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悠悠往事，尽在聊城(2)
傅淦是一个文武双全的才子，年少便负有才名。当时，许多人都很羡慕傅家出了这样一位才子，想着若是他入京赶考，定能高中，之后入朝为官，光耀傅家门楣。可傅淦虽才华出众，饱读诗书，却一向淡泊名利，对考取功名毫无兴趣。同治十二年，他取得了贡生资格后，便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过起了清闲的日子。想来，傅斯年那种拒不为官从政的性格，大抵是从他这位祖父那里遗传过来的。
傅淦书生气十足，只懂忠孝礼义，乐善好施，却对金钱没什么概念，不懂经营和理家。年轻时，由于家境优越，不需要他操心，于是他一有空就四处游览，遇到贫困落难之人，不分三六九等，一概施予援手。
傅淦不重物质而重精神，分家时，只要了家中的一所马厩，将其他宅所都留给了他的六个兄弟。之后，便完全依靠分家时所得到的一些钱财生活。起初，他从没想到自己今后的日子要如何度过，花钱也没有计划，钱越花越少时，都没有意识到谋生之事。
时光流逝，三个儿子的出生令家里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糟，傅淦不得不出去寻些差事，挣钱养家。有这样一句俗话，叫“百无一用是书生”。傅淦虽满腹诗书，但这些才华除了考取功名入朝为官，并没有其他用武之地。当他决定出外谋职时，才发现除了当私塾先生，自己身外无技。
私塾先生的薪水不高，远远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傅淦便用闲下来的时间写字作画，而后售卖贴补家用。傅淦在书法上极有造诣，只是在当时，他并非名人，字画也卖不上价钱。日子实在捉襟见肘时，他只得典当夫人的嫁妆。傅淦的夫人是江西巡抚的女儿，嫁入傅家时带了丰厚的嫁妆，然再丰厚的嫁妆也有用尽的一天，斗转星移，傅家还是陷入了窘境。
傅淦身上有着浓重的书生气，这书生气不仅是书卷气，更是一种文人的清高脾气。一次，李鸿章因为不想恩师的儿子过得太困窘，便写信给傅淦，表示只要傅淦肯到天津，他就能为傅淦安排一个职务。傅淦接到信后考虑了许久，深知李鸿章是好意，又想到家中经济拮据，于是勉强同意。
当时，李鸿章任职直隶总督，事务繁忙，傅淦刚到达天津后，李鸿章便被派以紧急公务，不得不简单安排傅淦去安徽会馆休息一晚，并告诉傅淦自己第二天去找他，与他细谈工作的事。傅淦见李鸿章话都没说两句便离开，误以为李鸿章找他只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并未真心想要伸出援手，文人脾气顿时直冲脑门，遂打道回府了。
清朝末年，傅淦外出遇到一位身染重病的宦官，对方听闻傅淦懂医术，愿意出高价请傅淦看病，可傅淦却因痛恨当时宦官干政导致政治黑暗，拒不肯救治。直到看到对方的同伴在地上长跪不起，他才勉强答应。然而诊治过后，他没有接受对方的诊金，还将对方留给他的银两扔出了门外。
早有傅以渐为惩镖师拦皇纲，后有傅淦不屑为宦官诊治，可见，傅家这种不恃权贵、清高的文人脾气也是祖传的了，难怪傅斯年能在日后做出“炮轰”腐败官员的事情来。
3.家父早逝，祖孙情深
都说隔辈亲，祖孙心连心。傅淦渐渐老了，不便外出教书，便整日留在家中，偶尔出门走动，却也不再游历四方。书画倒是没有扔下，破落的老宅中挂着不少成品，让这间老宅也颇具书香氛围。
傅家老宅挂有两块金字匾额，分别写着“相府”和“状元及第”，象征着傅家曾在聊城的显赫身份。皇上御笔亲赐给傅以渐的“圣朝元老”的匾额挂在二重门上，足以见得当年皇帝对傅以渐有多么器重。无论是三块金字匾额，还是门框上刻着的“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的对联，都凸显了傅家书香门第的特点。
老宅中值钱的东西都被典当得差不多了，除了一座祖上传下来的英国造座钟，那是傅斯年的祖爷爷傅山在一家专卖洋货的店里买来的。此外，老宅中还有许多珍贵的善本，这些都是傅淦的宝贝，无论经济多么窘困，他都不会将这些书卖掉。
1896年，傅斯年出生，作为傅家的长子长孙，他的降临令傅淦异常欢喜。对于傅淦而言，初为人父时，由于家道中落，没来得及感受欣喜便忙于生计，如今，孩子们都长大了，自己也是时候享受含饴弄孙之乐了。从此，傅斯年成了傅淦生活的全部。
傅淦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便是来到傅斯年床边，看看这个胖嘟嘟的大孙子。等到傅斯年能听懂人言，学会了说话，傅淦便以照顾傅斯年的生活和教育傅斯年为乐。
老宅中最多的东西是书，傅淦的房间里有一大排书柜，上面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种书籍，有成册的诗词，有国学书籍，还有不少儒家经典著作。傅斯年一出生就处于这样的环境里，整日接受文化熏陶，也就不难理解他后日的龙跃凤鸣了。
