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伊孛生的工作态度(1)
有岛武郎
这不过是我的一个推测。得当与否，自然连我自己也不能保证的。从去年之秋到今年之春，我在同志社大学，演讲关于伊孛生的感想之际，我有了下文那样的发见，一面吃惊，一面反省自己，颇以自己的工作态度为愧了。就将这在这里记下。
一八七九年，伊孛生五十一岁的时候，写了《傀儡家庭》。可以说，写了《青年结社》和《社会柱石》，才始略略发见了关于自己的表现法的方向的他，在《傀儡家庭》，遂开拓了独特的艺术境。伊孛生的未来，由这一篇著作，牢牢地立了基础了。是“牵丝傀儡的丝，不复惹眼了的最初的伊孛生的戏曲。”这著作，在读者界发生莫大的反响，于戏剧界有重大的贡献，是无须说得的，但同时四面八方，蜂起了对于作者的憎恶和酷评的情形，则在伊孛生的生涯中，实在是未曾有。虚无主义者，神圣的家庭的破坏者，对于人情的低能者，这些骂詈，如十字火，都蝟集于伊孛生的身边。
伊孛生也不能平心静气。一个良心底的作家，这作家以十分的自信和好意，做了作品之际，却从社会所称为有识者的人们，掷来了那么不懂事，无同情的反响，则不能默尔而息，也正是当然的。
“世间有两种的精神底方向，即两种的良心。一种是男性的，而又其一，则是和男性的全然异质的女性的良心。这两种良心，相互之间没有理解。在实际生活上，女性所受的判断，始终是依着男性的法则。仿佛她全非女性，而是男性似的。
“女子在现今的社会中，在全然男性化了的现今的社会中，她不能是她自己。现今的社会的法则，是男性编造出来的，在这法律制度之下，女性的行动，都只从男性底见地批判。
“她敢于假造汇票，并且还觉得得意。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为要救丈夫的性命，凭爱情而做的。但那丈夫，却患了庸俗的名誉心，成为法律的一伙，观察问题，只从男性底的视角。
“精神底纷乱。被对于主权的信念所压倒，所淆惑，她竟至于将对于道德底权威的信念，和对于育儿的能力的自信失掉了。”
这是伊孛生起草这篇剧本之际，记在草稿的劈头的文字。但他的这美的衷心，不但被蔑视，且将被污秽了。要以艺术家模样来自白的伊孛生，对于攻击，并不作大举的辩解和诘难，却在两年后所印行的《群鬼》中，提示了对于攻击的反证。《群鬼》是为了做《傀儡家庭》的反证而作的这一个事实，在伊孛生的评论者里，指出了的人们也很多。在这剧本上，他将一个坚忍的女人，放在女性全然不被理解，惟有作为看护妇，柔顺地，驯良地，缄默地，来擦拭男性的自由的，任意的，或是放恣的生活所得的结果的创伤，这才有用的境地里。她将一切内心的要求，都锁在习俗底的义务的樊笼里，竭力要为妻，是丈夫的最上的扶持者，为母，是一人的无上的同路人。然而不象诺拉，将应该破坏的破坏，却一意忍耐的她，到最后，竟必须刈取怎样的收获呢？
诺威的读书界，对于这剧本，表示了《傀儡家庭》以上的敌意。斯坎第那维亚的所有剧场，都拒绝这戏的公演。一万本的初版，是到十二年后，这才出了再版的。
“我知道对于《群鬼》的激昂，是象要发生的。但不想因为象要发生，便有所斟酌。这是卑劣的事。”他这样写给他的朋友。而对于故国的人们的知力之愚劣，迟钝，也很绝望，曾说道，“我国里不要诗，”竟至于连艺术底活动，也想放下了。
