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解码戏说背后(6)

除此之外，和坤还很能投乾隆帝所好。乾隆帝一生喜爱诗文和坤书法，和坤为了迎合他，在这些方面下苦功夫，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常与乾隆帝对诗，作品中有不少佳篇；他还经常临摹乾隆帝的书法，以致后来他的字竟酷似乾隆帝的笔迹。乾隆帝自然也很喜欢，于是在晚年干脆把一些题匾交由和坤代笔了。

尤其到了晚年，乾隆帝很多事情已经再也离不开和坤了。老到口齿不清的乾隆帝，只需一个动作或者一个眼神，和坤就能明白他的意思，并马上办好。而“吃透”了皇帝的和坤中堂，又怎能不呼风唤雨呢？

大贪官的敛财门道

和坤的才能和坤攻心之道，并不能掩盖他的贪官本质。和坤是“历史上的一大贪官”，这十有八九是名副其实的。他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是任用官员索取贿银。内到九卿，外到督抚司道，不向和坤行贿，是很难有官做的，于是出现了“政以贿成”的祸国殃民的严重局面。他敛财的第二种方式就是贪污，他利用职务之便，私吞各地进贡的银两和坤宝物，甚至皇宫里的宝物，他也敢私运出宫，据为己有。另外，和坤还经营着各种产业。他凭借自己的精明，通过买卖土地、古玩，收取租费，甚至经营瓦厂等方式，聚敛了大笔财富。

为了敛财，和坤还创立了一种叫“议罪银”的制度，就是让有过失的地方官员用交纳罚款的方式来代替处分。“议罪银”少则数千两，多则几十万两。这种破坏纲纪国法的制度很快就让乾隆帝和坤他自己的腰包变得满满当当，但这却严重腐蚀了清朝的官僚队伍。许多督抚大员都受到过这种敲诈，而他们花钱买平安的途径就是把这笔钱层层摊派下去，最后全变成了对老百姓的盘剥。

和坤到底聚敛了多少财产？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和坤犯罪全案档》中记载，嘉庆四年（1799）查抄和坤财产时，已发现的家资有：“地亩8000余顷，房屋3000余间，当铺75座，银号42座，古玩铺15座，紫檀铁梨库6间，绸缎库4间，玉器库2间，瓷器库2间，洋货库2间，皮张库2间……赤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白银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赤金580万两……金碗碟32桌（共4288件），银碗碟32桌（共4288件），金镶玉的筷子200副，水晶杯120个，碧玉茶碗99个，赤金脸盆43个，赤金痰盂220个……大红宝石280块，小红宝石383块，各色玉如意4126支，大东珠60余颗（每颗重2两），珍珠手串236串（每串18颗），宝石素珠1010盘，大金罗汉18尊，金玉朱翠各色首饰2.8万余件……”

有人做过估算，查抄的和坤资产总共估值约白银11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约15年的国库收入。据说，和坤的故宅恭王府中，至今仍有未被发掘的财宝。

尽管生前尽享尊贵荣华，和坤仍免不了因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而不得善终。乾隆帝死后几天，和坤即被嘉庆帝以“二十大罪状”赐死，背负上千古骂名。

从清正刚直到圆滑世故——真实的“刘罗锅”

在荧屏上，“宰相刘罗锅”是一个刚正廉明、足智多谋的清官。他心怀百姓，惩贪治腐，还常常让乾隆帝身边的“红人”和坤中堂丢人现眼。在百姓眼中，“刘罗锅”可谓是正义与智慧的化身，连他的“罗锅”也显得十分可爱。然而，真实的“刘罗锅”却不完全如此？

刘墉不是罗锅

“刘罗锅”是人们对清代名官刘墉的惯称。相传，刘墉是个驼背（俗称罗锅），朝野皆知。关于刘墉的“罗锅”，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

传说刘墉参加科举考试的殿试时，乾隆帝亲自主考。乾隆帝看到刘墉是个罗锅，便戏弄他说：“你能以罗锅为题作诗一首吗？”刘墉随即吟诗一首：“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以貌取才者，岂是贤德人。”乾隆帝听后，又是惊叹，又是惭愧，当场就将刘墉点为状元。又有传说称，刘墉入朝为官后，上朝叩拜的姿势非常奇特，引来满朝文武的捧腹大笑。乾隆帝看到刘墉本来就驼背，又叩拜得很滑稽，便说：“刘爱卿，你这么一拜，不就成了罗锅了吗？”刘墉立即磕头高呼：“谢主隆恩！”乾隆帝与大臣们都感到不解，忙问刘墉为何谢恩。刘墉笑着说：“按大清律，皇帝赐予臣子封号，封一个字，每年可加俸禄万两。如今皇上封了‘罗锅’两个字，臣每年便可以多拿俸禄两万两，这真是皇恩浩荡啊！”乾隆帝听后哭笑不得。

