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课堂之外的快乐

学校之外的生活丰富多彩。在茶芬园读书时，我们都盼着学期快点结束。我们最喜欢的赞美诗，是学期末最后一天唱的“再次相会之前，上帝与你同在”。一到假期，我们都开开心心地回到家去，有些同学去伦敦玩儿。我则喜欢看地图，也非常喜欢记录天气一类的信息。

学校之外的生活，同样是丰富多彩的。在茶芬园读书时，我们都盼着学期快点结束。我们最喜欢的赞美诗，是学期末最后一天唱的《再次相会之前，上帝与你同在》。对这首赞美诗的喜爱，甚至超越了那首激动人心的军事传教赞美诗：

哦，我的同志！看空中飘荡的信号。

援军到来，胜利在望。

“守住堡垒，我马上赶到。”耶稣也发出信号。

向天堂挥舞出回答：“沐浴主恩，我们遵命。”

一到假期，我们都开开心心地回家去。有些同学则乘坐学校安排的火车去伦敦，有些同学是家长开车来接。我家的车，是那辆久经风霜的老旧路虎。寄宿学校的学生通常都有些势利眼，如果家长开着比捷豹便宜的车出现在学校门口，孩子们就会觉得很难为情。但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很为家里这辆破旧不堪、顶棚漏水的“老战马”而骄傲。父亲曾载着我们开进丛林密布的秘境，还给我们讲他那一套令孩子们为之兴奋的理论。父亲说，在翻旧了的地形测绘图上，一定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路，将两条并行的直线公路连在一起。

父亲的兴趣爱好

父亲和祖父有共同的爱好，都非常喜欢地图，也非常喜欢记录像天气一类的信息。年复一年，父亲在笔记本中一丝不苟地记满了每一天的最高和最低气温，还有降水情况。他的热情从不衰减，就算我们现场抓住家中的宠物狗在雨量测量器中尿尿，父亲也丝毫不受打击。我们不知道小狗邦奇之前偷偷在测量器中尿过多少次，也不知道父亲的雨量记录中，有多少是经邦奇之“手”做了夸大。

父亲总是会忙碌于某一项令他着迷的兴趣爱好。通常情况下，这项活动都能充分施展他实用的巧手和独创能力。这一点很令人钦敬，虽然他手头只有废旧金属和麻绳，而非坎贝尔少校那高水平的车床和焊接套装。因父亲设计制作的精美作品《消融》，英格兰皇家摄影学会将他选定为会员。《消融》是精心打造的一系列彩色幻灯片，由两台并排的投影仪交替投放，每一张幻灯片都以充满艺术效果的手法渐变成下一张，还配上了背景音乐和解说。如今，这样的作品可以轻松地用计算机完成，但在那个年代，淡入淡出需要借助反向相连的可变光圈，从而实现在一张结束的同时开启另一张的效果。父亲用硬纸板制作了可变光圈，装在两台投影仪上。两台投影仪通过以橡皮筋和红线制成的极富独创天赋的系统连接为一体，启动装置是一个木质杠杆。

记得家里人在朗读父亲草草写就的笔记时，将《消融》误读成了《流鼻涕》。从此，全家人就习惯了称父亲的艺术作品为《流鼻涕》，后来竟忘了其真正的称谓，而“流鼻涕”在这里也丧失了其原本的意义。一次，父亲为一家摄影俱乐部做公开演讲（当时父亲接受了许多类似的邀请）。这次演讲的内容，主要是他在创作《消融》之前的摄影作品。于是，父亲在开场白中对观众进行了讲解。父亲的演讲风格，交汇了磕巴和絮叨，令人忍俊不禁。开场白中，父亲说道：“嗯，事实上，事实上，嗯，这些照片，大多数，大多数都是在我‘流鼻涕’之前……”观众随即在一片困惑中报以善意的笑声。

父亲并不流利的讲话风格，早在他追求我母亲的时候就表现了出来。那时，他深情地凝望着母亲的眼睛，然后喃喃地说道：“你的眼睛好像……盥洗用具袋。”这句话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我觉得似乎可以讲得通。这一说法也与可变光圈有关。从上方看下去，盥洗用具带的抽拉绳将袋子抽缩出了从中心向外放射的线状图案，而这种图案，又与眼睛虹膜的特征有些相似。

还有一年，父亲的爱好转向了为女性亲属制作吊坠。每一颗吊坠，都是被海水冲刷得无比光洁的康沃尔蛇纹卵石。父亲将卵石拴在皮绳上，吊坠就做好了。后来，他又迷上了乳制品自动化巴氏消毒机的设计与制作。机器上安装了闪烁的彩色信号灯，还有一个装在上方的搅拌器传送系统。这套机器作品，还令他负责管理猪群的雇工——理查德·亚当斯（Richard Adams）产生了创作灵感，写下了一首诗歌：

