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纳西大学医学中心的后面，是一片可爱的小树林，在胡桃树的枝杈之间，松鼠在跳跃，鸟儿在啁啾。在阳光下，人们仰卧在片片绿茵上，有时候躺在树阴下，那要看研究者把他们安置在哪儿了。

诺克斯维尔山的这片赏心悦目的坡地，是一处田野研究基地。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这个研究基地，专门研究人体的腐烂。躺在太阳地里的那些人都是死尸。他们是捐献来的尸体，以其沉静和温馨的方式帮助推进法医科学的发展。你对死尸怎么腐烂知道得越多（尸体经历的一些生物学和化学变化阶段，每个阶段延续多长时间，环境对这些阶段的影响），你就越有根据琢磨出任何一具尸体是什么时候死的：换言之，它是在哪一天、大体在什么时间被谋杀的。警察颇为擅长估计刚被弃置的尸体大体的死亡时间。眼睛中的胶状物的钾水平，在死后24小时之内，有助于判断死亡时间，“尸冷”也是如此——尸体的冷却，除了极端气温之外，尸体每小时下降大约16.94摄氏度，直到与周围气温相同。（尸体僵硬更容易：死后几小时就开始，通常从头和脖子开始，然后继续，顺着身体下移，在死后10～48小时完成和消失。）

如果身体死亡超过3天，调查者就转向昆虫学线索（即苍蝇的幼虫有多大了？）以及腐烂阶段以求答案。腐烂很受环境和条件因素影响。近来天气如何？尸体埋在地里吗？埋在什么东西里？为了对这些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理解，田纳西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所（这名称既温和又含糊）把尸体埋在浅坑里，封在混凝土里，放在车厢和人工湖里，包在塑料袋里。凶手对尸体会做的许多事情，田纳西大学的研究者也做过。

为了理解这些可变因素如何影响腐烂的时间，你必须非常熟悉你的对照情况：基本而纯粹的人体腐烂。那就是我来此的原因。那就是我想知道的事情。如果你让大自然自行其是，尸体到底会发生什么？

把我带进人体分解之地的向导，是一个耐心而和气的人，名叫阿帕德·法斯（Arpad Vass）。法斯研究人体分解科学有10来年了。他是田纳西大学的法医人类学助理研究教授，并且是附近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阿帕德在国家实验室的项目之一，是要研究一种确定死亡时间的方法，手段是分析受害者器官的组织样本，测量几十种因时而变的腐烂化学品的数量。腐烂化学品的这一侧面用来比对死后每一小时的组织变化情况。在测试的时间段里，阿帕德的方法用来判断12小时左右之内的死亡时间。

他用来建立各种化学品的分解时间长短的样本，来自腐烂基地的尸体。那里有18具尸体，一共大约700份样本。这个活儿不堪言表，特别是在分解的后期阶段，特别是某些器官。“为了找到肝脏，我们不得不给尸体翻个身。”阿帕德回忆说。他用一个探针从眼窝里取大脑组织。有意思的是，这些都不是阿帕德在工作时最叫人反胃的事。“去年夏季的一天，”他压低声音，“我吸进了一只苍蝇。我能感觉到它嗡嗡叫着滑进了我的嗓子眼儿。”

我问阿帕德，干这种工作是个什么情形。“你什么意思？”他反问我。“在我切割肝的时候，那些幼虫全部一下子涌出来，汤汤水水从肠子里喷出来，我脑子里真真切切地在转悠什么念头，你想知道的是这个吗？”就算是吧，但我没吭声。他继续说：“我其实不注意这些。我注意这个工作的价值。工作的价值胜过了这种恶心劲儿。”说到他的那些标本是属于人的，那也不叫他心烦，尽管他心烦过。他习惯于让尸体俯卧，因此他不必看它们的脸。

今天上午，阿帕德和我坐在一辆货车上，开车的是可亲可爱的冉恩·瓦里（Ron Walli），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媒体关系部的一个伙计。冉恩把车停在田纳西大学医学中心地盘尽头的一个停车场里的G区。在炎炎盛夏，你总能在G区找到停车位，这不仅是因为这地方到医院还要步行好远。G区围着挺高的木栅栏，顶上缠着蛇腹式铁丝网。栅栏的另一边，就是那些死尸了。阿帕德下了车。“今天味儿还不坏。”他说。从他嘴里说出的“味儿还不坏”，听起来随意而愉快，就像两口子给花圃施肥回来，或者家里的染发剂出了毛病似的。

冉恩，在行程开始之际就喋喋不休，兴高采烈地指给我看地标，跟着收音机唱歌，眼下却跟判了刑似的。阿帕德把头探进车窗。“冉恩，你是打算进去呢，还是又要藏在车里？”冉恩出来了，闷闷不乐地跟着我们走。尽管他这是第四次进去，他说他也永远不会习惯。倒不是因为那是些死人——以前身为报纸记者，冉恩常常看到事故的受害者——那景象，那臭味儿，叫人受不了。“那味儿跟着你，”他说，“或者说，你就是那么想像的。在我第一次从那儿回来之后，我不得不洗手洗脸20遍。”

刚一进门，是两个老式金属信箱，安在桩子顶上，好像说这里的一些居民要让邮局相信：死亡一如雨雪风霜，不可耽搁美国邮政的服务。阿帕德打开了一个信箱，从一个盒子里取出绿色的手术用橡皮手套，一副给他自己，另一副给我。他知道不必给冉恩。

“咱们这就动身过去吧。”阿帕德说，指着大约20英尺外的一个挺大的男子身影。从这个距离看，他可能是在打盹，尽管他胳膊摆放得不对劲儿，而且他一动不动，表明那是某种比打盹长久得多的东西。我们走向那个男子。冉恩待在门边，假装对一个工具棚的建筑细节感兴趣。

和田纳西的许多肚子大的人一样，这个死人不修边幅。他穿着灰色的汗裤，只有一个口袋的T恤衫。阿帕德解释说，有个研究生正在研究衣服对腐烂过程的影响。一般而言，尸体是裸着的。

穿着汗裤的这个尸体初来乍到。他是人体腐烂第一阶段的标本，“新鲜”阶段的标本。（“新鲜”，是新鲜鱼的那种“新鲜”，不是新鲜空气的那种“新鲜”。人刚死不久算是“新鲜”，但那不见得是你乐意把鼻子凑上去闻一下的某种东西。）新鲜阶段腐烂的标志，是一个名为“自溶”或者“自消化”的过程。人体细胞用酶分裂分子，把化合物分解为细胞能利用的东西。在人活着的时候，细胞控制着酶，阻止酶把细胞壁本身分解了。死后，酶就不受控制地运作，开始吃掉细胞结构，细胞液就泄出来。

“看到他手指头上的皮了吗？”阿帕德说。这死人的两个手指头，好像装在橡皮手套里似的，是会计和店员戴的那种手套。“从细胞里渗出的液体，积在各皮层之间，把各皮层剥离了。随着时间推移，你就看到皮肤脱落。”停尸间对此另有叫法。他们叫它是“皮肤滑脱”。有时候整只手的皮肤会掉下来。停尸间对此没有名称，但法医有。那叫“手套效果”。

“随着这个过程发展下去，你看到大面积的皮肤从尸体上剥离。”阿帕德说。他扯起那人T恤衫的下摆，看看有没有大面积的皮剥落。没有，还好。

其他的变化在进行。扭动的白米粒在这人的肚脐眼里挤作一团。肚脐眼成了白米粒的安乐窝。但是，米粒是不会动的。这不可能是米粒。这不是。这是最小时候的苍蝇。昆虫学家为最小时候的苍蝇起了个名字，但那是一个难听的名字，一种侮辱。让我们不要用“蛆”这个词。让我们用一个漂亮的词：“幼虫”。

阿帕德解释说，苍蝇在尸体的开口处产卵：眼睛、嘴、伤口、生殖器。和那些老而大的幼虫不同，小幼虫吃不透皮肤。我犯了一个错误，问阿帕德，小幼虫喜欢吃什么。

阿帕德绕到这尸体的左脚。这只脚蓝莹莹的，皮肤是透明的。“看到皮肤下面吗？幼虫在那里吃皮下脂肪。它们喜欢吃脂肪。”我看到了。小幼虫不簇拥一处，动得很慢。紧挨在这人的皮肤表面之下，镶嵌着一些细短的白条纹，挺别致的啊。那看上去像昂贵的宣纸。可你在心里会想到这些东西。

