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本质:语言是洞察人类天性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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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我是谁吗

近年来互联网已成了语言研究的实验室。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真人真语语料库,而且还为流行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平台,从而使那些人们发觉有趣并希望传播给他人的语料得以彰显。接下来,我想通过一个小故事给您介绍一下本书最后一个话题。1998年间,这个小故事曾在电子邮件间广泛流传。

在丹佛斯泰普尔顿机场(Denver's Stapleton airport)的最后一天,一班满员的美国航班被临时取消了。人们排着长队焦急地等待着改签,登机口处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在忙活着。这时,一个乘客突然愤怒地挤到服务台前,他把机票往柜台上一拍,厉声说:“我就要这个航班,而且还得是头等舱。”服务员礼貌地说:“抱歉,先生,很乐意为您服务,不过我得先接待前面的乘客,我想我们会有办法的。”然而那个乘客并不买账。为了让他身后的乘客也能听到,他特意提高了嗓门:“你知道我是谁吗?”没有片刻犹豫,女服务员随即微笑着抓起了身边的扩音器话筒:“大家请注意!”她开始广播,声音从扩音器的这端传出,“登机口这儿有位乘客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哪位乘客能帮忙找到他的身份,请到这里来。”话语刚落,那个乘客身后爆发了一阵哄笑。他恼羞成怒地瞪着女服务员,咬牙切齿地说:“X你!”女服务员毫不让步,她面带微笑地说:“对不起,先生,这你也同样得排队。”

这个故事听起来似乎有点儿离谱,不像是真的,倒有点儿像都市传奇。但女服务员那两句妙语却激发了我们对扑朔迷离的语言奥秘的猎奇心。事实上,本书后面的章节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谈了一些有关第二句妙语的困惑,即某些与性有关的词语同时也可以用于咄咄逼人的诅咒(详见第6章)。而第一句妙语则引出了我所要探讨的与词有关的最后一个世界——社会关系世界(详见第7章)。

女服务员对“你知道我是谁吗”这句话的应答源于她对乘客的反问句的故意曲解。乘客的意图是提醒对方重视他的社会地位,而服务员则假装不懂,并将其字面地理解为一个关于自己身份认证的请求。作为旁观者的其他乘客(以及电子邮件的读者)的积极响应源自于他们从第三层面对这句妙语的理解——女服务员的假意误解是她用来扭转局势、挫败对方的傲慢无理并使之受到罪有应得的嘲讽的一种手段。

语言理解是在多层面上进行的,而绝不是对一个句子进行直接句法分析所能办得到的。在日常交谈中,我们期望对方能够领会我们不好直截了当提出的请求和提议。电影《法戈》(Fargo)中有这样一幕,两个绑匪开着一辆车,车的后座上藏着他们的人质,途中由于车子丢了一个轮盘,他们被警察截了下来。警察要求开车的绑匪出示驾驶证,那个绑匪故意把一张50美元的纸票随着驾驶证一起暴露在钱包外面,他对警察说:“布雷纳德(Brainerd)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可以就地解决问题啊。”当然,绑匪的言外之意并不是称赞这地方交罚金方便,他是在暗示那个警察,他希望贿赂他。事实上,很多话语都有不同于字面含义的言外之意。

If you could pass the guacamole, that would be awesome.

要是你能把鳄梨酱递给我,那就太好了。

We're counting on you to show leadership in our Campaign for the Future.

我们都指望您在我们未来的活动中带个头呢。

Would you like to come up and see my etchings?

你难道不想过来看看我的蚀刻板画吗?

Nice store you got there. Would be a real shame if something happened to it.

你那儿的那个店可真不错,要是它发生点什么事儿,那就太可惜了吧。

第一个陈述句很显然是一个请求,第二句意在拉赞助,第三句是一种性引诱,而最后一句则是个威胁。但是为什么人们不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意图,例如,“少废话!放我过去,我就把这50美元给你”、“请把鳄梨酱递给我”呢?

人们之所以选择使用含蓄的语言进行贿赂或威胁,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有利于日后推卸责任:我们知道行贿和敲诈勒索都是犯罪,含糊其词的表述至少可以给法庭指控带来些麻烦。事实上,那些所谓的含而不露其实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因此它们根本起不到阻止起诉或欺骗陪审团的作用。正如律师所说,它们根本无法通过法庭上的“咯咯笑测试”。令人费解的是,人们明明知道没人会被愚弄,但却都愿意参与到这种文字游戏中来。准确地说,应该是“几乎”没人会被愚弄。喜剧《宋飞正传》(Seinfeld)中就有这么一个情节,乔治的幽会对象问他是否愿意过来一起喝杯咖啡。乔治拒绝了,他说咖啡因会使他晚上无法入睡。后来他突然恍然大悟,她说“喝咖啡”其实并不是真的喝“咖啡”,而是邀请他去“做爱”。当然,这也可能有点儿离谱。弗洛伊德曾在《恢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ns)中讲了这么一个笑话:两个竞争商在火车站偶遇了,一个问另一个要去哪里。对方回答去明斯克(Minsk)。提问的商人接着说:“我知道你告诉我你要去明斯克是因为你是想让我觉得你要去明斯克,可不幸的是我却碰巧知道了你真的要去明斯克。那么,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呢?”

