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能让你兴奋异常吗？

在莫斯科大道旁边的一块草坪上有一个两层楼高的台座，上面立着尤里·加加林的雕像。从他手臂的造型，隔着一段距离你就能看出来是他——他的两只手离开身体两侧，手指并拢，看上去就像一个正在飞翔的超级英雄。从他纪念雕像的底座看上去，你看不到这个太空第一人的脑袋，只能看到他那壮硕的胸膛和伸出胸膛的鼻尖。然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穿黑色衬衫，腋下夹着一瓶百事可乐的男人身上。他的头低下去，我以为他在表示尊敬，后来发现原来他只是在剪指甲而已。

姑且不谈民族的荣耀，加加林在1961年的太空飞行还是一次心理学上的重大成就。他的任务很简单，虽然怎么看也不算容易：爬进太空舱，猛地被推送出去，独自一人面临千难万险，越过太空的界限。被弹射到一个没有空气的、致命的、从来没人去过的虚空中。绕着地球搅和搅和，然后再回来，告诉我们这一趟下来都有什么感觉。

关于突破宇宙的独特心理影响，当时有着各种推测——既有来自苏联宇航局的，也有来自NASA的。飞驰进“漆黑”——这是飞行员们以前的叫法——会让宇航员兴奋异常吗？来听听心理治疗师尤金·布罗迪的不祥预感吧，这是他在1959年的航空精神病学研讨会上说的：“带着人类所有无意识的象征意义离开地球，……理论上可能至少……——即使对一个百里挑一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来说——也会导致类似于精神分裂症的恐慌现象。”

有人担心加加林会精神失常，从而破坏这一历史性的任务。这种担心直接导致当权者在发射前锁住了东方号太空舱的手动控制板。那万一出了岔子，联系中断，而飞行员兼一号太空人加加林需要手动控制太空舱可怎么办呢？他的上司也想到了这点，而且看上去好像是向游戏节目主持人请教了对策。他们给了加加林一个密封的信封，里面是解锁密码。

这些担忧其实也不算太蠢。1957年4月的《航空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份研究采访了137位飞行员，其中有35位表示，在独自飞行到高海拔时，几乎总会有一种超脱地球的奇怪感觉。“感觉好像我打破了地球界限的束缚。”一名飞行员说。这一现象非常普遍，于是心理学家们给它取了个名字：挣脱现象。这些飞行员中大部分都认为这种感觉不是一种恐慌，而是极度兴奋。在137个人中，只有18个人将他们的感受定义为恐惧或焦虑。“那种感觉是如此平和，好像你在另一个世界中一样。”“我感觉自己像个巨人。”“像个国王。”另一个人说。有3个人表示他们感觉自己更接近上帝了。一名叫作马尔·罗斯的飞行员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了一系列的飞行高度纪录，他曾两次报告说自己产生了一种怪异的“兴高采烈的感觉，想要一直一直飞下去”。

《航空医学》上的这篇文章发表的那年，乔·基廷格上校乘着一个垂直吊在氦气球下面的，电话亭大小的密闭飞行舱上升到了96000英尺的高度。在他携带的氧气含量低得危险的时候，基廷格的上司大卫·西蒙斯命令他开始下降。“来抓我啊”，基廷格用摩尔斯电码一个字一个字地回复说。基廷格后来说他是在开玩笑，但是西蒙斯不这么认为。（摩尔斯电码总归不太像是开玩笑的最佳媒介。）在他的回忆录《高人》中，西蒙斯回忆说，他当时觉得“奇怪的不为人了解的挣脱现象可能控制了基廷格的头脑，……他……被这种怪异的幻觉控制住了，拼命想要一直飞下去而不计后果。”

西蒙斯将挣脱现象同“致命的深水消魂”进行了比较。“深水消魂”是一种医学疾病——一种能夺去潜水员生命的冷静而刀枪不入的幻觉，通常发生在潜水到100英尺以下时。这种现象被平淡无奇地称为氮麻醉，或者马提尼效应（在65英尺后每下潜33英尺相当于喝了一杯马提尼）。西蒙斯推测，迟早有一天航天医生会开始讨论一种“叫做致命的太空销魂”的现象。