有关“罗锅”的传说固然有趣，却多为误传。尽管史料上没有关于刘墉仪表堂堂的记载，但他至少也是身体端正，绝不会是驼背。据考证，清代选拔官吏有全面而严格的标准，概括起来有四个字——“身、言、书、判”。所谓“身”，便是相貌端正、体格健壮；“言”是指口齿伶俐、表达清晰；所谓“书”，是指字体工整、笔法清秀；所谓“判”，是指断事精准、思维敏捷。刘墉作为清朝官员，定然要通过这四项审核。四项之中，“身”是第一位的。倘若刘墉是个“罗锅”，不仅难立官威，而且有损大清国体，那么即便他出身再高，也不可能入朝为官。

那么，“刘罗锅”的误传从何而来呢？一般认为是源于嘉庆帝对刘墉的称谓。一种说法是，嘉庆帝即位后，刘墉已年过八旬，难免有些弓腰驼背。嘉庆帝常常以“刘驼子”称之，这一称谓逐渐传播开来，民间就误以为刘墉天生就是驼背了。另一种说法是，刘墉身为嘉庆帝的老师，深受敬重，被尊称为“刘阁老”。由于“阁”与“锅”读音相近，“阁老”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就变成了“锅腰”，刘墉也就成为了“刘锅腰”。“锅腰”在京城方言里称为“罗锅”，于是“刘罗锅”的叫法便流传开来了。

出身名门的饱学之士

民间传说大多将刘墉说成出身平凡的学子，有的影视作品甚至说刘墉家境贫寒。但事实恰恰相反，刘墉出身于清代著名的官宦世家，祖孙三代均官居高位，其门第之高，在清代很少有几人可与之相比。乾隆帝曾特赐刘墉御制诗：“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声勉永继，莫负奖期深。”意思是刘墉出身名门望族，为官应有所建树、不辱门楣。

刘墉，字崇如，号石庵，康熙五十八年（1719）生于山东诸城（今属山东高密市）。他的曾祖父刘必显是顺治年间的进士，祖父刘棨是康熙年间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是乾隆朝前期极受重用的诤臣，是以汉人身份出任首席军机大臣的第一人，其地位之高、兼职之多，堪与后来的和坤相提并论。自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至刘墉的侄孙刘喜海，刘氏家族共出了35位举人、11位进士和坤2位大学士。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刘墉自幼便饱读经书、博闻强识。然而奇怪的是，刘墉在30岁之前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33岁时，刘墉才因出身名门，直接参加了在京举行的会试和坤殿试，被钦点为二甲第二。据说，由于刘墉才华出众，乾隆帝举行殿试时曾欲将他点为状元，后来因其父刘统勋极力反对才作罢。

中进士后，刘墉进入翰林院深造，三年后授翰林编修，不久升为翰林侍讲。此后，刘墉多次担任科举乡试、会试正考官，三次兼署国子监，曾先后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三通馆、会典馆总裁。《清史稿》评价刘墉的才能为“外娴政术，内通掌故，博通经史，长于古文考辨”。

刘墉不仅学识出众，还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他集历代名家之所长，自成一派，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为“清代四大书法家”。刘墉的书法体丰骨劲，笔法浑厚，尤其擅长小楷。后人称赞刘墉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坤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的风骨。

百姓心中的“刘青天”

刘墉的官场生涯，前期主要是在各地做地方官。这段时期，他刚正不阿，为民除暴，革除了科场、官场的不少弊端，一度被百姓称为“刘青天”。

刘墉任广西乡试正考官、江苏学政时，曾针对当时科场风气不正、官犯勾结的状况，雷厉风行地进行了惩治。正因刘墉作风严正，很多想蒙混作弊的考生一听说刘墉监考，都吓得不敢进场。

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出任湖南巡抚。当时，湖南受灾严重，民不聊生，贪官污吏横行，偷盗案件频发。刘墉到任之后，多次微服私访，查明了灾情和坤案件实况。他一连撤了两名知县和坤一名知州，令官场风气为之一振；同时开仓赈粮，接济灾民，使百姓暂渡难关。他还下令加固城垣，修建仓储，并鼓励民间开采峒硝。不久，湖南就恢复了社会安定、民生丰足的局面。

