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宗教法庭
公元1198年，塞格尼伯爵洛太里奥在他在位没几年的叔叔保罗去世之后，继承了教皇的宝座，这就是教皇英诺森三世。
他曾是居住在拉特兰宫中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他即位时三十七岁，是巴黎大学和布伦大学的优等生，富有、聪明、精力充沛。他雄心勃勃，善于使用权力，可以无愧地宣称自己“不仅管理了教会，而且还统治了整个世界”。
他把驻罗马的德国总督赶走，让意大利免受德国的干预。再次征服了由德意志军队控制的巴尔干半岛，最后把皇位继承人逐出教会，让那个可怜的王子身陷困境不能自拔，完全放弃了阿尔卑斯山东面的领地。这样，洛太里奥使意大利从德国的控制中解脱了出来。
他组织了闻名世界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过从未到过“圣地”，而是去了君士坦丁堡，杀害了城里的大批居民，把城里的财富劫掠一空；这种行径令人发指，后来希腊港口的十字军士兵个个提心吊胆，生怕被当作歹徒绞死。英诺森三世表示过不赞同这种让一些德高望重的基督徒心灰意冷的残暴行径。不过他是个务实的人，很快接受现实。他任命一个威尼斯人去当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这聪明的一招使东正教又一次落入罗马的控制之中，同时又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好感，从此，威尼斯共和国把拜占庭看成是自己的东方殖民地，随心所欲地对其发号施令。
在宗教事务方面，教皇也是个造诣深厚、左右逢源的人物。
教会经过近一千年的踌躇，终于下定决心，认为婚姻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民事契约，而应是一桩神圣的事情，只有被神父当众祝福后才生效。法国的菲利普·奥古斯特和莱昂的阿方索四世曾想按照自己的好恶治理国家，但很快就被教皇警告，说应该记住自己的职责，由于他们一生小心谨慎，便立即遵从了教皇的旨意。
甚至在北方，虽然基督教刚刚传入，人们也清楚到底谁是真正的主人。哈康四世国王（他的同伙海盗们习惯称他为“老哈康”）刚刚征服了一个小帝国，这个帝国除了他所在的挪威外，还包括苏格兰的一部分、整个冰岛、格陵兰岛、奥克尼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等。但他在特隆赫姆（挪威港口城市）古老的天主教堂中加冕之前，也必须向罗马法庭清楚地陈述自己复杂的身世。
教会的势力就这样日益根深蒂固。
保加利亚国王一味屠杀希腊战俘，偶尔还折磨拜占庭的皇帝。他对宗教思想根本不感兴趣，可依然千里迢迢地跑到罗马，卑躬屈膝地恳求教皇承认他做臣仆。在英格兰，几个男爵制定出各种条例来约束君主，教会便不客气地声明他们的宪章无效，因为“它是依仗武力获取的”；接着又因为他们带给世界的那份著名的《大宪章》而将他们逐出了教会。
所有这些都表明，英诺森三世不会轻易放过敢质疑教会律法的朴实纺织工和不识字的牧羊人。
不过，还是有些人能鼓起勇气，做了我们将要看到的事情。
异端是个很复杂的概念。
异教徒大都是贫苦大众，没有什么宣传才能。他们偶尔写几本简单的小册子阐述看法，为自己辩护，驳斥敌人，但马上就会被当时掌权的宗教法庭派出的机敏鹰犬抓住把柄，惹得大祸临头。他们的敌人为了杀一儆百，欺世惑众，也写文章披露“新撒旦的反叛”，我们对异端的了解主要来自他们的敌人写的这类文章和审判记录。
结果，我们通常觉得异教徒是这样的形象，他们是让体面人避之不及的小人，披头散发，衣衫褴褛，住在贫民窟最下层的空地窖里，完全不能沾崇高的基督食品，靠吃菜叶喝白水生活，对女人避而远之，念念有词地唠叨救世主再次降临的预言，责骂教士的庸俗和邪恶，还恶意攻击万物的内在规律。
当然，许多异教徒的确令人讨厌，这也许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的命运。
许多异教徒在非神圣热情的驱使下追求神圣的生活，他们蓬头垢面，臭得像个乞丐，他们那些关于真正基督存在的怪诞思想搅乱了乡村的平静生活。
不过，他们的勇气和诚实还是值得赞许的。
他们所获极少，却失去了一切。
一如既往，他们一事无成。
当然，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趋于组织化。最后，就连压根儿不相信组织的人为了有所成就也要成立一个“无组织促进协会”。喜爱故弄玄虚，沉湎于感情的中世纪异教徒也不例外。
他们谋求生存的天性使他们聚集在一起，一种不安全感迫使他们在自己神圣的教旨外面裹上层层玄奥莫测的礼仪作为掩护。
