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褦襶宴坐，赏音之怀(2)

通常民间称在社日举行的各种迎神赛会为“社”，并逐渐演变成“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的民间教化仪式。后人因志趣相投或信仰相同而聚众结会，亦谓之社，其实就是一种文人团体。汉代梁孝王刘武筑梁园作游赏宴宾之所，名士如司马相如、枚乘、邹阳均为座上客，把酒言欢，会文谈艺，世人称为“雅盛梁园”。东晋时，王羲之与朋友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次集会因王羲之《兰亭序》而名垂青史，“兰亭修禊”遂与“梁园雅集”一道成为诗文集会的象征，为后世文人艳羡模仿。松江陈子龙、夏彝仲、周立勋、李雯等人倡立的几社，即是“仿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团体，最著名者当属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是指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及王戎。七人均崇尚玄学，意气相投，在生活上不拘礼法，行为怪诞，常聚在山阳竹林之下，饮酒作乐，抚琴纵歌，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因为七贤特立独行的个人魅力，这个著名的名士群体成为一种文化的特征符号，闪耀千古，其风采倾倒众生。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士人为砥砺文章、求取功名而尊师交友，因而民间结社成风，尤以江浙一带为甚。志同道合者相聚一处，或细绎往古，或参酌来今，或研究典故，或寻访人物。这一时期的文人社团仍然只限于文艺创作、学术交流层面，他们或提倡复兴古学，或主张经世致用，或热衷钻研时文。

明代中叶以后，经济高度发展，物资极大丰富，世风则日趋浮躁。人们在追求奢靡的同时，渴望摆脱传统礼法的束缚，思想求新求异，整个社会呈现出奇特的新异色彩。另一方面，明王朝开始走向衰落，政治日渐腐败，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尤其是明神宗万历年间，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10]直接导致党争频起，朝政日非，吏治窳败。文人士大夫往往是社会生活中最为敏感的阶层，对动荡激变反应最为强烈，于是结社之风日盛，且不再限于吟诗作文，针砭朝政，臧否人物，慷慨激昂，以天下为己任。明代最著名的文人团体东林党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提到东林党，就要从其创始人顾宪成说起。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人。他自小家境贫寒，却胸有大志，发愤读书，曾在家中墙壁上题了两句话：“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万历四年（1576年），二十七岁的顾宪成赴南京应试，以第一名中举，一时风光无限，闻名遐迩。万历八年（1580年），顾宪成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自此步入仕途。

当时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权势熏天，群臣争相奉承。一次张阁老生病，大臣们联名醵金到东岳庙拜神祈祷，唯独顾宪成不肯附和。有同僚担心顾宪成惹祸，出于好心，暗中替他在来宾名单上签了名。顾宪成知道后毫不领情，硬是跑去将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了。张居正为人狭隘，报复心极强，幸好这件事后不久他就病死了，顾宪成才没有受到追究。这种铮铮傲骨、不媚权贵的耿直性情，多少决定了他之后的仕途不会一帆风顺。

国本之争起后，万历皇帝迫于舆论压力，指使内阁首辅王锡爵提出“三王并封”的权宜之计。时任吏部员外郎的顾宪成立即上疏反对，同时还写信给王锡爵，指责他身为首辅，却“排群议而顺上旨”，是典型的负国误君。

这王锡爵并非什么大奸臣，他曾经因反对张居正廷杖直言大臣，回家不出，以示抗议。入内阁后，请罢江南织造、停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发库银救济河南饥民，且申救被斥之臣，多为时人所称。他最初任内阁大学士时，也曾上书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但万历皇帝没有听从。这次“三王并封”的主意，其实是万历皇帝自己想出来的，王锡爵不过是奉诏拟旨而已。他见群情汹汹，害怕公论，请追还前诏，万历不从；请下廷议，万历不许，最后干脆请求辞职。万历皇帝十分恼怒，打算从重惩处顾宪成等建言诸臣，但当时舆论压力巨大，迫于时论，“三王并封”的计划最终没有实行。但王锡爵由此对顾宪成怀恨在心，不久后，他报复的机会就来了。