让我们回来说说腐烂过程。从被酶破坏了的细胞流出来的液体，如今一路到了全身。这液体很快就与身体里的菌群汇合一处。这是导致腐烂的“地面部队”。在活着的人体里也有菌群，在肠道里，在肺里，在皮肤上——即与外界接触的任何地方。在我们这些单细胞的朋友们看来，日子太红火了。人类免疫系统停摆了，细菌已经在享受由此而来的好处；如今，突然之间，它们淹没在这一大堆可食的黏糊糊的东西里，从肠壁破损的细胞里汩汩而出。吃的东西从天而降。正如在好年景发生的事儿一样，菌群数暴增。有些细菌转移到尸体的边缘地区，通过流动的方式，漂浮在供给它们营养的同一种液体上。细菌很快就到处都是。这番光景为第二阶段创造了条件：膨胀。

细菌的生存围绕着食物。细菌没有嘴或者手指头，但它们吃东西。它们消化东西。它们还排泄。和我们一样，细菌把食物分解为更基本的化合物。我们胃里的酶把肉分解成蛋白质。我们内脏里的细菌把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细菌接管我们停工的事情。我们死了，它们就不再靠我们吃的东西活命，而开始吃我们。正如它们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做的那样，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气体。肠道气体是细菌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一种废气。

不同之处，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排气。死人，没有能够运作的胃部肌肉和括约肌，没有不胜其烦的床伴，不排气，不能排气。因此，气体就积存起来，肚子就鼓起来。我问阿帕德为什么气体不会最终被压出去。他解释说，肠子有很多坍塌了，把肠道封住了；也可能有“某种东西”堵住了肠道的出口。他倒是承认，加上一点刺挠，一点臭气是会溜出来的；因此，从记录上看，可以说死人也放屁。死人不必放屁，但能够放屁。

阿帕德示意我跟他往小路上走。他知道在哪里找得到膨胀阶段的好例子。

冉恩仍然在工具棚那儿，装模作样地好像是要免费修理那个剪草机，决心躲避大门里面的景象和气味。我招呼他和我们同去。我觉得需要伴儿，需要某个不天天看到这种东西的人来陪伴。冉恩跟上来了，看着他的运动鞋。我们走过一具6英尺7英寸（1英寸=2.54厘米）高的骷髅，穿着哈佛大学的汗衫汗裤。冉恩的眼睛还盯着他自己的鞋。我们走过一个女人，其硕大的乳房已经烂了，只留下皮肤，像扁平的酒囊挂在胸前。冉恩的眼睛还是盯着他自己的鞋。

膨胀在肚子那儿是最明显的。阿帕德说，肚子里的细菌为数最多，但膨胀也发生在其他细菌滋生热点区域，最明显的是嘴和生殖器。“在男子那里，阴茎，特别是阴囊，能够变得非常大。”“像多大呢？”（别在乎我问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是大。”“垒球那么大？西瓜那么大？”

“好吧，垒球那么大。”阿帕德·法斯这个人的耐心是无限的，但我是打破沙锅问到底了。

阿帕德继续说。细菌产生的气体把嘴唇和舌头也鼓起来了。舌头胀得伸出了嘴外：敢情漫画里画的实有其事。眼睛不鼓起来，因为眼睛里的液体早泄漏了。眼珠子没了。敢情漫画里画的实有其事。

阿帕德停下来，往下看。“那就是膨胀。”在我们眼前，一个男人，躯干胀得好大。它的周长嘛，我更愿意把它和畜类联系起来。就腹股沟而言，很难说得清楚那儿发生着什么事儿：昆虫盖住了那个部分，好像他穿的某种裤衩。脸也同样盖住了。这里的幼虫比山坡下的那些大两个星期，个头也大得多。在山坡下，它们是米粒，在这里它们是煮好了的米饭。它们那德性也像米，挤在一块儿：湿乎乎的一整块儿。如果你把头低一下，低到离一具虫害肆虐的尸体一两英尺（我真的不建议你这么做），你就听得见它们在咀嚼。阿帕德把那种声音说得很具体：“大米花。”冉恩以前喜欢吃大米花。

膨胀继续，直到某种东西撑不住了。那通常是肠子。时不时地也是躯干本身。阿帕德不曾见过，但他听到过，听到两次。“一种断裂、撕扯的声音”是他的说法。膨胀通常为时不长，或许一个星期就完了。最后阶段，腐烂和烂掉，持续时间最长。

腐烂指的是细菌把组织分解掉，并且逐渐使其液化。在膨胀阶段，腐烂就在进行中——因为把尸体膨胀起来的气体，就出自组织分解——但腐烂的效果还不明显。

阿帕德继续往树林的上面走。“这里的这个女人烂得更到家。”他说。他这说法可爱。死人，未经防腐处理的死人，基本上是要分解；它们坍塌、自身沉陷，最终化汤作水渗进地里。你还记得玛格丽特·汉米尔顿（Margaret Hamilton）在《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描绘的死亡景象吗？（“我正在溶化！”）腐烂多少是这种景象的一个放慢了的过程。这女人躺在她自造的泥里。她的躯干看来塌陷了，她的器官消失了——泄漏在她周围的地里。

消化器官和肺最先分解，因为它们是为数众多的菌群老家；为你干活儿的人越多，房子倒得越快。大脑是另外一个走得早的器官。“那是因为嘴里的细菌一路吃完上腭，”阿帕德解释说，也因为大脑软乎乎的容易吃。“大脑液化得很快。脑浆从耳朵里洒出来，带着气泡从嘴里涌出来。”

在到了大约3个星期的时候，阿帕德说，器官的残余仍然能够认得出来。“在那之后，那就变得类似于一汪汤水。”因为他知道我会问什么，阿帕德补充说，“鸡汤。那汤是黄色的。”

冉恩背过脸去。“太棒了。”我们毁了冉恩的大米花，如今我们毁了鸡汤。

吃肌肉的不仅有细菌，还有食肉的甲虫。我不知道还有吃肉的甲虫，但你瞧好吧。有时候皮肤给吃掉了，有时候没吃掉。有时候，那要看天气了，皮肤干了，木乃伊似的，此后皮就太硬了，不合任何人的胃口。在我们出门的路上，阿帕德指给我们看一具骷髅，身上挂着干了的皮肤，脸朝下躺着。皮还在腿上，一直到脚踝那里。躯干也一样，盖着皮肤，盖到肩膀那儿。皮肤的边缘卷起来了，看上去好像勺形领口，就是舞蹈家紧身衣的那种领口。尽管裸身，他看起来好像穿着衣服。其颜色或许不如哈佛大学的汗衫那么多彩，那么暖和，但更适合于运动。

我们站了一会儿，看着这个人。

佛经里有“九不净观”。小和尚得到了训导，盯着一具尸体，对墓室里尸体的腐烂过程沉思默想，“膨胀、变蓝、化脓，”然后是“被不同的虫子吃掉”，进而变成一具骷髅，“无血无肉，靠筋连缀在一块儿”。和尚一直沉思默想，直到他们脸上出现了平静的表情和微笑。我把此事讲给阿帕德和冉恩听，解释说，这个意思是要对肉身无常的本性保持平常心，是要克服厌恶和恐惧。

我们盯着这个人。阿帕德挥走苍蝇。

“那么，”冉恩说，“午饭？”

在门外，我们在马路牙子上擦鞋底擦了好一会儿。要让你的鞋子带上死亡的气息，你不必踩踏尸体。出于我们刚才见识过的原因，尸体周围的泥土浸透了人类腐烂的液体。通过分析土壤里的化学成分，像阿帕德这样的人说得出来一具尸体是不是从它腐烂的地方移到了别处。如果人体腐烂所产生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挥发性脂肪酸和化合物不在那里，那么尸体就不是在此处分解的。

阿帕德的一个研究生珍妮芙·拉弗（Jennifer Love），一直研究气味扫描技术，为的是估算死亡时间。以食品和酿造工业所用的一种技术为基础，这种设备（如今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资助），将会是一种便携式电子鼻：在尸体上扫几个来回，用来确定处于不同腐烂阶段的尸体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气味标志。

我告诉他们，福特汽车公司搞出了一种电子鼻，在设计上是为了确定可以接受的“新车味儿”。买车的人希望新车有一种特别的味儿：皮味儿，新味儿，但不要乙烯味儿。电子鼻确保新车的味儿符合标准。阿帕德评论说，新车味儿电子鼻多半用了一种相似的技术，即用来闻尸体的电子鼻的技术。

“别把它们混为一谈。”冉恩板着脸。他在想像一对小两口，考驾照回来，女子转朝她丈夫说：“你知道，那辆车，那味儿像死人。”

