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只做投资者，更要做产业协调人
我1994年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就创业了，当时做的是咨询公司。因为专业是生物学，所以便从医药咨询开始，逐渐扩展到其他行业。
到了1997年，我慢慢意识到做咨询需要知识库，需要系统积累，需要知识储备，也觉得自己积累不够，毕竟大学刚毕业就去创业，很多知识并不具备，也缺乏经验。幸亏当时的中国没人愿意从事咨询行业，但凡有工作经验的人都去创业了，而且很多人并不愿意成为咨询行业的个体户。那时，咨询行业在中国基本上是空白领域，所以我们才能有机会活下来。
风险投资是一场充满发现和惊喜的旅程
但是，我也意识到自己实力不够是做不大的，所以就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看看谁能帮助我们建立知识系统，帮助我们走得更远。于是，我们找到了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Frost & Sullivan）—— 一家立足硅谷、致力于研究全球企业成长的咨询公司。1998年，我们跟它合资了，业务也从原来单纯的医药咨询扩展到了电信、IT、工业品，包括仪器仪表、电子设备等领域。
开始的时候，我们采取的还是比较传统的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的模式——写报告。我们在任何一个行业领域都有专家写中规中矩的行业分析报告。但之后发生了一件很偶然的事情——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连带的后果是我们当时的IT电信部门垮掉了，没人买报告了。
垮掉以后，我就痛下决心要转型，要从传统的写报告式的咨询转成偏战略和管理的咨询，实实在在帮人做事，而不只是分析。于是，我们就切入到电信领域，我重建了电信咨询部门，开始做所谓的电信运营咨询。运气也很重要，那时正是中国电信业刚刚蓬勃发展的时期，推出了很多新业务，对咨询的需求也很大。但是，当时基本没有人能做电信咨询，因为对咨询业的人来说，电信属于陌生领域。
我们的运气比较好，有写电信行业报告的基础。我便下决心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培养我的队伍。我们可以没有项目，但是要熟悉电信行业的实际操作，摸爬滚打，慢慢做进去。当时的电信运营咨询行业，基本没有竞争对手。
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别人不愿意付出的东西，比如专门写了一系列名为《电讯运营体系》的报告，十几本汇集起来，厚度惊人。不过一本也没卖出去，都是送出去的。现在很多运营商老总的书架上应该还有那套《电讯运营体系》报告。
虽然没卖出去，但是我们把这个系统研究透了，所以对咨询工作非常有用，之后给运营商做了很多年咨询。做咨询的那些年，我有两个体会：一是咨询不是一个好商业模式，因为要靠人。越资深的人，别人越希望你去做咨询；而越不资深的人，别人越不希望你去做咨询。所以，新人没有机会得到锻炼，而老人会被累死。二是咨询按小时收费，它是体力活。你再贵，他也会说“别人200元1小时，你2000元1小时行了吧”，他不会跟你说20万元1小时，所以价格空间很有限。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咨询对产业的推动能力比较弱。因为你需要说服别人，但是人是很难被说服的。所以我们发现真正要推动产业，投资比咨询更好。因为是我给别人钱，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人，不给他钱就可以了，只给自己喜欢的那些项目就好了，所以，投资对产业的推动力和影响力更大。
发现这个问题后，我们就慢慢地从天使投资做起。从2007年开始尝试，找了一群业内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但是，天使投资有它自身的局限，回报周期特别长，且只能投资很小的项目，所以对产业的推动力也没有那么大。慢慢地，我们决定还是要去做更大规模的风险投资，所以建立了更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我们做风险投资有一个信念：不只是做投资人，我们的投资理想是协调产业，推动产业发展。
但是我发现，真正的投资人没谁做这件事，因为他只要求能赚到钱。投资人在意的是我是不是投中了百度，是不是投中了阿里巴巴，而不是我是不是协调了产业，为产业作出了贡献。投资人在整个生态里有点像攫取红利的人，有点像寄生者。
所以，一般产业的交流会议也不会邀请投资人。投资人是另外一群人，他们谈论的是投资机会，与产业无关。但是因为我们在做电信咨询时曾经很长时间都在做协调产业的事情，习惯了从整个产业的角度看问题，并不是只做一个投资人，而是想利用投资这个工具推动产业发展。所以，我们就投资了一批社交网络公司，就是最早的O2O，也就是当时所说的电子商务的线上线下打通模式。
一方面因为中国市场中的企业科技含量太低，另一方面当时我太太正好到国外读书，我去陪读。那段时间没其他事可做，就研究国外的科技创新，发现国外的科技创新这两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为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的股东，我能看到它的所有数据。数据显示，最新、最前沿的科技并不在大公司手里，而是在小公司手里。
这个发现让人震惊，通过深入探索其原因所在，我们发现了美国积木式开放创新的新趋势，也发现了《拜杜法案》带来的科技产业化的价值，包括互联网造成的积木式拼插合作机制的顺畅化。我认为，中国投资人投资美国企业的机会到了，这还可以实现我们当时的理想。
创新是紧密结合的社会网络中的深度协作
现在，我们在美国的科技前沿领域都有系统性布局。所以回到本质上来讲，我们还在坚持一个信念，即希望对产业有贡献，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或者基金。
