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关山孤月 (10)

［7］叶法善（616—720年）：字道元，一字道素，括州括苍（今浙江丽水）人。“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唐高宗时应诏入京，留内道场，曾谏炼金丹。唐玄宗即位，拜鸿胪卿，封越国公，主持长安景龙观，甚得尊宠。墓址在今浙江丽水境内。叶法善祖宗四代皆为道士，极具传奇色彩。其中以叶法善及其叔祖叶静能最为著名，唐代许多文学作品都以二人为题材。叶法善有双铜印遗世，俗称“天师印”，被奉为驱魔之宝。印文一为“南阳开国”，一为“道经师宝”。

［8］在吐蕃强制同化政策的影响下，河西汉民急剧减少。唐代天宝年间，凉州有22462户，120281人，甘州有6484户，22092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汉人。至五代宋初，甘州鲜有发现汉人的活动，凉州只剩下300户汉民。

［9］佛教将佛威喻为火光，所谓“无量火焰，照耀无极”，燃灯可以破人世之阍暗，现佛之光明，摧芸芸众生之烦恼，因而灯是佛前供具之一。

［10］赛神会：用仪仗、箫鼓、杂戏迎神，集会酬祭，是古代神祇崇拜的一种活动方式。河西为多民族多信仰地区，有许多独特的赛神活动。开元二十五年（735年），大诗人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出参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府，作《凉州郊外游望》：“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描写的是凉州百姓赛田神。同时作《凉州赛神》：“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记录的是唐军军中举办的赛越骑神活动。

［11］袄神：袄教之天神。

［12］赛天王：唐代以来流传毗沙门天王助太宗定乱及平番有功、解凉州城围的故事，天王信仰逐渐兴盛。因毗沙门天王的“灵验”发生在西域、河西，故与敦煌也就结下不解之缘。唐制：“朔日（初一）州府上香华食馔、动歌舞，谓之乐天王也。”而敦煌赛天王却是一月两次，于朔望（初一及十五）在天王堂或寺院的天王像前进行，成为敦煌特有的祈赛民俗。据敦煌文书p.2854“四天王文”：“远托明神，用清邦国，故一月两祭。”据敦煌文书p.2854张议潮祈愿文：“集四众于莲官，并画弥勒变一躯、毗沙门天王两躯……克树功名，保无灾难，然后兵雄陇上，勇气平原，士马无伤，旋还本郡。”

［13］吐蕃赞普（国王）赤祖德赞带领赞蒙（王妃）贝吉昂楚、僧相贝吉云丹等王公大臣到敦煌求法，据敦煌藏文经卷题记，并非作者杜撰。据记载，赤祖德赞沙州之行主要是赐给佛经新译定本（译经以梵译藏为主），并出资征调汉蕃僧人大量抄写这些定本，分藏于河陇地区诸寺。敦煌莫高窟第一五九窟壁画即为赤祖德赞礼佛图，今犹存。藏经洞出土了大批古藏文佛教文献，许多都是由赞蒙贝吉昂楚亲自校对。另外有文书记录参与敦煌元宵燃灯的还有吐蕃宰相论莽热（吐蕃因扩张征战频繁，重臣均统兵在外。论莽热后在侵唐时被西川节度使韦皋生擒，死于长安，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尚绮心儿等人。

［14］唐时上元节为三天。因灯期不同，最初张灯的正月十四叫“试灯”，所点之灯称“神灯”，供奉于家中神位、宗祠前，以祭神明先祖；正月十五叫“正灯”，所点之灯叫“人灯”，放在门窗、床笫、几案等处，用来避除蝎虫；正月十六最末一天叫“残灯”“阑灯”，所点之灯称“鬼灯”，放在丘墓、原野，为了游魂得到可以脱离鬼域。

［15］敦煌虽然沦陷，但当地民众执着地保留了大部分汉文化传统，如继续供奉唐明皇（唐玄宗）画像等，此即史籍所载“人物风华，一同内地”。

［16］吐蕃占据河西后，仿唐节度使建制，设瓜州、凉州、河州、青海、鄯州五节度使。五节度使上又设东道节度使，由吐蕃大论兼任，以会盟形式协调解决各种军政事务，会盟在藏文中称“德伦会议”。州设有乞利本（吐蕃文万户长的音译，又作节儿论，简称节儿）、节儿监军（或称节儿观察使）、节儿中官、节儿小官、都督等军政官员。废除了唐朝原有的县、乡、里等行政机构，州下设部落，长官为部落使（千户长），部落下设将，以将为基层行政单位，长官为将头。