腐烂的人体是个什么味儿，言辞难以形容。那味儿浓烈、发腻，还有香味，但不是花的那种香。那是介于烂水果和烂肉之间的某种味儿。我每天走路回家，都经过一个恶臭的小加工店，那种混合气味儿几乎是死尸的味儿，像得叫我情不自禁地想在木瓜筐子后面看到一只胳膊或者一只赤脚。为满足人的好奇心，我除了建议他们到我邻居家去闻闻之外，我也建议他们到一家化学品供应公司，你可以在那里订到许多这种挥发物中的合成品。阿帕德的实验室有几排贴着标签的玻璃瓶：粪臭素、吲哚、腐胺、尸胺。每当我在他办公室里把腐胺瓶子打开，他就开始希望我滚开。即便你不曾流连于一具腐败尸体的周围，你也闻过腐胺。臭鱼放出腐胺；我是从一份引人注目的《食品科学杂志》（Journal of Food Science）上了解到这个事实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黑飞鱼肉在冷冻期间的死后变化》。这符合阿帕德告诉我的某种事情。他说，他知道一家公司制造腐胺探测器（取代棉签取样和细菌培养），医生用它诊断阴道炎；我设想这是飞鱼罐头厂里的某种工作。

合成腐胺和尸胺，市场很小，但物有专用。训练“人类遗体追踪犬”的人把这种化合物用于训练警犬。人类遗体追踪犬与搜捕逃犯的警犬不一样，前者搜寻的是整尸。它们得到了训练，在侦查到腐败的人类组织的特殊气味的时候，就报告主人。它们能确定一具躺在湖底的尸体的位置，仅仅通过嗅一下水面以得到从腐烂遗体漂上来的气味和脂肪。即便在凶犯把尸体拖走14个月之后，它们也能侦查到腐败尸体的那些滞留不去的分子。

我听到此事，很难相信。我如今是相信了。我靴子的鞋底，尽管用次氯酸钠洗过、泡过，在我参观的几个月之后，仍然有尸味儿。

冉恩开车，带着我们和我们那一小片臭云彩，到了河边的一家饭店吃午饭。女主人年轻，红扑扑的脸，模样干净。

她丰满的胳膊和紧称的皮肤令人艳羡。我猜想她身上发出的是爽身粉和洗头液的气味，是活人的那种淡雅而芬芳的气味。我们站得离女主人和其他客人远一点，好像我们带着一只脾气很坏、反复无常的狗。阿帕德向女主人做了个手势，告诉她我们有3个人。如果算上气味，那就是4位。

“你们是要坐在屋里吗？”

阿帕德抢过话头。“室外。离大家远些。”

这就是人体腐败的故事。我敢打赌，如果18、19世纪的老好人知道死人的遭遇，知道你我如今知道的那些细节，解剖或许就不会被视为特别可怕了。一旦你见过大卸八块的尸体，一旦你见过尸体腐烂，解剖就显得不那么可怕了。是的，18、19世纪的人死了是埋起来的，但这仅仅只能拖延腐烂过程。即使棺材埋在6英尺之下，尸体最终也要腐败。生活在人体里的细菌并不都需要氧气，大量厌氧菌执行任务。

如今，我们当然有防腐技术。这意味着我们能免于逐渐液化这种臭命运吗？现代殡仪馆科学能让尸体没有臭味和污迹而不腐朽吗？死人在外观上可能令人愉快吗？咱们去看看。

眼帽仅仅是一片10美分厚的塑料。它比隐形眼镜片稍大，不那么柔顺，叫人相当不舒服。这片塑料用刀划过多次，因此它表面扎起许多尖锐的小刺。那些小刺的工作原理，和为汽车出租公司服务的那些钢刺一样（能导致严重的轮胎破坏）。眼睑会倒伏在眼帽上；但是，一旦闭上眼，就再不容易把眼睁开。眼帽是殡仪馆的发明，帮助死人一直把眼闭着。

今天早晨有好几次我希望有人给我安上这么一副眼帽。我一直在旧金山的殡葬科学学院的地下防腐室内站着，眼皮是睁着的。

楼上是一个正在用着的停尸间，再上面是学院的教室和办公室。

这是全国最古老、最受尊敬的学院之一。为了换取在防腐和其他殡葬服务上的优惠价，客户同意学生在他们的亲人遗体上做练习。例如，花5美元在菲达尔·萨苏恩学院理个发，无可无不可吧。

我早给学院打过电话，问他们一些和防腐有关的问题：保存尸体需要多长时间，采取什么形式？可能永远不腐烂吗？不腐烂的原理是什么？他们同意回答我的问题，然后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问我想不想去看看那是怎么做的？我想去，无可无不可吧。

今天主持防腐台的是最后一学期的学生。迪奥·马丁尼兹和妮克尔·达阿姆布罗吉奥。迪奥，39岁的一个黑发男子，与众不同的长脸，体格偏窄，在信用社和旅行社做了一串工作之后，转到丧葬科学上来。他说，丧葬工作常常包括住宿，他喜欢这个事实。（在手机和呼机之前的时代，大多数殡仪馆附带公寓房，因此如果有人在晚上打电话来，就总有人在。）说到长相漂亮、头发闪亮的妮克尔，几集电视剧《昆西》刺激了她对这份工作的兴趣；这倒令人不解，因为就我的记忆而言，昆西是一位病理学家，（无论他们说什么吧，总不令人相信。）这两个人穿着塑料和乳胶防护服，我也是一样。任何人想进入“飞溅区”都要穿这种衣服。他们得和血打交道；防护服是一种安全举措：血液可能含有艾滋病病毒、肝炎病毒。血液也能溅到你衣服上。

眼下他们注意的这个对象，是一个75岁的老头儿，或者说是一具3个星期的尸体，这要看你更喜欢怎么看它。这个人早先把他的遗体捐给科学；但是，由于它接受了尸检，科学婉言谢绝了。解剖室挑挑拣拣，好比名门望族的女人寻找如意郎君：你不能太胖、太高，也不能有任何传染病。在一个大学的冰箱里逗留了3个星期之后，这具尸体流落至此。我同意遮蔽他任何能够确定身份的特征，尽管我疑心冰箱里的干燥空气已经抢先一步做好了这个工作。他样子干瘪，跟腌萝卜似的。

在防腐工作开始之前，尸体外表得到了清洗和梳理，好像这人要在敞口的棺材里展出或者供家人瞻仰似的。（其实，在学生们鼓捣完了之后，除了管火化炉的工人之外，没有其他人瞧他。）妮克尔用棉签蘸着消毒液为他清洁嘴和眼，然后喷水清洗。尽管我知道这个人死了，我却期望在棉签碰到他的眼睛之际，他会眨眨眼；当水呛到他嗓子里的时候，他会咳嗽，会喷唾沫。他的静止，他的沉寂，似不真实。

学生的动作都有章法。妮克尔在看这个人的嘴里面。她温柔地把手放在他的胸脯上。出于关切，她喊迪奥过来看看。他们低声交谈，然后迪奥转向我。“他嘴里含着料子。”他说。

我点点头，我在想那是灯芯绒，还是方格子棉布。“料子？”

“泻物。”妮克尔换了个说法。我仍然听不懂。

休·麦克曼尼格尔“老兄”（Hugh“Mack”McMonigle），学院的一位指导教师，监督今天早晨的操作，走到我旁边。“所谓泻物，是无论胃里有什么东西，都会涌到嘴里。”细菌的腐败作用产生了气体，胃里的气压就增大，把胃里的东西压回食管和嘴里。这种情况看来不曾让迪奥和妮克尔烦躁，尽管在防腐室里“泻物”比较不常发生。

迪奥解释说，他要用吸液器。好像是为了分散我对正在看的事情的注意力，他好心地喋喋不休。“在西班牙语里，‘真空’是aspiradora。”

在打开吸液器之前，迪奥用一块布擦去这个老头儿下巴上的东西，那东西看起来像巧克力糖浆，但味道肯定不像。我问他，在处理并不认识的死人身体和分泌物的时候，怎么克服那个不愉快劲儿？和阿帕德·法斯一样，他说他努力把注意力集中于积极的方面。“如果有寄生虫，或者这个人牙齿脏，或者在他死前没有人为他擦擦鼻子，那情况得有所改观，把他弄得像样些。”

迪奥单身。我问他，学习当一名殡仪员，对他的爱情生活有没有不利影响。他直起腰，看着我。“我个子矮，我瘦弱，我不富有。我愿意说，我的职业选择，对于一个单身汉而言，其不利之处排在第四位。”（干这个工作可能还有帮助呢——在一年之内，他就要结婚了。）

