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断代的忧伤——沉默的死亡VS绝望的骚动
前言
在今年4月份的第1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中，新锐导演韩杰的《Hello，树先生》获得最佳影片。随后该片男主演王宝强在意大利举办的第十届亚洲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男演员奖。再加上之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新人导演奖、评委会大奖、第九届俄罗斯海参崴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八届香港亚洲电影节亚洲最佳导演奖等一系列奖项，以及演员王宝强四次封为影帝。可以说，这部票房不高但屡获国际大奖的2011年影片能够延续到2012年，着实给我带来不小的震撼。
同样抱走金马奖和金像奖等多个奖项的《桃姐》，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Roger与照顾他们家上上下下五代人的家佣桃姐之间所发生的一段触动人心的主仆情。然而电影不是单纯地用文艺的路线行“治愈”之风，而更多的用这种超越身份的情感来叩问当下的我们，关于老人和青年人的关系，关于主仆之间的感恩，和折射出的社会上各种人心欲求之下逐渐流失的人性关怀。
《桃姐》中借由桃姐的眼睛观察的老人院总让人不禁想起《飞越老人院》中的片段。在老龄化问题愈加显著的今天，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社会对于老人群体的态度，二者之间的关系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每个人不得不去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桃姐所言“烂扇无风，人老无用”的悲观情绪，却在《飞跃老人院》中以一个全新的活力展示出来——一群在生理上趋向衰老的老人，却怀抱着心中不灭的理想，为了证明自己不老的信念，完成青春的癫狂。
老年人在人生的悬崖边歌唱，忘怀岁月定下的青春赏味期，而在1975，《我11》里的王憨却只能在本该是人生最欢愉的时候，和死亡、压抑、暴力、强奸以及苍白的反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王小帅导演从儿童视角来看那个半残的中国社会——文革末期，被“驱逐”到西南三线的城里人犹如困兽，而青春的困惑和煎熬在“文革”的苟延残喘里愈发浓烈，你可以嗅到落难的童年在梦里的挣扎——荷尔蒙的刺激和以廉价的生命作为筹码的报仇。时代的裂变在如今的商业市场被放置在一个冰冷的角落，《我11》票房的冷清似乎再次验证了游吟诗人的孤独，导演在自己的记忆里徜徉，没有亲身和那个时代对话，便很难体会到属于一个群体在情感上无法愈合的伤口的深度。
在影视剧方面，我主要研究方向是影视剧中的文学性问题，也发表一些相关方面的论文、评论。我曾经在《新批评》中提到过，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某些东西经过了时空的转化依然能够牢牢植根于我们心中，同时代的演绎是经典的回归。
以上我提到的电影，它们已然还需要电影时光的淘洗来证明自己作为未来时代经典的价值，但这些电影触碰到当下社会的软肋，如何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而这个角色组成的群体又是怎样的生存现状，都需要人的自觉——社会问题不是单一的存在，而问题被人淡忘的过程就是它在现实中埋藏更深的过程。
“戈多”的等候
《Hello，树先生》的故事常常被标签化，主要是框架上的离奇和表意上的魔幻感。会有不少观众无法看懂，就恰似我们常无法理解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荒诞和离奇。这也许是票房不高的一个原因吧。比如有称之为“社会主义下的超现实主义”、“魔幻主义”等，这种类型的电影并不在迎合大众的低层次需求，而在借由导演的镜头，“跟踪”小人物“树先生”，展现他的“变形”——从对现实状况的期待到被无法扭转的迷惘“虐待”之后的疯癫。