关于刘墉的刚正廉洁，最为人称颂的史实是查办山东巡抚国泰一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刘墉迁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值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参奏山东巡抚国泰横征暴敛、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等罪名，引起朝野震动。因为国泰是皇妃的伯父、和坤的心腹，党羽众多，势力庞大，朝中官员大多忌惮他。乾隆帝立即派和坤、刘墉及钱沣一同前往山东调查此案。和坤有意袒护国泰，在查案之前还暗中给国泰通风报信，给刘墉的调查制造了不少麻烦。刘墉到达山东后，化装成一个道人，暗自查访，结果发现国泰罪行累累、证据确凿。例如，国泰将山东受灾情况谎报为丰收，邀功请赏；以向皇帝纳贡的名义搜刮民财，致使几十个州、县府库亏空；为掩盖自身罪行，他还杀害了为民请命的九位进士、举人等。此时，皇妃已经在为国泰说情，与和坤亲近的众多官员也开始为国泰游说。刘墉顶着压力，向朝廷历数国泰的种种罪行，并摆出自己查获的铁证。最终，国泰认罪伏法，涉案的30多位官员被一一处置。国泰一案轰动一时，在百姓中广为传颂。

圆滑世故棱角渐无

了结国泰案后，刘墉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不久又授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但调任京官之后，刘墉开始奉行圆滑世故、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渐渐失去了早年的锐气。

在民间故事和坤影视作品中，刘墉总是有勇有谋地对付和坤，打击和坤的嚣张气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力量对比来看，在两人同朝为官的20余年中，和坤始终是乾隆帝身边的大红人、权力场上呼风唤雨的重臣，而刘墉的官位、势力与和坤不可同日而语。从主观愿望来看，刘墉为官后期不再是棱角分明、刚直不阿的处世风格，而是变得圆滑世故、乐于取悦。据史料记载，刘墉调入京城后，看到和坤位高权重，其党羽遍布朝野，便对和坤及其亲信虚与委蛇。

另据嘉庆元年的圣谕，乾隆帝曾经向刘墉询问一位名叫戴世仪的官员才能如何，刘墉模棱两可地说：“还可以吧。”事实上，戴世仪能力平庸，连乾隆帝都心知肚明。乾隆帝因此斥责刘墉对于选拔人才完全不留心，令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由此看来，刘墉为官后期做起了“老好人”，不愿再得罪官场同僚。

糊涂为官“小错不断”

乾隆五十二年（1787）之后，刘墉为官便“小错不断”。一次，乾隆帝与刘墉谈及嵇璜、曹文埴的为官情况。后来刘墉却不小心把谈话内容泄露了，引得乾隆帝不悦。不久，刘墉受命主持祭拜文庙，因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而遭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乾隆五十三年（1788）夏天，刘墉兼署国子监期间发生了乡试考生舞弊事件，刘墉因此被弹劾并受到处分。但仅仅半年后，刘墉又犯了一个小错，这次终于触怒了乾隆帝。

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底至三月初，京城连天阴雨，上书房教皇子读书的师傅们一连好几天没有开课，当时任上书房总师傅的正是刘墉。乾隆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怒，对刘墉大加申饬，并降了他的官职。在降官的圣谕中，乾隆帝毫不留情地指出刘墉接连失职，过失甚大，实难宽恕。四年后，刘墉充任会试主考官，因阅卷不细，出现了很多不合格的试卷。乾隆帝得知后，再次对刘墉进行了严厉斥责。因为这一系列的错误，刘墉错失了被授予大学士的机会。嘉庆元年（1796），已为太上皇的乾隆帝增补比刘墉资历浅的董诰为大学士，并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一年后，刘墉才被授为体仁阁大学士，但圣谕中仍称刘墉“行走颇懒”、“兹以无人，擢升此任”。

事实上，刘墉最高的官位仅是“体仁阁大学士”，他从未进过军机处，也就没有涉足清代政治权力的核心。因此，后世称刘墉为宰相，多半是不合适的。

刘墉为官的前期与后期，执政能力判若两人，不禁令人感到费解。仔细看来，刘墉所犯的错误，多因大意失察而成，而且一犯再犯，实在不像一位饱学之士的作为。巧的是，刘墉犯的错都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赔不上身家性命，却总能招致乾隆帝的训斥。

由清正刚直到圆滑世故，由慎思明察到糊里糊涂，这均是出于同一个原因，那便是那些平庸糊涂、不功高盖主的官员更得乾隆帝喜爱。刘墉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宁愿表现得有些小糊涂，也要顺应官场规则以求自保。

嘉庆九年（1804）十二月，刘墉卒于官，享年85岁。他虽一生清廉，但没有做到不失刚正，因此，嘉庆帝赐谥号“文清”，而非“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