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王锡爵因年老将要退休致仕，顾宪成受命推举阁臣。他报上的名单中，有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孙珑、左都御史孙丕扬、故大学士王家屏等七人。这些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正义之士，王家屏尤为万历皇帝厌恶。王锡爵见有机可乘，便在朝中散布流言，称顾宪成等会推王家屏是为了徇私植党。万历皇帝一怒之下，将顾宪成降职问罪。朝中立即有大臣上疏力救，万历皇帝由此更加怀疑顾宪成植党，干脆将其革职。至此，顾宪成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带着沉痛的心情，回到了家乡无锡。

无锡有一座东林书院，是北宋知名学者杨时讲学的地方，“东林书院”院名即得自杨时游庐山时所写“东林道上闲步”诗句。杨时离开无锡后，书院便因年久失修而荒废。顾宪成决定修复这座书院，最终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资助下，书院正式修复。顾宪成召集同乡好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在这里讲学，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当时不少被朝廷贬斥的士大夫们纷纷前来，以致“学舍至不能容”。这些人大多胸怀大志，在研究程朱理学的同时，不免谈论救国济世之道，“往往讽议时政，裁量人物”，而一些在朝官员也遥相呼应，大力支持，东林书院一时声名大著，以至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句。

此后，东林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下野的名臣也相继到这里讲学，这些人“自负气节，与政府相抗。是为东林党议之始”。正因为东林书院逐渐汇聚起了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后来他们的政敌便以书院之名谓之为“东林党”。时人称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为“东林三先生”，顾宪成也被政敌视为东林党魁。而浙江宁波人沈一贯以善于奉承得万历皇帝欢心，入阁后成为浙江派官僚首领，人称“浙党”。东林党人以讲学联络人士，浙党恃权求胜，自此东林、浙党互相争斗长达几十年。

党争之风，甚嚣尘上，将国家政治活力消耗殆尽。朝廷上下，危机四伏。在朋党混争下，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与他们排除异己的动机逐渐纠缠不清，本是以改革弊政、为民请命、澄清吏治为目的的东林党也在异常残酷的争权斗争中变得畸形起来。

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勾结明熹宗乳母客氏专政，形成有明以来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东林党人不满阉党当政，不断上书弹劾，由此激怒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公开阶段。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阉党，以铁腕手段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大兴冤狱，诬陷左副都御史杨涟等人曾受辽东经略熊廷弼贿赂，逮捕了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六人，史称“东林前六君子”。杨涟等人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监狱，被施以丧心病狂的人身摧残。魏忠贤每天都勒令六君子跪在阶前，施以酷刑，甚至将他们的衣服撕碎扒光，让他们裸体受辱。不出几日，杨涟、左光斗等人都已血肉模糊，肉烂血脓，惨不忍睹。在惨无人道的折磨下，顾大章自尽在狱中，而其他五人都死于酷刑之下。杨涟死时被土囊压身，铁钉贯耳，面目皆非，只以血衣裹尸，草草掩埋。左光斗更是凄惨，他受过炮烙之刑，面额焦烂，膝下筋骨全部脱裂，令人不忍卒睹。其学生史可法以重金贿赂狱卒，冒死入狱探望恩师。左光斗不愿史可法受牵累，将他强行赶出牢狱。史可法出来后，含泪对人道：“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次年，魏忠贤又兴大狱，要把已罢官归乡的七位东林党人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缪昌期、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害死。高攀龙闻讯后焚香沐浴，投池自尽，其他六人被捕至京。其中，周顺昌被牵连。东林前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被逮捕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热情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显然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由此引来杀身之祸。当魏忠贤派出的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苏州民众自发为周顺昌乞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后来，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五名市民被杀，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此即复社领袖张溥所作《五人墓碑记》之来历。而周起元、周顺昌等六位东林党人，也在狱中被魏忠贤残害致死，史称“东林后六君子”。

