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特稿(3)

第三次喝酒

马烽说：“和陈永贵的第三次喝酒，是在1982年的秋天。当时我和孙谦住在北影招待所，修改我俩合写的一部电影剧本。那时候陈永贵已经从副总理的职位上下来了，分配到北京东郊一个农场里当顾问，家住在北京城里。我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去看望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永贵从他人生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

1979年12月17日上午，昔阳县革委大楼的二楼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午10点整，李喜慎宣布开会。他简短地说了几句开场白，便宣读了[晋中地干字136号]文件，大意是经山西省委常委讨论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陈永贵的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些人与陈永贵的关系都很不错，尤其是纪登奎和陈锡联，与陈永贵过从甚密。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接受了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四十天，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专攻十年来无人敢摸的大寨，其标题如下：《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

第二组专攻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其标题如下：《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

1980年8月29日，《山西日报》载文，题目是《继续肃清学大寨中的极左流毒》。9月5日载文：《评大寨经验》。9月24日载文：《人妖为什么被颠倒？——岳增寿冤案和王金魁案透视》。10月8日载文：《从陈明珠的违法乱纪行为看父母的责任》。

《光明日报》也于9月20日发表了《太行奇冤》。

《山西青年》发表了揭露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的《虎头山下一恶》。

陈永贵失势后，各方面的揭发材料如雪片一般地飞到中央，仅中央转到陈永贵手里的就有一尺多厚。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人大代表们提出的罢免陈永贵人大代表资格的要求，经领导人出面做工作，勉强压了下来。有关领导人说，下次不选就行了，罢免就算处分了，不好。已经从钓鱼台搬到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开幕，代表团里没有陈永贵的踪迹。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永贵，在家乡山西落选。据说，上面的意思还想让陈永贵当个十二大代表，但是，尽管做了许多工作，陈永贵才得了二十七票，反对的却有三百零九票。

马烽向来“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交朋友”，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形下，马烽决定去看望陈永贵。

马烽说：“经过多方打听，才算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陈永贵一听说我俩要去看他，表示十分欢迎。我们知道见了面难免要喝一杯，又知道他家生活不富裕，于是就做了点准备，上街买了两瓶好酒和一些下酒菜，又请北影食堂赵师傅连夜做了两只卤鸭子。赵师傅在海淀区一带是颇负盛名的厨师，他最拿手的菜就是卤煮鸭子。陈永贵住在复兴门外高干楼的一套公寓里。他穿戴的还是以前那个样子，见了面还是以前那种打招呼的方式，嘿嘿一笑，说了句：‘来啦？’看来他对我们的来访也有所准备，只见桌子上摆着一瓶二锅头，还有一些小菜。他看到我们拿来的食品，没有说什么客套话，立时叫他老伴拿到厨房里收拾去了。”

马烽又说：“在喝酒闲聊中，看来陈永贵对从副总理职务上下来，并没有什么不满情绪，完全不是我们猜想的那样。他觉得这样倒好，无官一身轻。他唯一不满意的是，让他去京郊农场当顾问，而不让他回大寨。他说大寨的干部和社员，不断有人来看他，都希望他早点回大寨去。可是这事不由他，他得听从组织的分配。不过他迟早还是要回大寨去，他离不开那里的土地和干部社员。他说如今他们受到社会上很大压力，一提起这事，陈永贵不由得就激动起来，特别是喝了几杯酒以后，竟然对着我俩发开火了。他说，如今大寨人到了外面，连头都抬不起来，有些人故意在他们面前放凉腔，什么‘学习大寨，人人受害’，什么‘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等等。他冲着我俩说，大寨情况你们知道，是不是除去种庄稼什么都砍光了？粉坊、猪场、砖窑是发展了还是砍了？果园是不是这些年才发展起来的？陈永贵还说，有的地方把好好的经济林砍了种庄稼，这是大寨让你砍的？大寨人千辛万苦在搞人造小平原，可有的地方把平展展的耕地改成梯田，这叫学大寨？大寨人把陡坡修成梯田，开山打料石筑起那么多田埂，流了多少汗水？你以为大寨人天生就那么贱？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什么？天上能掉下馅饼来？”

“陈永贵还说，如果说工作中有缺点，有失误，我承认。主要应该由我陈永贵承担，不能让大寨所有的干部和群众分摊。这些年他们也够辛苦了，如今再受上一顿窝囊气，谁心里能服？他们到我这里来，委屈得都哭了，我也为他们抱屈……陈永贵还说，咱们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说起风好来，什么风都沾；说起雨不好来，什么雨都不沾。以前是什么工作都要学大寨，不管什么现场会也要在昔阳、大寨召开，你不同意开，就说你骄傲自满，瞧不起这项工作，好像只有在昔阳、大寨开才够分量；如今是昔阳、大寨什么也不沾了，什么上不去也是学大寨的过错。陈永贵冷笑着说，谁爱说什么说去吧，我不在乎。反正这些年修下的高标准海绵田在耕种，修下的渠道还在浇地，旋下的新石窑社员们住着。这些年上缴了多少公粮，卖了多少统购粮，粮库里账本上记着，我相信一句话：金盆子打了分量还在着哩！”