从这时候起，伊孛生尤其是对于所谓多数者，开始怀了疑。而伊孛生自己的地位，据他本国的人们的评定，是为上流社会所不容，也为民众所不喜的。一八一二年他给勃兰兑斯的信中，曾用了刻露的苦楚，写道，“无论怎样，我总不能加入有着多数的党派那一面去。毕伦存（Bjoernson）说，‘多数常是对的。’……但我却相反，不能不说，少数常是对的。”
伊孛生的这心绪，送给了他一篇剧本的主题。一八八二年春，他写给书肆海盖勒（Hegel）的信中，有云，“这回大约要做出色地平和的剧本了，使政治家，富人，以及他们的太太们都可以安心来看的。”但这要看作安慰书店的话，所以慰他们因为《群鬼》而感到的买卖上的不安，却也未尝不可。
诚然，这年所写的剧本《国民之敌》，以伊孛生的作品而论，是放宽缰绳，加以压抑的，但伊孛生极内部的血性，却照样地奔迸着，给人以非常明亮之感；而潜伏在这明亮中的义愤，大约又是谁都看得出的，真理者，惟在和功利底的结果联结起来的时候，才被公认为真理。否则便看作危险的厌物，从资本家，从中产阶级，从民众本身，都来加以践踏，凌虐。发见真理者，惟在成为孤独，爱护真理的时候，是为最强。伊孛生总结了自己的苦楚的结果，这样地疾叫。
然而伊孛生一归镇静，又不得不用讥刺的眼睛，来看因愤张而叫喊的自己的态度了。自己内省之激，越乎常轨的他，一定于自己的叫喊之象Don Quixote式，觉得很不快的。于是又回到他照例的无论何事，无不压抑又压抑，如坐针毡的态度去了。
一八八四年，他五十六岁时，作《野鸭》。这时他逗留罗马，但开始了每日一到定时，便到一定的咖啡店，坐在一定的地方，用报纸遮了自己的脸，来凝视映在旁边镜子里的来客的模样。这事是有名的。他那时是怎样的心情呢，我略略可以想象出。在眉间，是蹙起一种厌人底的皱，在陷下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唇里，是潜藏着冷冷的意欲底嘲讽之色的罢。这一定是，并非对于不相干的别个，倒是对于自己，和想和自己有些关系，来相接近的人们。
在《野鸭》的格莱该尔（Gregers）这青年上，伊孛生毫不宽容地，谑画底地将自己表现了。格莱该尔从幼小时候起，就是伊孛生所谓病底良心（Sickly conscience）的所有者。是连豪爽的人所不屑一顾的琐事，也要苦心焦虑，非声明真相不可的性质的男人。而最要紧的自己本身，却归根结蒂，什么可做的事都没有。只要是别人的事，便无论空隙角落，都塞进鼻子去，嗅出虚伪来。而将这暴露在明亮之下，便觉得是成就了天职。于是他将惟一的幼时朋友的家庭弄得支离灭裂，使一个天使一般满怀好意的纯洁的少女，无端枉死了。
在彻底地看去，裸露的真实之上，则地上的生活，虽刹那之间也不得是可能的。须在被了叫作“爱”的衣裳的无害的小小的虚伪之上，而凡俗的生活，才能够最上地成立。这是只要略有生活经验的人，谁都可以觉得的普通的事实，而格莱该尔却自以为英雄，末后是因了利己底的行动，要将这从头到底破坏，又自以为了不得。多么孩子气的自己肯定呵！多么不值钱的真理探究呵！
世人往往评这剧本为极端阴惨的悲剧，但在我，却觉得只是夹杂着许多嘲笑底的要素的喜剧似的。那看去好象真理探究的勇士一般的主人公格莱该尔，虽然已到深尝了自己的失败，不得不因屈辱而掩面的穷地，也还是不悟以真理的勇者自命的痴愚无计的自负，仍然显着得意的神情。伊孛生的对于自己本身的苦痛的反刍，几乎到了呼吸艰难一般的极度。在这戏剧里，伊孛生是从《国民之敌》的堂皇的自己肯定，一跃而退，来试行阴郁的自己嘲笑了。那对照，实在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