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4)
1934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进入了有五十年历史的圣玛丽亚女校。此时的她不再是从前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了,一片新的天地在她面前展开。和一切刚刚走上人生之路的少女一样,她开始设想着自己的未来:中学毕业后就到英国去读大学,学画卡通画片,尽可能地把中国画的画风介绍到美国去,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全世界,在上海拥有自己的寓所,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显然,张爱玲的这些理想受着她母亲欧式生活方式的影响。然而,这种理想还未及实行,家中又发生了一起“结结实实的,真的”事件——父亲又结婚了。
可以说,这件事预示着张爱玲整个少年时期阴郁记忆的开始,也正一点一滴地磨去她原本对家的热爱,最终导致了她的第一次出逃,并渐趋独立面对外面的社会,真正地“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
父亲迎娶的是孙用蕃,即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孙氏一系也是显贵人家。孙用蕃的父亲孙宝琦,1901年出任法国大臣,1903年又兼任西班牙国大臣。在法期间,他还暗中协助孙中山在从事海外革命活动。因而进入了民国时期,他仍能够继续在新政府里任职。北洋政府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职位。
孙宝琦,除了正室外还有4个妾,一共有24个子女,在女儿中,孙用蕃排行老七,当时已经36岁了,同时也是陆小曼的闺中密友。据说十分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和处理家务。如此看来,她嫁给财势渐弱的张廷重,和她的兄弟姐妹比起来,似乎有点“下嫁”的意思,其实这位老小姐早染上了阿芙蓉癖(抽鸦片),而这一点是张爱玲的父亲所不知道的。
1934年的夏天,张爱玲父亲在礼查饭店进行订婚仪式,半年之后在华安大楼举行了婚礼。张爱玲和表姊们一起参加了这次婚礼。那一年,她14岁。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年龄,然而在整场婚礼上她都一直沉默着,面对父亲闹哄哄的喜事,她没有喜,也没有忧。对未来的生活,此时的她是否已预知到某种阴影正悄然靠近呢?成年后的张爱玲在《私语》中揭示了她的这种隐忧:
“我父亲要结婚了。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不幸被她言中。由于这位后母的出现,或者说因为她所起到的作用,张爱玲日后的这段生活开始嵌进更深而终身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反抗这创伤冲击的挣扎下,曾经的那段橙红色的童年时代、充满优裕感伤的少年时代,一同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她开始面对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开始像大人那样思考。
后母进门后,对住房十分不满意,总觉得现在住的洋房太狭窄,不够气派,因而要求搬家。此时在张爱玲的二伯父的名下,正好有一栋别墅空下来,一家人就搬了进去。别墅原本是李鸿章送给女儿的陪嫁,李菊耦还在世的时候,张爱玲的二伯父、父亲还有姑姑都住在那里。等祖母去世后,子女们分了家产,别墅归于二伯父名下。在她父亲谋得在天津的职务迁居之后,她的二伯父觉得住在这样大的别墅里太过奢侈,也搬了出去,一直把房子租了出去。
这栋别墅位于麦德赫司脱路与麦根路的交界处,挨着苏州河,能够望见河对面的闸北区。别墅是在清末民初时建的,仿欧式建筑。房间很多而且进深,后院还留有一圈房子供仆人居住,算起来总共有二十多间。一般而言,像这样大的房子,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来住才划算,但张爱玲一家总共只有4个人而已,而且房租昂贵,他们根本没必要租住在这样宽阔豪华的房子里,可她的后母坚决不住那栋康乐村的房子。那里离她的舅舅家太近,而且后母一点也不喜欢她和弟弟总去舅舅家玩——凡是和张爱玲的母亲有关的事物,这位后母都不喜欢。
张爱玲也不喜欢后母挑的新住处。她曾经出生在这栋房子里,现如今隔了十几年又回到这里,心中难免会有一种阴郁之感:“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现在已经是圣玛丽亚女校高一女生的张爱玲,十分不喜欢这种沉闷而恹恹欲睡的气氛——越是有机会接触到新空气、新人物,这种不满就越深、越重地隐在她沉默寡言的外表之下。
不过在最初的两年里,张爱玲都在学校住宿,到了周六,家里派司机来接她回家。到了周一的早晨,又坐着父亲的汽车去学校。只有周末会在家里,因而张爱玲的生活并未因后母的出现发生强烈的变化。在家的时候,她就在家里做她喜欢做的事。自己裁纸手绘圣诞卡与贺年卡,看电影看小说,照常去舅舅家谈天说地——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她喜欢去姑姑那里,喜爱她那雅致、清新和职业新女性的生活作风。当时她姑姑一直在怡和洋行做事,随后又到电台做播音工作,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五四之后的新女性了。
张爱玲与后母之间的关系,多是出于礼节性的友好。在家过假期时,她偶尔也会与后母寒暄几句,谈谈天气,聊聊家常,甚至有一次竟让她的后母大为感动。有一年放暑假,张爱玲在父亲的书房里写作文,写好后就跑到舅舅家去了,并没有收起来。后母无意中进到书房,看到了她的作文,着实被作文的内容感动了一番。这篇名为《后母的心》的作文,把一个后母的处境与心态都刻画得十分深入。后母以为这篇文章是张爱玲为她写的,所以凡是有亲友到家中来,后母都要把这件事说个不停,夸她文章写得好,人又懂事。而实际上张爱玲写这篇作文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并没有别的意思。在这一点上,她的父亲比较了解,但既然因为妻子的“误解”而使家里有一种比较融洽的气氛,他也就乐得随声附和。
