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初生之犊的德国 从塑造秩序到挑战秩序(3)

出于私利的战略，是否正确，或者是否具有足够的生命力，取决于战略家对明确具体的国家利益的认知。为一个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业去打仗，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不相称的。俾斯麦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明确具体的，但也是狭隘的。他极端地希望没有偏见、不受感情左右地制定和执行政策。在当时的欧洲，为现实利益的单纯考虑的战略思维大行其道，但没有一个政治家像俾斯麦那样对国家利益的认知那么明确具体。赤裸裸的现实利益交换，其战略互动的结果仅仅能备一时之需。在俾斯麦心中，德国利益就是两个：一是防止法国复仇，二是防止出现反德同盟，其余均与德国无关。这种近乎神经质的褊狭心态，使德国以己度人的程度比所有国家都要深，最终导致德国孤立于欧洲大国之外。

德国孤立于欧洲体系之外还有根本的经济原因。德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对境外市场依赖和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建立庞大的殖民体系后，德国经济又飞速发展，巨大的经济发展辐射到与德国邻近的中欧，这势必与俄罗斯、奥匈帝国在中欧产生经济利益矛盾。俾斯麦的亲俄政策最大的弊端就是使俄罗斯的诸多内在因素中，不稳定性因素只是得以扼制，而并没有消除。俄罗斯内在独特的地缘和文化也许决定了俄罗斯是所有大国中最具不确定性的。而德国试图安抚、拉拢俄罗斯，只是在满足俄罗斯不断增长的胃口，通过安抚、拉拢的方式来稳住俄罗斯，实质上是与虎谋皮。俾斯麦对俄罗斯过软，而后来者威廉二世对俄罗斯又太硬，德国在前后对俄罗斯政策上缺乏灵活性，导致自身战略陷入僵化。

德奥同盟也许是德国运作得最为成功之举。奥匈帝国是距离德国最近的大国，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态度可以被英国、俄罗斯视为德国野心限度的试金石。德国与奥匈帝国同为德意志民族，德国如果对奥匈帝国像对法国那样，在打倒的基础上再踏上一脚，不仅欧洲难以接受，可能德国国内都难以接受。

当德俄关系于柏林会议开始恶化后，德奥同盟便自然出现。俾斯麦无非是希望制约俄罗斯，使俄罗斯回到以前的德俄关系当中，防止俄罗斯与法国结盟。从后来的历史看，德奥同盟的确起到了震慑和制约俄罗斯、法国的作用，因为俄罗斯在奥俄矛盾尚未解决时，又忌惮德国的实力，而且需要专心于在亚洲扩张，所以俄罗斯并不愿意与法国结成同盟而与德国敌对。然而，这纯属德俄之间的短期交换，德国丧失了对俄罗斯长远的影响力，而且德奥同盟使“早已虫蛀了的奥匈帝国旧帆船”[12]成为德国的负担，而不是帮手。

俾斯麦明白德俄关系利害的核心，他认为“不能允许奥国被摧毁或依附于俄国，因为俄国政策的骄横性质使德国难以单独在同一大陆和俄法睦邻相处”[13]。所以，他将制约和稳住俄罗斯的希望寄托于德奥同盟上。但这只是在奥俄之间进行平衡与牵制，他并未想过或者试图努力来解决二者的矛盾，使自己终将面临着二选一的僵化境地。因为俾斯麦没有主动推动矛盾的解决，使奥匈帝国只能利用德国的实力地位和对同盟的依赖，由德国提供安全保证，这导致俄罗斯对德国只是有限妥协，并未作出真正让步，反而令俄罗斯不受同盟的约束，利用法国向德国复仇心理来向德国施加压力。

当然，俄罗斯面临的问题可不只是在它的西边，它在南边和东边都受到英国的战略挤压。所以，俄罗斯不愿意与德国处于敌对状态，并希望利用德国来缓解来自英国的压力。而且，考虑到俄罗斯和远东和中亚的利益，俄罗斯也相信德国在俾斯麦的统治下，并不会像英国那样毫无退让。

自从德国统一后，俾斯麦几乎所有的困扰都来自于俄罗斯。德奥同盟同样是缓解德俄关系恶化的灵活举措。但是大陆体系的弊端就在于，当一个同盟建立时，便意味着必须要建立更多同盟来保证该同盟的可靠性。俾斯麦作为一个同盟大师，仍然不能脱离这个定律，约束别国的同时，也使自己被同盟义务捆绑。当然，德奥同盟使俄罗斯利用法国来向德国施加压力的意图暂时落实。因为在英俄矛盾白热化的情况下，如果俄法同盟出现，那么德奥同盟便容易扩大到英国。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法国是否愿意因为俄罗斯而在海外殖民地问题上存在巨大冲突风险的情况下损害与英国的关系，答案对于俄罗斯而言是不保险的。