其实还原故事本身，影片主要讲述一个村里叫“树”的单身青年，渴望能够找到自己的事业和爱情。但是90年代是现代化转型期，城市快速化发展，农村资源被工业过度开发。仅靠粗糙技艺，他只能属于弱势群体。他的几个好友们有企业家、教师，即所谓的“成功人士”，而他却因为自己的无能和老实人的本分被这个时代所淘汰。树哥从农村到城市里找这些表面风光的“成功人士”，却发现他们携带着浓浓的铜锈味，飞扬跋扈，有婚外恋等在他的正统价值观里无法容纳的恶习。他看上县里聋哑姑娘小梅，小梅的工作是盲人按摩。结婚那天，树和他的弟弟打了一架（原因是开出租车的弟弟没能借到皇冠轿车，用来当花车）醒来后，树迷失心智疯了。脑海里满是死去的父亲和哥哥。（哥哥80年代犯流氓罪被父亲误吊死在树上，后来父亲去世了）小梅在当夜强行和已无感觉的树发生性关系，婚后几天，小梅逃回娘家。树尽管疯了，反而在村里受人尊重。村长和侄子夜里拜访，开矿老董请他来剪彩。理由是疯掉的树会预言，村里很多奇事，他都预言到。影片最后，他摸了摸古树，已怀孕的小梅主动回来并会开口说话，他们打算住到城里去。结果，镜头一转，原来一切都是他的幻想，树只是孤独地行走在白茫茫的雪地里。
《Hello，树先生》，贾樟柯的1997年经典作品《小武》，以及和树先生同年上映的《钢的琴》，就恰似一群小人物的舞台剧。树哥坐在树上一直没有看到自己的梦成为现实，等待戈多一般的无望就好像被吊死的哥哥一样，再没有看见有喘息的机会。小武这个像是孔乙己的自称“手艺人”的贼，他的情感之路比树先生还惨淡，情感渴望的破碎，友情的脆弱，逃不掉的噩梦，逃避是无奈的麻木，就好像火无力阻挡水的倾覆一般无能为力。但是我们依旧看到，观众一直不给国产文艺片什么好眼色看，导演是在用影片完成思想独立的过程，而被认可的独唱如果只是几个影评人的反思，或是仅仅是获得奖项的结果，那么对于影片对于人们的启迪将会被时光磨蚀——橡皮擦加速移动，而我们也在加速忘却自觉的认知。
但是《钢的琴》最终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一个不是写尽悲伤的完成梦想的艰辛历程，导演以诙谐幽默的笔调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一个东北老工业城市原钢厂工人陈桂林为了完成女儿也是自己的音乐梦想而和一群朋友用钢铁打造钢琴的故事，而最后的市场效果也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希望。陈桂林的等待是被钢一样执拗的现实压抑的梦想，他的戈多终究来了。《桃姐》里那六十年的不离不弃，始终如一的忠诚，是不断积累感情的等待，而在这中间主仆曾经存在的等级被抛却，人们在感情上达成了一致。《飞跃老人院》里老人们等待子女们的“救援”是没有归期的思念，于是他们乘着梦想的大巴出发，这是面对衰老的又一种积极向上的选择。
这些影片的成功在于给我们当下人提供一种记忆。这种记忆是随城市化浪潮掩埋在心底，然而，这种记忆通过电影叙事手法的再现，能够从更高层面上甚至是社会意义上给人们带来思考。在“戈多”的等候里，有最终空洞到沉默的眼神，有欣喜到欣慰的神色，而无论哪一种结局，主人公的等待都是对当下一部分人生存现状的折射，他们重新翻开记忆的相册，提醒我们——除却“戈多”的等待，我们还能选择怎样的存在？行动能不能代替我们的等待？
游离的灵魂何处去
《Hello，树先生》中关于游离的主题（农村与城市，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他们某种紧张的关系）中，树哥是代表一批土地上的人，他来到县城、大城市。他身处城市，却得不到自己设想的种种美好，而农村也给不了他，他游离在农村与城市之间。90年代农村建设是响应城市化浪潮的，影片开头部分就提到“太阳城”这个城市住宅的概念，当地政府希望完全在地区去农村化。农村被用来开矿采煤。片中和树哥关系要好的小庄就是死在煤矿上。有一个场景，树哥和矿主发生争吵。原因是自己的土地被占，过程不详说了，结果是树哥向矿主跪下磕头。这一跪的内涵远不止个人得失，影片最后高音喇叭的呼喊，村民高高兴兴地搬迁。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这些村民流走自己的土地，他们到城市生活。农村与城市，真得能够只因为契约和简单的搬迁就能够轻易调和二者的矛盾吗？而树哥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没有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