接下来，迪奥为这张脸敷上某种我猜是消毒液的东西，那看起来很像剃须膏。它看起来很像剃须膏，它其实就是剃须膏。迪奥把一块新刀片装在刀架上。“在你为死者刮脸的时候，那确实是不一样。”

“绝对。”

“皮肤不会愈合，因此你必须小心翼翼不要割伤。一块刀片只用一次，用完就扔了。”我猜想，这个老头儿在临死前的几天，是否站在镜子前，剃刀在手，有没有想过那是不是他最后一次刮脸，却没有意识到命运为他安排的真正最后一次刮脸是这样。

“现在我们将固定面相。”迪奥说。他把这人的一个眼皮拉开，把棉球放在眼皮下，以便代替眼珠把眼皮撑起来。奇怪的是，埃及文化与棉花联系最密切，埃及人却不用有名的埃及棉花来填起萎缩的眼球。古埃及人把珍珠洋葱填在那儿。洋葱啊，我心里说，如果我不得不用一个小小的圆形物塞在我的眼皮下，我会用橄榄。

在棉花的上边，是一对眼帽。“大家看到眼是睁着的，就觉得不安。”迪奥解释说，然后他把眼皮抹下去。在我内心的视野一角，我的大脑展现了一幅画面，活灵活现的小刺儿在起作用的特写。到了那一天，我可不让你看到我躺在一口敞开的棺材里。

作为普通人葬礼的一个特点，敞口棺材是比较晚近的新生事物：大概有150年了。按照“老兄”的说法，这搞法，撇开提供殡葬员所谓“最后的记忆”一事不谈，有几个目的。第一，它让家属放心，他们的亲人清清楚楚是死了，不会被活埋。第二，棺材里的尸体确实是他们的亲人，而不是他旁边那个容器里的尸体。我在《尸体防腐的原理与实践》（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Embalming）这本书中读道：作为防腐师显摆手艺的一种方式，敞口棺材蔚然成风。“老兄”不同意此说：远在尸体防腐变得普遍之前，尸体就躺在棺材里的冰块上，在葬礼上摆放出来。（我倾向于相信“老兄”的话。这本书中有这么一段：“如果保存在合适的条件下，身体的许多组织也有某种程度的不朽性。从理论上说，以这种方式把一个鸡心长到世界那么大，是可能的。”）

“你把鼻子处理好了吗？”妮克尔举着一把镀铬的小剪刀。迪奥说还没有。她就先来剪头发，然后用消毒剂清洗。“这给作古者一点尊严吧。”她说着，一边用棉签进进出出地清理他的左鼻孔。

我喜欢“作古者”这说法。那好像是说这个人没死，只不过牵扯进了某种旷日持久的官司中。出于明显的原因，丧葬科学充斥着委婉语。“不要说死尸、尸体、死人，”《尸体防腐的原理与实践》如此斥责，“要说逝者，要说布兰克先生的遗体。不要说‘鼓捣’，要说‘保存’。”皱纹是“获得性面部纹路”。腐烂的大脑，从受损的颅骨中漏出，从鼻子里流出来，叫“泡沫流泻”。

最后需要摆布的是嘴。如果不想办法让嘴闭上，嘴就半张着。迪奥为妮克尔读指南，妮克尔用一根弯针和结实的线把上下颌缝在一起。“目的是把针重新穿过相同的针眼，再从牙齿后出来，”迪奥说，“现在她要从一个鼻孔里走针，穿过中隔，然后再进针到嘴里。让嘴闭上的方法有多种。”他补充说。他开始讲名为射针器的某种东西。我把自己的嘴摆成一个相当害怕的模样，这才好让迪奥闭了嘴。缝合在静默中进行。

迪奥和妮克尔退后一步，端详他们的工作成果。“老兄”点头。布兰克先生现在准备好了，可以接受防腐处理。

现代防腐术利用循环系统，把液体防腐剂送到全身的细胞，以阻止自溶，并且使腐败过程放慢。正如血液曾经在血管和毛细血管里把氧气和营养递送给细胞，如今同样的管道，放空了血液，递送的是防腐液。最先知道尝试动脉防腐

的人是3位荷兰生物学家和解剖学家，名字是斯瓦默丹（Swammerdam）、瑞什（Ruysch）和布兰查德（Blanchard），生活在17世纪。早期的解剖学家要对付用于解剖的尸体的长久短缺情况，因此就有目的地设法保存他们得到的尸体。布兰查德的课本首次包含动脉防腐技术。他描述过把动脉切开，用水把血液冲掉，然后把酒精打进去。我参加过一些大学生联谊会，情形类此。

动脉防腐术到美国内战时才真正开始流行。那时，阵亡的美国士兵，一般是倒在哪儿就埋在哪儿。他们的家人必须发出一份挖掘遗体的书面请求，并且把一口密封的棺材运到最近的军需官办公室；在这之后，军需官办公室将派一队人马去把遗体挖掘出来，并送给士兵的家人。士兵家人送过来的棺材常常密封不善，很快就发出臭味、漏出液体。出于饱受批评的递送队的强烈要求，军队开始为死者做防腐处理，一共35000具尸体。

1861年的一个晴天，24岁的上校埃尔默·埃尔思沃斯（Elmer Elsworth），在把南部邦联的旗帜从一个旅馆顶上扯下来的时候，中弹身亡。上校得到了英雄的告别仪式，以及头等的防腐处理，负责此事的是“防腐之父”托马斯·霍姆斯（Thomas Holmes）。公众列队瞻仰躺在棺材里的埃尔默：他看上去是一个活生生的军人，一点不像腐烂的尸体。4年之后，防腐处理得到了又一次推动。亚伯拉罕·林肯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后，从华盛顿运往伊利诺斯州的老家。这趟火车旅行等于为丧葬防腐做了巡回广告，因为无论火车停在哪儿，人们都前来瞻仰，注意到他在棺材里的模样比自家过世的老奶奶好看得多的人岂止三五个。消息传开了，丧葬事业火了；就跟一颗膨胀的鸡心似的，很快全国人民就把他们家去世的人送到殡仪馆供人摆布和保存。

南北战争之后，霍尔默开始了一份买卖，向防腐师销售他的“无名牌”专利防腐液，但这却使他本人从丧葬业中抽身而退。他开了一家药店，生产乐啤露，还在一处疗养温泉投了资。他把颇为可观的积蓄花在这3处生意上。他不曾结婚，没人叫他父亲（“防腐之父”就不算了），但说他形单影只，那也不准确。按照《尸体的历史》（The Corpse：A History）的作者克里斯汀·奎格雷（Christine Quigley）的说法，他将战时作品放在布鲁克林的宅子里：经过防腐的尸体贮藏在柜橱里，人头安置在起居室的桌子上。毫不令人惊讶的是，霍尔默开始发疯了，在出入精神病院之间度过了风烛残年。在70岁那年，他在丧葬业的杂志上做了广告，卖的是一种涂了橡胶的帆布运尸袋，他建议说，这东西可以兼作睡袋。在他撒手人寰之际，据说霍尔默要求他自己不接受防腐处理。这究竟是出于理智还是发疯，无人知晓。

迪奥沿着布兰克先生的脖子摸。“我们在找颈动脉。”他说。他在这人的脖子上切了一个纵向的小口子。因为没有血流，此事容易观察，容易视为工作中的寻常之事，如同切割屋顶材料，或者划开泡沫，而不是更寻常的那种意思：谋杀。现在，脖子上有了一个暗口袋，迪奥把一根手指头伸进去。摸索了一阵子，他找到了动脉，把它捏出来；然后，用刀切开动脉。切口是粉红的，跟橡皮似的，看上去很像吹充气垫的那种吹口。

管子插进动脉，然后套上挺长的另一段管子，和装着防腐液的罐子接起来。“老兄”开了泵子。

从此刻开始就有意思了。才几分钟，这老头儿的脸色就青春焕发。防腐液为他的组织重新上了水分，鼓起了他下陷的脸颊、起皱的皮肤。他的皮肤现在是粉红的（防腐液里有红颜色），不再松松垮垮、干薄如纸。他气色健康，惊为活人。在敞口棺材的葬礼之前，不要一直把尸体放在冰箱里，原因在此。

“老兄”跟我讲一个97岁的老太太的事儿，防腐之后，看上去60岁。“我们不得不画上皱纹，否则她的家人认不出她。”

