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勤奋好学

人求上进先读书

李苦祥说：“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这句话意在警诚，少年，勤学苦读，力争上搏，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最终才能成功。人生在世，总要追求更高远的目赫，而为了实现远大理想，我们需要傲的第一步，就是努力证取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智慧。就像“扶摇九万里”的大鹏一样，飞向高远天空的第一步，必然是鼓动翅膀，然后才能抵达远方。

我们形容一个人勤奋好学的时候，常常会用到“头悬梁，锥刺股”这句话。其中，“头悬梁”说的是汉朝的孙敬；“锥刺股”说的是战国时代的苏秦。苏秦为了摆脱窘迫的个人处境发愤图强，勤学不辍，游说于六国之间，最后成为名动天下的纵横家。

苏秦出生在战国时代的洛阳，早年曾经游学至齐国，成为鼎鼎有名的学者鬼谷子的徒弟。但是，苏秦年轻时时运不济，虽然在鬼谷子门下已经学有所成，但在各国之间游历多年，也没能受到哪一位国君的重用。他曾经到秦国，向秦惠王宣传连横思想，但秦国当时的情况不允许连横思想的实行，苏秦游说失败。那时，他已经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不得不回到家乡洛阳。

苏秦回到家乡，本来以为会受到多年不见的家人的欢迎。但是，此时他已经不事生产多年，家人认为，他只会逞口舌之利，而他的辩才也没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实惠，因此都瞧不起他，认为苏秦舍本逐末，是不可取的。苏秦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妻子继续织布，没有理睬苏秦；嫂子没有去为远道归来的他做饭；苏秦的父母，也都没有与他说话。这种情景，给了苏秦极大的刺激，他不由得长叹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过错啊！”

然而，苏秦知道，自己一时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己不事生产，只知论辩。他认为，自己的失败，在于没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问，也没能将学问吃透。于是他半夜找书，仔细搜寻了几十个书箱，然后找到了姜太公留下的兵书《阴符》。

自此，苏秦开始勤学苦读。家人的白眼和不解，已经被苏秦视为他上进的动力。他埋头诵读书本，反复地学习、研究。为了不犯困，他不惜将锥子刺入自己的大腿，流血直至脚跟。但这一次，苏秦不再轻易地出门游说君主了。他知道，只有自己把学问研习精深，辩才无可挑剔，才能一举获得成功。为此，苏秦在家中苦读了整整一年。

经过一年的苦读，苏秦对合纵连横之术的研究更加精进，辩才也提升了很多。为了向六国推销他的合纵战术，苏秦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他首先得到了燕国国君的支持；然后，他游说了与秦国接壤，受威胁最严重的赵、魏、韩三国；得到了这三国国君的认可之后，苏秦最后游说了国力强盛、足以对抗强秦的齐国和楚国，将自己的合纵之术推行到了函谷关以东的六国之内。苏秦被后世称为身佩六国相印之人，虽然这一说法不免夸张，但不可否认，他得到了关东六国的一致承认，成为当时影响六国的重要人物。

我们能够想到，苏秦在家乡苦读期间，一定已经对天下大势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反复揣摩合纵之术，才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而他的辩术也让人叹服。当时的纵横家，除了张仪，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苏秦的辩才。苏秦会先强调六国的优势所在，再指出六国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秦国这一严峻的形势，提倡六国的联合。这种辩论之才的效果，我们从六国君主对苏秦的看重便可看出。而这，正是苏秦苦心琢磨之后，才获得的重要才能，使他在六国之间游刃有余。一心追求上进的他，苦心攻读书籍，知识变得渊博丰富起来，这才有了后来的大纵横家苏秦。

三国时期的吕蒙也是善于学习、力求上进的典范人物。吕蒙出身行伍，因其骁勇，逐渐成为了吴国的重要将领。但是，吕蒙之前的文化知识比较少，很少读书。孙权曾经劝诫他多读书，吕蒙以军中事务繁忙为借口，不愿多读书。于是，孙权严肃地劝告吕蒙：“你说事务繁忙，有谁会比我繁忙呢？我常常读书，自己认为还是大有益处的。”吕蒙虚心听取了孙权的劝告，领兵之余，开始认真读书学习。后来，鲁肃与吕蒙交谈，发现吕蒙已经不再有勇无谋，而是对天下大事有了很多真知灼见，便惊讶地感叹道：“你现在的才华和谋略，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吴下阿蒙’了！”从此对吕蒙刮目相看。后来，吕蒙继鲁肃之后，成为都督，使出白衣渡江之计，擒获了蜀国的名将关羽，立下了不朽战功。吕蒙在军务繁忙之际，仍能读书不辍，勤能补拙，成为一代文武双全的名将，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评说

