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苏联解体带给文学的思索
前不久我同陈丹晨、杨匡满诸同道参加敦煌笔会，一路上匡满兄不停地引吭高唱前苏联的歌曲。或用汉语，或用俄语，或一段汉语一段俄语：《山楂树》、《喀秋莎》、《列宁山》、《三套车》、《红莓花儿开》……同车的人有时合唱，有时跟着哼哼。三十岁以上的人似乎没有不会哼几句苏联歌曲的。大家吼得痛快，得到了一种满足。追忆杳远的旧梦，唱出了一种怀旧情调——当然不是怀恋已经垮掉的苏联，而是怀恋各自的青少年时代，怀恋已经逝去的美好年华。这一代人当年是唱着苏联歌曲上学、长大，或参加工作，或投身革命的。
岂止是音乐，在文学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代四十五岁以上的作家有没有受过苏联文学影响的吗？即使有恐怕也不会太多。
中国大陆新时期的文学史，也可以称做是努力想摆脱苏联文学影响的历史。
在六十年代之前，中国曾机械地照搬苏联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的今天就是苏联的昨天。”文学所植根的土壤太相近了，连他们的错误中国都要重复。看苏联的小说或电影，觉得亲切可感，如同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事情一样，无非更深刻、更激烈，顶多是有点提前发生罢了。而许多中国作家根据自己熟悉的生活创作出的作品，却常常被认为是受了苏联文学的影响。我的一部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写了一个姑娘改造一个汽车运输队的艰难过程。被认为是受了苏联一部电影的影响，那电影讲的是一个女政委收编一群土匪的故事。我至今还未看过这部电影。某作家写了在劳改营饥饿的感觉，有人就想到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对饥饿的无与伦比的刻画。他写一个汽车司机的爱情故事，又被人拿去和艾特玛托夫的某部作品对号……
王蒙在一篇文章里开出了一长串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名单，其实还不止这些。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作家受另一个国家文学的影响，不是有点奇怪吗？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不多见。
苏联文学不仅影响过中国作家，还普遍地影响过中国的社会和广大读者。苏联对中国最成功的规模最大的“援助”就是文学艺术的输入。
高尔基的《鹰之歌》、《海燕之歌》以及许多苏联作家的作品编进了中国的学生教材。一大批苏联小说中的人物成了中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如保尔·柯察金、夏伯阳、巴特曼诺夫等。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著名的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当时的青年学生像“文革”期间背诵毛主席语录一样来背诵它，做为朋友结婚、外出或参加工作时的赠言。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政治抒情诗也曾风靡中国，谁能说以后中国出现的阶梯式政治诗是作者的独创呢？苏联文学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许多现成的口号、表现形式和创作方法，比如：“现实主义”、“文学就是人学”、报告文学是文学的轻骑兵、写阶级斗争、塑造理想化的正面人物、写全景式的史诗般的作品——如同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三部曲，恰科夫斯基的《围困》，斯塔德纽克的《战争》等等，苏联文学中追求“史诗规模”的作品太多了。苏联作家喜欢纵观全局和编年史式的描写，渴望创作出完整的艺术作品和巨大的典型性格。“史诗情结”至今还纠缠着一批中国作家，陕西作家路遥撰文介绍他写作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时，明确地想追求一种史诗的规模和价值。其实，有才气的作品其意义本来就是多方面的。
甚至中国文艺界在搞政治运动的时候，也不能忘记苏联文学。六十年代初，一场大规模的“反修防修”运动，矛头直指苏联，各地却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内部观摩根据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改编的话剧，据说这部小说是“反修防修”的有力武器。中国反腐败反贪污要看苏联电影《伟大的公民》，中国人看得很解气，觉得无产阶级政权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太复杂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中国戏剧界先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进行了长时间的围剿。驱逐索尔仁尼琴，《日瓦戈医生》风波，以及后来的苏联文学“解冻”，都给中国文坛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和震动。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和苏联文学联系太紧密了，有许多地方彼此太相像了。即使有一段时间两国在政治上交恶，也未割断两国在文学上的相互影响。
