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2）

但写实的描写艺术，果戈理却从他那有名的笑剧《巡按使》（一八三六年），这才达到很真正的本色的完成。

果戈理是属于创造“俄国的”戏剧，把俄国的生活实情，不粉饰，不遮掩地搬到戏台上来的数目有限的诗人群里的。俄国的国民戏剧的历史，由望维旬的笑剧开头。在这剧本里，用了十足的诚实，描写着加迭林娜一世时代的贵族地主，然而这里还觉得有一种并不可爱的要素：浮躁的讲道理。也是贵族，不过这回是都市的官僚，那情景在格里波也陀夫的《苦恼由于聪明》里上演了，这是天才的讽刺，却决不是天才的笑剧。而且那真实也表现得失却了本相：只是一种法国式文学传统的收容。

在《巡按使》里，是俄国的官场到底搬到戏台上来了。关于这笑剧的对象，其实是看客早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的作家所做的，其中攻击着腐败邪恶和向收贿讲着道德的冗谈的真正中庸的一批剧本上，看得很为熟悉的了。《巡按使》却只要这一点就比这批剧本更出一头地，就是所描写的典型都是真实的活人，看客随时——倘若并非全体，那就是部分的代表者——都能够在他四近的邻人们中遇见。果戈理之后有阿思德罗夫斯基，他的剧本把商界搬上了戏台，而且使俄国生活的图画，达到几种很有意义的样式。这就是三个“黑暗世界”——贵族，官场和商业的世界，从此以后，就在戏台上用这真实的黑暗方面警醒了太倾于理想的俄人。最末，这类剧本中又增加了新图像，臻于完全了——是下等人民的黑暗世界的图像：在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的剧本中。

果戈理在他的笑剧里，在紧钉着社会生活的社会的弊病和邪恶的全体上，挥舞着嘲笑的鞭子：他把政务的胡涂，庸俗和空虚搬上了戏台，并且惩治官僚界，就是把他们委给一个大言壮语者，空洞的饶舌者的嘲笑和愚弄，还由他来需索他们。但幸而他终于使他们站在合法的审判者之前，还派来一个宪兵，这才使他们恍然大悟。这笑剧在第一幕不过是严谨的客观的和事实的，临末就自然很分明的闯出了道德。警察局长来得非常胡涂，本身就尽够嗤笑和轻蔑，对于他自己的性格描写，更无需强有力的言语。宪兵的出现，是恰如在《假好人》[3]的末一幕里一样，当作法律的代表，来镇静看客的；他通知他们，政府的眼睛是永远开着的，纵使大家以为它闭着。然而诗人的拔群的艺术的才气，是懂得整顿道德和环境的真实以及典型的活泼的不一致的。在这以前，看客总在剧本的种种紧凑的时候，从戏台上得到教训的言论，但《巡按使》里却完全缺少这言论。这笑剧是一种全新的，异样的创作；它绝不采取戏剧艺术的熟悉的形式，因为它并非一本容易感动的笑剧，也不是一本趣剧，又不是道德的戏文。

这作品给它的创造者运来大苦痛和许多的失望，因为这引起了对于他的极猛烈，极矫激的不平。他用旅行，来疗救他精神的忧愁和对于同类市民的愤懑。这是果戈理常用于自己的幽郁和精神的疲倦的方法，那效验，确也比一切药饵更切实，更不差。这倾慕漫游和变换居住，是发于他那浪漫的才情的。关于这一点，他和一个为企慕，忧愁，郁积所驱策，竭力要离开故乡，向新的，远的祖国的海涯去的热狂者，很有许多类似。果戈理也有这样的一个辽远的祖国，虽然他原以神圣的爱，爱着俄国，而在外国的人们里，也并不觉得安闲。他还有一个巨大的眷爱：意大利。

果戈理也常常推究他那漫游和旅行的热情，搜索原因，以解释自己的游牧生活；他归原于自己的必须多换气候的疾病，以及倘要研究人们和生活，写进他的作品里面去，就还有间隔之处的艺术家的纯粹的精神的需求。如果他很久之后，重回俄国来，就觉得好象有些后悔，而且很增涨了对于故乡之爱；然而这感觉，一遇着招他远行的难以言传的热望，也就颓然中止了，他的魂灵上带着一种病，这病在世纪之初曾经君临西欧，将人们拉开故乡，渴仰着遥远的天涯海角——这病，裴伦和夏杜勃良[4]都曾经历过，并且给修贝德[5]由此在他那谣曲《游子》里，在这三十年代一切俄国青年男女所心爱的谣曲里，发见了非常神异的音乐的表现的。

