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文学的现实品格

美国作家奈杰尔·汉密尔顿写了一本《肯尼迪：鲁莽的青年时代》。据说这本关于美国已故的著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传记，充满了“令人无法容忍的诽谤”、“无中生有、含沙射影和胡说八道”。“受伤害”的又是名门望族，一个个都是大人物。肯尼迪总统的儿子现任美国参议员，三个女儿也非等闲之辈。对此事岂肯善罢干休！何况美国有完备的法律，有庞大的律师队伍，这是多么好的一场官司，可以打得天昏地暗，打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结果却真泄气，肯尼迪总统的儿女只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对传记中的不实之处进行了批驳，表示了自己的“强烈愤慨”之后便了事了。

我很少写报告文学，偶尔为之也是如履薄冰，下笔慎之又慎，四面八方都照顾到，生怕给自己和别人惹出什么麻烦。尽管如此，最近在一篇报告文学中根据当事人的叙述，隐去姓名，磨平棱角，写了这样一句话：“派了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出国签了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合同书。”于是也有人站出来自认是那个“不了解情况的人”，写了大量告状信到处散发，到处上访、投诉。看来一场官司在所难免。

有人统计，去年中国的文化官司几十起：中国可算已经迈入“打官司时代”。翻开报纸几乎每天都有打官司的新闻。

大家都打官司显然并不说明文坛的繁荣。然而它对当代文学又确实有影响。

去年年底，新华社向全国发了一篇通稿，认为纪实文学在“独领风骚”。不管怎么说，纵观当今文坛，人们也确实对纪实文学兴趣更大一些。一九九三年，全国将有几十家纯文学刊物改变面孔，转换方向，增加纪实性、生活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甚至干脆就将刊名改为《大纪实》、《大科技》、《大众生活》、《生活潮》……

大比小好，皆大欢喜。令人想起副食门市部改为“餐料总汇”，家具店改为“家具城”，理发馆改为“美发美容中心”，公司改为总公司，总公司改为集团公司……这也是一种社会时尚，文学岂能落后？

纪实文学是不是就大？

它是文学又“贴近生活”，因而具备双重优势。不只中国如此，纪实文学热似乎是世界潮流。《泰晤士报》每年刊出的世界畅销书单，名列前茅的多为纪实文学作品。

这跟他们的社会和读者对纪实文学的理解与宽容有关。人们首先把纪实文学当作文学来看，再加上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原因，到文学作品里自动对号的人很少，打小报告、对簿公堂的事情相对来说就少多了。

纪实文学作品，则很容易受到社会现实的局限和困扰——有锋芒不行，触疼了哪一方都够你喝一壶的。光说好话也不行，对这个说的多对那个说的少同样会惹出是非。

每个事件都能演变成一场“罗生门”式的争吵——叙述同一个事件，有多少人参与就有多少种版本，每个人都有理，谁都说自己对。是是非非，难辨是非，话里有话，话外有音，背对背一种说法，面对面一种说法。不仅女人“传老婆舌头”，当今的男人也有一条“老婆舌头”。使作家访不胜访，防不胜防，挖的越深越容易掉进陷阱。越是能引起“轰动效应”的作品，越容易引起文学以外的麻烦。

可以这样说，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还方兴未艾。而表现现实生活的纪实文学正在砸自己的牌子。许多作品屈服于社会功利的诱惑和压力，失去了纪实品格，失去了对现实的忠诚。更不要说大量的广告文学，粗浅、媚俗、败坏了纪实文学。有些作品虽然架势摆得很大，又是“全景式”，又是“史诗型”，力气花在打场子上，场子打开了却练不出真把式。有雾水、有云团，却没有雷鸣闪电，没有撕裂天空、摧枯拉朽、震撼一方的力量。或故弄玄虚，装腔作势，有发射架，却没有火箭的升空。

因此使某些有才华的作家对纪实文学抱有偏见，一是不屑，二是自惹麻烦。即便对纪实文学有兴趣，也尽量去创作历史纪实文学。现实无法局限历史，历史倒可以局限现代。现代人对历史纪实文学的尖锐和深刻较为宽容。

据写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介绍，美国则是一流作家写纪实文学，纪实文学里不仅能保持现实的品格，还有高超的小说技巧和浓厚的文学性。所以就畅销，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就更加流行。同时也培养了社会对纪实文学更理解、更需要。

发达社会不可能否定或不需要纪实文学。其实，纪实性已经渗入到一切文学作品之中。

纪实文学和纯虚构文学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不同。虚构文学也并非完全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它也必须借助于作家本人的经历和别人的经历，没有“事件系统”，光有“想象系统”也难以构成文学作品。

虚构文学似乎到了某种极限，用前苏联作家谢·扎雷金的话说：“经典文学著作已完成了了不起的工作，如同门捷列夫制定了化学元素周期表一样，它已发现并绘制了人物典型和人物性格的丰富画廊。”“目前每个文明国家都已拥有自己民族文学人物的名单。而且一般讲，人数并不多，可能有一百个，也许有二百个，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存在的多种性格。因此只要阅读、理解并牢记二三百本，至多一千本书，便会在读新书时发现作者在许多方面是老调重弹。”

小说家在设计人物时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难以完全超越或摆脱前人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所以许多年过去了，作家死了一代又一代，而且作家越来越多，出的书可以堆成山，经典著作却还是那么几本。真正称得上是民族典型形象的人物仍旧是原来的那些，新增加的不多。

因此现代主义干脆抛弃了人物和情节，反而给人以新鲜感，风靡一时。

也许可以说，现代世界已经进入事件时代。事件层出不穷，而作家的想象力却受到局限。事件超越了想象力。突飞猛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产品，似乎独霸了人类想象力。为了流通，一切都是标准件、类同化，越发黯淡了作家的想象力。没有惊世骇俗的才华将提炼不出激动人心的让人能产生巨大兴趣的东西。

事件时代冲击了文学的虚构原则。无论作家怎样呕心沥血，编排精巧，和巨大的现实相比，总有小玩意儿的感觉，有雕虫小技的窘相。

难怪素质较高的读者越来越喜欢读传记类、历史类、知识类、信息类、生活类的作品。

传记和历史小说都是纪实文学，在当代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可以说小说“小”，但没有人敢说现实小，敢说自己比现实懂得更多、能理解和包容全部现实。现实对活人有永久的魅力。

现实生活比任何虚构更让人有陌生感，更令人不可思议，内涵有更强大的震撼力。因为人比典型更丰富、更有价值。

——写了以上这些话，我得出一个结论：文学要想有大的繁荣，需要有大师级的作家，还需要有强大的文学意识的大师级的社会。

文学可以培养社会，社会也可以培养文学，不应该只是简单的被告和原告的关系——尽管被告也可以教会原告许多东西，或原告也可以教会被告许多东西。

1993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