即便像我们的布兰克先生在今天早晨这样矍铄和年轻，他最终也不免腐烂。丧葬防腐，目的是为尸体在葬礼上看上去新鲜，别跟死人似的，但不为保存很久。（解剖室强化了这一过程，使用更多、更浓的福尔马林，尸体或许能够数年无虞，尽管模样像恐怖电影似的皱皱巴巴。）

殡仪馆卖密封的墓穴，目的是防止空气和水渗进去；但是，即便如此，指望尸体永远像样子，仍然不靠谱。尸体里有细菌孢子、活性顽强的DNA活体，抗得住极端温度、干燥和化学折磨，包括防腐剂。最后甲醛分解了，为孢子长成细菌大开方便之门。

“殡葬员习惯于声称防腐措施效果永久，”“老兄”说，“相信我，如果是有意向死者家人推销服务，防腐师什么都敢说。”托马斯·钱伯斯（Thomas Chambers）同意此说。此公是钱伯斯连锁殡仪馆的人，他祖父做得过头了，分发促销挂历：在一个体型标致的裸体女人的下面，是殡仪馆的口号，“钱伯斯塑造美丽遗体”。（杰西卡·米德福德在《美国死法》中似乎提到一本经过殡仪馆夸饰的挂历；那可吹得过头了，钱伯斯家的爷爷也做不到。）

防腐液公司以前常常鼓励实验，手段是赞助保存最佳遗体比赛。这是希望有些殡仪员通过手艺或者别出心裁，琢磨出防腐剂和水化剂之间的最佳平衡，使殡仪业能够保存尸体多年而不干化。受邀的参赛者要提交遗体保存得特别好的死者照片，连同书面的防腐剂配方和方法。获胜者提供的资料和照片将刊登在殡仪业杂志上——杰西卡·米德福德猜想，行外或许没有人翻过一期《棺材与田园诗》（Casket and Sunnyside）。

我问过“老兄”，殡葬员如今不自吹永久保存，却是为何？和常常发生的事情一样，那是因为一场官司。“有个人为这事儿告了他们。他在一个大墓窖里买了一个位置，每6个月就带着午饭到墓窖里，打开他母亲的棺材，在午饭时间来看她。有一年春天，天气特别潮湿，进来一些湿气，他来一看，妈妈长了胡子。她生了真菌而已。他起诉，从殡仪馆那里获得了25000美元赔款。因此，殡仪馆再也不吹大话了。另外一个打击，来自联邦贸易委员会，他们1982年的《丧葬条例》禁止丧葬业者说他们卖的棺材能够永久抗腐。”

殡葬防腐就是这么一回事了。它让你的遗体在葬礼上体面，但它不可能让你不分解和发臭，也不可能让你不变成一个万圣节鬼怪。他们用的是一种暂时的防腐剂，就像你香肠里的亚硝酸盐。即便处理任何肉类，无论你怎么鼓捣，它还是要萎缩变质。

这就是说：在你死时，无论你选择对你的尸体怎么鼓捣，它终究不会非常吸引人。如果你倾向于把你自己献给科学，你就不该让解剖或者肢解这样的景象吓着你。在我看来，与一般的腐烂相比，或者与通过你的鼻孔来把你的下巴缝合起来以便在葬礼上稍微雅观相比，解剖或者肢解都差不多令人毛骨悚然。即便是火葬，你寻思一下，也不是一桩漂亮的事儿，正如伦敦大学病态解剖学资深讲师埃文斯（W. E. D. Evans）在他1963年的书《死亡化学》（The Chemistry of Death）中说的那样：

皮肤和头发立刻着火、碳化、烧光。热把肌肉蛋白质凝固了，在这一阶段或许很明显，导致肌肉慢慢收缩，大腿或许稳步岔开，四肢逐渐弯曲。有一个盛传的说法：火化过程开始之际，高热导致躯体猛然向前弯曲，因此尸体突然就“坐起来”，把棺材盖撞开了，但我不曾亲眼看到。

在皮肤和腹肌燃烧并裂开之前，肚子偶尔会胀起来；这种发胀归因于气体的形成以及腹中东西的膨胀。

软组织被毁，逐渐把骨头暴露出来。颅骨很快就成了毫无掩盖之物，然后四肢的骨头也出现了。腹中的东西烧得相当慢，肺更加慢。有人看到过，在全身燃烧的过程中，大脑很难烧透。即便颅顶已经碎裂，已经掉落，还看得见大脑是一团漆黑冒烟的东西，特别有抵抗力。最后，内脏消失了，现出了脊椎骨，骨头在火焰中烧得炽热发白，整副骨架分崩离析。

妮克尔的防护服里面汗水涔涔。我们在这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了。事情几乎结束了。迪奥看着“老兄”。“肛门要缝合吗？”他转向我。“不缝的话，泄漏物会渗到寿衣上，那就一团糟了。”

迪奥就事论事，我不在乎。生活里就有这号事儿：拉屎撒尿、流脓淌水、吐痰流鼻涕、慢性尿道炎。我们是生物。在开始和结束之际，在出生和死去之时，这些东西就提示我们是生物。在这两端之间，我们力所能及地把这些忘掉。

由于我们的这位死者不要葬礼，这要“老兄”决定学生们要不要做最后这一步骤。他拍板，算了吧；除非这里的这位访客想看看。他们都看着我。

“不弄了，谢谢各位。”今天生物的东西足够多了。

负责人工授精的工作人员穿一身白制服。连衫裤是白的，靴子是白的，他们自己也是白的。这天时近丹麦漫长而灰暗的冬末，马丁、摩顿和托马斯必须在中午之前完成20只母猪的人工授精。人们告诉我，在这里，奥斯列加德农场，输精员私下里有一个小竞赛——不是比谁干得多，而是比谁干得好，比谁负责授精的母猪产下更多的小猪。

想要胜出不仅需要耐心，还得精通很少有男性了解的知识：如何激发母猪的情欲。据一项丹麦猪肉产品委员会营养与繁殖研究部的调查显示，给母猪人工授精的同时，如果能对母猪施以性刺激，可提高其产仔量达6%。为此，政府开始在养猪场宣传一种“五步刺激法”，发放说明指导DVD，并在谷仓墙上张挂彩色宣传画。这对自己动手进行人工授精的养猪者们来说，多少是件尴尬的事。[人们已经不再使用一个人、一只猪、一辆车全国漫游配种（并在猪群之间传染疾病）的方式了。]

马丁、摩顿和托马斯正在休息室里吃果酱面包，喝细长钢制保温杯里的咖啡。他们不喜欢说英语，而我则根本不会丹麦语。于是我们请来安妮·玛莉·赫德伯当翻译。她是猪肉制品研究专家，母猪五步刺激法的起草者马茨·托尔·马德森是她的同事。屋里的气氛有点僵。我把摩顿和马丁的名字叫混了。我称养猪场主为“你们老大”，而丹麦语里“鼻涕”的发音与之十分相似。我有各种问题，然而难以出口：给母猪性刺激时，你自己有感觉吗？是否常捉到对牲口动手动脚的年轻工人？从人工授精员的角度来说，他们一定也很疑惑我究竟为什么会出现。

我无法跟他们解释得十分清楚，倒是可以对你说一说。别担心，这一章我们不说猪的性生活。我们要说的仍是女性性高潮，以及它是否有除愉悦以外的作用。过去人类医学曾长达数百年探讨过一件在猪世界已成定论的事——母猪的子宫在性兴奋或性高潮时会出现上吸效应，将精液吸至子宫深处，提高受孕几率。如今已经绝少有人再提“上吸效应”了，不知道猪是否知道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呢？

种猪的作用就是生殖，且以猪所能及的数量生得越多越好。奥斯列加德农场的母猪只在两个地方来回，“服务”（授精）舍和铺设地沟的保育舍。我和安妮·玛莉一起站在授精舍里，看着一栏一栏、连绵不绝、东倒西歪的猪。送来的母猪用铁栅栏隔开，它们或许感觉自己像住在超市购物车里。虽然如此，它们看起来精神状态都不错。这也许跟433号公猪——一只睾丸大如拳击袋的褐白杜洛克有关。

托马斯抓住公猪的尾巴，将它领到并列的20个限位栏的一侧。433号是来起逗引作用的。它的出场有助于母猪们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它是一个聒噪的存在。性冲动时，公猪的叫声与恐怖片的某种音效很相像：就像慢放人声录音带时听到的那种仿佛发自喉部深处的魔鬼的声音。几周后，我重放带子时调节到快放模式，想看看会不会听到人的说话声。说不定这就是破解猪语言的方法呢。快进版听起来像干呕。

