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考古发掘

殷墟是我国奴隶社会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3300多年历史。

殷墟因其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驰名中外。商后期叫北蒙，又称殷。周灭殷后，曾封纣之子武庚于此，后因武庚叛乱被杀，殷民迁走，逐渐沦为废墟，故称殷墟。

安阳殷墟遗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发掘，确证了我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我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使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

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是我国国家学术机构第一次全面负责，我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培养了一批批的考古学者，殷墟也成为我国考古学的摇篮。

（一）殷墟简介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即为殷墟。殷墟是一个王朝的缩影，它出土了大量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重要文化遗产，揭示了商代晚期的辉煌历史，也验证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它所代表的殷商文明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难怪郭沫若先生也感叹道：“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

殷墟指商代后期都城遗址，横跨安阳洹河南北两岸，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商代从盘庚至帝纣，在此建都达273年，是我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都城。总面积24平方千米。

1899年，在此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从1928年由中国学术机构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开始，在殷墟先后发现了110多座的商代宫殿宗庙建筑基址、10多座王陵大墓、洹北商城遗址、2500多座祭祀坑和众多的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手工业作坊遗址、甲骨窖穴等。

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精美文物，全面系统地展现出3300多年前我国商代都城的风貌，为这一重要的历史提供了坚实证据。

根据最近的考古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殷墟遗址的面积超过36平方千米，其中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是核心区域，并被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安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自1928年以来，在这里先后发现宫殿宗庙建筑基址80多座。

这些宫殿宗庙建筑，以黄土、木料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其建筑多座落于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多用木柱支撑，墙用夯土筑成，屋顶覆以茅草，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具有浓郁的我国宫殿建筑特色，代表了我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

1937年以前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基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宫殿宗庙遗址又陆续发现了著名的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妇好墓、花园庄东地甲骨窖穴、54号基址和花园庄M54号墓等。

殷墟发现的甲骨窖穴主要分布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15000多片，震惊了世界。

最著名的有YH127甲骨窖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YH127甲骨窖穴，发现于1936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中部偏西，共出土刻辞甲骨17000余片。

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发现于1973年，位于小屯村南部，共出土刻辞甲骨5000余片。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发现于1991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东南部，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500余片。

这些甲骨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攻猎、农业、天文、军事等，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甲骨文和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成的南北长1100米，东西长650米，宽10米至20米，深5米至10米的巨型防御濠沟。其东北两端与洹河的河曲相通，将宫殿宗庙遗址环抱中间，构成了严密的防洪、防御体系，与宫殿宗庙遗址浑然一体，起到了类似宫城的作用。

现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众多族邑聚落遗址、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制骨作坊等众多遗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

古老的洹河水从市中缓缓流过，城市布局严谨合理。从其城市的规模、面积、宫殿的宏伟，出土文物的质量之精、之美、之奇、数量之巨，可充分证明它当时不仅是全国，而且是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说起殷墟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专家说，作为文化遗产，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时代越久，历史价值越高。

在国际上被承认的、没有争议的我国最早的文明就是商代。殷墟不是一座简单的建筑物，它是一座都城。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礼仪中心。它是一个王国的缩影，是其它任何遗产没办法比的。

（二）历史地位

殷墟记载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风采，商殷先民在创造和传播东方文明中留下了不朽的业绩。殷商文明在今天仍影响着我国文明的方方面面。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我国殷商文明，自古以来就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它为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基础。著名考古专家郑振香说：“殷墟文化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其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既体现中原商代文化为主体的特点，又含有中原以外其它文化的成分，而且还保存了某些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存在，对研究我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著名殷商考古专家杨锡湾在论述商代社会及殷商文化影响时说：“殷墟不仅是商代王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中原以外的许多地方接受了商代人的文化，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已波及广大地区。这表明，地处中原的商代王国，确是当时的文明中心，正是这一文明中心，为正在形成中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基础。”

殷墟考古学研究证明，殷商文明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中华文明对东方和世界文明的巨大影响，曾引起许多外国的著名学者的赞叹。

如英国著名学者贝尔纳在他的名著《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

尽管以上所称誉的这些业绩不一定全是殷代人所创造，但它必定是在殷商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少，在中外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相互交往中都离不开传播文化科学技术的文字工具。实际上，殷商先民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贡献远远地大于我们今天的发现，它绝不是这很少的文字篇幅所能包容的。

殷墟考古学和甲骨学的研究成果证明我国古老的文化对世界文明有过重大影响，我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

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我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有来自外国的。但是，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我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我国文明还是在我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

（三）发掘概况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即甲骨文，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于是开始重金收购。