他是对的。虽然NASA最后选择的是不太华丽的“太空欣快症”这个名字。宇航员吉恩·赛尔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NASA的一些心理学家警告过我，在低头看到地球快速旋转的时候，我可能会被太空欣快症所淹没。”当时赛尔南即将在双子星座九飞行任务中进行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三次太空行走。心理学家们都很紧张，因为前两名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都表示，他们不止有奇怪的愉悦感，还有一种让人担忧的不愿意回到太空舱的感觉。“我感觉好极了，情绪十分高涨，不愿意离开自由的太空。”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写道，他在1965年成为了第一位在宇宙真空中自由漂浮的人类，仅有一根空气管与上升号太空舱相连。“按说在一个人独自面对宇宙深渊时，应该有一道难以克服的所谓的心理障碍。但是我完全没感到任何障碍，甚至忘记了理论上应该有那么个障碍的。”

在NASA的首次太空行走进行到4分钟的时候，双子星座四号的宇航员艾德·怀特夸张地说这种感觉“就像一百万美元。”他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词语。“我……反正这种感觉棒极了。”任务纪录上有那么几段读起来就像是20世纪70年代的会谈心理治疗小组笔记。以下是怀特和他的指挥官詹姆斯·麦克迪维特——两个空军出身的人——在太空行走结束后的对话：

怀特：那真是最自然的感觉了，吉姆。

麦克迪维特：……你看上去就像在母亲的子宫中一样。

NASA担心的不是他们的宇航员太兴奋，而是欢欣症可能会压制正确的决策力。在怀特长达20分钟的极乐中，任务控制中心多次试图插入。最终太空舱联络员格斯·格里索姆联系上了麦克迪维特。

格里索姆：双子星座四号，回到舱内！

麦克迪维特：他们让你现在回来。

怀特：回来？

麦克迪维特：回来。

格里索姆：罗杰，我们这里一直在试图跟你讲话。

怀特：哦，头儿，让我再（拍）几张照片吧。

麦克迪维特：不行。回来。快点。

怀特：……听着，你要不就别管我了，不过我这就来了。

但是他没来。又过了两分钟。麦克迪维特开始恳求了。

麦克迪维特：进来吧……

怀特：说实话，我想再拍张更好的照片。

麦克迪维特：不行。快回来。

怀特：我现在在给航天器拍照了。

麦克迪维特：艾德，给我回来！

又过了一分钟，怀特才向着舱门移动了一下，一边说着：“这真是我人生中最伤心的一刻了。”

但是作为宇航局来说，与其担心宇航员们不想回到舱内，还不如担心他们会回不来。怀特当时花了25分钟才回到舱门并安全进入航天器。会让他精神状态变得更糟的是——想到他可能会用光氧气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昏迷过去。麦克迪维特这边的指示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马上切断他，不要冒着生命危险来试图将怀特拽进舱门。

据说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在一场类似的挣扎中出了足足有12磅（1磅≈0.4536千克）的汗。他的宇航服已经受压膨胀到他没办法弯膝盖的程度，于是只好头先进入舱门，而不是像平时训练的那样脚先进去。他在试图关上身后的舱门时卡住了，于是只好降低宇航服的压力来帮自己进门——这一做法可能会致命的，就像潜水员下潜过快一样。

NASA历史办公室的报告中有一则很有趣的与冷战有关的细节：据称，当时列昂诺夫是带着自杀药片去执行任务的，这样万一他回不到太空舱，他的队友帕维尔·别利亚耶夫将被迫“把他留在轨道上”。但是鉴于死于氰化物——常跟自杀药片联系在一起的毒药——的速度还不如直接切断这个人的氧气供给来得快，这药片应该不大用得上。（脑细胞缺氧死亡，会让人产生欢欣症，以及最后还有：宏伟的勃起。）