也许有人认为，德奥同盟具有防止奥匈帝国与俄罗斯的矛盾得以谅解的考虑，这无疑又是简化的对抗性思维在作祟。奥俄在巴尔干的矛盾根源深刻而复杂，即使双方存在同等强烈的谅解意愿，也需要长期的谈判与博弈，在这一长期谈判与博弈中，德国也会有足够的时间和操作空间来游刃有余地在两边进行平衡，以提高自己对两边的影响力，这显然要比利用同盟来形成复杂“网”来约束所有人都要有利。可见，欧洲最终爆发大战，并不是因为缺乏构建秩序与体系的大师，而是解决矛盾的难度超越了秩序的需要，以致最终让希特勒这样的人酿成巨祸的方式使欧洲和整个世界陷入战争的灾难。

“条约应该在可能的事件进程已经是可以预见的时候缔结。”[14]俾斯麦把德国几乎所有的外部安全都置于组建同盟上，这意味着俾斯麦必须时刻关注着危机，必须与时间赛跑，在危机出现征兆之前通过同盟和外交场合来弭平危机。既然这样，德国便丧失了使用任何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意味着德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解决危机的手段。所以，每次出现危机，尤其是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在巴尔干矛盾激化时，往往是法国“挑事”的最佳时机。俾斯麦的同盟之策只是应之时之急的战术性安排，对于矛盾的解决毫无裨益。

当德国与奥匈帝国因为德奥同盟而增加安全感时，俄罗斯自然会受到震慑，但俄罗斯又缺乏足够的意愿与法国结盟。俄罗斯的两难心态使俄罗斯对德国的质疑与日俱增，而又暂时无法与德国走向敌对。所以，德奥同盟可以看作是俾斯麦对德俄关系恶化的补救，也可以看作是奥匈帝国增强安全感的举措。但其效果的产生不是因为德奥同盟本身，而是英国使俄罗斯更加忌惮。如果俄罗斯与英国之间的问题得到和解，那么俄罗斯可能不会被迫再次同意“三皇同盟”。将俄罗斯作为主要防范对象的德奥同盟和俄罗斯的“三皇同盟”，这时已经成为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暂时妥协，而不是像第一次三皇同盟那样，其目的是维持稳定。此时的三皇同盟，是两个军事盟友（指德国和奥匈帝国）与另外一个共同防范对象的同盟，本身就预示着同盟随时瓦解的命运。同盟内部分歧时，每次都会形成固定的二比一，足以使另外一个孤立者不满，一旦它获得其他外援，这种同盟便宣告结束。因为从某种程度上看，第二次三皇同盟使俄罗斯面对德奥同盟时有一种遭到胁迫的感觉。

德奥同盟的出现说明，在奥俄之间，德国选择了一个强者作为主要对手，拉拢一个弱者作为帮手。从一般的战略举措逻辑来看，这无疑再正常不过。但是从当时欧洲政治现实来看，俾斯麦要么没有充分考虑奥俄矛盾对德国的影响，要么无法充分考虑奥俄矛盾对德国的影响。德国能够用于制约俄罗斯的大国中，只有奥匈帝国一个可以为之所用。这不仅是因为德奥两国同文同种，而且还因为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在巴尔干有着直接的利益冲突，需要强大的德国作为外援。德奥同盟显然更加有利于处于弱势的奥匈帝国，一旦奥俄矛盾激化，就预示着德国必须为奥匈帝国“火中取栗”，否则，不履行德奥盟约的德国将会由于示弱而刺激其他大国“得寸进尺”。同时，如果德俄矛盾激化，奥匈帝国却难以成为德国的帮手。

俾斯麦利用了俄罗斯与英国之间在中亚和远东存在诸多矛盾的有利时机稳住了俄罗斯，利用了德奥同盟产生的对俄罗斯的一定的震慑。但这并不是依靠战略压制和实力博弈，而是一个大师非凡的战略设计，只是俾斯麦的战略设计从来没有致力于根除导致俄罗斯不稳定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俾斯麦的对俄战略具有战术性效果，而丧失了战略性效果。德国仅凭一己之力甚至德奥同盟未必能够使俄罗斯“老实”，欧洲单个国家中，英国是对俄罗斯产生最大震慑的国家，因为德国的强大军力常常遭到法国复仇而分散。所以，对于德国而言，最重要的应当是英德关系，而不是德俄关系。德国无须通过三皇同盟，或者不需要同盟的形式也可以稳住俄罗斯，只是德国并没有利用英国这一有力杠杆。这说明陆权新兴大国如果缺乏海权支持，早晚会受到其他陆权大国联合遏制。这同样也说明，大国之间最难稳定的是与距离最近的国家的关系，而不是与距离最远的国家的关系。

