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吴保初上疏

若干年前，读过金克木先生的一篇短文，是谈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字彦复，又字君遂，号瘿公、婴公、北山，人称北山先生）的，并称吴公子保初之所以“非比寻常”被人列为四公子之一，就因为这位仅官拜六品的名门公子哥，两次大胆上疏朝廷，痛陈时弊，请求变法，均被他的那个上司、也就是讲过“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刚毅（时为刑部尚书）抑不上达，一怒之下，挂冠归隐，回老家庐江，辞官不做了。清末四公子其他三位，即湖北巡抚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之子陈三立、福建巡抚之子丁惠康。这些人，之所以被时人称为“公子”，以高阳说法即：“今有达官之子，或则胸怀大志，卓尔不群；或则真慕风雅，诗文有声，与酒食征逐的纨袴，大异其趣，自然就成了出类拔萃的佳公子……”

清末既是“棋局已残”的乱世，同时也是一个自强求变的大好时机，此时朝野内外改革的呼声，主要是因外患而起。吴保初第一次应诏上书是在1897年，甲午战败后，即以《陈时事疏》篇，“以亡国之说，告之于皇上”，冀其“怵危亡”而“谋富强”，主张变法维新，思索救治之道。名僧八指头陀是其好友，闻之慨然赠诗：“一疏惊天劾大珰，不妨风雅更清狂”。第二次是在1901年，也就是庚子“义和拳”大起，各国联军动怒犯京，在有了《辛丑条约》之后，吴保初复入京，主动上疏恳请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其书“辞旨切直，天下忌之”，连梁启超看了也不禁慨然万分，谓“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其公子意气可见一端。金克木先生这篇短文之缘起，大概是读了黄山书社出版的吴保初诗文集《北山楼集》。如今，知道吴保初的人确实不多了，屈指算来，若以吴保初卒于1913年算起，忽忽近百年过去。

某年秋末，在古城扬州景秀迷人的“个园”小住，得遇吴公子保初之孙吴业新先生。品茗以对，漏夜长谈，始知吴保初的《北山楼集》一书，系光绪二十三年（1897）南归后所自辑，其中收古近体诗一百二十三首、词四首，最初由商务印书馆于1938年刊印，吴之门生陈子言所编定，上下两册，发行两千本。《北山楼集》扉页刊有吴保初之半身照，西装又博士方冠，其新潮之状，之于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形象，风马牛而不相及。

吴保初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说起来，也是正统名门之后。吴长庆当年为李鸿章所重用的人物之一，“是淮军中的儒将，亦是淮军中罕有的比较廉洁的君子”（高阳语）。袁世凯尚未发迹时，曾在其手下谋事。光绪十年，吴长庆奉命移防金州，其时已病，袁世凯以同知办理营务处，“所作所为，不为吴长庆留余地”。张謇等人将袁世凯大骂一顿，并作书致袁以绝交。年仅十六岁的吴保初则渡海探父，并“割肉疗亲”，其孝举感动了许多人。吴长庆病卒后，时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向朝廷上报其事，褒奖吴保初，授主事，补刑部山东司主事，后改任贵州司。吴保初虽仅官拜六品，但在刑部任上“勤于吏职”，名传一时。

辞官后的吴保初，居家上海，经济拮据，典衣留客，行吟忧伤。袁世凯一时生怜悯之心，在津门，曾力劝吴保初入京复仕，并谓“当月致千元”，而开出的条件却是“不得议政事”（章士钊语），却遭到吴保初的拒绝。其实，任何人的钱都不可轻取，惟袁世凯手中的花花银元，吴保初尚可拿得“心安理得”。袁世凯系长庆先生之义子，与吴保初有手足之谊，章太炎形容“两世恩旧，情逾昆季”。也可这样说，倘若没有当年吴长庆的有心栽培，初入吴军的袁世凯，之后也不可能飞黄腾达。吴保初深知袁项城为人秉性，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作诗云：“丈夫饿死寻常事，何必千金卖自由。”可见袁世凯的银元也不是那么好拿的，而良知上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或将远远超出这区区千元可接济的范围。清末四公子，其中三人最后的结局都不好，最有名、也是最惨烈的当属谭嗣同，被戮杀于北京菜市口。吴保初则因“贫至无法买药”，在沪上，叫号而绝，年仅四十五岁。