进入八十年代，西化风尚勃兴，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轮翻轰炸。一批年轻的先锋派作家，效仿福克纳、萨特、马尔克斯等人的写作技法，热衷于表现曾经荼毒了一代欧美但在尚未进入发达工业社会的中国还不被人觉察的紧张、变形、迷惘、绝望、孤独，因而没有获得社会和读者的广泛响应，变成了新潮人物的文法试验。但对消除苏联文学的影响却起了很大的作用。此时苏联文学强人已逝，未见新机滋生，影响力已日渐微弱。
一九八五年我发表了中篇小说《收审记》，一些批评家朋友就说已彻底摆脱了苏联文学的影响。其实，我过去也不是自觉地想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现在也不是有意识地要摆脱这种影响。我想大多数所谓受苏联文学的影响较大的中国作家，大概跟我的情况也差不多。先不说这种影响好与坏，批评家的话表达了当时中国文坛一种普遍的心态和感觉：中国当代文学已消除了苏联文学的影响，有着辉煌历史的中国当代文学也理应有自己强大独立的品格。
问题是苏联文学的影响是不是真的彻底消除了？有这种影响的存在就是坏事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总要受世界文化的影响，也会对世界文化施加自己的影响。这影响无非是有大有小、有正有负罢了。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通讯工具极端发达，难有封闭的民族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种不同的文化有交融、有冲突。
由于中国和苏联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非同一般。现在回顾和对比两国当代文学，有益且有趣。至少我以为下面几个问题就有点意思。
1.苏联垮了，苏联文学为什么不臭？
“四人帮”垮台以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作品十分厌恶。中国每搞一次政治运动就扶植出一批“运动文学”。到下一场运动到来，不仅要否定前一次运动，还一并否定与前一场运动相配合的文学。文学紧跟运动，运动毁灭文学。大跃进取代了土地改革运动，“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前十七年的所有政治运动和文学。改革开放同样也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革命文艺”。
苏联解体了，一个经营了七十多年的庞然大物在一夜之间突然垮掉了，这就说明它应该垮掉，早已脆弱不堪。世界上为此感到痛苦和惋惜的人不多，倒是怒责者有之，笑骂者有之，讥讽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七言八语，一笔勾销了苏联关于共产主义的试验。但是对苏联的文学却嘲骂不起来，难以一笔抹杀。抹杀它也是无益的。因为它并未逐波而去消失了踪影。苏联文学中有偏激、有虚假，同时也有强有力的东西。曾产生了三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拥有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家。苏联对文学也有冰封雪冻的时代，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的诸多政治运动相比，对文学还稍微宽容一些，或者说他们的文学对政治还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独立的品格，没有完全丧失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在冰冻期有人可以不为发表而写作，有十年磨一剑、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自信和静气，一旦解冻，立刻就有一大批优秀作品问世。甚至在冰冻期也能出现像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大手笔。与之相比，处于政治运动中的中国文坛，不是过于沉寂，就是过于浮躁，文学中的假、大、空也更胜于“苏联老大哥”。
2.现实主义是否已经过时？