1900年，王懿荣的甲骨转归了刘鹗所有，他的亲家罗振玉得知这些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村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

殷墟的发掘工作始于1928年，考古界将殷墟的发掘工作大致分为两个时期：1928年至1937年，为殷墟考古开创时期，这一时期的发掘工作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织进行；1938年至1957年，为殷墟考古的恢复时期；1958至1985年，是殷墟考古的全面开展时期。这后两个时期的工作主要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进行。

在甲骨文被发现的第四年的1903年，就有外国传教士们在我国境内，通过各种手段对甲骨片大肆搜劫。如当时美国驻山东潍县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浸礼会驻青州传教士库寿龄是最早搜劫甲骨片的外国人。

以后，搜劫甲骨片的有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外国人。据估计，早期欧美人搜劫的甲骨片至少在5000片以上。加拿大长老会的明义士搜劫的最多，到1926年已达25000片左右。

日本人西村博、三井源右卫门等人也大肆搜劫，据不完全统计，散失在日本的甲骨片，已达10000多片。当时外国人共劫掠甲骨片总计约50000片左右。这些甲骨片大部分运往国外，有一部分被毁坏。

日本和俄国还派人在我国的东北地区进行掠夺性的考古发掘。当时我国的考古学界，还停留在金石学的阶段，没有人到野外去做考古发掘工作。甲骨文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外国人劫掠的。

帝国主义不仅染指甲骨文，而且还劫掠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例如，解放前美国人劫掠了殷代青铜器鼎、斝、尊、觚、方彝、觥、罍等400余件。旧中国被美、日、英、德等国劫掠的殷墟文物，为数甚巨。仅就这部分来说，足以证明帝国主义对我国殷墟文物所进行的劫夺。

甲骨文自1899年被发现后，我国金石学者开始收藏研究，由于外国人染指，古董奸商不惜重金收购。因此，出售甲骨成为有利可图的事。这就导致当地农民在小屯村北、村中、村南到处挖坑寻找甲骨。

据统计，从1899年至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文达10万片左右。这些非科学的发掘，旨在掏取甲骨，对甲骨埋藏的情况及周围的遗迹全然不顾，所以，与甲骨同出的器物，除少数铜器、玉器外往往全被毁掉了。

这样的乱掘，使殷墟遗址选到严重破坏，可以说是“所得者一，所损失千矣”。同时，由于外国人的染指，数以万计的甲骨片流散国外，给学术界带来巨大的损失。在国内的甲骨文，又主要分散在私人收藏家手中，给研究工作带来不便。上述这些情况，使学术界和当时的爱国的有识之士感到焦虑。

为了保护殷墟遗址、遗迹、遗物不再遭受私人挖掘的毁坏并避免大量的甲骨文等文物流散国外；为了从殷代遗迹和遗物的关系上，全面地研究殷代的历史，以促进考古学的发展，都必须对殷墟进行科学的发掘。

发掘殷墟，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不仅是金石学者的迫切要求，也是我国所有了解殷墟的爱国人士的共同心愿。于是，到了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的发掘工作开始了。在对殷墟的发掘期间，基本上制止了私人挖掘“找宝贝”之风和外国人搜劫殷墟文物的问题。

1928年至1937年，为了寻找更多的甲骨而开始进行发掘。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持，开始殷墟的发掘工作，主要参加者有李济、梁思永等人。

1928年10月13日，受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董作宾与工作人员开始对殷墟进行试掘。在18天的发掘中，共出土有字甲骨800余片及铜、陶、骨、蚌等若干，一个有别于传统史学与金石学的我国现代考古学时代由此开创。

在后岗首次发现了晚商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3个地层的叠压关系。在西北岗西区和东区发掘了13座大墓和大批祭祀坑，证明这里是王陵区。

在小屯村发掘出一批宫殿和宗庙遗址，出土遗物中最重要的是甲骨，共发掘出土24794片，其中包括著名的“大龟四版”、“大龟七版”。

192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的李济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并于1929年春主持殷墟第二次发掘，这也是殷墟首次正式发掘。

在殷墟发掘的初期，主要是寻找甲骨文，通过多次发掘，在小屯村、侯家庄等地共发掘到甲骨文24900多片，这些通过科学发掘的甲骨文都有明确的出土地点，有较清楚的地层关系和共存关系。

1931年，国内首次将地层学原理应用于高楼庄后岗发掘，理清了殷代、龙山和仰韶文化发展序列。在后岗还发掘出一座有两条墓道的商代大墓，提供了寻找商代王陵的线索。

1934年至1935年，侯家庄西北岗商王陵区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器物，其中有青铜牛鼎、鹿鼎，是极少见的大型重器。雕刻成人和各种动物形象的大理石圆雕、牙雕、仪仗漆器等更令人瞩目。