［17］中国古代正统婚制为一夫一妻，男子虽可以广蓄媵妾，但儒家的礼教名分森严，“一室之中，岂容二妻”，即一夫只能有一位正妻。唐制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唯独敦煌出现了多妻多嫡的婚姻状况。关于此节，有学者专门研究，认为敦煌人口比例失调（女多男少）是主要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相关学术论文，本书不做讨论。

［18］李广生平未到过西域，此李广当是另一名将李广利的讹传。李广、李广利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

［19］安史之乱后，回鹘每年以马匹与大唐和市绢帛，通常以一匹马换四十匹绢（丝绸时为通行世界的强势货币），“动至数万马”。实际上是回鹘在变相掠夺大唐财富，所谓‘蕃得绢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但唐朝出于政治上、军事上的原因，不得不保持这种给回鹘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贸易。因而回鹘积有大量产自大唐的优质绢帛。又，唐以铜钱、绢帛为官方货币，一千个铜钱为一缗（又称贯），五匹绢约价值四缗铜钱。

［20］唐告身是指写在纸上的委任官职的文书，上面写有受官者姓名、籍贯、授予官爵名号等内容。凡授官者自各种途径出身者以至公卿皆给以凭信，加盖文为“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印信，武官由兵部授给，类似于后世委任状。吐蕃告身则是吐蕃授予官民（包括本部及被征服地区）的写有文字的饰章，用以标明身份，区分贵贱。据藏史籍《贤者喜宴》：大贡论，大玉文字告身；次贡论、大内相，小玉文字告身；低级贡论、次内相、决断大事等三者，大金文字告身；低级内相、次噶论，小金文字告身；低级噶论，颇罗弥告身；寺院阿阇梨、持咒者及高低级权臣，大银文字告身；保护王臣身体的苯教徒、侍寝官员、管理坐骑人员、堪舆家、保卫边疆哨卡者及守卫宫廷最高处者，小银文字告身；父民六族，青铜告身；东本、如本，铜文字告身；作战勇士，铁文字告身；一般属民，灰白色硬木并画以水纹的文字告身。

［21］虽然中国书法史未曾记载硬笔书法，但根据出土的敦煌文书来看，敦煌民间大量流行硬笔书写。据甘肃出土实物，硬笔多为木笔或苇笔，笔尖端劈为两瓣，方便蘸墨，与今蘸水钢笔尖原理完全相同。

［22］直到现在，印度仍保留有这种古老的民俗，在瓦拉纳西的恒河河畔有专门开设的“终亡旅馆”。垂死之人在亲人陪同下住进旅馆，待呼吸停止后，在恒河边聚柴火化，然后把骨灰撒入恒河。瓦拉纳西古称婆罗痆斯、波罗奈，一译贝拿勒斯，是古代迦尸国（迦尸意为“光的城市”）首都，相传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神所建，号称“圣城”。一般认为瓦拉纳西在史前时代已有人居住，是世界上少有的从史前时代到现代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印度教徒认为瓦拉纳西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死在这里能够超脱生死轮回的厄运。由于在瓦拉纳西沐浴与火化的印度教徒络绎不绝，恒河已发生过严重的污染与传染病问题。

［23］莫高窟是莫高窟、西千佛洞（均在今甘肃敦煌境内）的总称，最初只是僧侣修行的场所（如莫高窟北区现存248个洞窟，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其余243个都是洞穴，是僧侣居住或亡后掩埋的地方），后来才逐渐发展成宗教活动场所（如莫高窟南区现存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

［24］“老人入墓”曾在唐宋时期对中国丧俗产生影响，入墓者以僧人居多，其次是一般信徒。但活人入墓与儒家孝道和传统生死观念相悖逆，难以被普遍接受，所以宋代后渐趋式微。在敦煌现存壁画中，保留有39幅《老人入墓图》。这些壁画起于唐，迄于北宋，中唐所占的比例最大，共16幅。足见吐蕃统治河西时期，敦煌流行“老人入墓”风俗。

［25］五尼寺：吐蕃统治时期至北宋前期敦煌境内五所尼寺的统称，具体包括大乘寺、普光寺、灵修寺、安国寺、圣光寺。河西都僧统司设“勾当五尼寺”，掌管五尼寺事宜。

［26］阇梨（shé lí）：佛家语，梵语的音译。“阿阇梨”的略称，意为教育僧徒的轨范师、高僧，也泛指僧尼。由于敦煌僧尼户籍多在原家，所以人们仍然习惯用俗姓来称呼。

［27］叶公主：药罗葛氏，英义（又作牟羽、登里）可汗之女。母亲唐崇徽公主，是唐朝名将仆固怀恩幼女，为唐代宗所爱，收养于宫中。其姊先嫁为英义可汗为可敦，称“光亲可敦”。光亲可敦病死后，英义可汗思念亡妻，指名索娶其妹崇徽公主。崇徽公主由此远嫁，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和亲公主。唐人李山甫有《代崇徽公主意》：“金钗坠地鬓堆云，自别朝阳帝岂闻。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宋人欧阳修有名诗《唐崇徽公主手痕》：“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野草自春秋。”