在当今文坛，现实主义似乎是个很古老已经落伍的概念，甚至有许多人还在使用这一古老的创作方法却不愿打它的旗帜了。而各种新浪潮的试验，虽出过风头，不过是“各领风骚三五年”，终未成大气候，也没有把传统的现实主义赶尽杀绝。至今仍旧靠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和纪实文学支持着沉重疲惫而又躁动不安的文坛。近两年显得有点生气的所谓新写实主义，其实并未溢出现实主义的范畴。大家对长久的沉闷和松懈感到厌烦，都想出新。以前也曾不断有人想给现实主义赋予新的内涵，如“革命现实主义”、“历史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变来变去，也离不开“现实”。人们发现，现实主义这块招牌虽陈旧，要彻底丢掉它还不容易。因为从整体来说，文学同现实生活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比起中国文坛，更难被西方现代主义全面占领的是苏联文学。现实主义在苏联文学中根深蒂固，极一时之盛。载浮载沉，并未风流云散。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一套模式，在文学上也有模式——现实主义就是最大的套子，至今尚难彻底摆脱这个套子。现实主义传统如同社会主义的遗传基因一样摆脱不掉。更主要的是苏联的政治体制，社会生活没有给现代主义提供良好的生长条件。现代主义也并非西方人的忽发奇想，空穴来风，要借助西方社会这块肥沃的土壤才能生长，是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类灵魂挤压、扭曲的产物。现代主义尚未在中国文坛成大气候，也跟缺少这种土壤有关。现在中国则开始积累这种土壤了……
苏联人认为现代主义不过是擦拭现实主义身上灰尘的一块抹布。各种文法试验及雕虫小技，壮夫薄而不为。苏联文学有大致的整体风格，格外推崇厚重庄严、劲健沉雄一类。在现实主义旗帜下，把文学推向伪现实的也是苏联文学。甚至提出了“第三现实——将来的现实——没有第三现实，我们便无法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要求文学成为指导社会的大政治学，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政治学。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按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从事创作，使文学变得可笑、虚假、低劣。
文学的真实永远来自生活的真实，而不是来自急功近利的政治现实。难道苏联不是真实地存在了七十多年吗？有许多表现这种真实存在的文学，在今天看来却显得极不真实。正像现在读中国“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或反映大跃进、合作化的小说感到虚假可笑一样。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是近二十年内的作品，却让人觉得像经典著作一样——苏联作家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苏联一垮，似乎文学的大地也塌陷了。
一批文学人物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这是现实的尴尬，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尴尬？
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表现的是人类“失败的总和”，那么苏联文学则想表现人类“成功的总和”。表现失败的未必失败，表现成功的未必成功。可见文学不姓“资”，也不姓“社”，只姓“文”。
这一点同样也值得中国当代作家深长思之。
3.阶级斗争和理想主义的破灭
大部分苏联文学有个共同的永恒的主题：新社会是在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中诞生的。
现在是否再加上一句：作为新社会的苏联，也是在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中解体的。
苏联文学敢于写苦难。优秀作家的苦难意识，对苦难的成功描述，成全了其作品的深刻性。当今世界的苦难并非一条阶级斗争线就能串起来的，如：灾害、战争、疾病、贫穷、暴力、犯罪、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成功的作家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人类意识，取代了阶级斗争观念。我一直奇怪，中国自一九四九年至“文化大革命”这一阶段的文学，专写阶级斗争却没有学会写苦难。而擅于描写苦难是苏联优秀作家成功的原因之一。
他们敢于利用沉重的阴影来突出人物，让人物站在至苦、至悲、大灾、大难的境遇中，利托其生存的勇气和力量。苦难、理想、正面人物，构成了苏联文学的图腾。
没有理想则难以支撑社会主义文学的主体。要表现英雄主义的精神根源，写出精神上的诞生，唤起人们积极地对待生活的愿望，从心里对未来充满信心。恰恰又是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认为现实比文学更辉煌有力。现在的事实是一批优秀的然而是缺乏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似乎比现实的苏联更有力。由于有了这样一批作品，使苏联文学还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话——苏联共产主义则成了泡影。
历史向苏联开了个大玩笑，也向苏联文学开了个大玩笑。