1936年，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考古队员在一处编号为YH127的窖穴中发现了形状规整、数量庞大、积叠有序的甲骨，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绝大多数是卜甲，坑内所出的甲骨部是殷王武丁时代的，卜辞内容丰富，为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

1936年在小屯村北地宫殿区发掘的5座车马坑中有一车4马驾辕，即“两服两骖”，此马车的主要部件是木质的，都配有精致的铜车饰，为研究殷代的手工业和商业交通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解放前的15次殷墟发掘工作，不仅获得了大量殷商遗址。遗迹和遗物，而且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可考证的殷墟考古资料。尤其值得称颂的是殷墟的发掘工作完全由我国学者自己主持进行，因而是我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殷墟的发掘，既丰富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经验和方法，又通过田野考古的实践，培养出一批考古学家，推动了我国考古学的发展。

解放前的殷墟发掘工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而被迫中止。从1938年起，日本侵略者先后还组织“调查团”和“研究班”，到安阳殷墟进行盗掘，大量掠夺我国文物，殷墟遗址又遭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春，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内设立考古研究所，我国第一次有了一专门从事考古的机构。从此，殷墟的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50年春，发掘了武官村大墓。其后，在小屯村西勘探出一条南北长1100米，折向东西长650米的濠沟，环绕宫殿区西侧和南侧，与洹河共同构成宫殿区的防护设施。在苗圃北地发掘出一处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的铸铜作坊遗址，在后岗发掘出圆形祭祀坑。

在孝民屯西地发现了一处规模不大的殷代铸铜作坊遗址，从出土的文物考证，以工具和武器居多数，这和苗圃北地铸铜作坊以礼器为主有所区别。

在大司空村发现了一处较大的制骨作坊；在北辛庄也发现了制骨作坊，两处作坊都以生产骨等为主。这一现象说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交换。

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1976年，小屯村西北地发现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保存完好，极富学术价值。

1971年冬，在小屯村西地发现21枚牛胛骨，其中10片有刻辞。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一次发掘出4829片有字甲骨和一批无字卜骨。

1976年，发掘妇好墓，在武官村大墓南侧，发掘出一批祭祀坑。

1969年至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出900多座平民墓。

1978年春，在殷墟王陵区1217号大墓东墓道之北，发掘甲字形大墓一座，是这一带新发现的殷墟早期墓葬之一。其后，又发掘了相传曾出司母戊鼎的大墓，并且大致搞清了殷代王陵区的边界。

在高楼庄发掘后岗祭祀坑，内埋无头人骨架和铜礼器、武器等，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铭文3O字，在商代铜器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为殷墟出土的殷代铜器铭文最长的一件。

至1986年，已经对10多个点进行了20多次的发掘，获得了刻字甲骨15万片左右。

1989年，在小屯村北侧发掘出一处大型宫殿基址，三排房呈凹字形连成一体，面积约5000平方米。

1990年，在郭家庄发掘的160号墓，出上随葬器物共352件，包括铜、玉、陶、石、骨、牙、竹、漆等器类，其中有盖提梁四足鼎和方形器都是极稀见的器物。

大多数铜器上的纹饰华丽繁缛，铸造精致。其上还有族徽铭文。在这个墓中，首次发现了竹器，是一件圆锥形旧细竹蔑编织的小竹篓。发掘殷代车马坑20座，其中大司空村4座，殷墟西区7座，郭家庄之西南4座，刘家庄北地5座。这些马车遗迹，均是一车两马驾辕。

总之，解放后的殷墟发掘工作积累了更为丰富的考古资料，不但搞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而且对殷墟文化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学术界利用殷墟考古发掘资料在进行古代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四）布局范围

宫殿区在小屯村东北，已发掘出建筑基址53座，分为甲乙丙三组。乙组面积最大，甲组次之，丙组最小。

甲组基址有15座，分布在遗址的北部，靠近洹河，多东西向，年代最早。乙组基址21座，分布在遗址中部，门多向南，年代晚于甲组。丙组基址17座，分布在遗址南部稍偏西，门多向南，还有一些基址向东或向西，年代最晚。

这些建筑基址平面多为长方形，也有近正方形，还有凸字形、凹字形等。修建时，有的先挖基槽后填土夯筑，也有的仅把原来的文化层堆积挖掉，再回填净土夯筑。皆用石柱础，有的在石础上还垫有铜础。