树哥是属于流走的农村一类。还有一类人他们已经在城市生活，可是他们真得能够被城市包容吗？身在而心不在，他们的命运呢？影片给我们展示不同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树哥的好友，在省里当校长的陈艺馨。陈可以说是上流阶级的人物。可他背着妻子又找她人。他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所谓的成功人？成功人他们一定是优秀的吗？还一个人物是树哥的妻子阿梅，阿梅和陈不同。她是开盲人按摩店的，其实是个城市无名打工者而且还是聋哑人。导演在刻画阿梅这个人物的时候，让她包含了很多隐晦的内容。树哥和阿梅约会，树哥点了一支烟，阿梅也想点一支烟，被树哥一句“女孩子抽烟不好”带过。结婚时，阿梅强行和无意识被动的树进行房事。会抽烟、懂两性关系以及之前的暗示，我们可以推测出“盲人按摩”店的艰辛。阿梅最后同意跟树哥结婚，她是想逃离现在所处的环境。她的“游离”更多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卑微的妥协，而这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美好的“妄想”，不幸的是她又掉入了另一种深渊。
时代脚步太快了，我们的灵魂跟不上步伐。只能是无望地游走，离开和留下都是模棱两可的困境。游离，是电影的一个主题。树哥不论是在村里还是城市里，他无望的癫狂模样，分明在说他想找一个精神归宿点。只可惜父亲勒死哥哥的那棵树掐断了所有的答案。
而同样是小人物完成梦想的过程，《钢的琴》中陈桂林在游离的最后选择了坚定地朝着被断定为“不可能”的梦想进发，在20世纪90年代，东北老工业区渐渐因为技术落后、耗能高、产量低等多种原因而失去发展空间是时候，陈桂林这个原钢厂工人也没有了施展技艺的地方，而这一切的沉寂和落寞没有浇灭他对于音乐的向往，失业不是失去梦想的机会——锻造钢的琴，便是灵魂从游离到坚定，去向梦开始的地方。
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抉择，从《青红》的我19到《我11》，王小帅导演一直在讲这个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游离。被“放逐”到农村的城市人，试图“逃”出农村这个令他们感到压抑的地方。在本质上，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在心理差距在左右着他们对自己位置的判断，不是城市人自愿留在乡村，所以这种游离是被迫的行动。《青红》中，青红在爱情和亲情之间游离，父母想让她知道关于故乡的意义，而她那时只有满心令人麻醉的爱情。而《我11》则从孩子的视角，来见证一桩命案的发生，也见证主人公王憨的自我救赎——他在青春萌动的时期遇到了谢觉强这样绝望的反抗者，英雄情结和荷尔蒙的刺激就此在11岁是男孩子身上迸发。王憨的游离充满了70年代末的特殊味道，空旷的枪声似乎是一种突如其来的觉醒。时代给了我们审问自己的机会：游离的灵魂该向何处去？
反思力
电影在用各种镜头看世界，《桃姐》便是用显微镜在观察一个小小角落里的一对主仆。在桃姐没有中风之前，Roger和桃姐之间的对话无非是关于吃食和出行方面的叮嘱，没有过多的情感交流，而在桃姐中风之后，自愿去到老人院的桃姐得到了Roger的悉心照料以及Roger家人的关怀。
Roger的转变是他的自我反思。每天夜里，家里的灯一看到他在楼底下就熄灭了，他知道那是桃姐在等待他的归来，桃姐风雨六十载的追随，而又偏爱Roger，这让作为梁家少爷的他渐渐知道桃姐付出一生的代价，而他的感恩在桃姐这六十年岁月里只能是个微小的偿还。
但我期待影片中人物的反思可以启迪社会的反思力的提高。
《Hello，树先生》讲述一个正常人如何失去心智变成精神非正常人的一系列过程和转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主人公的行动选择中的黑色幽默难道仅仅是被用来表达有悖正常的“幻想”？为什么要让一个最后成为疯子的树来带我们看他的过去现在和流于梦想层面的未来？我想，导演是想用被极端压抑的人的“疯的呼喊”来唤醒更多的盲动者。
