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与年轻人谈一谈——胡适谈读书的启蒙思想(1)

我认为最值得与年轻人谈的便是知识的快乐。一个人怎样能使生活快乐？人生是为追求幸福与快乐的……人生的快乐，就是知识的快乐，做研究的快乐，找真理的快乐，求证据的快乐。

——胡适

一、对中国少年的几点忠告

注：本文原标题为《少年中国之精神》

【引子】

本文为1919年7月胡适在少年中国学会上的演讲，原载于1919年《少年中国》第1期。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历史最长、最有影响的一个青年社团。当时由于日本侵占山东，爱国青年们有感于此，为保卫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联合各方面的有志青年发起组成此学会。

学会于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成立，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会员遍及全国：有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人，有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归国的留日学生，有从事爱国运动的学生。会员曾一度发展到108人，影响很大。

蔡元培当时曾评价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学会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作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当时虽为北大老师，但与学生们相差无几。他学贯中西，青春勃发，英气逼人，为当时爱国青年追捧的偶像人物。此文即是他在少年中国学会上的演讲，并发表在《少年中国》第1期上。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见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意气风发，也可见他当时对中国少年、少年中国的思考。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我们也该时时刻刻记着这句话：“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前番太炎先生，话里面说现在青年的四种弱点，都是很可使我们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凭借已成的势力；三、不要虚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骛远。这四条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一方面提出几个观念，和各位同志商酌。

一、少年中国的逻辑。逻辑即是思想、辩论、办事的方法。一般中国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一种正当的方法。因为方法缺乏，所以有下列的几种现象：（一）灵异鬼怪的迷信，如上海的盛德坛及各地的各种迷信；（二）谩骂无理的议论；（三）用诗云子曰做根据的议论；（四）把西洋古人当作无上真理的议论；还有一种平常人不很注意的怪状，我且称他为“目的热”，就是迷信一些空虚的大话，认为高尚的目的；全不问这种观念的意义究竟如何。今天有人说：“我主张统一和平”，大家齐声喝彩，就请他做内阁总理；明天又有人说：“我主张和平统一”，大家又齐声叫好，就举他做大总统；此外还有什么“爱国”哪，“护法”哪，“孔教”哪，“卫道”哪……许多空虚的名词；意义不曾确定，也都有许多人随声附和，认为天经地义，这便是我所说的“目的热”。以上所说各种现象都是缺乏方法的表示。我们既然自认为“少年中国”，不可不有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应该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不是我在这短促时间里所能详细讨论的，我且略说科学方法的要点：第一，注重事实。科学方法是用事实作起点的，不要问孔子怎么说、柏拉图怎么说、康德怎么说；我们须要先从研究事实下手，凡游历调查统计等事都属于此项。第二，注重假设。单研究事实，算不得科学方法。王阳明对着庭前的竹子做了七天的“格物”工夫，格不出什么道理来，反病倒了，这是笨伯的“格物”方法；科学家最重“假设”（hypothesis）。观察事物之后，自说有几个假定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假设所涵的意义彻底想出，看那意义是否可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是否可以解决所遇的疑难？所以要博学。正是因为博学方才可以有许多假设，学问只是供给我们种种假设的来源。第三，注重证实。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挑出一个，认为最合用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否真正合用？必须实地证明。有时候，证实是很容易的；有时候，必须用“试验”方才可以证实。证实了的假设，方可说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张、东哲西哲的学说，若不曾经过这一层证实的功夫，只可作为待证的假设，不配认作真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

二、少年中国的人生观。现在中国有几种人生观都是“少年中国”的仇敌：第一种是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活，固然不消说了；第二种是退缩的人生观，如静坐会的人，如坐禅学佛的人，都只是消极的缩头主义。这些人没有生活的胆子，不敢冒险，只求平安，所以变成一班退缩懦夫；第三种是野心的投机主义，这种人虽不退缩，但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见，所以他们不惜利用他人，做他们自己的器具，不惜牺牲别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紧要关头，不惜作伪，不惜作恶，不顾社会的公共幸福，以求达他们自己的目的。这三种人生观都是我们该反对的。少年中国的人生观，依我个人看来，该有下列的几种要素：第一，须有批评的精神。一切习惯、风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一点批评的眼光；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习俗，都最容易陷入机械的习惯，到了“机械的习惯”的时代，样样事都不知不觉地做去，全不理会何以要这样做，只晓得人家都这样做故我也这样做，这样的个人便成了无意识的两脚机器，这样的社会便成了无生气的守旧社会，我们如果发愿要造成少年的中国，第一步便须有一种批评的精神；批评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随时随地都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第二，须有冒险进取的精神。我们须要认定这个世界是有很多危险的，是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险的；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来冒险进取的。俗话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要做一个人，岂可贪图自在；我们要想造一个“少年的中国”，岂可不冒险；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大舞台，我们既上了台，便应该老着面皮，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干将起来；那些缩进后台去静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着双手只会看戏的人，也都是懦夫；这个世界岂是给我们静坐旁观的吗？那些厌恶这个世界梦想超生别的世界的人，更是懦夫，不用说了。第三，须要有社会协进的观念。上条所说的冒险进取，并不是野心的、自私自利的；我们既认定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又须认定人类的生活全是社会的生活，社会是有机的组织，全体影响个人，个人影响全体，社会的活动是互助的，你靠他帮忙，他靠你帮忙，我又靠你同他帮忙，你同他又靠我帮忙；你少说了一句话，我或者不是我现在的样子，我多尽了一分力，你或者也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和你多尽了一分力，或少做了一点事，社会的全体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便是社会协进的观念。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把人人都看作通力合作的伴侣，自然会尊重人人的人格了；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觉得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社会有关，自然不肯为社会造恶因，自然要努力为社会种善果，自然不致变成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机家了。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批评的、冒险进取的、社会的人生观。