普法战争已经震惊了英国，下议院在野党领袖迪斯累里在辩论时说：“法德战争意味着德国的革命，其政治影响大于上一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我们面临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必须表明，我们能应付新的、尚难辨识的危险……力量的平衡已遭到彻底破坏，对于这一重大变化的后果感觉最强烈的就是英国。”[15]然而，英国并没有放弃“光荣孤立”，而是“静观其变”，使德国存在相当大的机会来重新考虑地缘政治安排，然而，俾斯麦并没有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极佳机遇，相反仍然是策略性地希望用英德关系来制衡德俄关系。他把所有大国当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把德国自己当作棋手。这只能体现俾斯麦的战略眼光与精明，是构建秩序的大师，但绝非秩序的变革者，地缘政治思维并没有突破欧洲大陆的局限性。所以，俾斯麦不能缔造和平，只能延缓战争。俾斯麦也许意识到、也许没有意识到德国自身也是同一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即使他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他仍然把德国当作棋手，而不是棋子。实际上正是每个欧洲大国都把自己当作棋手，把别国当作棋子这样的思维方式导致实力博弈越来越赤裸裸，越来越令人窒息，而又无法退却，最终失去了妥协与弹性的空间。

有人认为德国在欧洲大陆上获得了“半个霸权”[16]，其实德国谈不上霸权，欧洲秩序的决定者仍然是英国和俄罗斯两个侧翼大国，尤其是英国。从某种意义上看，俾斯麦的亲俄和限俄简直是英国不用承担结盟义务的帮手，所以，英国乐享其成，既不用改变“光荣孤立”立场与德国发展更为亲密的关系。因为即使不与德国结盟，德国也会在欧洲大陆上试图稳住俄罗斯，不让俄罗斯来破坏欧洲大陆平衡，当德奥同盟建立后，英国更是可以利用德奥两个大国共同制衡俄罗斯。任何不破坏欧洲大陆均势的大国博弈，对于英国而言，越剧烈越有利。如果英国与德国缔结同盟，那么俄罗斯与法国会立即成为同盟，或者英国为了遏制德国，推动组建法俄同盟，那么孤立的德国则更加倚重英德关系。这两种选择当中，无论哪一种都对俄罗斯不利，因为它们都会使俄罗斯单独面对德、奥两个大国，即使战胜德、奥，其欧洲大陆地位亦会因为德、俄两败俱伤而被法国取代。

俾斯麦的对俄战略只是菲特烈大王对普鲁士地缘政治战略的修正。德国最需要的是稳定的欧洲大陆，而俄罗斯却是欧洲大陆最不稳定的大国。基于此，德国自然最需要稳住的国家是俄罗斯。普鲁士的菲特烈大王就明示过：“政治的首要原则是尽力与其最危险的一个邻国结盟。正因为如此我们与俄国建立联盟，只要联盟继续，我们就有一个自由的后方。”[17]但时代已经变化，这条战略原则只适用于法国和奥地利是普鲁士的主要威胁时。而统一后的德国的主要威胁并不在于法国和奥地利，而是俄罗斯，虽然德国不可能与法国化解历史积怨。对于一个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便在欧洲大陆上纵横捭阖，而且地位高于德意志民族的法国而言，普法战争的失败是不可接受的耻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一味选择孤立法国，无疑是在意图捆住法国时，也想使欧洲大国明白：影响德国的方式至少有一种比较有效，即令法国成为制衡德国的有力杠杆。

任何可能使法国恢复或者刺激法国复仇的做法都会使德国进退两难：要么将对方推向法国的一边，要么在既定立场上退让。这都是德国难以接受而必须面对的现实。与一个强大的邻国为敌，其压力会导致自己失去在更大问题上的灵活性与主动性。

令其他大国望而生畏，容易满足自身民族自尊心和强化自信心，但也容易使对方产生敌意而令自己处于两难境地。尤其是德国，西边与法国的仇恨无法化解，且无心化解；东边与俄罗斯在奥俄矛盾上只能左支右绌。德国的僵化可想而知。

法德矛盾使双方都无法成为解决矛盾的受益者，而是积累矛盾的受害者。真正的受益者是英国和俄罗斯。这与今天的东亚秩序又何其相似。当两大强国相争乃至导致战争时，受益者也会变成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