影片开放式的结尾在情境和情感上的留白，是试图用“等待戈多”一般的沉闷来叩问观众此时内心被埋藏的骚动：一个功成名就的人，自认为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上的尊严感，却依旧不断地被更高的标准慢慢掏空，疲于奔命的落魄，是戴着美好面具之下的人们最可悲的压抑，而一个社会底层的漂泊者，在看透了社会“明媚”的潜规之后则被迅速掏空，爆发了剔除伪装的最真实的反应。被拥挤的奔着成功而去的大潮排挤，树该走向哪里？大潮又是否该停下来回身看看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获得什么又缺失什么，这个“什么”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物质的得失，而是现实仓促的脚步缺失的反思力。
群体的盲动往往只需要一个微小的触发因素，口号的强势并不意味着成功预期占了上风，“众”只是在人数上提供了一个类比和自我敷衍的参照物，似乎一个人的犯错因为有了身后一大批跟随他的人而不存在有什么能够被诟病的理由，人群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无形的安全感，而这种团体的架构是不堪一击的口号联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不具有独立反思力，即使最后的失败重重挫伤了他们的自信心，但是因为有同病相怜者而潜意识上获得了自私的安慰。在城市一直没有停歇的脚步里，树迫不得已放弃了最盲目的追赶，他要回到自己思考的原点——坐在那棵树上重温自己的梦，我们不能说树具有深层次的思考力，但是他的行动折射了他精神层面无自主意识的反思力。
一些从惯性潮流中抽身出来的人，回归到最初的自己，树先生在树上看风景，而树下的人不知道树上的风景，二者在空间层面的隔离意味着精神追求的疏远。海报中树先生欢快地奔跑，身后那棵树不止种在那片土地上，还深深地扎根在树先生的心里，“树”是一种皈依——爱情的苦涩和艰辛，不被认可的孤独，热情之下的冷漠，家庭中的阴影都在召唤他的回归。
树哥反思的失败并不代表社会可以逃脱掉相同的命运，《飞跃老人院》当中，老年人的欲哭无泪，在不打扰子女又渴望间子女之间犹豫不决，他们的反思的结果是“重拾梦想”。这是打破常规的反思，是不同于以为的抱怨“老了”的积极的行动力。
在老龄化问题如此深刻地侵入到社会中的时候，仅仅依靠政府的政治和经济触角的深入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弱势群体的传统意义更偏向于生理上的标准，“惯着他们”只会把别人的帮助看做理所当然，改造自己的生活，《飞跃老人院》的越院行动给了我们新兴的命题——反思力开启行动力。
是谁？
《我11》：是谁留下了一道记忆的伤疤？
《Hello，树先生》：是时代也是时间。
是谁把“树哥”弄疯了？他怎么会在结婚之日突然疯掉了？从影片中看来好像他对当年父亲失手误杀哥哥的事耿耿于怀。是死去的哥哥、父亲灵魂逼着他疯了。我们可以从影片中看到，好几个场景里，树先生是害怕他父亲的。在结婚之时，树甚至在梦境中想亲手把他父亲掐死。父亲代表了是旧的传统型社会伦理，80年代哥哥的嬉皮士造型就是离经叛道，流氓罪甚至要坐牢。如果放到90年代估计坐牢是不大可能了。一个人的家庭记忆被上了灰暗的色调，在加深树先生的悲情色调。树哥的疯还来自于自身价值问题。他在农村手艺不熟练，到城市更不被认可。乡村里的人亲切地叫他“树”，他自己还不忘应景地吹捧一下“最近有不少人找我”，但本质上村里人是出于看客的心态——就好像“多一个孔乙己又能怎样？少一个孔乙己又能碍什么事呢？”大家无非是把他看做剧中的小丑，一笑略过。树哥的世界观是一片虚妄的不毛之地就像影片中的毫无生气地雪地。他甚至不能存活在土地上，但这和《海上钢琴师》中1900是不同的性质，所以影片会有几个镜头是他躲在树上观看路地上人们的日常活动。因此，致使树哥疯掉的不是个别人，是时代与时代转换之间，理想与现实的不统一，造成的落差和不适应，导致树哥的发疯。
《我11》被说成是《青红》的番外篇，如果说《青红》伤口还没有愈合，那么《我11》的伤痛更甚，童年的记忆已经充满“血液和精液”的味道。那么是谁在纵容仇恨的蔓延和青春情愫的秘而不宣？是谁打破了平静的童年？
时代在塑造伤口的深度，而时间在形成伤疤的形状。