然而总得来说,张爱玲与后母间的融洽只限于表面性的礼仪,内心都有着一层说不清的隔膜,就像从前因为姨太太的“贿赂”而说了一句“喜欢你”,多年之后仍不能原谅自己对母亲的“背叛”。不管怎样,她都不可能同后母“一条心”,何况这中间隔着一个美丽的亲生母亲,一个从精神上魅惑她的偶像;而同样出身于大户人家,工于心计的后母决不会被这小姑娘的“伎俩”蒙骗过去。
由于长期抽鸦片,这位后母的心态多少有点神经质,时常表现出刻薄阴鸷的一面。在她统掌张家经济大权后,丈夫前妻一双儿女的境遇可想而知。后母穿剩的衣服,张爱玲才能拣着穿。她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带给她的伤痛:“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陈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后母的刻薄,使得中学时代的张爱玲很少交朋友,因为“自惭形秽”。就像她的小说一样,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没有“爱”。
张爱玲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说,爱玲因了家庭里某种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她敏感早熟,当她带着一颗童稚而易受损伤的心理被抛到人间感受世界的冷暖时,处处将被笼罩在内心的家庭生活的阴影投射到周围的人和事上,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人格心理使她感到周围是一个冷漠的世界,这些性格特点对张爱玲写作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热闹,拥挤,然而陌生,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她把这种人性里的仇恨、善变、嫉妒、鄙视、猜忌、虚伪,描述的淋漓尽致,不加任何冠冕堂皇的掩饰。爱与不爱,于她笔下所圈定的人物,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的心始终孤寂、寒冷而又荒凉,弄不清自己真正的所在。
但因为在学校住宿,很少回家,因此彼此间敷衍几句就过去了,然而年幼的弟弟则终日处于后母的魔爪之下,他的性格又比较柔弱,受到的待遇也就更差。某次放假,张爱玲回到家中,见到弟弟时吓了一跳:原来那个“秀美可爱”的弟弟不见了,站在她面前的是个又高又瘦的萎缩的少年,穿着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只对许多庸艳的连环画感兴趣。那时候的张爱玲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在她看来,弟弟的阅读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仆人们纷纷向她揭露弟弟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当姐姐看到弟弟如此堕落,比谁都更加气愤,也附和着众人激烈地诋毁他,然而大家反倒过来劝她了。
弟弟的荒废学业、游手好闲,以让张爱玲伤心不已,然而更让她无法容忍的,则是弟弟在这个阴气沉沉的家中所发生的性格变异与心理畸化:一次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张爱玲的父亲竟动起手来,重重地打了弟弟一个耳光!她惊呆了,“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然而她的后母竟笑了起来:“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张爱玲丢下了饭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面前,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正当她恨恨地发下毒誓的时候,只听“啪”的一声,一只皮球撞在了临着阳台的浴室玻璃窗上——她的弟弟已在阳台上踢球了。“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对弟弟彻底失望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看到弟弟所遭受的一切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蜕变,做姐姐的张爱玲已没有了眼泪,因为在弟弟的身上,她同时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生活的影子。这个家值得她留恋的东西已经越来越稀少了,在这里,她找不出什么东西能够激起她的热爱;倒是此刻远在欧洲的母亲,常常能引起她一些奇异而美好的憧憬,一种超越亲情的浪漫的爱恋,她后来以这样的话语来评论自己母亲:“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
1937年,为了张爱玲的学业,母亲再次回国;张爱玲也于同年夏天,从圣玛丽亚女校毕业。然而当她勇敢地向父亲提出要到英国留学时,就像此前父亲迟迟不肯拿出学费一样,这次她遭到了拒绝。“我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张爱玲在《私语》中写道。这或许代表了张爱玲的隐秘自责——她是为了支持母亲才被父亲弃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