太空生理学专家乔恩·克拉克告诉我，关于自杀药片的故事很可能是假的。我给他发邮件的时候他正在国家太空生物医学研究所的办公室里，我问他在太空服里嗑药的工作流程应该是怎样的，我想不明白。于是他去问了一圈。他的俄罗斯线人同样推翻了另一则流言，那则流言的内容是如果列昂诺夫回不来的话，别利亚耶夫要开枪打死他。而实际上这条指令是在列昂诺夫和别利亚耶夫降落的时候发出的，他们失去控制，降落在一群潜伏的狼群的领地里，于是他们加上了这一条，至少在某段时间内，给这个太空人的荒野生存装备里加上了一颗轻如鸿毛的子弹。

继艾德·怀特的太空行走后，关于太空欣快症的报告就很少见了，于是很快心理学家们就不担心这件事了。因为他们又有新的事情去担心了：“舱外活动恐高症”（舱外活动即太空行走。）看到地球在你下方约200英里（1英里≈1.61千米）的地方快速旋转会让你吓得全身无力。水星计划的宇航员杰瑞·里宁哲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了这种“令人恐惧的持续性的”感觉，他感到自己正在“向着地球速降……速度比他在跳伞时自由落体的降落速度还要快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而实际也确实如此。（当然差别在于宇航员落入的是一个环绕地球的大圆圈，不会碰到地面。）

里宁哲在记录他身处和平号50英尺长的伸缩臂尽头那惊慌失措的时刻时写道：“我惊恐万分，紧紧抓着扶手……强迫自己睁着眼睛，不要尖叫。”汉胜的一名宇航服工程师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不知名的宇航员在太空行走时走出舱门，然后扭头就用裹着宇航服的手臂抱住了同事的腿。

查尔斯·奥曼是国家太空生物医学研究所的一名太空晕动症及眩晕症专家，他指出舱外活动恐高症实际上不是一种恐惧症，而是对于以175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从太空落下这一陌生的、恐怖的认知现实的正常反应。尽管如此，宇航员们还是很不愿意说出来。“他们不肯报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奥曼说。

宇航员们训练太空行走的方式是：穿着他们的舱外活动宇航服，漂浮在一个硕大的室内游泳池里练习他们的动作。这个游泳池叫做中性浮力舱。漂浮在水中和漂浮在太空里实际上并不完全一样，不过作为执行任务和对太空舱外环境的熟悉训练来说，也算是一个差强人意的模拟了。（国际空间站外部零件的实体模型就像沉船一般躺在休斯敦这个池子的水底。）但是这种训练对于舱外活动恐高症完全没有预防作用。虚拟现实的训练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作用，但是最终，你没办法有效地“模拟”在太空中自由落体的感觉。如果你想稍微体会一下这种感觉，就去爬电线杆吧（最好还是绑着安全带爬），爬到顶之后试试站在杆顶那巴掌大小的平面上是什么感觉——其实自强不息的研讨会成员和想进电话公司的工人偶尔就会做这种事。“电话公司在第一个星期里会失去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培训者。”奥曼说。

如今，心理学家们已经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火星。挣脱现象似乎也改头换面，变成了“不见地球现象”：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状况，地球母亲以及和她相关的所有的支持和安慰……都被削减到只剩下无足轻重的天空。……看上去这很有可能引发某种内在的挣脱地球的状况。这样的状况可能会导致个人各种适应不良反应、自杀倾向，甚至诸如幻觉和妄想之类的精神病症状。此外，还可能出现与正常的（与地球相连的）系统部分不同或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或行为模式。

这段话出自《太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一书。我将这段话大声读给太空人谢尔盖·克里卡列夫听。克里卡列夫是执行过6次任务的老兵了，现在是星城尤里加加林太空人训练中心的负责人。星城就在莫斯科郊外，这里是太空人和其他俄罗斯航空专家以及他们家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克里卡列夫不是那种会嗤之以鼻的人，但他的反应还是挺不屑的：“心理学家只是为了凑论文罢了。”他告诉我，在火车刚发明的时候，有人担心看着车窗外的树木和田野迅速掠过视线会让人发疯。“于是有人建议在铁路两端建起篱笆，不然乘客们都要神经了。除了心理学家，谁也没说过这种话。”