当下或未来，我们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思考？这些被时代伤害的人，我们有没有想好办法去帮助他们？
“疯子”
《钢的琴》是不是很疯狂？而陈桂林告诉你，没有疯狂的梦想才是真正的虚妄。如若他被叫做“疯子”是旁观者饭后闲聊的一笑置之，那么接下来这位呢？
陈凯歌导演的电影短片《十分钟年华老去》系列之一《百花深处》，那棵树还被留在老房子的原址，但是其他都已经被城市的风暴席卷，车厢内只看到不断向车后退去的废墟，在荒颓中看汽车的飞驰。那个被称作“疯子”的冯先生是一个引导者，尤其是其中滑稽的无实物表演——带领我们去找曾经的家，去找寻被废墟掩埋着的破碎却温暖的铃铛声。毫不在意旁人的鄙夷的疯癫最终把搬运工人也拉入到角色当中，选择疯子来表达对往昔的缅怀，愈发无厘头却越直接地直指我们沉默的内心。
“疯子不疯”，你看见时间的流转流走了实体的房子，却还要那棵树和人的坚守，你难道没有看到被记忆还原出来的家的陈设和家的气息？
树哥的疯癫是在叩问：我的梦想出了什么问题？我为什么无法在城市找到归属感？其实现实和理想的挣扎在加重“疯”的程度，也在成全“疯”的真实。
另外，我要强调个人的“疯”深深地扎在了社会的泥土里，于是社会的病在哪里是我们最大的谜题。电影时光里的橡皮擦不该是让我们漠视社会问题的道具，而是反思和解决问题的工具。
断代的思索
其实，平心而论，国外电影水准是远高于国内电影。但《金陵十三钗》拍出了奥斯卡的味道，足以说明这几年我国国内电影的走势，同时在动画方面也有所突破。
《Hello，树先生》和《钢的琴》是2011年中国电影的两部优秀片，可能后者受众点更加广一些。《Hello，树先生》的叙述手法和内容设计方面给人以新的感觉。这也就是我分析评论它的原因。影片树哥是属于农村文化程度不高的一类人，可是他给小梅发送的诗意短信和他本身的特征是有矛盾的。影片想告诉我们的内容太多，关于社会、农村、个人等一些问题，电影的框架很难承受太多的内容。许多情节设计琐碎。当然也有可能是导演故意为之。
洛迦诺电影节组委会选片人员在看过影片之后评价道：“影片用荒诞的手法来表现现实，现实与超现实的交替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色彩，演员的表现出色，画面极富美感。”
《Hello，树先生》是想表达城市与农村的某种不可调和性，批判80年代社会风气的弊病，社会的残缺和人性的脆弱不无关系。树先生是不可调和的代表，是当时历史语境下引出问题的案例。不可否认的，它是2011年中国电影的一次勇敢的尝试。
《我11》是2012年5月在国内上映的新片，作为王小帅自传三部曲的第二部，虽然描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西南一个山区小镇的故事，但是它正折射着现今时代背景下以不同形式展现的人内心的困惑和压力。
《飞跃老人院》的比《我11》早10天在国内上映，其中是欢乐因素为《我11》的压抑做了个微妙的铺垫。老艺术家们对老年人心境的理解更加真实，而喜剧中不乏温情，痛苦并快乐着的一群老小孩儿，在寻找自己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桃姐》作为小人物题材的电影，在弱化“文艺”的手法上值得借鉴，其中对于娱乐圈中讳莫如深的事情点到为止，而对于主体部分以一种质朴格调表现出来，思考不仅停留在对老龄化的关注，最后Roger没有紧握着桃姐的手陪她终老，而是选择让桃姐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余生，这种不同于大多数观众设想的完满结局的尾声，似乎在保留一个思索的出口：生命的主体在没有自知力决定自己生命去留的时候，是否该由他人代替裁决？桃姐这朵野蔷薇是不是绽放了生命最美的绚烂就已足够？为了一户人家而奉献毕生，这和当下浮躁的心态和炒作的风潮对比，是平凡的伟大还是庸碌一生的无所追求？
一些小人物题材的电影的走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观众价值观念的改变，商业和文艺不是不可调和，关键在电影的技法，如何弱化表达的修饰边幅而突出最中心的思想。
电影不是单纯作为娱乐产品被批量生产，而更应该是社会的指向标和警示牌，沉默的死亡不是如今的选择，绝望的骚动才是刻骨铭心的挣扎。让我们有勇气去重温历史，反思当下，直面断代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