人欲求上进，必先读书，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家风，尤其在那些重视科举、以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多读书学习，可以让人的思想境界变得开阔，知识水平得到提高，最终成为有用之才。虽然今天已经没有了科举考试，我们的前进道路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但是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仍然是能提升自己并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也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行为。只要生命不息，学习以求上进，便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而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力争上游，而不是任凭自己走下坡路，最终浑浑噩噩度过没有意义的一生。这是对自己一生的交代，也是敬业的第一步。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

汉乐府《长歌行》的最后一句话这样写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的，青春时代，是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年华；也是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学习行知识的年华。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好青春年华，学习上进，将来才能有所成就。请从此刻开始，翻开书，拿起笔，刻苦读书吧。

《三字经》中曾经提到过一个很著名的典故：“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典故中的苏老泉，是我国宋代大文豪苏轼的父亲苏洵，他同样在文坛负有盛名。苏洵少年时不好读书，喜游历四方，度过了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期。但是到了27岁这一年，苏洵意识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他读书的时候，偶然读到了一篇告诫人们要珍惜时间、努力学习的文章。反复阅读之后，苏洵感觉到，这篇文章就像专门为自己准备的一样。想到自己已经27岁，仍然一事无成，他第一次感到了担忧，从此，苏洵开始勤奋读书。虽然已经过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但他并不气馁，仍然拿起了书卷，勤学苦读。这一读，便是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的苦读之中，苏洵也曾经去考过科举，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失败之后的苏洵，也并没有因为科举的成败而失去信心，仍然在眉山的老家，安静而又勤奋地读书、写文章。

有一次，苏洵在书房整理自己从前的书稿，整理中发现了自己文章中的很多不足之处。这让他感觉到，自己仍然离成为大学者这一目标非常遥远。苏洵下定决心，将自己从前的那些连自己都不满意的书稿焚烧殆尽，彻底与从前的那个学问尚有缺憾的自己决绝，然后，他重新开始读书作文。果然，焚稿之后的苏洵更加勤奋。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也受到了父亲深深的影响，开始勤奋学习，苦读诗书。苏轼和苏辙年幼的时候，也比较顽皮，出于孩童的天性，他们不愿学习。苏洵为了引导他们形成好学的好习惯，常有意躲在角落里读书，等到两个孩子来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再把书藏起来，不让他们看到自己在读什么书。而苏轼兄弟渐渐对父亲阅读的书籍产生了好奇心，使得两个孩子时常趁苏洵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找出父亲藏起来的书，读得津津有味。这样，苏轼和苏辙也都变得好学起来。因为苏洵经常闭门苦读，对两个儿子的教育重任有时便交给了他的妻子程氏。程氏出身大家，也是一位通晓经史的知识女性。有一次，程氏诵读《后汉书·范滂传》给少年苏轼听，苏轼问母亲：“如果我成了范滂，母亲将会怎样呢？”范滂是东汉名士，刚正清直，后因党锢之祸被杀。程氏回答道：“你如果像范滂一样的话，我难道不能像范滂的母亲一样吗？”其家风如此。苏洵与两个儿子一样，常年在家中修习学问，等待着机会。

后来，苏轼和苏辙也都到了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年龄了。于是，嘉祐元年（1056），苏洵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到了北宋的首都汴京。当时，北宋的另一位大文豪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是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他看过苏洵带来的二十几篇散文之后，对苏洵的文采赞赏不已，将他推荐给了朝廷。苏洵这位大器晚成的散文大家，在汴京内外受到了热烈欢迎，以至于流传出了“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民谣，意指熟读苏洵文章，便能写出好的文章，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苏洵本人也被当时的另一位名叫韩琦的重臣推荐为官。次年，也就是嘉祐二年（1057），苏轼和苏辙兄弟参加科举考试，双双及第，从眉山来的苏洵父子三人，在京师更加闻名。

苏洵经过二十多年的苦读，一朝从蜀中的家乡走出，便以其文章获得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和推重，其美名由此传播四方。苏洵也和儿子苏轼、苏辙一样，成为后来的人们所说的“唐宋八大家”中的一员。苏洵父子三人，在文学史上也被称为“三苏”。苏洵比起他的长子苏轼，文名固然有所不显，但是，不可否认，苏洵才华横溢也是古文运动的一名干将。他本人经过二十多年的苦读，知识渊博，眼界开阔。他的文章，雄奇刚健，古朴凝练，又兼有说理透辟的风格，是“唐宋八大家”所倡导的古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苏洵的好学，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子苏轼。同样作为“唐宋八大家”的一员，苏轼不仅精通文章，而且能够写出精妙的诗词。苏轼作诗，善于推陈出新，其诗句富含哲理，而又浑然天成，苏轼由此成为最受后代欢迎的宋代诗人；苏轼作词，清雄豪壮，大大拓宽了词作的题材范围，改变了“词为艳科”的状况，成为豪放派词人之祖，与南宋的辛弃疾合称“苏辛”。此外，苏轼又善于书画，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号称“宋四家”。可以说，苏轼是古代文人中非常难得一见的全才式的人物，在多领域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影响。如果苏轼不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人，他是不会有此成就的。苏轼不仅好学，而且独有一套读书的方法，因此学识格外渊博，这就是颇受后人推崇的“八面受敌”读书法。

