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若想成就人生，必须注重自我修养（3）

向更高的目标看齐

儒家最重与人相处，儒家的与人相处之道博大精深，极其高明。对儒家思想的精髓——自我修养来说，与人相处更是磨炼自己的好时候。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儒家虽然注重自我反省，但还是不够的，因为有的时候，自身的缺点是难以发觉的，而作为旁观者，别人的优点和缺点却常常显而易见。这时候如果能以他人为镜，反躬自省，个人修养便可突飞猛进。就像《论语·里仁》中的那段话：“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所说的那样。

见到比自己高明的人，心中要想着向他看齐；见到品德低下的人也要反省自己身上有没有像他那样的毛病。从这简单的道理中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乐观豁达，那就是与人相处的时候，无论对方贤与不贤，对自己来说总是有益的。

道理总是这样简单，但事实上却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司空见惯的则是，对待比自己强的人心存忌惮，当看到品德低下的人时，马上又油然而生出一种优越感，继而不遗余力地对之谴责。若以这样的心态与人交往，自己能得到什么益处、什么长进呢？一点儿也得不到，结果只能害己。

东汉末年时有位高士名叫管宁，他一生清廉自守，不亲权贵，是个德行高远的人。管宁年轻时曾与当时的另一位名士华歆一起读书，两人非常要好。有一次他们两人一起在菜园中锄地，锄着锄着，管宁忽然从地里翻出一块黄金，金子在泥土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熠熠生辉。管宁却并未在意，就像对待瓦砾一样，他没有理睬那块金子，继续后退着锄地。华歆在后面锄过来时也看到了那块金子，他停下锄头，弯腰捡起金子后又随手将它扔了出去。华歆的这种故意不贪小利的举动显然十分做作，管宁看在眼里并没有作声。

后来又有一次，管宁与华歆同坐一张席子上读书。这时候门外有一个身穿官服，坐着漂亮马车的人经过。当时穷乡僻壤很少能见到这样的贵人，门外的行人们不禁都围拢起来观看。管宁听到嘈杂声向外看了一眼后，继续读书，不为所动。但华歆忍不住放下书本，走出门口加入了围观的行列。华歆围观了半天才回来，管宁见他回来，掏出小刀割断了席子对他说：“阁下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要和你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

这就是著名的“管宁割席”的故事。表面上看，管宁是在责备华歆。实际上管宁割席的举动更多的是在要求自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巨大而潜移默化。对于一个品德不如自己的人，如果不及时反省自警，时间久了难免会与他同流合污。反过来也是如此，管宁割席绝交的举动自然会令华歆惭愧不已。后来华歆做了大官，在曹魏政权里位列三公，但是他做官却一直很清廉，每年朝廷发的俸禄他都拿出来赈济家乡的穷人。华歆虽然位及人臣，但直到去世，他竟依然家徒四壁。能做到如此高洁，年轻时代的同窗管宁对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见贤思齐，重要的不是齐，而是思。孔子曾说过：“‘仁’很远吗？只要你心里想到‘仁’，它就来了。”史学家司马迁曾引用《诗经》里的话来评价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确，与品德高尚的人交往能给人以启迪，能帮助人树立自己的目标。人生本身就像攀登一座高峰，能否到达顶峰并不重要，只要勇于攀登，并拥有一颗向往顶峰的心就已经足够了。

问心无愧才能胸怀坦荡

人类的感情极为丰富，即使是最积极乐观的人偶尔也难免会产生各种消极情绪。被弟子们评价为“生民以来所未有”的大圣人孔子的一生经历过无数失败与坎坷，但他从未消沉过，从未忧虑过。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逆境，孔子总是那样乐观，那样坚定。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几乎完美人格的孔子，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曾为自己的理想难以实现，流露过颓废的姿态。人情扰扰，恐惧和忧虑终究是难以避免的，而避免被这些消极情绪困扰的能力却掌握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至于方法，在《论语·颜渊》中读者就能找到答案：“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这段话中，提问的司马牛是孔子晚年时的弟子。孔子的弟子多出身微贱，只有少数贵族子弟，司马牛便是其中之一。司马牛本是宋国人，因为受他哥哥策划政变失败连累，这才逃亡到鲁国投入孔子门下。

孔子说话一贯微言大义，令人回味无穷。同时孔子也是一个会心者，最善于听出别人话中的弦外之音。在《论语》中，读者往往能够看到，孔子的弟子们经常向他提出一些相同的问题。但是孔子每次的回答却都不一样。这对习惯了标准答案的现代中国人来说必然感到很新奇，其实这正是孔子的智慧之处，他不仅在教育方法上主张因材施教，在说话的时候也会体会对方的心境等因素再选择表达方式。

在《论语·颜渊》中的这段话中，孔子就是看出司马牛背井离乡，前途吉凶未卜的处境和他当时充满忧惧的心情才做出的回答。而高明之处是，这话虽是专门针对司马牛而发，但又是儒家修德的通义。