理想主义文学曾经使人们狂热地相信，自己是历史的主人，自己的所做所为都是在创造历史，历史意识急剧增强。现在人们则没有这种自信了，不再认为眼前是真正的历史，总觉得是一种过渡，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序曲或尾声。需要重新安置失衡的心灵和文学，慢慢地调治因无法与历史对接而产生的失落感。
共产主义理论认为追求理想是人类的特点。代表这种人类理想的是正面人物。经过理想化的正面人物便成了社会主义文学的胎记。苏联文学在塑造正面人物时有一套办法：表现崇高的精神走向——所选择的生活事件亲切感人——经历不可想象的痛苦和磨难——人物疯狂般的勇敢，罕见的紧张和乐观，可歌可泣的忠诚，难以置信的坚韧——精神空前高涨，对未来充满信心，表达了一种勇敢的真理，塑造巨大的民族性格。
人物经过这样一个工艺流程的处理，无法不正面、不英雄了。让这些人物具备现实启示性和当代启示性，展示了地球上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存在状况，且不回避其存在的无比艰巨性——这是苏联文学的重要贡献。曾经影响了一代社会主义阵营，所表达的思想在当时被视为是时代信仰的创造，其精神的感召力是深厚的。
与此相比，江青让作家把自己强置于一个真空般的环境里，然后按照“三突出”的创作方法，任意编造各类矛盾冲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搞水涨船高，而不是水落石出。则显得更为公式化，矫情、拙劣。
即便是在苏联文学中，由于重视寻觅建设新社会的力量，忽视寻找建设人性的力量，容易失败的常常正是作者下功夫最大的正面人物，而有些反面人物倒结结实实，有血有肉。
苏联文学是理想和现实结合的创造物，宿命般地以为社会主义消灭了使人的天性不健全的畸形化的根源——这正是产生正面人物的土壤。事实上社会主义长时间地无穷尽地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恰恰扭曲了人的天性。所以有些表现群众的集体主义本质的作品，当时看是成功的、感动人的，却经不住时间的筛选。这涉及到一个古老的争论不休的命题——即文学和人的关系。
美国作家辛格说过，小说总是关于个人的，你不能写关于群众的小说，共产主义作家已经尝试过，但他们从未取得成功。这话很武断，还带有西方人的傲慢和偏激，但苏联的解体验证了辛格的话。文学有自己的选择，这选择是六亲不认，甚至是残酷的，正像有的作家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绝望，恰恰是这绝望成全了他的深刻及至不朽。不可以政治的选择代替文学的选择，倘若文学选择为政治服务，就是选择短命，甚至是选择非文学。现在重读当年表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作品，会感到滑稽可笑，无法卒读。既无文学价值，又无历史价值。只有文学的虚弱与贫乏。于是令人想到历史的感叹：为什么艺术之神给一个国家或时代更多的天才，而给另一个国家或时代的天才很少？问题不是艺术之神对天才的分配不公正，而在于某一个国家或时代是不是具有产生天才的条件。
4.苏联文学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吗？
我无法对苏联文学尽其机微，只能略陈一点自己非常表面的看法。有一点感到奇怪：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冲击波，完全淹没了人们对苏联文学的关注。
苏联文学作为一种庞大的文学现象，曾在世界上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人们怎么会不研究它，不议论它呢？它的产生、强大以及突然的消失，对世界文坛尤其对中国文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们怎么会不感兴趣呢？
过去中国和苏联，曾重复过彼此的错误。苏联的解体使苏联文学所依存的组织形式也消亡了。创作本来是个体性劳动，从社会主义诞生的那一天，作家们就必须被一个组织管了起来——正是出于对这个组织的惧怕，帕斯捷尔纳克才不敢出国去领诺贝尔文学奖。现在这个组织不存在了，但文学不会消亡。属于苏联的文学将会有怎样的变化？以什么样的面目重现于世？我在满怀兴趣地等待着。
苏联文学本来是以“明白”著称的，是一种明明白白的文学，作家一般不写自己不明白的事物，似乎能准确无误地找到现实世界的入口处。这回是否出现了迷惑？现实世界的入口处是否不那么容易找到了？有些不朽的巨著，本身就是一团神秘，写的是不明白的事，别人读不明白，说不明白，然而魅力无穷，成了一门玄学，人们更要读它、说它。如《红楼梦》，兵家从中读出兵法战策，史家从中读出历史，道家读出道，儒家读出儒，佛家读出佛。苏联文学莫非因苏联的解体将给人们留下一个谜团？苏联作家曾对生活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真诚，想写出全部真理。然而他们讴歌的生活最终被发现不过是一场海市蜃楼，这难道就能全盘否定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吗？海市蜃楼不能算是欺骗，那么是谁浪费了作家的才华和真诚？作家可能是深刻的、偏激的，和政治相比是否总是幼稚可爱的？如果说政治、军事、经济是阳刚的，文学艺术就该是阴柔的吧？
无疑，苏联的解体将给文学提出许多疑问，留下许多思索。
199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