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1824年(5)
“一般说来，作家本人的人格较之他的艺术才能对读者要起更大的影响。拿破仑谈到高乃依时说过，‘假如他还活着，我要封他为王！’——拿破仑并没有读过高乃依的作品，他倒是读过拉辛的作品，却没有说要封拉辛为王[64]。拉封丹[65]也受到法国人的高度崇敬，但这不是因为他在诗歌方面的功绩，而是因为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他的伟大人格。”
我们接着谈到了《亲合力》。歌德乘机向我讲述了一个旅行经过此地的英国人的事，此人对歌德说，他回到英国以后，就要和他的妻子离婚。歌德嘲笑了这桩蠢事，并且提到了好些离婚者的例子，这些离婚者在事后都后悔离了婚。
歌德说：“已故的法国外交家莱茵哈德在德累斯顿的时候，常常对我的婚姻观感到惊异，因为我在婚姻问题上主张制定一些非常严格的准则，但在其他所有的问题上我却非常马虎。”
我觉得歌德的这番话很值得注意，因为这番话是针对他那部常被曲解的小说[66]而言的。
接着我们谈到了蒂克和他个人对歌德的态度。
歌德说：“我对蒂克很好，总的说来，他对我也很好；但是在他和我的关系上总有些不近人情的地方。这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蒂克的过错，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你知道，当施莱格尔兄弟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我在他们眼里显得太强大，为了和我保持平衡，他们必须四处寻找一个他们用以和我抗衡的人才。他们发现蒂克是这样的人才。为了使蒂克在读者的心目中变得和我一样重要，他们不得不夸大蒂克的优点。这当然有损于我们的关系，因为这样一来，蒂克就有些瞧不起我，尽管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蒂克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才，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他的不寻常的功绩，但是，如果有人想通过他自己抬高他，并给予他和我一样的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能直言不讳地说出这一点，因为这跟我有关系，我并没有使自己成名。同样，如果我想和也没有使自己成名的莎士比亚相比，那么对这位比我高明的作家，我只有景仰和崇敬。”
今天晚上歌德显得特别强劲、快活和兴致勃勃。他取来了一些未出版的诗稿，并且向我朗读了其中的几首。倾听他朗读，于我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因为不仅那些诗的奇特的力量和朝气使我兴奋不已，而且歌德在朗读的时候也显露出我至今所不知道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他的声音是多么雄浑有力！他那张满是皱纹的大脸是多么富于表情和生气！多么动人的眼睛！
1824年4月14日星期三
一点钟左右，我陪歌德乘车去玩。我们谈论了各种作家的风格。
歌德说：“总的说来，哲学思辨对德国人是有害的，因为它常把一种非感官所能感觉的、不可理解的、广泛而使人稀里糊涂的东西带进他们的风格里。他们愈醉心于某一哲学派别，他们写得愈坏。但是，那些从事某种职业、善于安排生活、只顾实践活动的德国人却写得很好。席勒每逢抛开哲学思辨时，他的风格是最出色的和最有效的。我正忙着看席勒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书信，看出了这一点。
“德国也有一些天才的妇女，她们能写出一种真正杰出的风格，比某些受人称赞的德国男作家还强。
“英国人通常写得很好，他们是天生的演说家和讲究实用的人，目光总是朝着现实的。
“法国人在其风格上显出法国人的一般性格。他们生性好社交，所以从来不会忘记读者和听众。他们力求明白清楚，以便说服读者；力求雅趣盎然，以便取悦读者。
“总的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思想的忠实写照。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简洁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
歌德接着谈到他的反对者，说这种人永远不会绝种。他说：“他们人数众多，可以分成几类。第一类人是由于愚昧，他们不了解我，根本不了解我就进行指责。这批为数可观的人在我生平里给我带来许多烦闷，但是我应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第二类人也很多，他们是由于妒忌。我通过自己的才能所获得的幸运和尊荣地位引起他们吃醋。他们在背后毁坏我的声誉，很想把我搞垮。假如我穷困，他们就会停止攻击了。