但是，忠诚于基督教会的公众不能区别这些教派组织。他们把所有异教徒混为一谈，称他们是肮脏的摩尼教徒或用其他不恭的字眼，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
这样，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当然，我说布尔什维克并不是说当时有一个纲领明确的政党，像几年前在俄罗斯国建立的统治力量一样。我是指一种含混不清的谩骂，如今人们也用它来咒骂像房东这样的人，因为房东如果嫌开电梯的小伙计没有把电梯停在准确的楼层，就会向他要房租。
在中世纪的上等基督徒眼里，摩尼教徒是最讨厌的家伙。可是他们又没有真凭实据审判摩尼教，便靠道听途说之词来谴责。这个方法在私下聚会中效果不错，比一般的法庭审判还快一些，但常常不准确，导致出现了许许多多合法但错误的死刑判决。
可怜的摩尼教徒的境遇每况愈下，因为其创始人波斯人摩尼是宽厚和仁慈的化身。他是历史人物，生于三世纪上半叶一个叫艾克巴塔纳的小镇，其父帕塔克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富翁。
他在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封受过教育，青年时代所处的社会就像今天的纽约，周围的人说着各种语言，有虔诚的信徒，也有不信神的人，有追求物质的人，也有充满梦想的人。在从各地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大商业中心的人中，有各种异教徒、各种宗教和各种教派。摩尼倾听着各种传教士和先知的话，从佛教、基督教、密特拉教和犹太教的混合物中提取出一种哲学，再掺上一点古巴比伦的迷信。
如果不考虑摩尼教徒有时把教义推向极端的情况，那么可以说摩尼只是复苏了古代波斯神话中善神和恶神的说法。恶神总是与人的灵魂作对，摩尼把古代万恶之神与《旧约》中的耶和华连在一起（于是耶和华变成了他笔下的魔鬼），把万善之神看作四大福音中的“天父”。而且，（这里可以感受到佛教的影响）摩尼认为人的血肉之躯是邪恶卑鄙之物，所有人都应该不断磨砺体肤，遵守严格的饮食和行为规范并去除自己的凡俗野心，才能不沦入万恶之神（恶魔）的魔掌，不被地狱之火烧为灰烬。他恢复了大批的禁忌，这不能吃，那不能喝，给追随者的食谱只是凉水、干菜和死鱼。最后一项条令也会让我们很吃惊，不过教徒们认为海里的冷血生物对人不朽灵魂的损伤要比陆地上的热血动物小，这些人宁愿死也不愿意吃牛肉，而吃起鱼来却津津有味，毫无恶心的感觉。
摩尼轻视妇女，这也表明他是个真正的东方人。他禁止信徒结婚，主张逐步灭绝人类。
至于犹太派创立的，施洗者约翰开创的洗礼以及其他仪式，摩尼对其深恶痛绝。因而他旗下即将就任的圣职人员不必将身体浸入水中，而是要行按手礼。
25岁那年，这个怪人开始向全人类阐释他的思想。首先，他去了印度和中国，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随后他转回故土，要把教义的祝福带给自己的邻居。
可是，波斯教士们已经感到超凡教义的成功让他们失去了大量的秘密收入，于是转为反对摩尼，请求处死他。起先摩尼得到国王的庇护，但是老国王死后，他的继任者对宗教问题毫无兴趣，把摩尼交给教士阶层处理。教士们把摩尼带到城墙下，钉在十字架上，还剥下了他的皮，挂在城门上示众，以警告那些对这个预言家的异端邪说感兴趣的人。
随着与当局的冲突日渐激烈，摩尼教会瓦解了。但是预言家的各种思想却像无数的精神流星，在欧洲和亚洲的大地上广为传播，在日后的历史长河中，他的思想在朴素贫苦的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民众不由自主地捡起了摩尼的思想，仔细研究它，发现很合乎自己的口味。
摩尼教是什么时候，如何传入欧洲的，我也不清楚。
它可能经过小亚细亚、黑海和多瑙河流传过来。随后翻越阿尔卑斯山，很快在德国和法国获得崇高的声誉。新教义的追随者给自己起了个东方名字——“清洁派”，或者说“过纯洁生活的人”，欧洲的穷人普遍都感觉生活艰难，因此该教派追随者数量众多，以至于在整个西欧，这个词很快与“异端”相提并论。
不过，请不要认为“清洁派”因此形成了一个固定教派，根本没人试图另立一种新教派。摩尼教的思想对许多人有巨大的影响，而这些人却又不承认，只说自己是基督教会虔诚的儿子。这使得这种特殊形式的异端特别危险，非常难以察觉。
有些病菌的结构很大，在省级卫生机构的显微镜下就能看到，相对而言，一般的医生诊断由这种病菌引起的疾病并不难。
上天保佑我们免遭在超紫外线照射下仍然能隐匿踪迹的小生物的侵害，因为它们还要在大地上继续繁殖。
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摩尼教是最危险的社会瘟疫，它使教会高层的头脑充满恐惧，而这在各种精神折磨到来之前是察觉不到的。