如果对话双方真的要挖掘隐藏在对话背后的心照不宣的潜台词的话,那些次第出现的环环紧扣的心理状态会令人眼花缭乱——绑匪司机意欲贿赂;警察知道他有贿赂的意图;司机知道警察对此心知肚明;警察知道司机知道他心知肚明;等等。他们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为什么对话双方都心甘情愿地在这种文雅的风尚喜剧中扮演各自的角色呢?

礼貌的晚餐时间请求——语言学家称之为疑问祈使句,为我们解释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些线索。当你提出一个请求时,你其实是假设对方一定会接受你的要求。但除了对方是你的雇员或密友,否则你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可是你又确实想要那该死的鳄梨色拉酱。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请求藏进一个愚蠢的问句(“你能……吗”),一个愚钝的想法(“我想知道是否……”),一句露骨的嘘寒(“如果你能……那就太好了”),或其他一些皮里阳秋的托词里。对方在本能地对你的真实意图进行揣测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你的这种委婉是尽量让她觉得你并没有把她当成一个家庭主妇。由此可见,一个巧妙的祈使句可以同时起到两个作用——转达请求、暗示人际关系。

正如我们将在第7章中看到的,普通交谈和面对面的外交会议并无两样,交际双方无非是在探索如何照顾彼此的面子,如何给对方留个“台阶”,在交涉双方的关系时(例如,权利、性、隐私和公平等),如何为相互间合情合理的推诿保留一点儿余地。就像真正的外交那样,一份公告的细致有加或者细致不足都可能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1991年,一场指控几乎使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与美国最高法院的提名失之交臂。有人指控他向下属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律师提出过性要求。在美国参议院行使建议和审批权的历史上,奇怪的一幕上演了:参议员们必须判定托马斯与希尔谈及艳星银郎东(Long Dong Silver)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以及当他问Who has put pubic hair on my coke(谁把体毛放到我的可乐里了)的时候,他的真正意图又是什么。这大概是制宪者在制定权力分立条例时没有考虑到的,但这类问题已经成了我们民俗话语的一部分了。自从托马斯-希尔把性骚扰案件搬上了民俗的舞台,裁决性骚扰便成了企业、大学和政府机构最头疼的难题,尤其是那些隐晦的性引诱更是让人头疼不已。

消息和网络上的这些花边新闻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语言与思想、社团、情感、人际关系以及现实本身的联结方式。难怪语言会给人们的公共及隐私生活带来如此之多的棘手问题。人类是语言动物,是一种以词语为生的物种,所以,如何使用语言,如何理解语义必然是人类思考、分享和辩论的主要话题之一。

请注意,假如你认为上述这些讨论是关于语言本身那就错了。正如我将在第2章中阐释的那样,语言充其量也就是人们用于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而且它不能与思想和感情本身混为一谈。关于这一点,语言的另一种现象——声音象征(参见第5章)可以提供一些说明。假如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没有思想做基础,那我们就不是真的在说话了,那只能算是牙牙学语、喋喋不休、滔滔不绝、絮絮叨叨、胡言乱语、含糊其词、闲聊、磨叨、胡扯、废话等诸如此类的咿咿呀呀—— 一个言之无物的空洞拟声词而已。

本书其他章节则是关于“言之有物”的探讨:思想、感情以及那些构成人类本性的、透过语言方可清晰看到的其他东西。我们的词语和语言结构展现了物理现实和社会生活的抽象概念。所有文明社会的生活大同小异,但人类科学成果和人际关系类型却不尽相同。语言植根于个体的发展进程中,同时也伴随着语言社团的历史发展以及人类物种的进化。人类有能力把它们合成更大的集合甚至可以通过隐喻性的跳跃将其扩展到一个全新的领域,这种能力对我们了解致使人类变得如此聪明的原因大有裨益。不过,语言也同样可以与事物的本质发生冲突,如果冲突真的发生了,其结果很可能是自相矛盾的、荒唐的,甚至是悲剧性的。为此,我想敬告大家,那笔取决于“事件”一词解读的35亿美元的理赔款不过是我们为了解词与各种世界关系所付出的一小部分代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