作为名门之后，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们的不幸结局，在天下百姓眼中又何至于如此？吴保初官阶不高，在刑部任上，“勤于吏职”，但仰仗其父对朝廷的赫赫大功至少也能混得有模有样。荣华富贵且不去说，至少衣食无忧、以车代步乃阔绰有余也。吴保初一生擅诗词，喜女人，自号“瘿庐”，楚楚动人的彭嫣为其姬人。有像他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那个时代，完全可以“俯仰身世，托之于诗”，抑或与沪上娆媚动人的官妓调情，抚琴饮酒，唱和吟对，尽得一时风尘之欢。若在今天，不少人恐会这样想，更会这样做。这类事从来亦不鲜见。

作为一个朝廷命官，吴保初置头上花翎于不顾，毅然摒弃了这一切，宁可“终是直钩无所获，不如归去抱空山”，以其夫子自道，慨人生万千。尽管他“忧”的是一个日落西山的清政府，然民族生死、自强之大计恒生于心，屈子遗风，犹可见也。1903年元旦，吴保初作诗示其两女，有“而父师孟轲，上书尝责难”之句，并嘱咐女儿不要学他，自己之所为不过是“徒空言”而已。吴保初膝下无子，惟两女，长女弱男，次女亚男。弱男之夫即大律师章士钊。

中国所谓的“士”历来是很特殊的一群，入世或出世，出世复入世，其矛盾心理始终如阴云而不散。一方面，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良知”，根据个人的理想价值判断来批判不合理的一切；另一方面，则由于“弘道”在肩，一旦被“势”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便开始转而走向“内圣”，就是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一点，吴保初倒是身体力行，做到了。不过，他出身武门之家，却同样有着“名教”的传统。所谓“名教”，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其功效在于维护群体的秩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从吴保初《陈时事疏》及后来的《请还政疏》两奏折中就可看出，虽然“披沥直陈”，其目的却是为了“挽人心而延国命”，毕竟那时大清江山已坐有二百多年之久，吴保初本人也认为这是“直言所以竭忠”。

正因如此，吴保初一直称自己是“不祥之人”。这话对朝廷来讲，说得一点也不错，此人竟敢要让真正的“第一把手”弃权让位；而于吴保初本人，其忧患之心，乃至绝迹仕途，则是一个小人物挑战大人物的“狂夫之言”，让天下人皆惊。所幸吴保初官位不高，加上李鸿章暗中保护，慈禧太后总算给了吴长庆这位“武壮”（谥号）后人一点面子，否则，像谭嗣同那样喋血菜市口亦未可知也。

吴保初两次上疏的最大症结，在于奉劝慈禧太后让位于光绪帝，“皇上一日不亲政，则外间谣言一日不息，而外夷乘机挟制之心，乃反藉以为口实”。刚毅乃慈禧太后的心腹，自然不可能将奏折送上，况且当时的“拳乱”实为慈禧太后在背后所操纵，为世人而有所不知。吴保初毕竟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士”，他把“维新变法”的理想寄托在毫无政治经验和手腕的光绪帝身上，以今天的眼光看，实在是有点“见识不足”。光绪较之于慈禧既显得太年轻而又缺少章法，再加上康有为等人的“急进执拗”，袁世凯的虚与委蛇，“百日维新”只能酿成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杀身以成仁”的不幸悲剧，光绪本人也像后来的张学良一样成了一具政治幽灵。

史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称慈禧是一个深通统治艺术的人，“能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的外交头脑来‘攘外’”。所以，慈禧能够统治大清帝国长达四十八年之久，并非没有道理。不过，在唐德刚看来，光绪帝也不是没有机会或可能来推行变法，他应当首先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然后再伺机行事，却不能光有几纸诏书，让朝野“莫知所适”，有点迫不及待，这个办法不行。康有为当时未能认清这一点，吴保初也不可能认清这一点，他们也许都是在帮倒忙，其结局自然为他们始料而不及。不过，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可能让历史回头再来一次。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清流”，每当政治和社会出现某种危机时挺身而出，彰显良知，发不平之鸣，其浩然之气长留于天地间，真可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让不少后来者慨然于心，并起而效之。