然而，果戈理从五年间（自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一）的国外旅行所携来的，却并非一本悲观的日记，也不是一篇感情的史诗。他带来了《死魂灵》的第一部：一部小说或者一篇诗，其中庆祝着年青的俄国写实主义的大胜利。这是果戈理在诗界上所获得的决定的胜利。

四

当他流寓外国，尤其是在意太利的时候，果戈理很勤勉，工作也流畅的进行。这是他的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浪漫的倾向还在那美丽的短篇小说《罗马》里闯出了最末的一回，就逐渐的退开，在冷漠的，平静的，诙谐的人生观上占了坐。这文人的盛行发展的才能，不断的竭力使人生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成为亲密的融和——总是不断的获得优胜，不但在能够表现了还在旧浪漫形式上设定的一切早先计划的存储上，也还在改造和革新像果戈理旧作那样的一类作品上。

用着这样的一种写实的精神，果戈理就在这时候改作了他的故事《肖像》和《塔拉斯·布尔巴》。然而最有力，最自由地显出诙谐家和人生描写家的力量，庆祝他在这时代对于激动感情的浪漫的倾向和心情，大获全胜的，则是那短篇小说《外套》。这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是占着极其特殊的地位的。这是当时这一种类中的最先，而且恐怕是最完全的一例，后来非常流行，并且获得巨大的社会的意义。这是《被侮辱与损害的》[6]的故事的一页，陀思妥夫斯基因为自己的特别的爱重，曾由果戈理直接采取的。当这时候，伴着社会理想的滋长和迅速的发展，西方已经由文学和行动开始了对于孱弱者和损伤者的关心。但在俄国，却漠然的放过了将社会看作人们的集团，从果戈理才有最初的企图，全不受西欧的倾向的影响，而做出《外套》这一篇作品，人指为俄国之所谓“弹劾小说”[7]的起点和根源，是正确的。大家应该看好，在果戈理的故事里，反抗和弹劾显得很微弱，倒代以一种柔和的同情之感。诗人使我们和他那老实的主角，遍历了他的生活路径的一切重要的兵站；我们到他的屋顶房里去访问他，他就在那里一文一文的放在小匣子里，终年数着一小堆铜元，为了好去换银币，他在那里挨饿，受冻，节省蜡烛，脱下他的衣服，免得它破得快，他在那里穿了睡衣寂寞的坐着，精神上抱着外套的永远的理想；我们又跟他到局里去，在那里人们不很留心他，好象飞过的苍蝇，在那里人们侮弄他，把纸片撒在他的头顶上，在那里他年年伏着他的写字桌，很小心的在纸上写着字，或者把文件放在旁边，要誊写一遍来自寻乐趣。果戈理给这故事的幻想的收场，是有一点任性的，但幸而到处发见一种和他先前的幻想故事完全不同的性格。这幻想的东西含有一种嘲弄，诙谐和玩笑的极强的混合，至于几乎完全退向末一种要素，把他的浪漫的性格损坏了。作者不过要用这怪事于结束他的小说的两幅小小的世情图画上而已。

果戈理的艺术，如果他从他的旧样式转了向，并且使他的锋利的观察才能和诙谐、自由驰骋起来，就有这么的强有力。

然而谁要认识这天才的力量，那就应该取起悲壮滑稽的诗篇《死魂灵》。在这里，每一页上都放着煊赫的证据。

五

做《死魂灵》的工作，在作者是一个大欢喜，也是一个大苦痛。当他的诗整页的好象自己从笔端涌出的时候，他感到一种高尚的享乐和内心的满足，但一年之久，累月的等候着热望的灵感的时候，却也为他向来未曾经历过的。这工作果戈理整做了十六年：从一八三五年，他写这作品的第一页的草稿起，到一八五二年，死从他手里把笔掣去了的时候止。在这十六年中：他用六年：一八三五至一八四一年——这之间，他自然还写另外的诗，——来完成那第一部。其余的十年，就完全化在续写他的作品的尝试上了。