这些话都不过是些私底下的传言，然而，早期基督信仰的最坚定支持者也确实表现出了这种病的征兆。就拿圣奥古斯丁来说，这个十字军最杰出的勇士曾经冲锋在前，摧毁了异教的最后堡垒，但据说他内心里却向往摩尼教。
西班牙主教普里西林于公元385年被烧死，他被控有亲摩尼教的倾向，有幸第一个用生命尝试了反异教法。
甚至连基督教会的上层人物也渐渐被可怕的波斯教义所吸引。
他们开始劝不懂神学的世俗之人不要读《旧约》，最后在十二世纪还颁布了著名的法令——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保持独身。不要忘记，顽固的波斯理想很快在引领精神变革的主要人物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最受人爱戴的艾西斯的弗朗西斯制定了具有严格的摩尼式纯洁的新修道院律法，为他赢得“西方释迦牟尼”的称号。
自愿的贫穷和灵魂谦卑的高尚理想逐渐渗入普罗大众的心灵，皇帝与教皇之间的又一场战争即将爆发，外国雇佣军扛着镶有十字架和苍鹰的旗帜为地中海沿岸宝贵的土地血腥厮杀，大批十字军携带着从朋友和敌人那儿掠夺来的不义之财蜂拥回国，修道院长养了一群阿谀之徒，深居在豪华奢侈的宫殿中，教士们骑着马穿过清晨熙攘的人群，急忙去享受狩猎早餐，然而就在这时，一桩不妙的事情已经注定要发生，而且真的发生了。
对基督教现状的不满首先在法国的一个地方出现，这不令人意外，那里的古罗马文化传统虽然维持得最长，但野蛮却从来没有融合到文明之中。
从地图上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它叫普罗旺斯，包括地中海、隆河、阿尔卑斯山的一个三角地带。腓尼基人的前殖民地马赛直到现在依然是这个地区的重要港口，这儿有不少富裕的小镇和村落，有肥沃的土地、充沛的雨水和阳光。
当中世纪欧洲的其他地方还在洗耳恭听长发条顿英雄的野蛮故事时，普罗旺斯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就已经发明了新的文学形式，并成为现代小说的基础。普罗旺斯人与邻国西班牙和西西里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因此人们能够及时接触到科学领域的最新出版物，而在欧洲北部，这样的书籍少得可怜。
在这个国家，回归早期基督教的运动在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已经日趋明显。
但是无论怎样说，这些都不是公开反叛的理由。在一些小村落，一些人暗示说，教士应该像教民那样朴素谦虚；他们拒绝随贵族们奔赴疆场（啊，这是对古代英勇烈士们的怀念）；他们要学一点拉丁文，以便自己读懂福音书；他们公然宣称不赞成死刑；他们否认“炼狱”的存在。而早在耶稣死后的六世纪，“炼狱”就被教会官方视为基督天国的一部分，而且（这是更重要的细节），他们不向教会缴纳任何费用。
只要有可能，反对牧师权威的叛逆者首领就会被查出来，如果他们不听劝告，拒不悔改，就会被扫地出门。
但是暗流继续涌动，最后不得不公开召集普罗旺斯各地的主教举行会议，商量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这场非常危险的煽动性骚乱。他们的争执一直延续到公元1056年。
这时情况已经清楚地表明，一般的惩罚和逐出教会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要过“纯洁生活”的朴实乡民在监狱铁窗里只要有机会表现出自己遵守了基督仁慈和宽厚的信条就高兴不已，如果有幸被判处死刑，他们会像羊羔一样顺从地走向火刑柱。况且，一人牺牲了，总会马上有十几个怀有神圣信念的新人补缺。
教会的代表坚持要采用更残酷的迫害手段，而地方贵族和牧师（由于了解老百姓的本意）则拒绝执行罗马的命令，他们抗议说暴力只能使异教徒以更加坚定的态度来反对理性的声音，是在白白耗费时间和精力。就这样，两方面的争吵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到了十二世纪末期，这场运动得到了来自北方的助力。
在与普罗旺斯隔隆河相望的里昂小镇住着一位叫彼得·沃尔多的商人。他严肃稳重、心地善良、慷慨大方，一心想追随救世主，到了痴狂的地步。耶稣曾经说过，让骆驼钻进针眼也比让富有的年轻人进天堂容易。整整三十代基督徒绞尽脑汁想弄明白耶稣说这话时的确切含义。彼得·沃尔多并没有这样，他读了这句话便深信不疑。他把自己拥有的一切财产都分给了穷人，然后退出了商界，不再积攒新的财富。
约翰写道：“汝需自寻圣经。”
二十位教皇评论了这句话，小心仔细地就这句话定出条条框框，规定了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俗人才能不经教士指点自己研究圣经。