傅斯年3岁左右，傅淦开始教他识字，为他传授蒙学基础。傅斯年4岁时，他的父亲傅旭安外出教书，傅淦便将傅斯年接到自己的房间，与自己同床共寝，教他识字读书。
傅斯年每天早上一醒来，就能听到祖父为他讲的历史故事，这样的生活环境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历史知识基础。李裕桓在《聂湘溪谈傅斯年》一文中提到，这样的生活持续了4年，等到傅斯年8岁时，傅淦已经给他讲完了整部二十四史中所有的故事。
傅斯年4岁多便被傅淦送入了城中最好的私塾馆，开始接受教育。这间私塾馆距离傅家不远，上学比较方便，且有很优秀的私塾先生，傅斯年的先生孙达宸一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其中有40多人考中了秀才及以上的功名。孙达宸很严厉，他定下一个规矩，背不好书的学生要被打板子，为此，很多学生一看到他就格外紧张。
傅斯年继承了祖上的聪慧及过目不忘的本领，进入孙达宸的私塾后，从来没有因为背书挨过板子，其他学生十分羡慕。从《三字经》到四书，再到五经，傅斯年一本又一本地学习着、背诵着，虽然还不太明白其中的含义，但也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傅淦看到傅斯年如此好学，内心十分欣慰，觉得他不愧是傅家子孙，潜质过人。
孙家的私塾馆虽有知名的先生，环境却不够好，特别到了冬天，私塾馆里寒气刺骨，傅家又没有多余的钱为傅斯年准备取暖的手炉，他只能靠不停地搓手来抵御寒冷。每次回家，看到傅斯年冻得又红又肿的小手，傅淦都不由万分心痛。
不久之后，聊城朱家在家中办了私塾，并聘请了私塾先生，傅淦便让傅斯年转入朱家的私塾馆继续学习。朱家与傅家同属“聊城八大世家”，且颇有交情，对傅斯年也自然多一些照顾。如此，傅斯年终于不必在寒冷的环境中奋发了。
傅家是书香门第，傅家的每一位成员都谨遵祖辈的教诲，自小从文，并注重对子女的文化培育。由于自小在家中受到了蒙学教育，私塾的课程对傅斯年来说并无太大难度，在他脸上从来看不到其他孩子那种痛苦的表情，但他还是虚心受教，认真听讲，并在放学之后回到家中仔细做功课，复习当天学到的知识。傅淦看在眼中，喜在心里。
除了文化上的熏染，傅淦的性格也对傅斯年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傅淦向傅斯年讲述历史故事开始，傅斯年便感受到了祖父心中那份浓浓的民族情怀，以及对黑暗势力的痛恨和排斥。小小年纪，还不能完全体会祖父的那种感情，还不能完全洞悉祖父言语中的愤怒，但他却记住了那些令祖父痛恨的人和事。同样的情感在他幼小的心灵内埋下了种子，以至于他在成年后也时常心存侠义，远离政治，品性高洁，淡泊名利。
成年后的傅斯年曾对他的弟弟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傅斯年记得，儿时祖父曾向他讲过，做人不但要心眼好，还要讲仁德，当听到他表示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时，祖父的眼中满是赞赏和喜悦。
在傅斯年的记忆中，祖父时常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帽，一副老学究的模样。傅淦在给傅斯年讲述历史人物及故事时，无意中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这对幼年的傅斯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傅淦讲的那些民族故事让傅斯年从小就具有了民族意识，以致他不喜欢对人提起他那位宰相祖公傅以渐，只因傅以渐身为汉人，却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并入朝为官，有损汉人的民族气节。
傅淦安贫乐道的心态遗传给了他的长子傅旭安，傅旭安也生性淡泊名利，不爱为官。为了养家，傅旭安在傅淦的建议下去了书院当教书先生。傅旭安去的书院是东平县的龙山书院，那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确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只可惜地处偏僻，离家较远，交通多有不便，傅旭安一年难得回家几次，很少有时间陪在妻子和孩子身边。后来，由于傅旭安知识渊博，授课生动，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龙山书院院长，可惜好景不长，傅旭安因病早逝。