在基址下或门侧处，经常用人奠基。乙八基址规模最大，南北长85米，东西宽14.5米。其西与乙七基址相接。在乙七正南，发现3组排葬坑。

坑内少者1人至3人，多者10人至13人，有俯身、仰身、跪式葬以及砍头葬，出土有青铜礼器、兵器和车马。此外，还有葬兽坑。这些大规模人祭遗存，说明乙七、乙八基址可能是用于祭祀的宗庙类建筑。

1989年，发掘的大型宫殿基址，使殷墟宫殿宗庙建筑向南延伸了130多米，向东扩展了50多米。此外，在大司空村、高楼庄、花园庄、王裕口、四盘磨、白家坟、梅园庄等地都发现了居住遗址。王陵区在洹河北岸的侯家庄、西北岗、前小营和武官村之间。

（五）大量墓葬

殷墟考古发掘80多年来，发现墓葬计8000余座，包括王陵和大量族墓，其种类有带墓道大墓、长方竖穴墓、无墓圹墓及祭祀坑等，这在世界其它文化遗址中是少见的。这些墓葬等级森严，随葬礼器的大小、形制、组合、数量更是代表墓主人的不同等级和身份。殷墟的王陵大墓，规模宏大，杀殉众多，礼器精美。

妇好墓的随葬品达1928件，而平民、奴隶则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

在殷墟的墓中，有4个墓道的是王墓。王墓为何要用4个墓道？这是在喻示着“地上是四方，地下是四方，四方都归我管”。也就是说，帝王埋在地下也要控制四方。

已经发掘出13座大墓和1400余个祭祀坑，可分为东西两区。西区有8座大墓，其中1567号墓为未竣工使用的“假墓”。这些大墓分别有4个、2个和1个墓道，平面呈十字形、中字形和甲字形。

墓葬规模很大，如西区的1001号墓，南北长18.9米，东西宽13.75米，深10.5米。墓葬总面积为712.75平方米。西区的1217号墓更大，总面积达1200平方米。

（六）殷墟建筑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考古学家，在殷墟的东北方探明了一座面积470多万平方米的洹北商城，其中仅1号基址长度就有170余米，面积达16000多平方米，不仅是夏商周三代最大的单体建筑，甚至可谓历代宫殿之最，它的建筑面积相当于六七个故宫太和殿的面积总和。

在洹北商城发现的1号宫殿建筑基址，是继1999年发现400多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墙遗址后，又在该城内南北中轴线偏南位置，发掘出的一座回字形巨大宫殿建筑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夯土建筑遗址。

洹北商城及其中轴线附近夯土建筑群的发现，在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考古工作者通过多年野外调查，分析大量古文化遗存和古地貌资料后，发现的一商代都邑遗址，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期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期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

考古人员已发现宫殿宗庙建筑110余座。这些建筑成组排列，或为宗庙，或为社坛，已具备我国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规划雏形。

（七）其它青铜器

我国青铜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风格。殷墟出土的大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形成了以青铜礼器和兵器为主的青铜文明，达到我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殷墟在1978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青铜容器4000余件，这些青铜器中，司母戊鼎是殷墟出土的最大青铜器。

这种规模、体型的青铜器要进行铸造必须有一批熔化青铜器的炉同时工作，而且有大量的铸造工人，这个浇铸是不能间断的，能把各个工种有机协调起来，可见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非常严密。

殷商的青铜加工业如此发达，但安阳周围并没有高品位铜矿以及冶炼青铜所必需的锡铅矿石。有学者推测，当时的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在矿石的产地进行冶炼粗加工，然后把加工过的粗铜、粗锡、粗铅运到这里，进行配比熔炼。

当时的铜矿很可能采自江西、安徽等长江流域一带，而锡、铅的矿藏则主要在江西一带。有学者推测，商代频繁的战争，可能也与争夺矿产资源有关。

商代的石器与玉器亦可谓琳琅满目，殷墟出土的玉器体现出我国青铜时代高超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想象力。

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我国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以青铜礼器鼎、簋、觚、爵；兵器戈、矛、钺、刀、镞；工具锛、凿、斧、锯、铲；乐器铙、铃、钲等为代表的殷墟青铜器，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

层层叠叠的线条把动物形象加以抽象变化，采用极精细的几何纹和深浅凸凹的浮雕，构成形形色色的图案，布局严谨，庄严凝重。

其夸张而神秘的风格，蕴含着深厚粗犷的原始张力和艺术的魅力，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殷墟在青铜冶铸方面辉煌的成就使其成为世界古代青铜文明的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