三、少年中国的精神。少年中国的精神并不是别的，就是上文所说的逻辑和人生观。我且说一件事做我这番谈话的结论：诸君读过英国史的，一定知道英国前世纪有一种宗教革新的运动，历史上称为“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这种运动的几个领袖如客白尔（Keble）、纽曼（Newman）、福鲁德（Froude）诸人，痛恨英国国教的腐败，想大大地改革一番。这个运动未起事之先，这几位领袖做了一些宗教性的诗歌写在一个册子上，纽曼摘了一句荷马的诗题在册子上，那句诗是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翻译出来即是“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我们也该时时刻刻记着这句话：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读后感悟】

1.在20世纪初期中国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如何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少年中国？最离不开的就是中国少年。胡适的这篇《少年中国之精神》，就是给中国少年的，尤其是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代表的爱国进步青年。

2.在西风东渐的中国，作为当时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胡适不仅学贯中西，而且有积极改造旧文化的勇气，他首倡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启蒙老大中国。本文中，胡适向青年提出：要培养一种正当的逻辑方法，培养一种科学的人生观。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缺乏的，也是中国少年最该培养起来的。

3.逻辑方法，就是重事实，重假设，重证实；科学的人生观，就是要有批评、冒险和与人合作的精神。前者体现了胡适一生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观点，后者体现了他自由独立的思想。二者都体现了一种科学的精神。

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人做事，都该有此科学标准。

4.中国文化重精神意象，轻物理实证，致使国人思维少逻辑，做事少正当方法，就是说主观多，想当然多，事实的科学实证少。所以，当时国人多迷信、盲从、随众，多退缩、顺民、奴性，多醉生梦死，多投机钻营。凡事不积极设法，转而向内心求。在作者眼里，这正是缺少实验态度和科学方法的表现，缺少批评冒险精神的表现。也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源所在。

5.科学是什么？就是追求真理。而真理的本质是实事求是，重怀疑实证实验，重批判冒险进取。由此可见，科学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唯有科学，才能真正让思维有逻辑，做事有方法，处理问题有能力，保持积极进取、迎难而上的朝气。这正是中国少年该有的精神。胡适是积极实践的乐观主义者，所以他在文末指出：只要积极地自我革新，就会创造一个耳目一新的少年中国，为此他借用一首诗：“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6.科学求实和自由批判的精神，贯穿胡适的一生。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做事，他都以此为准绳，知行合一，独立不倚，不愧为一代“文化圣人”。

二、读书应持有批评的态度

注：本文原标题为《新思潮的意义》

【引子】

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是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所发表的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此文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上。

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全国形成爱国热情的高潮。在很多人眼里，《新青年》是这一运动的司令部。但实际上，《新青年》同仁之间此时存在着思想分歧，有人激进，有人温和。这种分歧在五四运动之后两个月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上。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也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空前开放的时期，即所谓“王纲解纽”的时代。

胡适、钱玄同等人，是一直坚持《新青年》原有的以思想文艺为主的核心思想的，这样，在《新青年》的办刊方针上，就形成了两种不可调和的思想矛盾。胡适主张坚持思想文艺为主的方向，而陈独秀等人更倾向于政治。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发表了这篇《新思潮的意义》。了解他写作此文的时代和思想背景，我们就更容易理解此文了。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

这种新态度可叫作“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态度的最好解释。

（一）

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即如包世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一篇长文，列举新思潮的内容，何尝不详细？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陈先生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这话虽然很简明，但是还是太笼统了一点。假使有人问：“何以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呢？”答案自然是：“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是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又问：“何以凡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东西都该反对呢？”这个问题可就不是几句笼统简单的话所能回答的了。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作“评判的态度”。

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一、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二、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三、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