彼得·沃尔多可不这么看。
约翰既然说了：“汝需自寻圣经。”
那么好吧，彼得·沃尔多就要自己读。
他发现了一些与“圣杰罗姆”的结论不相符的东西，便把《新约》译成自己的语言，把手稿散发到普罗旺斯各地。
起初，他的活动并未引起很大注意。他渴望贫穷的热情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危险。他很有可能被说服，为愿意过真正艰苦生活的人建立一种新的修道院式禁欲条令。他还指责现存的修道院生活有些太奢侈、太舒服。
罗马很容易让信仰热情过盛、喜欢惹麻烦的人找到合适的发泄场所。
但是一切都要按照常规和先例办。如此说来普罗旺斯的“纯洁人”和里昂的“穷人”真是不好对付。他们不仅向教皇报告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还胆大包天地宣称，没有职业教士的指点他们也能成为完美的好基督徒，罗马的主教在自己的司法权限之外没有权力告诫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信仰什么，正如塔尔塔利的大公或巴格达的哈里发也没有这种权力一样。
教会当时进退两难，实事求是地讲，教会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最终下决心要诉诸武力来消灭这些异端。
但如果一个组织基于的原则是只有一种正确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其他的都臭名昭著，为人所不齿，那么当它的权威受到公开质疑时，它就必然会采取极端的措施。
教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无法生存，这种考虑终于迫使罗马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制定出一整套惩罚条例，让后来的异见者心怀恐惧。
阿尔比教徒（以阿尔比城命名的异教徒，该城是新教义的发祥地）和沃尔多教徒（因其创始人彼得·沃尔多而得名）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因而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他们被选中，成为第一批牺牲品。
一个教皇的代表统治了普罗旺斯好几年，他把那里当作被征服的领土而为所欲为，结果被杀死。这给英诺森三世的干预提供了借口。
他召集了一支正规十字军讨伐阿尔比教徒和沃尔多教徒。
在四十天内志愿加入讨伐异教徒远征军的人可以免交欠债的利息，可以赦免过去和将来的一切罪孽，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不受普通法庭的审判。这些好处非常可观，对北欧人来说可谓求之不得。
攻打普罗旺斯的富裕城市能够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得到好处，千里迢迢到东方的巴勒斯坦打仗所能得到的好处和荣誉也不过如此，北欧人又怎么会不参军，选择攻打路程更短一些的地方呢？
那时“圣地”已被人们遗忘，法国北部、英国南部、奥地利、撒克逊和波兰的达官贵人中的败类纷纷赶往南方以躲避地方长官，他们把空无一物的钱箱重新装满，并让富裕的普罗旺斯人承担一切灾难和损失。
无数人被十字军绞死、烧死、斩首或大卸八块，我也不清楚究竟有几万人被杀。各地在正式执行大规模处决后很少给出具体的数字，按照城镇的大小来判断，人数通常都在两千到两万之间。
贝济埃城被占领后，十字军士兵分辨不出哪些是异教徒，感到左右为难。这个问题被送到随军的教皇代表宗教顾问那里。
这家伙说：“孩子们，动手吧，把他们都杀死。主知道谁是他的信徒。”
有一个名叫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英国人，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他残暴无比，嗜血成性，不断变出杀戮掠夺的新花样。作为对他的“功绩”的报答，大片刚被他抢掠过的土地归他所有，他的部下也都论“功”行赏。
剩下几个免遭杀戮的沃尔多教徒逃入人迹罕至的庇耶德蒙山谷，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教会，幸运地存活下来，直到后来的基督教改革运动。
阿尔比教徒的命运更惨。经过一个世纪的折磨和绞杀后，他们的名字从宗教法庭的报告中消失了。然而，三个世纪之后，他们把教义稍作改变又卷土重来，传教者是个撒克逊教士，叫马丁·路德。他们引起了一场改革，打破了一千五百年来教廷的垄断地位。