孔夫子云：“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余英时先生反其道而言之：“天下无道则庶人议。”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让“庶人”批评或批判之处，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国家，更何况那个腐败“鱼烂”的清政府？吴保初秉书直谏，言他人所不敢言，体现了孟子“处士横议”的清流传统。就清代而言，顺治、康熙两朝在政治上较为清明，其中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能够“广开言路”。康熙六年，有一位名叫熊赐履的湖北孝感人，是顺治十五年进士，借皇上屡诏天下名士直陈政事之机会，抨击“托老成慎重之名，以济尸位素餐之计”的部院大臣，见“树义者谓之疏狂”，见“任事者目为躁竞”，见“廉静者斥为矫情”，见“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而非笑之，百计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快”，其语直指当时之积弊，尖锐中肯却未招杀身之祸，可见当时政治上的某种宽容。

同为清末四公子，吴保初与谭嗣同的性情最为相似，尽管两人始终未能谋面。不过，吴保初则又非谭嗣同“舍生取义”之同道，他只寄希望于“圣人择焉”。这固然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却也反映出中国士大夫在那个时代“愚忠”的另一面。当局者历来有一种“施惠于人”的良好感觉，总以为是他们在“替天行道”，所以，丁酉年因应朝廷下诏求直言，吴保初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途受阻，也就无怪其然了。

吴保初乃性情中人，一生慷慨，轻财好施，喜交天下豪杰。康有为在墓志中记述：“母王太夫人遗财丰溢，君散以养士恤孤，舍田千亩为义塾恤族。”戊戌变法失败后，吴保初愤然写下《哭六君子诗》，有“圣朝不杀士，尼父吊三仁。西市诸君子，东林旧党人”之句，并发愤“为亡人讼冤”，这也是他在后来之所以对维新、革命两党的活动，多有同情和支持的缘故。吴保初直言上章，弃官不做，其短暂的一生，赢得不少旧雨新知的尊敬。在沪上，时海内外凡有识之士，无不造访先生，“偶及国是，抵几纵言，亢直痛切”，闻者仍兴起而忿然。

章太炎与康有为素有不和，在对吴保初的态度上却相一致。章太炎曾有一首五律诗，起句便饶有意味：“渐识吴君遂，高情奔直庐。”高阳注解：“‘渐识’者积久而始知，隐含有过去的渺视之意。大概章太炎先以为吴保初是纨绔一流，以荫得官，不过普通富贵人家子弟而已。‘奔直庐’即辞官，章太炎许之为‘高情’，而亦因此改变了他对吴保初的观感。”[1]当然其中亦因轰动一时的上海“苏报案”，“……太炎亦在狱中。狱内外营救协助等事，先生均力任之”。吴保初病逝，章、康二人，一个为之作墓表，一个为之作墓志，可见吴保初的人格魅力和影响。

吴保初在京任官时，与梁启超、文廷式等人交好，政治见解受二人影响较深。梁启超二十四岁初进京时，即受到吴保初的赏识，被视为“奇士”，“吾友梁任父，飘零真可怜。少年入京国，下笔挟风雷……”（《送任父之申江》），在保初先生的力荐之下，梁得以进入自强书局，遂成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吴保初病逝之后，梁氏作诗以挽之：“君遂之节如其才，呼天不应归去来。海枯石烂诗魂哀，吁嗟吾国其无雷。”《饮冰室诗话》中梁氏又称吴保初“以节气闻一时”，后自己亦因从政屡受挫败，心灰意冷，晚年遂转而研究学问，其心境与保初先生“行吟泽畔，一发于诗”（康有为语）毫无二致。

1913年2月21日，吴保初因患风湿病殁于上海，葬于静安寺第六泉旁。上世纪40年代迁至江苏昆山佛教公墓，而今因规划发展需要，其墓恐早不存焉。一代名士“人往风微，音沉响绝”，但又能勾起多少今人的满腹心思，抑或“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真是很难说了！

注释

[1]高阳著《清末四公子》，华夏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