司马牛似乎并不像颜回、子贡等聪明的弟子那样能听懂孔子的意思，孔子告诉他，君子不忧不惧，他居然还反问：“难道仅心中不忧不惧，就能称为君子吗？”孔子只好继续解释道：“一个人能做到问心无愧，他的心里还有什么可忧惧的呢？”

儒家的孟子认为人都是有良心的。做了坏事，往往会良心不安，即使昧着良心拒不改正，当被别人指出的时候，往往也会羞愧恼怒，其实这都是良心未泯的表现。孔子的这段话说的就是良心，不论做事还是做人，只要能时常摸摸自己的良心，只要能做到问心无愧，那么忧虑与恐惧这些负面的情绪就不会困扰自己，这也是作为一个坦荡君子必须要做到的。

14世纪时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是肉眼观测时代的一位天文奇才。他的星象观测数据精确程度前无古人，他制订的星表已经达到了肉眼所能观测的极限，他的成就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位天文学家可以望其项背。

布拉赫性情粗暴，他曾经与人决斗而被砍掉了鼻子，但他又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1597年，布拉赫应德国国王鲁道夫二世之邀前往德国。在德国的这段时期内，布拉赫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但这个发现却不是天上的星星，而是一颗在天文学界里冉冉升起的一颗巨星，那就是他的德国助手——杰出的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

1599年，布拉赫在德国见到了年轻的开普勒，他刚刚发表了一部著作《神秘的宇宙》，在这部书中，开普勒打破传统并描绘了一个新奇的、由许多规则的几何形体组成的宇宙模型。开普勒的猜想令布拉赫感到十分有趣，布拉赫觉得这个年轻人拥有过人的智慧和才能，将来一定能在天文学上大有作为。于是布拉赫马上写信给开普勒，邀请他来做自己的助手，同自己一道观测、研究。身为贵族的布拉赫知道开普勒是个穷小子，写信的同时还给他寄去了路费。布拉赫的热情诚恳打动了开普勒，他本来就对布拉赫的大名仰慕已久，于是很快便来到了布拉赫的身边，并拜布拉赫为师，一起开展天文观测。

打那之后，两个人形影不离，惺惺相惜，建立起非常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学术上，布拉赫对开普勒倾囊相授，经济上也对他慷慨相助。布拉赫真心希望开普勒能早日取得辉煌的成就，而开普勒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很快就从布拉赫身上学到了一身本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开普勒有一个好事的妻子，在她不断地挑唆下，开普勒突然间与布拉赫决裂了。开普勒不仅公开散布布拉赫的坏话，并且还给他留下一封写满脏话的信后不辞而别了。开普勒的离去令布拉赫非常难过，他难过的是开普勒这位天文奇才还没能取得应有的成就，而对于开普勒留下的那封指责他的信，性情暴躁的布拉赫也并没有生气，他不相信他的学生会忘恩负义，对于指责，他问心无愧，他宁愿相信这是误会。

后来在一次宴会上，布拉赫跟人打赌，不去小便，最后竟憋破了膀胱。在弥留之际，布拉赫托人找来开普勒，把一生的观测研究成果全部交给了他，嘱托开普勒说：“除了火星以外，别的没什么麻烦了，我把火星托付给你，这够你忙一阵子的了。”

开普勒被老师高尚的品格深深地打动了，他无地自容，泪流满面地向布拉赫忏悔并承认错误。布拉赫笑着说：“以前的事还提它干吗？现在你又能回来做研究了，这就够了。”

布拉赫去世后，他高尚的品德一直激励着开普勒，他不仅完成了老师未完的事业，进而又经过计算、证明，发现了行星的椭圆轨道，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定律，被天文学界誉为“天空的立法者”，没有辜负老师对他的一片殷殷期待之情。

布拉赫就是一个孔子所说的“内省不疚”的君子，别人对他的无端指责，他扪心自问，无愧于人，无愧于己，只有这样坦荡的胸怀才能坦然面对背叛的学生。相反，开普勒在老师高尚的品格映衬下心中难免忧惧，面对老师时无地自容是可想而知的。中国有句俗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多数情况下，烦恼都是人们自寻的。当受到不良情绪困扰时，多反省一下自己吧！

智慧点睛

儒家为什么要强调自我反省？首先，人性中存在许多负面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反省的目的就是要常常压抑这些负面的人性，若放任不管，它早晚会吞噬人的心灵。其次，人的缺点是很难自觉的，所以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应以人为鉴，不断反省才能使自己进步。最后，平日品行端正，在面对别人无端指责的时候，只要扪心自问，就一定能做到不忧不惧不愧不怒。

遵守秩序，正己正人的前提

儒家思想是所谓的“人间道”，儒家修身的最终目的绝非独善其身，儒家的个人观不是超然物外的，它特别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社会是复杂的，如何让一个无比复杂的社会能够井然有序地运转，正是儒家思想的最高追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推崇和谐，但如何做到呢？儒家给出的答案就是秩序。

