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混淆现在与未来——折现(1)

★有时候，事件发生之前的不确定性，要比随后发生了最糟糕的事情更加令人沮丧。

★必须时刻记住起作用的是资金，而不是买家或卖家的人数。少数几个资本大鳄提前掌握他们认为是准确的消息，可能会抵消掉上千个持有相反意见的小股民对市场的影响。

★他的担忧与他的持股仓位正相关，仓位越重，恐惧越大，并且恐惧会被按照几何级数放大。

缺乏经验的交易员和投资者，以及许多有经验的人都持续地努力推测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例如，假设公布的收益数字表明铁路的净利润持续高速增长，新手就会推测：“增长的收益表明能用于分红的金额在增长。价格应该上升。我要买入。”

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他应该说：“除非有其它的因素形成对冲，否则价格已经上升到这些增长的收益所反映出来的程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当前的条件会持续下去，这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然的假设，我们整个生活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都基于这一假设。当小麦的价格高涨时，农民会增加小麦的种植面积，因为能得到更好的收益；当价格处于低位时，他们就减少种植面积。我记得曾经和一个种植土豆的农民聊天，他声称自己挣到了很多钱。他使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采取和通常习惯相反的举动。当土豆价格低的时候他大量种植；当价格高的时候则减少种植面积——因为他认为别的农民都会采取和他相反的做法。

一般人并不拥有缜密的分析思维，这既可以说是他们的不幸，又可以说是他们的幸运，取决于你如何看待事情的发展。我们“透过一扇模糊的窗子”在观察。我们的想法总是被笼罩在薄雾之中，我们推理能力的运转总是千篇一律，即使有微弱的可能来摆脱这种状况，也需要花费极大的努力。我们的大量情感和部分行为仅仅是对外界刺激的自动反应。尽管人类大脑的发育令人惊奇，但最初它只是一个放大的神经节，而它的第一反应也仍然和那个神经节的反应一致。

我们对待早晨叫醒我们的闹钟的敌意，就很简单地说明这种反应。我们仔细地设好闹钟时间、上好发条，如果它没有响，就可能给我们造成极大的不便；但如果它按时响了，我们给予忠诚的闹钟的奖励，却只有诅咒。

如果一列地铁晚点，在站台上等待的人群中，10个人里有9个都会伸长脖子去看列车是否驶来；而已经在列车上的乘客，许多人都有可能因列车晚点而错过自己的安排，他们只能情绪紧张地祈祷列车将时间追回来，为此他仍甚至愿意提供一些帮助。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用或低效的，但我们还是愿意花费更多善意的、身体上或精神上的能量去实现一个目标，而不愿把这些能量用于分析或计算之中。

在面对像股票价格这样复杂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模糊感的增长速度，将会和事情的难度以及我们对它的无知程度成正比。我们通过阅读、观察和交谈吸收了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我们根据这些信息总结出现在的形势是看涨还是看跌。我们不会说“形势马上会变成看涨的”，而是采用“现在的形势是看涨的”这种表达形式，表明我们在形成判断时，允许现在去混淆未来的程度。

随便抓住一个交易员，让他清楚说明自己的想法，他会欣然承认从逻辑上来讲，当新闻全部都是看涨时，就是价格最高点出现的时间。但尽管这样，你还是会发现他在这样的新闻发布之后，继续购买股票——即使他不在新闻发布的当时购买，也一定会在“回调”时买入。

绝大多数即将到来的事件，都会提前露出一些端倪，聪明的投机行为必须以这些端倪为基础实施。因为对这些事件的预期而产生的价格波动，就叫做“折现”，而折现的过程值得我们稍微仔细研究一番。

一方面，有些事件是不能折现的，即使那些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庞大金融利益集团也不能。当然，这些利益集团多半是想象出来的。美国旧金山地震就是无法提前预见的事件的一个标准案例，因此它不能被折现；但不一定只有这种“上帝的行为”才无法折现。毫无疑问，关于某些最近颁布的最高法院决定，我们的大银行家基本和散股经纪行客户室中最小的投机者一样，都被蒙在鼓里。

如果在事件发生之前，这个事件的影响并没有被人感知，那么它的影响就会在事件发生以后起作用。在所有关于折现的讨论中，我们都必须记住这一事实，以免我们的话题失去控制。

另一方面，一个事件有时会被过度折现。如果一支股票的分红利率从4个百分点上升到6个百分点，最热切的多头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可能会散布谣言说分红利率将提高到6或7个百分点。因此，当5个百分点的分红利率被公布后，这一比例可能会令股民失望，从而导致价格下跌。

有些资本家与房地产，或者与受联合金融利益集团操控的金融条件有联系，一般而言，在这些资本家控制下的事件，很可能在产生之前就已经获得了充分的折现。资本没有利用确定会发生的事情，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哪怕这件事情事先仅有少数的几个人知道。

但是，“局内人”掌握未来商业环境的程度，通常是被夸大的。未来的商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极度依赖农作物收成、人们的心情以及政府首脑实施的政策，因此它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没有任何一支力量能够驱动美国人民。任何对他们行动的控制，必须通过甜言蜜语的欺骗或者通过迂回的、曲线救国的方式来实施。更何况由于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具备阅读能力的人数越来越多，因此年复一年，大众越来越善变。很容易想象，老一代的金融家一定会对自己说：“我多想在1870年拥有现在的资金，或者在今天拥有1870年的宏观条件！”

通过从各个角度研究经济条件，有助于形成对于何时结束折现过程的正确认识。关键的问题是，买卖动作在什么时候变得普遍并且急迫？例如，在1907年，定期公布的银行报告说明储备金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减少，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就是购买高分红股票的最安全、最佳的时机。在变现的压力下，股市低开了几个点，许多标准股在之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跌到那一天的低价。解释也很简单，经济条件已经如此之差，不可能变得更加糟糕，除非出现彻底的崩盘，而所有相关方肯定会团结在一起防止彻底崩盘的出现。

1900年的总统大选也是类似的情况，当布莱恩被提名时，价格跌到了最低点。投资者马上说到：“他不能当选。”因此，他被提名就是能够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况，当时所有的政治新闻对未来的走势都是严重看跌。随着大选的进行，当他的失败变得越来越明显，股票价格也随着当时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持续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