蒸汽缭绕，灯光闪烁，

大手笔的设计，

尼龙绳索上的搅拌器挥起翅膀，

如同跳舞的仙女。

父亲头脑中的创意永不枯竭。每当他头戴破旧的军帽，开着那辆灰色的弗格森牌小拖拉机，扯开嗓门唱着圣歌时（《摩押是我的沐浴盆》。虽然他唱的是圣歌，但推己及人，就能明白，唱歌并不说明他信教），总会有许多时间用来思考。父亲经过计算，发现每次工作到一排庄稼完成，再往回折返所花的时间是浪费掉的。于是设计出了一套在农田中呈对角之字形浅角度运动的耕作方案，这样，以往完成一遍耕作的时间，现在差不多可以完成两遍。

在拖拉机的工作轨迹上，父亲的设计堪称巧妙，但他做事并不总是十分理智。有一次，拖拉机的离合器卡住了。父亲在车上扳不开，只好下车躺在地上，从底部寻找离合器卡住的原因，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如果你躺在拖拉机的离合器下方，就会发现，你也同时直接躺在了左后轮的前面。离合器扳开后，拖拉机猛地动了起来，从父亲身上压了过去。幸亏父亲开的是一辆小型拖拉机，而不是如今这种体积巨大的拖拉机。这辆小拖拉机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耀武扬威地在农田里乱跑。父亲的雇工诺曼就站在旁边，吓得发懵，一动都不敢动。父亲挣扎着坐起身来，告诉诺曼，赶快去追拖拉机，及时刹车。可怜的诺曼依然惊魂未定，打着哆嗦，根本没办法开车送父亲去医院。父亲只好自己开车。父亲住进了医院，腿部接受牵引治疗，所幸很快恢复，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住院期间，他还顺便戒掉了抽烟斗的习惯。从此再也没有抽过烟。唯一留下的一点纪念，就是几百个写着“口味馥郁的陈酿烟草”的锡罐。几十年后，他依然用这些小罐子储存各种螺丝、螺母和垫圈，还有杂七杂八的金属废料。

从事有机农业

父亲在一位名叫纽曼·特纳（Newman Turner）的福音派农业作家的影响下，在他马尔伯勒和牛津时代的挚友休·科利（Hugh Corley）的鼓动下，很早就致力于有机农业的发展。他开始有机农业种植的时间，要比有机农业大肆流行并获得皇室支持的时间早很多。父亲从来不用非有机肥料或除草剂。他在有机农业方面的导师，也不允许使用联合收割机。我们的农田本来也不够大，用不上联合收割机，于是在那个年代，我们就用一台旧割捆机来进行收割。割捆机拴在灰色的小拖拉机后面，每次工作起来，噪音巨大，响彻整片农田。割捆机将面前的小麦或大麦割下，在后面留下一捆捆整齐的庄稼束（捆扎庄稼的自动打结功能，令我为之赞叹不已）。然后，真正的劳动才正式打响，因为要将一捆捆的庄稼堆起来。我们一群人走在割捆机后面，一次捡起两捆庄稼，将三份堆成一个小堆，六捆为一堆。这项劳动十分辛苦，我们的手臂上全是擦伤和划痕，有时还会流血。但每次劳动完毕，我们都很有成就感，能心满意足地睡个好觉。母亲会带着大罐大罐的苹果烈酒，到农田中款待各位辛勤的劳动者。热火朝天的场面中，充满着温暖的兄弟情谊和欢快的收获气氛。

将庄稼束架成堆的目的，是为了让庄稼干燥。干燥之后，就会用马车将庄稼运走，再堆成大大的庄稼垛。那时我还小，力气不够大，无法用干草叉将庄稼束扬到垛顶，但我依然很努力地干着，十分羡慕父亲那有力的臂膀和粗壮的大手，羡慕他与工人们一样能干。几周之后，父亲会租来一台脱粒机，将其停放在庄稼垛旁边。我们用手将庄稼束放入脱粒机，机器的另一边就会脱出谷粒，余下的干草会自动打成包。每到此时，所有的农场工人都会过来帮忙，无论他们的本职工作是放牛养猪，还是杂务工之类的。后来，我们与时俱进，每逢收割季，就会租用邻居的联合收割机。