“第三类人由于自己缺乏成就而变成了我的对头。这批人当中不乏有才能的人，但是他们不肯原谅我，因为我使他们相形见绌。
“第四类反对我的人是有理由的。因为我既然是个人，也就有人的毛病和弱点，这在我的作品中不免要流露出来。但是，由于我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养，孜孜不倦地努力提高自己的品格，所以不断地取得进步，可是这类人却常常为了一个我已经改正了的错误而指责我。
这些好人压根儿伤害不到我，因为我离他们已经很远了，他们还在那里向我射击。一般说来，我并不很关心已经脱稿的作品；我不再去研究它，而马上就去考虑新的写作计划。
“此外还有一大批人反对我，是由于在思想方式和观点上和我有分歧。人们常说，一棵树上很难找到形状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一千个人之中也很难找到两个人在思想作风和思想方法上完全协调。我接受了这个前提，所以我感到惊讶的，与其说是我有那么多的敌人，还不如说是我有那么多的朋友和追随者。我的整个时代是和我背道而驰的，因为它完全处在主观倾向笼罩之下，而我却努力接近客观世界，这使我陷入不利和孤立的境地。
“在这一点上，席勒比我占了很大的便宜。所以有位好心好意的将军曾明确地向我指出，我应该学习席勒的写作方式。和这位将军相比，我对席勒的功绩毕竟比他知道得多，所以我就向他分析了一番。我继续从容不迫地走我的路，不再为成就操心，尽量不理会我的敌手们。”
我们乘车返回，然后非常快活地在一起吃饭。歌德的儿媳不久前从柏林回来，她向我们讲述了她在柏林的许多见闻；她特别热情地提到了公爵夫人库伯兰特[67]，因为她在那儿受到了公爵夫人的热情接待。
歌德也想起了这位女公爵，那时她还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公主，曾在歌德的母亲那儿住了一段时间，她特别喜爱歌德的母亲。
晚上，在歌德家里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几位卓越的歌唱家在艾伯万茵[68]的指挥下，演唱了韩德尔的《弥赛亚》中的几首曲子。参加演唱的，除了上述几位男歌手以外，还有几位著名的女歌唱家。伯爵夫人卡罗琳·封·格罗佛斯坦因、佛罗里卜小姐、波格维什夫人以及歌德的儿媳，也加入了女歌手的行列。她们的加入，使歌德长期怀有的愿望，以最友好的方式得到了实现。这场音乐会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重要的艺术享受。
歌德坐在稍远的地方，专心致志地听唱，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对这部了不起的作品赞不绝口。
1824年4月19日星期一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语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从柏林来到这里，他是去法国南部旅行经过这里的。歌德为了向沃尔夫表示敬意，在今天举行了盛大宴会。应邀参加宴会的有歌德在魏玛的朋友，如新教教区总牧师律尔、首相米勒、建筑工程总监柯德莱、里默尔教授和内廷参事列拜茵，我当然也在应邀之列。席间，大家都有说有笑，气氛非常活跃。沃尔夫说了一些很风趣的话来助兴；而心情极为愉快的歌德总是和沃尔夫唱反调。歌德后来对我说：“我和沃尔夫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和睦相处，即我总是扮演魔鬼靡非斯特的角色，和他唱反调。否则的话，他就不会献出他内心里的宝藏。[69]”
只可惜席间这些妙趣横生的玩笑稍纵即逝，所以我无法把它们记住。沃尔夫非常善于辞令和做出机智而令人信服的回答，但是我觉得歌德毕竟比他略高一筹。
光阴似箭，吃饭的几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转眼之间已经是下午六点钟了。我和歌德的儿子到剧院看戏，那里演出莫扎特的《魔笛》。
在剧院里，我也看到了沃尔夫，他和大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坐在包厢里。
沃尔夫在魏玛待到4月25日，然后动身前往法国南部。他的健康情况不怎么好，歌德为他感到非常担心。
1824年5月2日星期日
歌德责怪我没有去访问这里一个有声望的人家。他说：“在这个冬天，你本可以在那家度过许多愉快的夜晚，结识一些知名的陌生人，可是天知道你由于什么怪脾气，竟然放弃了这一切。”
