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中国急需转型战略
对于大国而言，最难的不是自弱势为起点的“韬光养晦”的励精图治，而是在实力地位不断变化时的“预判、规避风险和创造、抓住机遇”。因为实力地位不断变化，需要在战略设计和战略举措中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实力地位而不断调整，如果仍然立足于旧位势来设计新位势时的未来之路，那么无法实现自己不断改变的真正利益。国家真正的风险正在于此。历史上的大国，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教训要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经历大起大落的命运。角度转变的战略比起由弱到强转变的战略难度要大得多。这是目前中国最为忽视的战略问题。今天的中国所需要的战略牵引已经发生变化，处于国际格局中角色转变的微妙时期，无论其角色的战略定位，还是实施路径，甚至是遭遇具体和偶然问题之解决，都应当超越历史前人。
大国面临的风险与机遇多种多样，安全、发展、地位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制度和文化延续的存亡问题、领土主权的边界得失问题、经济能源的贸易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治世者要将它们条分缕细地一一处理，无疑就会像要陷入无法摆脱的泥潭当中的老虎，有劲使不出，还会越挣扎越危险。避免风险和抓住机遇是所有治世者的难题。
从历史经验出发，解决这个难题有两种模式：一是就事论事型。即当风险与机遇来临时，只是应对事情，在应对事情中规避风险和抓住机遇。二是整体规划型。即在对利益诉求和格局发展的大势的判断基础上，进行宏观的战略设计和制定战略举措，对于多种风险与机遇有着预置式的解决之道，把压力推向对方、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仅仅局限于前者模式，即使每件事情都应对自如，那么国家也会陷入机会主义者的思维，难以长久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随着每件事情的解决，所有国家都无法不面临这样的局面：每经历一件事情，自我变革的动力便增加一分。当事情的解决不断积累时，自我变革的动力便使自己处于自我变革的门槛之上。
如果仅仅去追求后者模式，那么治世者务必具有清醒、长远的眼光，准确把握别人难以洞察的大势和敏感抓住别人易于忽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细节”。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大师反而因为高深而陷入孤立，难以培塑具有正确执行力的治世团队。
所以，我们不能说，前者使自己处于被动应对之状，就弃之于不顾；后者主动设计就完美无瑕。前者模式容易被接受和采纳，而后者模式的成功却不仅需要智慧、眼光和坚韧之毅力，而且还需要“上天垂青”般的运气，否则将很可能流于形式。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完美的政治家和秩序构建的大师、政党和某种政治制度能够做到后者的模式。因为客观来看，所有大国面临的未来都是不确定的。真正的大师能够将两种模式结合得更加完美。
这两种模式结合的根本之道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转型，即不断根据自身实力地位的发展变化，敏感地着眼于不断变化的格局来谋求自身的最佳位势。大国中兴难，难的不是增强实力地位，难的是根据不断增强的实力地位而不断谋求最佳位势，以实现持续的中兴。近代的德国和日本在由旁观者和羡慕者的身份加入强国俱乐部后却遭遇惨败，战后致力于和平发展，重新进入国际舞台中心；苏联由一个欧洲边缘的大国俄罗斯诞生而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世界一极，可谓风光无限，然而，最后也不战自垮。这些大起大落的民族命运，如果我们仅仅简单地以旁观者的心态，以自我价值和位势来分析其经验教训，无疑是对历史经验财富的误用。我们应当学会站在它们当时、当事的立场上考虑为什么它们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应对，对未来的局势它们是怎样思考和推动举措的。因为我们现在也处于一个实力地位快速变化的历史阶段，而且当前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快得多，如果我们再用以前的心态和立场来应对和设计未来的角色所承担的责任，无疑会使我们难以谋求到最佳位势，这样，历史教训不仅可能重演，而且之前付出巨大牺牲得来的成就可能也会功亏一篑。
中国今天面临的根本挑战不是由弱到强，而是实力地位不断变化而带来的身份重构，存在着历史经验和未来创意之间取得平衡的挑战。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美国在从孤立向国际化转变的时代，德国在俾斯麦时代，法国在黎塞留时代，俄罗斯在彼得大帝时代，各个大国之所以能完成角色转变，无一不是在自身历史经验和未来探索中获取平衡的。
如何在角色转变中塑造自己是中华民族当今首要课题。角色转变期充满着各种风险，否则世界风云也就不会这样变幻了。法国、德国、俄罗斯这些国家虽然强盛，但纷纷在角色转变中迷失，从而酿成大错，并非它们自身不够成功，而是它们似乎不擅长角色转变。
法国在黎塞留时代转变角色成功，由一个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阴影下的二流国家变成欧洲秩序有力构建者，之后便很少有成功的角色转变，无论如何努力，总难以逃脱对欧洲和平和均势的破坏者角色。先是路易十四四处征伐，使法国成为欧洲众矢之的；再是拿破仑独力支撑法国大革命后的孤立危局，最终战败；经过休养生息，刚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有所起色，但不久又败于雄才伟略的俾斯麦治下的普鲁士，最终沦为二流国家。从此之后，法国只能跟随英国，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胜，但国力和自信已经在强大的德国面前耗损殆尽，致使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便耻辱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戴高乐时代又期望成为独立后的欧洲中心，但在美国成为西方盟主的情况下，它的影响力总是有限，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造成被动。
德国统一后，由欧洲强国中最弱势地位突然成为欧洲政治中心，心态似乎因突变而丧失应有之理性。在俾斯麦去职后，开始四面树敌。先是威廉二世好大喜功，同时对英、法、俄展现咄咄逼人之姿态，与英国展开海军竞赛、与俄罗斯交恶于东欧、激化法德世仇，最终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希特勒野蛮扩张，同时与美、苏、英大国为敌，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陷于冷战之中的国家分裂。
俄罗斯亦是如此，从欧洲边缘崛起后，不断向四周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成苏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又由欧洲边缘大国，变成地跨欧亚大国，最终变成欧亚大陆之强大陆权中心、世界一极的身份，但苏联在战略上完全继承俄罗斯衣钵，无任何变更，最终于冷战中陷入中、美、日、欧的包围，在内外交困中陷入巨祸。
这三个海陆大国角色转变不成功是因为，作为陆海大国，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们比美、英、日等纯海上国家，更难超越自己的思维定式和历史经验，而且，不同的国际位势，导致其地缘政治优劣转变，从而导致情势巨变，而自己却以以前之经验应对新鲜情势，如何会不遭遇曲折，甚至挫折？
世界各国，最成功的莫过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角色的转变成功使它们能够把握自我，而不是像法、德、俄那样在角色转变中出现动荡和起伏。
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步入转型的门槛。面对当今它们的成败得失时，必须想到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任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从世界范围看，每一个大国在其崛起进程中，无一例外地遭遇其他大国打压、邻国疑虑，确保安全和拓展利益的矛盾凸显，中国也是如此。因此，中国迫切地需要以开拓性的胆识和创造性的视野，以更大的战略突破和更高的战略着眼，实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角色转变的优势和主动。
窦国庆
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