续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会后，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65年年底，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终于全面完成。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均超过了1963年预定的目标。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协调。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65年比1957年提高7.7%，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10年。这10年中尽管经历了严重曲折，但由于有新中国成立后前7年的较好基础，党在遇到挫折后又及时采取一系列纠正错误的措施，成功地进行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克服困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所以，从总体上看，这10年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1965年社会总产值达到2695亿元，国民收入达到138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1956年增长60.3%和34.8%。以“一五”计划期末的1957年为基数，在1958年到1965年的8年中，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建设投资额达1627.98亿元，投产大中型项目936个。

1965年同1957年相比，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钢增长1.29倍，达到1223万吨；原煤增长77.1%，达到2.32亿吨；发电量增长2.5倍，达到676亿千瓦小时；原油增长6.75倍，达到1131万吨。主要农业产品产量，粮食达到1945.5亿公斤，接近1957年的1950.5亿公斤；棉花增长27.93%，达到4195.5万担。

工业建设成就显著。1965年同1957年相比，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按原值计算，增长了1.76倍。新建、扩建了一大批重要企业。这个时期发生的“大跃进”运动，给工农业生产和其他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与浪费，但是从工业建设的布局来看，某些方面的建设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1958年至1960年间开工的。我国初步建成了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电力、煤炭、冶金、机械制造工业都有很大发展。电子、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

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的发展。1959年，我国地质工作者在东北松嫩平原找到工业性油流。在经济最困难的1960年，中央从各方面抽调力量，组成包括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和退伍军人在内的会战大军，在茫茫草原上进行勘探开发，1年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3年就建成了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石油产量达到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大庆人的创业精神和辉煌业绩，对全国各条战线都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

广大农民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考验，在党的领导下千方百计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发展生产，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彻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作出了极大贡献。其中，尤为著名的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治理荒坡和河南省林县人民开凿红旗渠、重新安排山河的壮举。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焕发出改天换地的惊人力量，极大地改善了生产条件，改变了贫困面貌。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榜样。

在交通运输方面，从1958年至1965年，全国新增铁路营运里程7900多公里。全国除西藏以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铁路货运量1965年比1957年增加50.67%，客运量增加了50.94%。公路、水运、航空等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全国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沿海港口新增十几个万吨深水泊位，远洋航运方面开辟了通往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的三条航线。

科学技术事业取得巨大进步。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具体要求都已达到。其中，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成果最为显著。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解放军指战员，为了祖国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开赴戈壁荒滩、深山峡谷，风餐露宿，艰苦创业，默默奉献，终于在1964年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水平。基础科学研究也有很多进展，1965年我国科学家首次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蛋白结晶，使这项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应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同样也取得许多成就。

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1957年至196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达139.2万人，为1950年至1956年的4.9倍。10年中培养了一大批各项建设事业的专门人才。他们在祖国建设的各个领域经受了实践的锻炼和考验，其中大部分人后来成为各级党政部门以及经济、教育、科技、文艺、医疗卫生、体育等领域的骨干力量。这10年间，党的队伍得到进一步发展。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时，全国共有党员1073万人，到1965年年底发展到1895万人，党员人数增加了76.61%。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标志着“大跃进”后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已经被克服，我国经济又具备了在新的基础上健康发展的条件。然而，党在政治领域“左”倾错误的发展，又使国民经济在完成调整任务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不能不受到严重干扰，甚至还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更大危害。这一时期的实践说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而真正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仍是一个有待探索和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