魏忠贤又指使人编《三朝要典》[11]，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大做文章。更唆使其党羽给事中阮大铖作《东林点将录》，进一步打击东林党。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恶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直到崇祯皇帝即位，赐死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

至于东林书院，也在顾宪成死后面临被捣毁的命运。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魏忠贤逆党御史张讷诬奏书院“遥制朝权、掣肘边镇、把持有司，武断乡曲”，建议天下但凡有书院处尽数拆毁。八月初五日，天启皇帝下旨：东林、关中、江右、徽州一切书院俱着拆毁。自顾宪成创立之日起，东林书院名动天下，然仅仅存在了二十一年，便亡于由朝廷出面的暴力之手，实在令人感慨唏嘘。东林党人高攀龙为此写下悲愤激昂的诗句：“纵然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

东林虽败，江南结社之风不减。崇祯二年（1629年），太仓名士张溥以非凡的魄力将云间几社、浙西闻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江南应社等几十个社团联合起来，在吴江尹山创立了复社。因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故名“复社”。

加入复社的大多为当世青年才俊，如陈子龙、夏允彝、吴伟业、顾炎武、归庄、黄宗羲、陈贞慧、方以智、吴应箕、侯方域、冒襄、杨文骢等，先后共计有两千余人，声势遍及海内。黄宗羲、顾杲、侯方域、吴昌时等均是东林党人后裔或弟子，因而复社又被称为“小东林”。

自创立之初，复社便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忧国忧民，主张改良，“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企图以儒家正统思想挽救国家。由于一些人在初入社时已经是“天下献之如神仙”“尊之如泰山”的名人，因而复社一经成立，便倾动朝野，社会影响极大。

崇祯三年（1630年），复社在南京召开集会，先期传单四出，集会当日，衣冠盈路，一城出观。四方士子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蔚为壮观。

不独声势惊人，复社也用科考证明了社员的不凡实力。崇祯三年乡试，是复社成立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复社成员有近百人中举，复社核心人物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等人均在此年中举，其中杨廷枢等四人还高中解元。次年会试，吴伟业、夏日瑚分别中一甲榜眼和探花[12]，张溥、马世奇等五十七人中进士。时人评价道：“从来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

科举上的巨大成功，令复社声气遍天下，出尽风头。复社首领张溥慷慨豪迈，为人有胆略，曾在阉党势力最盛时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五位平民作《五人墓碑记》，极赞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本人的人生信条。他有匡复天下之志，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中进士后授庶吉士，开始在京师奔走，积极谋划救国救民的大计。只是彼时官场黑暗，充满倾轧，张溥书生意气，直言不阿，很快就卷入了党争旋涡，无力自拔。

张溥会试主考为周延儒，称为“座主”或“座师”。周延儒时为内阁首辅，按照惯例，首辅因政务繁忙，不得参与主持会试，会试主考通常由内阁次辅担任。然而主考座师与进士有师徒名分，周延儒为了从新晋进士中培植自己的亲信力量，越例做主考，从而引起次辅温体仁的不满。他有心针对复社中进士者，打听到吴伟业高中榜眼有些“内幕”后，便开始大做文章。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先世居昆山，祖父始迁太仓。他七岁读家塾，十四岁能属文。同郡名士张溥读到吴伟业的文章，感叹道：“文章正印在此子矣。”于是收其为徒，传授通今博古之学。日后师徒二人同时中举、同时及第，更是传为佳话。

吴伟业参加会试时，房官[13]为翰林院庶吉士李明睿。李明睿与吴伟业父亲吴琨是至交好友，对老友之子的答卷极为赞赏，将其置为本房首卷，推荐给主考官周延儒，并告知这是太仓吴琨之子的文章。周延儒为诸生时，曾到太仓游玩，与吴琨相交且极为投缘，他得到吴伟业卷子后，欣然将其定为会试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