前面曾经讲过，我喜欢躲在卧室里偷偷读书，而不愿暴露在风雨中去沿袭道金斯家族野外徒步旅行的传统。虽然我喜欢读书，但必须承认，学校放假期间我所阅读的书本，与哲学或人生的意义等深刻问题并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是些常见的青少年读物：《比利·邦特》（Billy Bunter）、《淘气小威廉》（Just William）、《消失的战线》（Biggles）、《斗牛犬庄蒙德》（Bulldog Drummond）、珀西· 斯特曼（Percy F. Westerman）的作品、《红色紫蘩蒌》（The Scarlet Pimpernel）、《金银岛》（Treasure Island）等。出于某种原因，家人不喜欢伊尼德·布莱顿（Enid Blyton）的作品，不希望我读到她的著作。科利尔叔叔送给我几本亚瑟·兰索姆（Arthur Ransome）的书，但我没有坚持读下去。那时的我，觉得兰索姆的作品太过女生化，现在想想真是傻。我至今依然觉得，里奇莫尔·克朗普顿（Richmal Crompton）的《威廉》（William）有着真诚的文学内涵，其中的讽刺手法老少皆宜。《比利·邦特》的写作手法非常公式化，让人感觉仿佛是计算机创作出来的作品一样，但就算是这本书，也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比如这样的句子：“像老摩西一样，他四下张望了一番，没有看到旁人”, “像个矮胖的仙女来到天堂门口一样”。《斗牛犬庄蒙德》带有那个时代深刻而典型的极端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偏执，但我天真幼小的头脑当时还理解不了。我外祖父母有一本《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我用了好几个暑假，贪心地反复读了好几遍，但直到后来长大，才意识到其中家长式作风的种族偏见。

欧文诺顿的家庭生活十分温馨惬意。父母相濡以沫70载，而父亲却在70周年结婚纪念日过后不久，于2010年12月与世长辞，享年95岁。我们家不是很富有，但也不穷。我们没有中央供暖设备，没有电视。不买电视不是因为没钱，而是特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家里的车，是我之前提到过的又脏又旧的路虎，后来换成了一辆小货车。虽然车子谈不上豪华，但跑起路、拉起货来也不在话下。莎拉和我的学费很贵，父母必须要节衣缩食才能供我们上学。我们的童年假期，并不是在风景优美、设施豪华的酒店中度过的，而是躲在威尔士雨中的军用帐篷里面。小时候的露营旅行时，我们在带有前缅甸林业部标志的帆布架起来的浴缸中洗澡，在篝火旁边烧饭边取暖。一次，莎拉和我在帐篷中，听到坐在“浴缸”里，双腿架在外面的父亲自言自语地喃喃道：“嗯，以前还从来没穿着靴子洗过澡。”

哥哥式的挚友

在我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三年里，我有一位哥哥式的人物。我们在非洲结识的挚友，迪克和玛格丽特·凯特维尔夫妇，在我们离开非洲之后继续留守马拉维。迪克年轻有为，很快当上了农业总监。他工作成绩十分突出，在马拉维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当选为临时政府的土地与矿山部部长。他们的儿子迈克尔，是我幼年时代的玩伴。迈克尔13岁那年，开始在英格兰的谢伯恩学校寄宿学习。就像我父亲那代人一样，一到假期时间，迈克尔就要面临去哪里过假期的问题。他每次来到我家，我都非常高兴。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只有一岁多，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结伴同行：到山谷里冰凉的溪水中游泳，在家中做化学实验，搭积木、打乒乓球、玩纸牌游戏、打羽毛球和迷你斯诺克，用各种手法折腾着制作出甜菜根酒、清洁剂或维生素药丸。和莎拉一起，我们三人展开了属于自己的务农实践，取名叫“乡下老人”。父亲给了我们一窝小猪仔，我们称它们为“小桶”。每天，我们都要给小猪喂食，全权负责照料小猪的成长。迈克尔和我是一生的挚友。后来，他成了我的妹夫，也是家里一大群小朋友的祖父。

在成长最关键的年龄，有位哥哥在身边，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有哥哥在，就意味着不管做什么，他都是实际操作的那个人，而你则是给他递工具外加端茶倒水的小催巴儿（迈克尔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因此这个比喻并非完全不恰当）。比尔叔叔一辈子都有着“手笨”的名声，而我父亲则恰恰相反，我想，原因也大致如此。比尔叔叔作为父亲的小弟，永远都是帮忙的角色，从来轮不上他亲手操持。大哥是决策者，小弟是跟班，童年时期养成的习惯，通常会延续一生。和比尔叔叔不同，我没有培养出“手笨”的名声。虽然没人公开这样评价，但从小到大，我的动手能力都不怎么灵光。迈克尔一切包办，我就是个在一旁帮帮小忙的助手，而我父亲则期盼着我到奥多学校著名的精工车间中学习手艺活，追随坎贝尔少校的步伐。然而，后面我们就会了解到，那些车间实在是令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