公猪从栅栏里伸出的许多鼻子前挨个走过，对每一只鼻子它都用自己的鼻子去凑一凑。“它就是做这个的，”为了盖过猪的叫声和金属栅栏的撞击声，安妮·玛莉大声吼叫着，“它只要在它们身上流点口水就行了。”猪的唾液含有一种信息素——一种交配前促使母猪发情的化学物质。严格来说，公猪并不是必需的，也可以买一只赛皮猪——亦即一只身上洒了Boarmate合成公猪气味喷雾的遥控塑料猪。赛皮猪的故事是安妮·玛莉的同事马茨——丹麦版的哈维尔·巴登——告诉我的。马茨对荒诞的事物有特别的好感，这种个性倒很适合他的工作。趁我在场，他从电脑里找出一张赛皮猪的照片。“喏，粉红的，长得也好看，靠轮子走。真的很不错。它做两件事：哼哼和闻来闻去。他里面有只MP3播放器。”说到这里，马茨往椅子里坐得更深了一些，“我们买了，试了，结果不好用，工人就不要它了。”赛皮猪目前住在柜子里。

433号公猪对时间的拿捏颇有政客风范。它停留的时间恰够营造一对一会见的亲密气氛，又不逗留得太久，以免其他猪等得不耐烦。公猪下巴上黏附着黏稠、带泡的唾沫，很像圣诞老人的胡子。但是母猪们仿佛不太介意。

公猪的气味十分刺鼻。安妮·玛莉说，她从丹麦北部这些农场乘机返回时，走在飞机过道上出差的人们看到她，都要申请坐在她旁边。安妮·玛莉十分年轻，面貌也很美。“我总是说，‘坐是可以，但是我身上有味。’他们都以为我是开玩笑，并都纷纷坐下。”然后整个一路都在后悔。

安妮·玛莉有一头乌木色调的短发，戴一副款式漂亮的绿框眼镜，两者互相衬托。我们也穿着连衫裤和靴子，以免猪感染我们身上可能有的病原体，并可以隔离猪的气味。然而离开养猪场整整一天以后，我的笔和本子上还是附着一股浓郁的公猪的气味。安妮·玛莉肯定每次离开养猪场，都要洗一洗她那副令人艳羡的眼镜吧。中午我们去就餐时，一对坐在我们身后的情侣模样的人，起身换了座位。

与安妮·玛莉美丽时尚的外表极度不符的，是她作为采精员（简称AI，artificial insemination）所接受的那种教育。她曾亲自用手采集过一头公猪的精液——多达200毫升（大约1杯的量），而人1次射精量仅3毫升。猪不像马和牛，对人造阴道全不买账（部分由于他们的阴茎与尾巴一样，是蜷曲的）。于是AI技工需在猪射精的整个过程中用手紧抓不放它们的性器长达5～15分钟。谈到经常为公猪采精的男女，玛莉说，“你该看看他们的手。”

安妮·玛莉还学过如何使用人造阴道（在牛身上）。公牛骑上仿真母牛——看起来好像披挂着毛发的大型熨衣板——后，技工端坐一边，手持人造阴道，迅速将公牛的性器套入。做这件事时，注意力务必要集中。“带我们的师傅因为跟我们说话，稍有走神，牛就把他的外衣袖子弄脏了。”幸好牛一次的射精量只有区区8毫升，这对他、对他的干洗店都是件好事。

马丁、摩顿和托马斯三人正忙于维持母猪的发情状态。观察耳朵是否挺立起来是了知母猪是否在发情的好方法。猪耳平常是向前耷拉着的。也可以观察母猪下体是否隐约散发一种甜味。还有一个办法是坐到母猪背上；如果它让你坐，就代表正在发情了。

刺激完全模仿公猪粗野的行为方式进行。马丁将手——公猪则会将口鼻——伸进母猪层层叠叠的腹股沟——后腿与肚腹的连接处，将母猪抬起1英寸左右。公猪都是不温柔的，因此人工授精员也不。马丁抬起母猪，任其摔落。这样往复4次，仿佛在测试母猪的抗震性能。

接着，他绕到它背后，在隆起的粉红色外阴的紧下方做有节奏地按压。这个动作公猪也是拿口鼻完成的。马丁和托马斯则使用拳头。相隔两个栏位的摩顿使用膝盖。

“摩顿！”我喊道，想问问他是否觉得别扭。

安妮·玛莉俯身耳语道：“那是马丁。”

马丁说，一开始的确别扭，后来习惯了。正如养猪场主卡吉早先所说：“不过就是那么回事。”然而，工人为产量献身，也有一个限度。我问安妮·玛莉，他们是否尝试过刺激母猪的阴蒂。

“倒是想过。但光是说服工人去碰外阴下缘，就已经费尽口舌了。”

而且，我们现在谈的是猪，猪的阴蒂长在阴道里面，“所以我们觉得现在还是不提阴蒂为好”。不过买一支母猪专用的震荡器还是可能的。名为史尼普尔的比利时农业用品商发明了一款震荡器，取名Reflexator。马茨书架上活页夹的后面藏有一只，并且异常主动地拿出来给我看了。那是一只新近改过的型号，人工授精员无需再手动将其插入——丹麦虽先进，人工授精员还是保守的多。Reflexator被装上一只钩子，可轻松挂在授精管上，与授精管一同送入母猪体内。于是，理想的话，马茨说：“谁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然而大家还是觉得不好意思。马茨估计真正使用Reflexator的丹麦养猪场不到1%。

最早的刺激法有六步，而非五步。第六步按安妮·玛莉的说法，被认为“有过激之嫌”。培训录像里有这段——海报上则没有：一个英俊黝黑的丹麦小伙子匍匐在母猪身上，胸口紧紧贴着它的背，一只手伸到它的下方，摸其乳房和乳头。特写镜头还特别拍摄该名男子戴着婚戒，仿佛向观众保证，二者之间绝不会有不伦之事发生。

性欢愉和生殖力自西方医学诞生以来就被扯上关系。希腊著名“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女性在性高潮时，会像男性一样，从体内分泌出携带种子的物质。男性种子和女性种子的混合，曾被认为是受孕的原因。即是说，没有达到性高潮，就没有宝宝。接着，亚里士多德——又一个著名的希腊人——说其实女性经历短暂性交，无需性高潮也会怀孕。世上没有关于希波克拉底太太或亚里士多德太太的纪录，不过我愿意花上几个德拉克马，赌前者比后者活得愉快。

但是，西方女性是幸运的，希波克拉底的理论活了下来。虽然女性种子的概念早就遭到了驳斥，男女同时达到性高潮可提高受孕几率的说法还是流传了下来。直观地看，这很有道理。既然男性性高潮是制造生命的前提，那么女性性高潮似乎也应具备相同的性质。几个世纪以来，医生们也的确都一再地向男方强调了女方得到欢愉的重要性。《婚姻手册》作者西奥多·范·德·瓦特引述道，18世纪哈布斯堡女皇玛丽亚·特里莎，因为难以受孕，其御医进言说：“我建议殿下您在每次性交前接受一定时间的外阴抚摸。”这显然是中肯的建议，女皇后来陆续生了16个孩子。

与养猪场事件恰恰相反，人工授精的成功反而促使医学忽略了性愉悦的重要性。1777年，好学的意大利科学家拉扎罗·斯帕兰扎尼，找来一只中等大小的母狗，将其关在一间寓所中，并收起钥匙，将它与外界易交配的环境阻隔开。23天后，他对明显处于发情状态的母狗，尝试以人工方式提高其生产力。他在一只同种的年轻公狗自发遗精时，采集到19克精子。精液被注进母狗的阴道，62天后，3只小狗出生了。这个试验引发了几个重要问题：首先，究竟是谁，竟然让斯帕兰扎尼把母狗在自己的公寓里关了23天？第二，斯帕兰扎尼以为我们会相信他所说的公狗遗精吗？不过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既然一枚小小注射器的针头肯定不足以让母狗产生生理上的欢愉，那么，欢愉与受孕之间，不是无甚关系，就是全无关系咯？

1840年，另一只品种不明的狗，重新引发对这个话题的争论。德国解剖学家豪斯曼在一只母狗交配时将其杀死——应该是在把事情做到一半正无比疑惑的公狗赶走之后——立即用刀将它剖开。虽然公狗刚刚射精完毕，精液却已经抵达子宫。这说明除了精子自己尾部的甩动，还有别的什么力加快了它们在生殖道里移动的速度。子宫收缩仿佛有可能。既然收缩是性高潮的重要表征，豪斯曼猜想，将精液从宫颈吸入子宫的，或可是某种狗类世界的性高潮。直观地看，这很有道理：性高潮会使女性释放一种催产素——被称为“快乐激素”的化学物质，也见于哺乳期——而催产素则导致宫缩。