中国的投资人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金融或者财务出身，积累了一定经验后自立门户；另一类是创业非常成功的人，企业上市后赚了很多钱，再去融资做风险投资。我们两者都不是，既没做到企业上市也不是金融资本出身，但是在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时刻，我们有自己的独特价值：产业协调能力。这是之前我们做电信行业咨询时积累下来的经验、视野和能力。
那为什么我又一直强调是运气呢？因为现在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有钱了。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的市值达2000亿美元，所以别人愿意跟你合作，他们相信你有资本，也相信你会越来越正规化。中国的市场扩大以后，对国外企业的吸引力也就加大了。过去，中国市场只占全球市场的百分之几甚至零点几，没有人会在乎你。现在的中国市场占全球市场的30%，国外企业自然就会重视你。
因为中国市场太大了，我们投资的这些企业也很愿意进入中国，愿意被我们引领着利用中国的资源继续发展。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踩到了一个正确的位置。
这有点像当初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所说的：如果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你会发现过去的很多经历都对这件事有价值，那就证明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
我们常常也是这种感觉，当初做电信的产业协调，根本就不觉得是多么有价值的事情，今天它的意义都显现了出来，使我们能够从产业的角度利用资本的杠杆去推动整个高科技行业的发展。既然上天给了我们这种运气，让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就应该恪尽职守，把这件事情真正做好。这不仅能提升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实力，更可以用中国的实力来推动世界科技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2013年10月的《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刊登长篇报告，讨论世界科技与创新形势。文章指出，“很多人以为创新就是某个人脑子里的灵光一闪，其实现在的创新更像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社会网络中不同专长的人之间的协作”。这与我在美国投资企业的过程中观察到的趋势非常一致。很幸运的是，在一次美国考察的旅途中能够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薛兆丰教授有深入的交流，他对美国高科技创新产业转化的趋势也非常感兴趣，且有敏锐深刻的洞察，于是我们决定合作写作这本书，将我在投资实践中的观察和体会以及薛兆丰教授的研究分享给大家。在此，薛兆丰教授也感谢王兰夫、王俐、周克成、唐夕雅和丁凌霄诸君的资料收集和文字整理工作。
“万众创新、大众创业”这也许是本年度最热的词汇了，在政府的推动下，中国的创业氛围越来越浓厚。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大家打开另一个视野，看看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化机制、未来的产业趋势和正在变化的社会形态，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制造业的优势，看到我们的新机会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扫码关注“庐客汇”，回复“全球风口”，洞察未来100年全球最重要的变革。
在投资美国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进程，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次自我革命，某种程度上它会对全球经济形成一次革命性的冲击。如果从机会的角度来看，你可以将其称为“全球风口”；如果从一个更为系统的角度来阐述，我想将其定义为新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化资本主义（Social Capitalism）。
西方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人士往往将改造资本主义当作自己的一种信念，他们希望能打破跨国公司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希望提升个人的社会价值和地位，希望人类能够有更为美好的未来。这一切已然发生。因为有了互联网，有了全球协作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创新涌现出来。
如果说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抓住了全球制造业资源重新配置的机会，从而在30年的时间里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希望我们能再次抓住新的全球变革机遇，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更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