幼年丧父是一件残忍之事，但也许是相处的时间太少，父亲的离开并没有给傅斯年的心中留下什么阴影。何况祖父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言传身教，故而他并不孤独。而对于傅淦来说，这种伤痛则难以抚平。
世上父母最痛心之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长子的病逝令傅淦心痛不已，唯一的安慰即是身边的傅斯年。傅斯年一天天长大，变得更加懂事明理，祖孙二人相互照顾，亲情更深。
傅旭安去世后，傅淦对傅斯年更加关心，天气好又没有课时，他会带着傅斯年去郊外踏青，或沿着运河的河岸一边慢悠悠地踱步，一边娓娓道来那些经典古籍，历史故事，道德伦理。祖父的头发虽然已经花白，但每当提及学识，或谈论古今，他的眼中立刻会出现矍铄的神情。在傅斯年的心中，祖父就像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他对祖父不但尊敬，而且崇拜。
在家中，对傅斯年影响最大的除了祖父，便是傅斯年的母亲李夫人。李夫人出身大户，为人亲切，贤惠端庄，虽未曾进过学堂，识字又不多，但对三纲五常等传统礼节却是知晓详尽。有此本源，嫁入傅家后的她便悉心照料公婆，相夫教子，用心持家。
傅淦和傅旭安都是为学之人，不懂盐米之贵，不会分配薪水，这些担子便全由李夫人一人承担。她细心计划每一笔开支，精打细算，虽然家境贫困，却也从未委屈过孩子和老人。城中人都知道傅家娶了一个识大体、会过日子的好媳妇。无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家中断了收入之后，即使她再怎么节省开支，生活也难以为继。
家中的顶梁柱倒下后，李夫人心中不由得发了愁，公婆年事已高，长子正读私塾，幼子尚在襁褓，自己不过是一名妇人，傅家以后的生活要如何是好？就在她发愁之际，傅旭安的两名学生找到她，称一些同学知道师母家的情况，凑了些银两，存在他们二人之处，以后会由他们定期向傅家提供资助，钱虽不多，却是份真挚心意。
李夫人闻之感激涕零，两名学生均表示，傅旭安生前对学生关怀备至，有情有义，这是他们唯一能为先生一家所做的事。靠着这些微薄资助，傅家得以艰难度日，实在入不敷出时，李夫人只得变卖家中的一些物品度日。
看到母亲努力地支撑着整个家，且不使自己和弟弟失学，傅斯年心中深有感触。此时的他已不是不谙世事的小孩，他明白母亲的不易，知道母亲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安稳无压力的学习环境付出了多少，对母亲的敬重之心更重。他日傅斯年成年成名之后，仍视母亲的喜怒为重，一旦母亲动怒，他便二话不说跪下请罪，直至母亲怒气全消。
人都说，孩子年幼时与谁最为亲近，长大后就会与谁相似。傅斯年能成长为一个既善良，又博学的人，似乎全仰仗傅淦和李夫人。试问，在如此纯良的环境中，怎可能长出苦涩的果子来？
4.幼年聪慧，一展“神”风
沧海桑田，世事巨变。如水般流逝的时间，推动着万事影影绰绰着。有道是乱世出英豪，天下局势之动荡，必昭示人中豪杰之光影。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内部开始出现派别划分，分别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洋务派”的成员皆为有权势的官僚，他们提倡借用西方力量维护封建统治，学习西方技术，发展对外经济。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其内容包括开展外事交涉，与西方政府签订条约，派留学生去西方留学，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之后，他们还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后来，虽然“洋务运动”失败了，新式教育却得到了发展。
1901年9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用副朕图治做人之至意。”随后，新式学堂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对于大城市的人来说，建立新式学堂已经成为一件势在必行的事，进入新学堂学习也成为一件时髦的事，而对于远离京城的一些小城市的人而言，他们的思维仍停留在“参加科举，入朝为官”的阶段。虽然清政府下令将所有书院和私塾馆改作学堂，可在注重传统儒家文化的聊城学堂里，教授的东西仍是书院和私塾所教授的那一套，可谓“新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