据作者的理想，《死魂灵》该是一篇“诗”，用所有光明的和黑暗的两方面，显出在俄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五花八门来。果戈理要在这里使旧的史诗复活在新的形式上；所以他故意把自己的小说来比荷马的歌唱——一篇韵语，也就是一篇诗。这作品的全盘计划，在作者的心里自然是并未完全设定的，后来就取了很奇特的方向。这冷静的，非趣味的叙事诗的故事，逐渐的变为宣讲道德的真理和但愿俄国完全照改的希望，逐渐的回到向全人类宣传一种新教训，以振作精神和提高他们的生活的理想里去了。

这诗的全局，果戈理只藏在自己的心里，不过间或用很平常的样子，告诉他最亲近的朋友，说他的计划是怎样的大和深。果戈理的关于自己作品的这太刺戟人的傲语，在他的朋友和相识者中惹起了极猛烈的反对，他们嫌恶，不高兴这种话。他们的见解，以为艺术家的计划倘使真的远大，也许会增长他更甚的骄慢，倒不是因为使他傲慢的，并非他的伟大的艺术界，却在他自信拥有道德的真理，因此立刻置重于这崇高的使命，以义务自任，向他的邻人宣讲起这真理来。

果戈理的关于他的作品的计划，虽然守着秘密，但也可以根据了偶然的发言和暗示，根据了他和亲近的人们的谈话，加以信札和第二部的断片，用十分的充足，来弥补作家的秘密的；这也就是艺术家和道德家的秘密。

“上帝创造了我，”果戈理曾经说，“他对我并没有隐瞒我的使命。我的出世，全不是为了要在文学史上划出一个时期来。我的职务还要简单而切近：就是要各人都思索，而不是我独自首先来思索。我的范围是魂灵，是人生的强大的，坚实的东西。所以我的事务和创作，也应该强大和坚实。”《死魂灵》的全体构造，该是一个这样的“强大的，坚实的”工作，当风暴扑向他们的魂灵上来时，人就可以靠它来支持，它是他们的救济之道的问答示教。[8]这诗的对于人，应该是引他们到道德的苏生的领导者，恰如对于作者，当他起了精神的照明，作一个虔诚的祷告，忏悔过他本身的罪业之后一样。

但在诗人的精神上，怎么会形成一个这样的见解的呢？

果戈理的天性，原是易于感动的，他喜欢指教和宣讲。这劝善的调子，早就见于他先前的书简中，而且作证的不但有动摇孩子的怀疑，也还有他的精神的抒情诗样的飞舞在他的感情和思想里的这抒情诗，也曾求表现于他的小说上，所以我们在这第一篇故事里，就和天真烂漫的玩笑和诙谐一起，也看见很是幽郁的短章；看见对于人生的许多悲哀方面的苦痛。然而到得果戈理的诙谐严肃起来的时候，诗人也跟着逐步为这思想所拘束，以为他的责任，是在创造一种伟大的东西，于是道德的倾向，也逐步的加强，拉了他去了。自从《巡按使》第一次上演以后，他才确信他在群众上，真有一种道德的效验的力量，就决计要把这力量来给大事业效劳，并且不为小举动去浪费他已成的势力。当年青时，还没有觉到这势力的时候，他就已经梦想着成功一种大事，做邻人的恩人和教师，祖国的英雄和战士的。因为要贯彻这崇高的使命，他把全部希望都托之自己的才能，又开始去找贵重的任务，就是和他的信仰相合，一实现便要给人真正的益处的，伟大而显著的材料了。

于是买“死魂灵”的奇谈就飞快的失掉它滑稽的性质，转向果戈理还没有找到分明的界限和适宜的框子的一个对象上去了。从此以后，果戈理便向这主题集中了他的抒情诗的全力，要在这里表现出他自己的道德的确信来；他开手来把这材料开拓，掘深，提它到那“伟大的对象”的高度，使他可以说：从早先的青年时代以来所梦想的高贵的作品，可要完成了。一个简单的奇谈，改造成一种宏大的理想，只能缓缓地，渐渐地进行，而作者在他的工作之初，说不出它当完成时，将显怎样的模样，那是明明白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