当然，这一切都瞒过了英诺森三世敏锐的眼睛，在他看来，困难的局面已经结束，绝对服从的信条已经成功地确立。《路加福音》第十四卷第二十三款中有一条著名的命令，讲的是一个人想举办一个晚会，他发现宴席上有空位子，几个客人还没有到，便对仆人说：“到大路上去，把他们拉进来。”现在这条命令又一次得到了实施。
“他们”，也就是异教徒，被拽了进来。
怎样留住他们是教会面临的问题，直到许多年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由于地方法庭屡次失败，第一次阿尔比教徒造反时组织的特别调查法庭在欧洲其他首都纷纷建立起来。法庭专门审判涉及异端的案件，后来人们干脆称这些法庭为“宗教法庭”。
在现代，即使宗教法庭早已消失，但这个名字仍然使我们心惊肉跳。我们似乎看见了哈瓦那的地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科夫生锈的镣铐和烙人的刑具、黄色的兜帽和黑色的面纱，以及一个下颌宽大的国王斜着眼凝视着一排排望不到边的男男女女慢慢走向绞刑架。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几部流行小说描写了这种骇人听闻的罪行，受害者完全无辜，但只要被发现有异端罪行，就会被处死。
谈论这个题目要不带偏见是很困难的。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整整五百多年里，各地成千上万无辜的平民仅仅由于多嘴的邻居道听途说的“异端行为”而半夜被人从床上拖起来，在肮脏的地牢里关上几个月或几年，焦急地等待着既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审判。他们无从知道被指控的罪名和指控的内容，也不知道证人是谁。他们不能与亲属联系，更不许请律师。如果一味坚持说自己无罪，就会惨遭折磨甚至被打断四肢，别的异教徒可以揭发指控他们，但如果有人替他们辩护却没有人会听。最后，他们被处死时连为什么遭此厄运都不知道。
更加难以置信的是，已经入土五六十年的人也会从坟墓中被挖出来进行“缺席”审判，以这种方式被定罪的人的后裔还要在“罪犯”死去半个世纪后被剥夺财产。
但情况确实如此，宗教审判官正是靠瓜分没收来的财物中饱私囊，据说祖父干过某件事而导致子孙们沦为乞丐的事情屡见不鲜。
凡是读过二十年前沙皇俄国处于全盛时期的报纸的人都记得什么是“密探”。这种密探总是以引人注目的个性和“悲伤”的面目出现，他们假扮成小偷或洗手不干的赌徒，故作神秘地让人知道他是由于受到创伤才参加革命的，这样，他们常常能赢得反对帝国政府的人的信任，但是，一旦探得新朋友的秘密，他就会向警察局告密，把奖赏装进腰包，再到另一个城市重演他卑鄙的勾当。
在十三、十四和十五世纪，南欧和西欧到处都是这种心肠歹毒的秘密侦探。
他们的谋生方式是告发那些抨击了教会或对教义中的某些内容持怀疑态度的人。
如果周围没有异教徒，密探们就要人为地制造出几个。
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无论被告多么清白无辜，都会屈打成招。他们不会担任何风险，可以永远地从事这个职业。
在许多国家，人们可以匿名告发别人思想不端，这种制度给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恐惧的阴影。最后，人们连最亲密无间的朋友都不敢相信，一家人也要互怀戒心。
掌管宗教法庭大量工作的托钵僧充分利用了他们造成的恐怖氛围，在差不多两百年中挥霍着搜刮到的民脂民膏。
是的，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广大民众对这些盛气凌人的乞丐深恶痛绝。他们披着虔诚的外衣，闯入安分守己的公民家里，睡在最舒适的床上，吃着最好的食物，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说他们应该被当作上宾，应该过得无比舒服。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恐吓人们，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奢华待遇，就要向宗教法庭告发施主。
教会当然可以答复说，宗教法庭这样做完全是在检查人们的思想是否健康，他们立誓要尽的职责就是防止错误的思想在群众中蔓延。教会可以说自己宽厚仁慈，对于无知而误入歧途的异教徒既往不咎。它甚至还宣称说除叛教者和屡教不改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被处死。
但是这又能怎么样？
一个鬼把戏可以把无辜的人变为死囚，也可以使坏人在表面上悔过自新。
密探从来都是喜欢伪造证据的人。
对他们而言，伪造几份文件又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