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碰到一个讲述只有在太空中才会产生的特殊焦虑的宇航员。这不是恐惧（虽然恐天象症，即对太空和星星的恐惧症确实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心智上的恐慌，一种认知超负荷状态。“只要想想天上有亿万个星系我就无法承受，”杰瑞·里宁哲写道，“所以我尽量不在睡前想这件事，不然我会太过兴奋或者太过激动或者太过别的什么东西，总之体系太过庞大而无法入睡。”你看着这句话，就觉得他在写的时候就有点激动了。

太空人维塔利·州洛波夫描述过这样一种感觉，他在苏维埃礼炮五号空间站上望着一颗星星时，陷入了一种突然而又是本能驱使的念头，觉得太空是一个“无底深渊”，要到达那颗星星可能要花上好几千年。“而这还不是我们世界的尽头。一个人可以一直不停地去更远的地方，这趟旅程是无边无际的。我当时就震惊了，感觉好像有东西沿着我的脊椎往上爬一样。”这次发生于1976年的任务，后来提前结束了，原因被一篇太空历史期刊文章描述为“心理/人际关系问题”。

州洛波夫住在乌克兰，而我那不屈不挠的俄罗斯口译员琳娜一直找到了他的队友鲍里斯·沃里诺夫。沃里诺夫现在已经七十五岁了，住在星城。琳娜打电话给他，看他是不是愿意一起聊聊。那通电话很短，因为交谈中出现了心理/人际关系问题。

“我干吗要跟她讲话？”沃里诺夫说，“让她利用我卖一堆书赚一堆钱吗？她是来压榨我的，就像压榨奶牛一样。”

“那很抱歉打扰您了，鲍里斯。”琳娜说。

沃里诺夫停顿了一下说：“到了给我打电话。”

我们想见的太空人沃里诺夫买东西去了。于是琳娜和我跟他约在星城市场楼上的一家餐厅见面，他要来这里买点东西去见他的孙子。从我们这张桌子穿过餐厅的游廊望出去，可以看见高耸的公寓楼和培训设施。星城的面积只有1.5平方英里（1平方千米=0.3861平方英里），所以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小镇而不是城市。（“布满星星的镇区”这样的翻译虽然难听了点，但是比较接近现实。）这里有一家医院、几所学校、一家银行，但是没有路。开裂的沥青人行道和土路穿过开满野花的田野和松桦林，连接着这里的建筑。护照管理处里有股锅汤的味道。庭院里和走廊上有巨大的苏维埃时代的雕像，墙上是航天主题的壁画和马赛克图案。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有魅力，但是那些因为需要搭乘联盟号太空舱从国际空间站返回而在这里训练过的美国宇航员通常则不这么认为。与魅力并存的还有荒废。这里的台阶破旧而缺损；食品杂货店外墙上的墙皮一块块剥落了下来，仿佛被去了壳似的。我打算去洗手间的时候，一名员工追着我跑过来，手里挥舞着一团皱巴巴的粉色卫生纸，因为卫生间里没有纸巾自供机。

我隔着一排挺直的立柱就发现了沃里诺夫。他长着宽阔的苏联人的肩膀以及一头引人注目的浓密头发。他走路的姿势跟一般的六十五岁的老头都不一样，大步流星，身体有意识地微微向前倾着，动作里透着坚定（还带着刚买的东西）。他别上了他的奖章。（完成任务时，宇航员会被授予苏联英雄的星型奖章。）等下他就会告诉我，他曾被从他的第一次飞行任务中踢了出来，因为国家发现他母亲是犹太人。虽然他是跟尤里·加加林一起接受的训练，但是直到1969年国家才允许他上天。

沃里诺夫点了柠檬茶。琳娜告诉他我对礼炮五号很感兴趣——当时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跟州洛波夫提前回来了？