马烽还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全面实行‘包产到户’政策。我对此有些不同看法。当然不是完全不赞成，是对其中某些具体做法有意见。当时中央下过一个72号文件，除了肯定‘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外，也肯定了合作化时期的某些成绩。今后怎么办？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我认为这个基本精神是完全正确的。但后来将‘包产到户’说得神乎其神，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了。我们得反思一下我们的老毛病、老教训：从前说集体化好，说合作化好，说人民公社好，那就一切都好，一阵风，一刀切，把山庄窝铺也搬下来了，小村合大村，小县合大县。这造成多大的损失和伤害！现在又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这不合适。当时，我的老朋友吴象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说‘包产到户’是‘金光大道’。我对他说，这个观点不怎么科学。我认为中国的农村很复杂，不会有一种灵丹妙药就手到病除。旧社会的人也不认为彻底分开就好。阔地主经不起三股分，就是说老地主一倒下，儿子们一分家，原来的生产单位也就散了，完了。过去集体化是有问题，但是，它也积累了许多公共财富，积累了不少金融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教育和培养农民方面，也一定程度地克服了许多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树立了一定的集体主义意识。这些都应该说是积极因素。但现在要毫无区分地一起推倒，把成套的机械化设备、改良过的土壤、修整好的水利设施，都要分光吃净，废掉重来，不又是一阵风，一刀切吗？我们怎么老也从这个怪圈里走不出来呢？”

马烽还说：“那天，我们三个只顾喝酒闲聊，陈永贵老伴端上来的面条已经放凉了，谁也没有动一筷子。我们三个人边喝边说，差点把两瓶酒喝光。我的酒量没有他俩大，我早已有点晕天晕地了。我记得说到酒量，陈永贵说，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完会，江青提议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毛主席过生日。服务员端上茅台酒来，‘四人帮’一方的人就起哄着要灌陈永贵，想出他洋相，看他好看。陈永贵说：你们也别灌，毛主席他老人家过生日，我心里高兴，我替每个人喝一杯酒。服务员便端上满满一托盘的亮晶晶的高脚杯来，陈永贵一口一杯，一口气全干了。陈永贵说，他这一辈子喝得最痛快的一次是‘四人帮’垮台的时候。那天夜里，他听到这一喜讯后，兴奋极了，找了瓶酒嘴对瓶口，一直喝到第二天太阳出山。陈永贵说，我是和胡耀邦争吵过，可我和张春桥也拍桌子干过，怎么我就成了和‘四人帮’一伙？……”

尾声

马烽讲了他向陈永贵遗体告别的情形：

“1986年3月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听说陈永贵病了，住在北京医院里。我正打算去探视他，忽然收到一份讣告：陈永贵已经病逝，死于癌症，定于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我又是吃惊，又是遗憾，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去和他告别，为他送行。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匆匆赶到了八宝山殡仪馆。小车开到追悼会大厅门口，只见门外冷冷清清空无一人。我以为是把时间看错了，再看讣告，时间、地点都没错。后来司机同志说后院还有几个小厅，也可能在那里。当我们把车开那里时，我发现大寨的贾承让等一些干部都坐在台阶上抽烟。不久开来两辆大客车，走下来一些胸前带白花的男男女女，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东郊农场的职工，来向他们的顾问告别。这时，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是华国锋！于是人们拥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廓，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一来，大厅的门打开了，我们鱼贯而入。华国锋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呆呆望着陈永贵的遗体，流下泪来。围观的人静静的，有的人抽泣起来。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然后还是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上车走了。”

1979年3月19日，当《山西日报》首次公开向“农业学大寨”发出质疑的那一天，陈永贵正在故乡主持中共昔阳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这时，陈永贵还身兼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一串职务。

上午8点半，陈永贵拿着讲稿走上讲台，面对一千多名代表发表讲话。陈永贵平时根本不用讲稿，自从60年代初，陈永贵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坛以来，他就用一个农民独特的生动风趣幽默的语言，感染征服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可眼下，一切变化来得太剧烈太迷茫太让人眼花缭乱了。陈永贵大概有些失语有些无所适从，只好让人准备了讲稿照本宣科：“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中国共产党昔阳县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开幕了！”陈永贵瞥了一眼手中的稿子，下边该念的话用大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全党工作着重点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陈永贵放下了稿子，抬眼望着全场黑压压的人群和一双双注视的目光，突如其来地脱开讲稿说道：“首先，我提议，为悼念已经逝世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起立，静默志哀。”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半，周恩来去世已经超过三年。

代表们从陈永贵的异常举动中感受到了什么！

陈永贵仍然不拿稿子，声调沉痛地继续说道：“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志哀。”

话筒中传来唏嘘之声。代表们默哀完毕抬头一看，陈永贵的脸上已然老泪纵横。

后来人们回忆说，开幕式的会场上笼罩着追悼会一般的气氛，好像是在为学大寨运动送葬。

那个曾经辉煌的陈永贵，也许从那一刻已然死去了。

马烽说：“陈永贵安安静静地躺在大厅中央的花丛中，削瘦的面部虽然化了妆，但掩盖不住满脸横七竖八的皱纹，这些皱纹刻划出了他一生的经历。当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追悼会大厅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应该带一瓶汾酒来，洒在他的遗体前。我和他是二十年前在一起喝酒相识的，也应当以酒告别。可惜我事先没想到，深感遗憾。”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