我回答说：“我生来容易激动，而且天生兴趣广泛，喜欢打听别人的情况，所以对我来说，最讨厌的和最有害的，莫过于太多的新印象了。我没有养成社交的习惯，所以在社交方面并不在行。我是这样看待我以往的生活情况的，我觉得我的生活仿佛是在不久前，也就是在你身边的这段时间里才开始的。现在，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和你在一起的每一次戏剧晚会，每一次交谈，都在我的内心里引起震动。在具有另外的教养和习惯的人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在我看来却非常重要。因为我渴望得到你的教诲，所以我聚精会神地聆听你所说的一切，从中汲取尽可能多的营养。由于我的这种思想状况，我去冬完全满足于戏剧研究和与你的交往。为了不破坏我内心的安宁，我既不想结交新的朋友，也不想和其他人交往。”
歌德笑着说：“你是一个脾气古怪的基督教徒，做你愿意做的事情吧，我对你的行动不加干涉。”
我接着说：“此外，我进入社会的时候，通常总是带着我个人的爱好和反感以及一种爱和被爱的需要。我寻找生性和我融洽的人；这样的人我乐意和他结交，其余的人和我无关。”
歌德回答说：“你这种自然倾向当然是不好交游的。如果我们不愿用文化教养来克服我们的自然倾向，文化教养有什么用？要求旁人和我们协调一致，那是很愚蠢的。我从来不干这种蠢事。我一贯把每个人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人，我力求研究他和了解他的特点，可是我并不向他要求同情共鸣。这样我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也只有这样我才可以认识各种不同的性格，学会必要的处世之道。因为一个人恰恰要注意跟那些和自己生性相反的人打交道，这样才能和他们相处，从而激发自己性格中的一切不同的方面，并使之发展和提高，其结果是，不论遇到什么人，均能很好地对付了。你也应该这样办。你在这方面的能力比你自己所想象的要大；但是光有社交的天资是无济于事的，你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
我记住了这番忠告，决定尽可能地照着办。
傍晚时歌德邀我陪他乘马车兜风。我们走的路穿过魏玛北部的山丘，从山丘上可以眺望西边的公园。树已开花，白桦已长出叶子，芳草如茵，夕阳的光辉照在上面。我们寻找美丽如画的树丛，久久地注目观看。我们发觉开满白花的树不宜入画，因为这样的树构不成一幅画，同样，抽芽的白桦不宜摆在一幅画的前景里，因为嫩叶和白树干不够协调，画面上缺少一些风景，这些部分通过强大的光和影可以突出来。歌德说：“吕斯德尔[70]从来不把长满叶子的白桦摆在前景，他只画没有叶子的、光秃秃的而且是被折断的白桦树干。这样的树干非常适合于摆在前景，因为它光亮的外形非常有力地凸现出来。”
接着我们随便谈了一些其他问题，然后又谈到这样一些艺术家的错误倾向，他们想把宗教变成艺术。对他们来说，艺术就应该是宗教。
歌德说：“宗教对艺术的关系，和其他重大人生旨趣对艺术的关系一样。宗教只应看作一种题材，它和其他所有的生活题材享有同等的权利。信仰和无信仰完全不是用以理解一部艺术作品的器官。相反，理解一部艺术作品需要完全另样的力量和才能。艺术应该诉诸理解艺术的那些器官，否则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得不到它所特有的效果。一种宗教题材也可以成为一种好的艺术题材，但是它必须具有普遍的人性，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圣母与圣婴是个很好的题材，可以百用不陈，百看不厌。”
这时我们已绕了小丛林一圈，在从梯夫尔特转回到魏玛的路上，我们看到了落日。歌德沉思了一阵子，然后向我朗诵了一位古人[71]的诗句：西沉的永远是这同一个太阳。
接着他很高兴地说：“一个人要是到了七十五岁，总不免偶尔想到死。不过我对此完全处之泰然，因为我深信我们的精神是完全不可摧毁的，它从永恒到永恒，继续发生作用。它就像太阳，用肉眼来看，它像是落下去了，而实际上它永远不落，不停地继续照耀着。”
这时太阳在厄脱斯堡后面落下去了，我们感到树林中的晚凉，便更加迅速地驰向魏玛，停在歌德家门前。歌德邀我上楼再坐一会儿，我就跟随他上楼了。歌德特别和蔼，兴致特别高。他谈得特别多的是他关于颜色的学说和他的那些顽固不化的对手。他意识到他在这门学科里已经做出了某些贡献。
他说：“要在世界上划出一个时代，要有两个众所周知的条件：第一要有一副好头脑，其次要继承一大笔遗产。拿破仑承袭了法国革命，弗里德里希大帝承袭了西里西亚战争，路德承袭了教士们的黑暗，而我所分享到的遗产则是牛顿学说的谬误。现在这一代人虽然对我在这方面的贡献毫无所知，但是未来的时代将会承认，落到我手里的并不是一份可怜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