以和为贵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秩序，儒家用礼来节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去遵守秩序，礼的强制性不如法，但礼是从道德层面约束人的行为，这要比冰冷的法律更显得有人情味，更容易让人接受。在《论语·学而》中，有一段话专门解释了礼的作用：“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实际上，有若的这段话在解释礼的作用的同时又体现了另一个儒家的重要思想，那就是“中庸之道”，即做事不可走极端。有若说：“礼的作用，贵在能使人们和睦相处。周王朝制定礼乐制度的好处就在于此。但不论大事小情都要求符合礼制，也会有行不通的时候，而只知追求和谐，一味考虑和谐，不用礼来节制，同样也会行不通。”

秩序对一个社会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原则上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秩序，这样社会才能有效运转。但儒家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却没这么简单，它还考虑到秩序本身是否符合人的天性。秩序不是为了秩序而秩序，而是贵在能和。如果一种秩序不顺人心，为人情所难堪，为人力所难及，不仅达不到和的目的，甚至根本就无法施行。所以儒家讲的礼，并非是一种强加于人的束缚，而是追求人际和谐的一种途径，因为人性中存在的消极因素，如果不用礼来节制，追求人际间的和谐，终究是一句空话。

在林肯总统当政时期，蔡司任政府财政部长。当时美国正处于内战状态，为了稳定经济，打击对手，当时国会提出一项议案，敦促政府尽快发行新货币。蔡司接到这个提案后一直犹豫不决，他知道这个决定是违背宪法的，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像重新发行新货币这样的大事，必须经过所有州的议员通过才会有效，然而当时美国南北两方激战正酣，让所有州都通过是不可能的。因此蔡司便想征求一下总统的意见，但他知道，林肯是一个谨慎保守的人，不知总统对此会抱有什么态度。

蔡司将这件事详细地向林肯做了汇报后，又发表了一番自己的看法，他对这项议案的意见基本上持反对态度，其主要根据便是这项提案违背宪法。

林肯认真听完蔡司的一番宏论之后，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一艘意大利轮船在航行时不慎触礁，船身被撞了个窟窿，海水不断从漏洞中涌进船舱。船长马上指挥水手抽水，自己则跑到驾驶舱，向那里的一尊圣母像祈祷。

但祈祷毫无作用，船舱里的海水越来越多，船眼看就要沉了。船长见状大怒，他气得抓起圣母像一把就扔了出去。说来奇怪，汹涌的海水一下子止住了，水手们很快就抽干了水，并把船开回了港口。当人们在修理这艘船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那尊圣母像正好卡在了漏洞上。

虽然蔡司一向以聪明著称，但林肯的这个故事却让他摸不着头脑。他不禁问道：“总统阁下，您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林肯答道：“故事中的圣母像就代表宪法。必要的时候，我也会用它来挽救沉船。现在叛乱的州都在违背宪法，他们的目的是要毁灭联邦。尊重宪法的目的是让这个国家正常有序地运转，所以基于这个目的，我也会违背宪法。现在重要的不是宪法，我想知道的是重新发行货币是不是一个好办法。”

一切秩序都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在这一点上，林肯的认识与儒家“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不谋而合。在人们的印象中，儒生往往都是些懦弱、迂腐、顽固不化的家伙，实际上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儒生，但如果对儒家思想也抱有这种成见就大错特错了。儒家思想不仅勇猛，而且灵活开放，它所追求的是人间的至理而非教条。

人心不可放纵

从儒家的观点看，礼对社会来说是秩序，而对个人来说是践行。一个人如果有志于学，那么他的目的就绝不应该仅限于明白道理，而是要将道理付诸实际。实践也是孔子最看重的，他和弟子们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子路这样的早期弟子，他在没有践行道理之前并不听信新的道理。而孔子晚期的弟子们则更侧重于理论研究，对此孔子曾对他们说过“吾从先进”这样赞同早期弟子的话。

对于践行，在《论语·雍也》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有志于学的君子，应当博览古今典籍文章，并用践行文章中的道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才不会背叛道。孔子弟子三千，贤愚不同，其中也曾出过背叛师门的弟子，但孔子从未怨恨过他们，孔子深知修身不易，在这个过程中走上歪路随时都会发生。所以他才一再告诫弟子，“约之以礼”的重要性。孔子的高足颜回在赞美孔子的时候说过：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孔子的目的，却并不是简单地约束弟子，他所讲的“约之”最终还是要弟子自觉地用礼来约束自己。孔子不仅是这么说的，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孔子活了73岁，而他自认为到了70岁的时候，自己才达到“从心所欲”的境界。儒家圣人尚且如此，可见修身之难。

19世纪大文豪，被誉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被马克思称为“超群的小说家”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以一部《人间喜剧》对世界文学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一个多世纪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