“在任务的第四十二天，”沃里诺夫开始讲了，“发生了一个意外。电源关掉了，没有灯光，一切都停止了，所有的引擎，所有的泵都停止工作了。窗外也没有光照进来，还有失重。我们不知道哪里是地板哪里是天花板还是墙。没有新的氧气进来，所以你只能靠船上的那一点氧气。地面没人能听到我们，我们也跟他们没有任何联系。问题太多了。头发就像这样。”琳娜用两只手把头发向上拉，演示着当时的样子。“我们该干什么呢？最后我们终于开始飘过发射台，能跟地面讲话了。他们告诉我们……”想到这里，沃里诺夫笑了起来，“他们告诉我们翻开说明书第几页。这当然没用。我们最后花了一个半小时，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复原了太空舱。”

“自那以后，维塔利就再也睡不着了。他开始头痛，痛得特别厉害，压力太大了。我们把所有的药都吃光了，而地面上人们也很担心他，他们命令我们回来。”沃里诺夫说他一个人不眠不休地工作了36个小时来准备降落模组。看上去好像州洛波夫已经崩溃了。

下午晚些时候，琳娜和我跟这两位太空人的心理学家罗斯蒂斯洛夫·保格达舍维斯基一起在松树林散了散步。他已经在星城待了47年了。他跟我说的话大多很抽象而隐讳。我的笔记上写的都是诸如“人类社会人际关系动态结构的自我组织”之类的东西。但是他对沃里诺夫和州洛波夫事件的评价却简单明了。“他们工作过度，累坏了。人类有机体是专为紧张和放松，工作和睡眠而建造的。生命的规则在于有张有弛。我们哪个人能连续工作72个小时啊？是人把他们折腾病了。”

无论是沃里诺夫还是州洛波夫都没有提到礼炮五号上有人际关系问题。就算有，也只能说这次任务似乎让这两个人更亲近了，就像灾难和濒死会让人更亲近一样。沃里诺夫还记得当救援直升机靠近他们的时候，“维塔利先听到了。他对我说：‘鲍里斯，这个世界上有人是你的亲属是因为他们跟你有血缘关系，但是也有人是你的亲属是因为你们共同做过的事情。现在你的兄弟姐妹都比不上我离你更近。我们着陆了。我们还活着。生命就是我们的礼物。’”

沃里诺夫听说琳娜和我去过星城博物馆，他告诉我们在后来的一次任务里，他返回地球时所乘坐的联盟号太空舱跟那里陈列的太空舱一模一样。“那里现在也还装得下我。”他说。我试着想象了一下——沃里诺夫穿着西装，把自己塞进联盟号座位的密闭胎座里。

他自己的太空舱联盟五号没有展出，因为它已经严重损坏了。联盟五号没能正确地跟联盟号航天飞机的其他部分分离，于是开始掉落，大头朝上地重新落入大气层。当时舱内只有沃里诺夫一个人，他被弹来弹去，“像个乒乓球一样”。由于太空舱只有一侧是加了隔热层的，所以外部整个都烧焦了，而内部也开始越来越热，舱门密封处的橡胶都着火了。“你都能看到高温造成的大气球。”

“气球？”

琳娜又跟沃里诺夫咨询了一下，然后转向我：“在明火上烤土豆的时候，你能看到土豆上也会有这个东西。是叫泡沫吗？还是气泡？”

“水疱！”

“对，对，对。水疱。”

沃里诺夫等着我们说完。“我的宇宙飞船看上去就跟那土豆差不多。”他说当时发出的声音就像火车一样。“我以为脚下的地板要裂开了，可是我都没穿宇航服；太空舱里没地方放宇航服。我想着，‘就这儿了。我就死在这儿了。’”如果那个太空舱最终没能挣脱并稳定在合适的降落姿态上，沃里诺夫就死了。

“直升机来的时候，我问救援人员：‘我的头发白了吗？’”

对于那些第一批飞上太空的人以及那些负责让他们活下来的人来说，心理健康在他们担心的问题中排名非常靠后。其他需要担心的问题太多了。

这时，这位苏联的英雄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把梳子。他举起双臂又放下，就像一名准备开始演奏序曲的指挥一样。他将梳子穿过他那头极好的头发（顺便说一下直升机来的时候他头发没白，不过现在白了），然后弯下腰去拿起他刚买的东西。“现在我得跑路了，有人等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