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中国传统文化”
“顺应时代潮流”（代序）

三年前即2010年本书首次问世，可至今没有“前言”或“后记”。现在想来，有些须介绍或交代的话还是不宜略而不谈，何况现在又将再次加印，正可借此机会增补上去。

同时，这本仅10万字的小书，据出版者说，至今已加印12次。这使出版者与笔者均感到有些始料不及。昨天偶然有两位客人来访，谈起来这本小书。他们都对本书热心关注。那影视总编导说，她一下买了60本，分送友好。而另一位从事生态农村建设的工作者，说她曾前后买过100多册，分给追随她工作的大学生义工。听过这些，笔者更觉得有写一些的必要了。

现在即就至今尚未收入《梁漱溟全集》的《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第二辑）与《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第三辑）两篇文字，作些介绍与说明。

先说《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以下简称《中西殊途》）。此文于1942年5、6两月在《思想与文化》杂志（成都）上连载，是为首次发表。1944年9月，又由中周出版社（重庆）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这都是抗日战争中日本投降前两年的事，距今已70年了。

香港脱险后，1942年2月初梁老回到桂林；1944年9月因日军由湖南入侵广西，又离桂林避难昭平；计息影桂林前后约两年半。在这段岁月里，他为奔走国共合作抗敌及民盟工作已暂时退居次要位置，而讲学与撰写已成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撰写又以与《中国文化要义》有关的文字工作为主，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亦以此居多。依此来看，《中西殊途》即写于初至桂林之时是极为可能的。

从《中西殊途》标题看，其内容主旨已清清楚楚：由于中西两方社会演进路途的殊异，其结果——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也明显不同。

《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底首次出版）其主旨与《中西殊途》完全相同。它同样是阐明中国千余年历史演进，其结果是以伦理组织社会，或说社会以伦理为组织，且历久少变。西方社会与此对照来看，他们以团体组织社会，或说社会以团体为组织；团体或称集体，有宗教的、政治的（民族的、阶级的等）、经济的，彼此对立、竞争、对抗、斗争不断。

由此可见，《中西殊途》与《中国文化要义》二者阐释的是同一问题，只是前者写成在前（1942年于桂林），后者撰成于后（1949年于重庆北碚）；一前一后，只有深浅精粗之别而已。

据以上笔者对《中西殊途》有关情况两三年来的考查结果来看，现在收入本书不过是首次发表约70年后，又重新发表。可是首次发表于战乱年代中，能见到它的恐极为有限。即是梁老本人，是否曾见到发表它的书刊也无从考究了。因1996年于上海图书馆发现此文单行本时，全集已出完，故《中西殊途》至今尚未收入《梁漱溟全集》，所以现在重新发表，对读者来说犹如首次发表了。读者对《中西殊途》一文给予较多的关注，或与此有关。

现在再说本书第三辑，即《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其内容一如标题之浅显易晓，无须赘述。应说明的是，它本是1949年梁老在北碚的一次讲话的记录，曾由北碚管理局以单行本小册子印行。

至于本书第一辑《中国文化之精神》，其中多选录自《中国文化要义》。所以总览全书一二三辑，其中心就在于从多方面（如宗教有无、民族精神、阶级之隐显、国家不像国家、缺乏政治上民主、详于人事而忽于物理——科学，等等）阐明老中国社会之特征——以伦理组织社会。

认识老中国，方能建设新中国；而认识老中国社会特征之必要，不言而喻。

最后，讲一下梁老有一次接受记者访问的事。

1988年5月17日，在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卧病在床的梁老接受来自台湾的一位记者采访。她是《远见月刊》的尹萍女士。因病人已极度虚弱，谈话极简短，其内容如下：

尹女士：梁老愿不愿对台湾青年说几句话？

梁老：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可读我的《中国文化要义》。

尹女士：梁老对中国的未来有何期望？

梁老：要顺应时代潮流。

访谈至此结束。梁老此生最后一次答记者问（此次答记者问后的第37天——6月23日，梁老即与世长辞），他所说的这两句话：“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值得我们深思。

这两句话，似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合情合理的走向。按此走去，中华民族的自救、中国国家的振兴将会因此而较顺利地实现？

姑且将笔者个人一些所知、所见及所感，写出如上，作为本书又一次加印的代序。

梁培宽于北大承泽园

2013年4月1日

时年八十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