5年后的另一起狗试验佐证了豪斯曼的发现，接下来的1853年、1930年、1931年和1960年，人们分别在白鼠、老鼠、兔子和金仓鼠身上做的试验，也都佐证了豪斯曼的试验结果。所有这些试验都发现，精子在几秒或至多几分钟内所迁移的距离，远远大于它们仅凭自己动力所能达到的距离。然而，由于无法证明这些动物与人类女性具有相同的构造和反应，试验结果不能适用于人类。

另外，也没有一个试验者能够证明移动精子的收缩力是由性快感而非性交过程中的其他因素造成的，比如人类精液中的一种前列腺素。当它与女性子宫接触时，会导致子宫强烈收缩。（因此女性接受人工授精时，医生会将精液中除精子外的其他部分去除，只注入精子。）

于是，在1939年，伊利诺伊州一组勇敢的研究人员开始对兔子下手了，他们要将精液中除精子外的其他成分分离出来。据他们的记录，性刺激是由“一枚手指完成的”，语气上仿佛那不是试验人员自己的手指，而是一种特殊的实验室器材，或一枚肢解下来、不知其主的孤独的手指。值得高兴的是，因为是利用内镜观察，兔子们的命都保住了。开始性刺激前，试验人员在兔子的阴道里注射了一种荧光染色剂。性刺激后，从内镜屏幕上观察到，染色剂会在2～5分钟内推进，并进入宫腔。

对性反应导致宫缩最好的证明发生于1952年，史称“母牛体内的水气球”试验。另一群伊利诺伊州的试验者将乳胶手套的拇指部分伸进母牛的子宫内，然后用水注满手套，成为一只水气球。气球与一台用其所受压力来表征母牛子宫情况的仪器连在一起。正如试验者预期的那样，在一头公牛被带入试验室，“攀上母牛、交配并射精”后，仪器检测到了很强的宫缩（可惜只延续了不到5秒）。出人意料的却是，在连续测试的4只母牛身上，仪器均检测到，宫缩会在母牛看到公牛时立即开始。

这说明什么？难道母牛仅仅看一眼公牛，就小小地达到性高潮了？宫缩真的就是性高潮的表征吗？谁又知道雌性动物到底会不会有性高潮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母猪。

※　　※　　※

人工授精员们齐头并进。摩顿稍稍落后。他将一根输精管插入正在授精的这只猪，脸上显出专注，且带有一种我先生疏通浴缸下水道时的表情。他轻轻地拉了拉，将管子调整到最佳位置，然后像举输液袋一样举起一小包精液。紧接着，他爬到母猪背上。这是为了代替公猪在母猪背上施加重量。他往下扽了扽，模仿着公猪的动作。这一刻，三个男人都各自坐在了母猪的背上，看起来像骑老式旋转木马。所不同的是，因为没有别的形状的动物，不管先来后到，都只能骑在猪身上。

精液一袋袋流尽了。有的只隔几秒，有的需等上几分钟，精液会在满袋的状态下，突然“咻”的一声没有了。耐心是关键。母猪是不能催的（因此授精舍里是没有钟的）。据说托马斯对母猪很有一套。他极为专注，什么都无法影响他。不像卡吉，托马斯输精时从来不打手机。他用靴子轻轻去蹬母猪的乳房，用手揉它的脖颈和耳后，虽然指导图上没有要求这么做。

安妮·玛莉和我一起看着托马斯的母猪吸干了袋子里的精液。干涸速度很快，让人不禁觉得应该能听到用吸管吸杯底奶昔的声音。母猪看来镇静而饱足，身体状态看不出丝毫兴奋或狂喜。我问安妮·玛莉，猪是不是来性高潮了。

“我们不知道，”她回答说，“你想听实话吗？我们并不关心它有没有性高潮。我们只知道收缩似乎对精液的迁移和提高母猪的产仔量都有帮助。”或许因为我的脸上掠过了一丝失望与反感，她很快又补充说：“我个人当然是希望它有性高潮的。但这不会促进猪肉产品的经济状况。”

我仔细地观察了马丁的猪，想看它在注入精液的同时表情是否有变化。我没看出来。安妮·玛莉提醒我不要过早地下判断。她说，猪在经历极大痛苦时，脸上也是不显露的，所以或许极大的快乐也不会显现在脸上；或者显现了，而我们不知如何辨认。动物和人的脸的机理有很大不同。我们的嘴，以及我们脸的下半部分，生来就比动物们更灵活多动。动物则更多地是用脸的上半部分来表达情感，特别是用耳朵。

极少有科学家对动物性高潮做过研究，因为大多数研究人员也同安妮·玛莉一样，对此并不关心。不过，一个我将在此称作卡尔·肯德尔的研究生，对这个问题却很有兴趣。在他的硕士论文“雌性灵长类动物的性高潮”中，肯德尔写道，他“亲手对成年、青少年和幼年的几只雌性大猩猩的阴蒂外围进行了刺激”。结果呢？它们来性高潮了。他怎么知道那就是性高潮？他说他感到，“在对阴道内部进行刺激的过程中，他触诊到阴道内壁肌每隔1秒收缩1次、每次长达0.8秒左右。至收缩开始前，手指抽动（平均每秒1～2次）的平均次数为20.3次”。这也就是说，猩猩们只需10～15秒的抽动就能达到性高潮了。这虽然已经够快了，但还有比这更快的；雄性猩猩受性刺激5～7秒就会射精。这也就意味着，肯德尔给与雌猩猩的，很可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这一节最后的内容多少使得论文的科学外表有所破损：“有一次，……雌性猩猩抓住身后试验人员动作的手，试图强迫其插入得更深一些。”

肯德尔说，他的一名女同事观看了一次这样的“试验”后，对于雌猩猩竟达到了性高潮表示难以置信，因为其面部并没有明显的情感或欢愉表征——甚至在肯德尔“触诊到强烈阴道收缩”的时候。

于是，答案出现了。雌性动物确实可以达到性高潮，且只需些微刺激，但性高潮时没有明显的面部表情。

不过，有时却也有面部表情。内分泌学家D·A·古德福特研究短尾猕猴时发现，雌短尾猕猴在性高潮时，嘴巴偶尔会像雄猴射精时那样张开来。（此处研究论文还配了图，图上有一个人在吹烟圈。）有趣的是，这种表情多见于雌性与雌性发生性行为时。

为了明确雌短尾猕猴的表情与其类似性高潮的阴道收缩确有对应关系——而非仅是对雄性猕猴的模仿——古德福特选择了1只尤其钟爱雌猕猴的雌猕猴，在其子宫内置入一只应变感应计，并把它与另外5只雌猕猴关在一间屋子里。雌猕猴的子宫收缩由一台图表仪实时监控。在雌猕猴面露类似雄猕猴射精时表情的9秒内，图中曲线一直在极大峰值处。

阿尔弗莱德·金赛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动物王国中雌性与雌性之间性高潮的证据。他在《人类女性性行为》中写道，在母牛背上撞击下体的母牛，有时会“在反应达到峰值时突然绷紧后腿……接着一动不动地呈呆状，仿佛达到了性高潮一样”。金赛关于这些母牛方面的数据，是从我们的老朋友、彼时正在水牛城大学任教的夏德尔博士那里得到的。

动物和人是不同的。欲知精子如何进入女性子宫、性高潮与此又有没有关系，终究还是应该研究人，而不是猪或猴子。历史上的妇科学家没有忘记这一点，尽力在向这上面努力，虽然成效并不很显著。19世纪的医生约瑟夫·贝克在他1874年的论文《精子如何进入子宫》中提到，有一些极具求真精神的医学家曾偶尔解剖过在性交时猝死的女性。贝克没有解释女性的具体死因。（我们假设——或者说，我们希望——女性并非因为被科学狂热者敲击后脑而死，而是死于性高潮所致的中风或心力衰竭。）与在仓鼠、狗和老鼠身上所观察到的一样，在女性死后，精子很快抵达了宫腔。

贝克对性高潮会导致子宫收缩，其产生的负压会将精子引向卵子的说法很有信心。他写道，唯一确认此事的方法是观察“性高潮时”的宫颈。他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协助他工作的是一位32岁、患有子宫脱垂的金发女子（贝克还说她“长期便秘，长有许多粉刺”）。换句话说，该名女性的宫颈——通向子宫的管道——因为脱垂，从阴道口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与试验有利的是，女子提醒贝克说，自己“天性极热情”，因此试验时务必小心行事。因为她“极易……因区区手指的轻触而到达性高潮。”