［28］武义可汗杀自立。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唐代宗新卒，九姓胡（唐对中亚粟特人的称呼）附于回纥者宣称中国富饶，如果趁丧伐之，可有大利。英义可汗听信其言，欲趁丧兴兵侵唐。大相顿莫贺达干（怀仁可汗之孙，英义可汗堂兄）劝阻道：“唐是大国，无负于我，我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但道远粮乏，士卒多徒手而归。现在举国深入，如果不胜，我们将无退路。”英义可汗不听。顿莫贺达干因众心不愿南下，便杀死英义可汗自代，被唐廷封为武义可汗。忠贞可汗为武义可汗子。武义可汗即位时杀九姓胡两千人，此事引发了唐振武（今内蒙古托克托）留后张光晟（即“泾原兵变”的叛军副帅）杀回纥使者董突（武义可汗叔父）事件，此节将在小说述及。

［29］临蕃城：今青海西宁西。马云奇与名僧怀素（唐书法家，玄奘弟子）交好，有《怀素师草书歌》一诗。

［30］寺户：又称佛图户与僧祗户，指为佛寺服役的民户，相当于农奴。唐朝实行均田制，僧尼亦被列为受田对象。唐代敦煌寺院僧人占田现象十分普遍，吐蕃占领河西时，敦煌亦有寺户，来源是俘囚与家客、部曲、奴婢等。敦煌“都司”统领沙州诸寺，占有地产，不完全占有寺户。寺户有少量家资，编制为“团”，设有“团头”，并受寺卿管理。身份世袭而受内律统制的寺户，在“分种地”上实行个体经营，同时又在“都司”自营地、各寺自营地及各级其他劳务部门上役，役种有刈稻、看园、园收、放驼、放羊、泥匠、木匠、看硙、看梁（榨油）、修仓、手力、车头等。归义军政权中后期时寺户由农奴变成“编户”，其地位有所提高。

［31］唐制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之差，凡县治设在京师内者称为赤县，京之旁邑称畿县。西京以长安、万年为赤县，东京以河南、洛阳为赤县。

［32］莫高窟洞窟的主人称窟主，出钱出力帮助窟主建窟的人称施主。杜家窟指以杜氏家族姓氏在莫高窟开凿的洞窟，莫高窟窟主有官宦、高僧、大族、庶民百姓等各个阶层的人物，多为佛教信徒，以开窟这种独特的形式来祝愿家族平安幸福。一般来说，开凿一个大型洞窟大约需要一年到三年左右，小型洞窟则需要几个月到一两年时间，而高达数十米的大像窟则要花费四五年时间才能完成，所以经常有将旧洞窟翻修为新洞窟的情况。

［33］浆水：河西一带的饮食风俗。做法是：将白菜、芹菜、萝卜等果蔬或是当地野菜苦苣洗净切碎后，在开水中焯上一焯，再捞出放入坛或缸等大容器中，浇上用面粉做成的稀糊糊，数天，即成乳白色浆水。可用来做浆水粥、浆水面等食品。可常年食用，只需不断添进蔬菜和面汤。至今甘肃仍存。

［34］馎饦：亦称羹饦、汤饼。敦煌早餐多吃馎饦，据敦煌文书p.3302《上梁文》：“海印极甚辛苦，四更便起打钟，调停一镬馎饦，一杓先入喉中。”晋人束皙《饼赋》云：“于是火盛汤涌，猛气蒸作，攘衣服，振掌握，仰搦俯抟，面弥离于指端，手萦回而交错，纷纷驳驳，星分雹落。”可知馎饦类似今甘肃流行的揪片子。

［35］胡饼：敦煌当地最主要的食品，因其制作是在炉内烘烤而成，故又称炉饼。

［36］驿户：唐代官府派充馆驿驿长的民户。唐制，每三十里置一驿，每驿皆置驿长一人。天宝年间改称驿将：“三十里置一驿（按，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驿各有将，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至德以后，因民贫不堪，始由官司直接掌管。《通典》所据唐令令文已逸。日本《养老令·厩牧令》：“凡驿，各置长一人，取驿户内家口富干事者为之。一置以后，悉令长仕，若有死老病及家贫不堪任者，立替。”当系沿自唐令。据此，唐代各馆驿皆“以州里富强之家”充当“驿户”，并取该户家口中“富干事者”为驿长。敦煌文书P.2583《张什二舍施疏》：“处于大蕃，被充驿户。”表明吐蕃统治敦煌后，仍沿袭唐馆驿制度，差配富强之家充当驿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