贝克充分利用了这一罕见的综合体。“小心地用左手分开阴唇，以便宫颈清晰可见，我复用右手食指快速扫过宫颈与耻骨弓之间的区域，只来回三四次，性高潮就出现了，以下是我之所见：……高度兴奋来得很快，宫颈张开，口径宽达1英寸，肉眼可见5～6次翕张……”为了引出“上吸效应”的理论，贝克特别说到，宫颈的动作准确无误地让他联系到了一种淡水鱼类悬垂的上唇和圆张的口，而那种淡水鱼类恰恰就叫“吸口鱼”。

贝克确信，“含精子的体液进入宫腔前的必经之路已经被充分解释清楚了，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层面都不应再有疑惑。”为使自己更有说服力，他援引了有分量的前辈马里昂·希姆斯的话。希姆斯将宫颈比作“一只在将管嘴伸进液体之前、尾端被轻轻捏住的吸管”。“听听！”贝克面对这一“上吸效应”的专业描述，激动地呼吁道：“如此精确，语言已无法表达我对他的崇敬！”

接着，贝克开始通过同事的试验寻求对自己理论的支撑，正如贝克身边有一个子宫脱垂的易感金发女子一样，这些同事每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相似的受试者。这一时期（20世纪伊始），或是妇科试验，或是女性本身，两者必有其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听听这句话：温尼克博士说他的一个病人“只是看见……检查前的初步准备，就兴奋了”。然后温尼克转而又谈起同事利茨曼博士述说的一个试验：“近来，我本人在检查一名极为易感的年轻女性时，无意间目睹了子宫转至竖位、掉落进盆腔的情景；宫颈口呈现……圆形，变得更为柔软，令检查者的手指更易进入；同时，病人所经历的高度兴奋，使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且出现声音颤抖。”

泰尔梅博士在一份1917年的《纽约医刊》里回忆了自己的一个病案。病人在体检时突然坐起，惊呼：“医生，您这是干什么？”接着上下打量了检查人员，笑了笑又说：“哦，没关系。”这才重新躺下了。她事后说明事情的原因，说自己“在检查过程中体验到了类似群交时的性高潮，因此误以为自己受了轻薄”。

我将这些男人的发现告诉给我自己的妇科大夫明迪·古德曼——旧金山加州大学妇产科临床副教授。“有意思……”古德曼在电子邮件中回复说。并且告诉我，她就诊13年来从未遇见过一个在体检时如此反应的女病人。她指出，宫颈的触觉敏感度是很低的——已经低到作宫颈活体组织切片时无需麻醉的程度。阿尔弗莱德·金赛也有过一次调查，显示95%的女性在其宫颈被棉签或金属探针刮擦时，没有任何感觉。

马斯特和约翰逊对“上吸效应”更是充满了怀疑。在《人类性反应》中他们指出，性高潮时的宫缩“所产生的力是向外的，本质上并非向内的吸收力。”力起于子宫深处，朝向宫颈而去，正如它帮助娩出婴儿或胎盘时一样。两人在研究利用手淫自我治疗痛经和腰背疼痛的方法时，获得了收缩产生外推力的图像证明。试验者将阴道窥器置于50名经期女性体内，以便在观察其手淫时能毫无阻碍地看清宫颈。“在最后的性高潮阶段……我们看到经血受压而从宫颈外口涌出的景象，且有多次，压力大到经血会直接喷出阴道而不碰触阴道窥器的两翼。”我希望他们观察时都戴了护目镜。

该领域的评论人则指出，子宫收缩——子宫平日里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小幅度收缩，并非只在性高潮时发生——因时段的不同，会导致方向相反的力。排卵期——即女性最易受孕的时期——的子宫收缩会将物质吸入子宫；经期的子宫收缩则将物质推出子宫。（人体的繁殖系统比人想象的要聪明，而且其目标十分明确。性激素不仅会指导宫压的方向，还会识别卵子所在那一侧的输卵管，只将其扩大，以便更多的精子抵达那一侧。性激素甚至会对下体分泌物的量和黏稠度作监督。排卵期间，宫颈液的分泌会增多，其黏稠度增大至近似于鸡蛋白的那种可以拉出丝来的黏度，仿佛在为精子准备一架通往子宫的绳梯。）

在接下来的试验里，马斯特和约翰逊在6名女性手淫时让她们戴上一种内含类精液物质的子宫帽：该物的表面张力和密度都与精液相同，且对放射线有阻挡作用。换言之，其运动轨迹会在X线片上显现出来。如果女性性高潮过程真的产生负压，将这种物质吸入子宫，那么这个过程应该可以被记录在案。人们做了两次记录：一次在性高潮中，一次在性高潮消退10分钟后。最终“哪怕是极细微的上吸效应”也没看出来。同样，这一领域也有人作出评论，说是子宫帽的存在阻碍了上吸效应。

不过，马斯特和约翰逊还有置疑的理由。两人的内部家庭录像档案中，完全看不到所谓宫颈翕张、宫颈吸吮或宫颈呈鱼嘴形的景象。录像所显示的是一种伴随性高潮余热所产生、或可称为“阴道延长”的反应。在这个反应中，宫颈牵引阴道形成一个又细又尖、类似马戏团帐篷顶的区域，我们称之为“蓄精池”。（一种理论认为，这种延长的形成是因为通过在阴道上端制造储存空间，可以提高受孕几率，防止某些研究人员——观其措词，似乎更像经济学家，而非性学家——所说的“回流损失”。当然，如果女性不是仰卧的话，这个储存空间就会倒过来，从而也就不起储存作用了。）不过，马斯特和约翰逊提请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在这个反应中，延长阴道的宫颈部分处于蓄精池之后，并不接触精子。既然宫颈根本不接触精子——恰如吸管根本就没有放进饮料里——那就无所谓它是否有上吸效应了。

而且，如果受孕是最终目的的话，宫颈没有上吸效应反而是好的。性生理学家罗伊·列文指出，射精时，精子其实还没有做好与卵子结合的准备，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熟。如果所有精子都瞬间被吸入子宫，等于卵子一下子迎来了许多次品。“基于这个因素考虑，”列文写道，“性高潮与优良繁殖之间，也许并不相容。”

时候到了，让我们来造访一些现代生殖专家，听听他们对性高潮和精子迁移这个话题是怎么说的。美国生殖医学会指派了一位旧金山加州大学的妇产科教授来回答我的问题。“过去30年我一直都在治疗不孕不育，”鲍勃·南丁格尔说，“还没有一个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那要是有人问起来，他会怎么说呢？

“从性高潮时子宫收缩的程度来看嘛，也可以认为它对精子迁移有一定的帮助。”

“可以认为。但是您究竟这样认为吗？”

他叹了口气说道：“我认为你现在也应该知道科学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你以为自己知道得很多，可一旦涉及最最基本的问题，你就傻了。我对人工授精十分了解，但对你提的这个极其简单的问题却一无所知。”

那为什么没有人做一个调查，比较一下女性有性高潮与无性高潮后的受孕率呢？因为这个调查很难做，南丁格尔说：“你必须检测每个男人射精后的精子数量。必须掌握女性是否达到性高潮的生理学证据。而且就我们已知，没有性高潮并不妨碍怀孕，你将需要惊人数量的数据搜集，才可能证明这不是偶然的。”

这项研究没人做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一对夫妻如果到了要去治疗不孕不育的地步，”南丁格尔说，“他们的性生活嘛，也就算完了。亲密、趣味、减压这些性的好处，早就不是重点。性成了一项任务。我绝不主张在对付不孕不育时牵扯到性高潮。即使我们只是蜻蜓点水地提到‘嗨，你们要是能多一点性高潮的话……’”南丁格尔说不孕不育常被看作性别特征上的一种缺陷。“也会仿佛在说，‘唔，你做的时候没做对呀。’男女双方都会对此非常、非常介意。这是个极端敏感的话题。”

远至贝克先生的年代，近到马斯特和约翰逊活着的当时，磁共振成像都还是闻所未闻的东西，超声成像也还在初级阶段。我很想知道，现代成像技术是否对揭示生殖秘密——以及性的其他方面的秘密——带来了某种曙光。如果是，人们又是如何说服别人在超声成像技师面前或磁共振装置内部做爱的呢？

Bonk：The Curious Coupling of Science and Sex Copyright?2008 by Mary Roach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获得本书中文简体版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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