“八面受敌”只是一个比喻性质的说法，所谓的“受敌”，实际上指的是读书侧重的不同方面。苏轼认为，一本好书的内容就像是大海一样，广博而又精深，如果一个人单纯地读下去，是不会对这本书有透彻的理解的。因此，他提出了“八面受敌”读书法，即读一本书，应当反复阅读，而每一次阅读，都应当有一个侧重的方面。在这一轮读书时，则专心致志，专攻这一方面，比如兴亡治乱；而下次阅读的时候，再换一个方面，比如典章制度，重新深入阅读下去。苏轼认为，这种办法虽然可能比较笨拙，却非常有效，使得一个人能够精读书籍，与只是涉猎而不专攻相比，这种“八面受敌”的读书方法要有益得多。这种读书方法，见于苏轼给王庠的一封书信《又答王庠书》中。毛泽东也曾经称赞“八面受敌”法：“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关于农村调查》）这便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好学不辍的故事。

评说

即使错过了青春时代，人仍然能够孜孜不倦，读书上进。没有什么比年岁渐长，但仍然好学不倦、专心致志更加值得尊敬。苏洵以27岁之年开始发奋读书，最后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写成了千古名篇《六国论》等，以良好的家风影响自己的两个儿子成为文学名家，这就是良好家风的经典例证。“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当珍惜时间，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学习文化知识中去，这样我们的青春，才不会被虚度。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在他的《进学解》中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业因为勤奋学习而日渐精微，因为嬉耍玩乐而有所荒废。勤学不能是一时一地的，人们应当长久地将勤学的优良传统坚持下去。怠惰偷懒，则不会有所进益，只能日渐倒退回原来的水平，这就像是在逆流中划船一样，如果不想被水流冲下去，人们只有加把力气，力争上游。

宋代的散文大家王安石，曾经在他的一篇散文《伤仲永》中，记载了他听说过的一位少年的事迹：这位天才少年，名叫方仲永。方仲永出身农家，没有接受过特别好的教育。但是，方仲永五六岁时，竟然写出了自己长大后要供养父母、敦睦宗族的诗歌。一时间，这些诗作在全乡的秀才之间传阅，人们对这个未经雕琢却天才自成的孩子感到非常惊异。方仲永也不只写了一首这样的诗。人们指给方仲永其他事物，让他借题作诗，他也能够很快地写出诗作，而且文采和事理也都颇有可观之处。于是，方仲永在他的家乡金溪县变得小有名气，大家都想看看这个有神童之名的孩子，便纷纷宴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这个早慧的孩子，如果就此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可以想象得到，他日后可能会成为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如果应试科举，定能为官作宰。

但是，方仲永的父亲不是这样为儿子打算的。虽然他也很为自己儿子的天分骄傲，但他的同县人经常邀请方仲永到家中做客，请他作诗，并会赠与他一点钱财，这让方仲永的父亲觉得有利可图。于是，方仲永的父亲经常带领儿子到同县人的家中做客，以儿子作为谋利和虚荣的工具，却没有让儿子读书，接受教育。到王安石真正见到方仲永的时候，方仲永已经十二三岁了，距离方仲永初次成名，已是六七年之后。王安石好奇于这个被传说为神童的少年，便请他作诗。然而，方仲永虽然作出了诗，但他的诗作平平，没有进步；童年早慧已经消失，他本人也已经与同年龄段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了。而又过了六七年之后，王安石再次向别人询问起方仲永的情况时，得到的回复却是“泯然众人矣”。也就是说，方仲永彻底失去了他的神童光环，与庸常的众人变得相同了。一个早慧的天才，就这样因为没有继续读书学习，就此埋没在了众人之中。王安石也不禁在《伤仲永》一文最后感叹道：像方仲永这样天资应当远高于其他人的人，因为没有读书学习，尚且变成了一个普通人，那么那些没有从上天那里接收到方仲永这样异常天资的人，如果再不读书学习，又会是什么样呢？可能比普通人还要不如吧。

方仲永的失败，对每一个勤学上进的人来说，都是一记警钟：如果在学业上有所懈怠，就会退步，最终甚至像方仲永一样，“泯然众人矣”。与之相对的，是那些刻苦学习，一日不辍的人物，他们的成功，便绝非偶然。比如北宋名臣司马光，便是这样一个勤奋到近乎笨拙的人，他对学业和著述所保持的敬意，却是常人难以赶上的。司马光幼时，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比别人差，因此比其他的兄弟更加努力。他的兄弟们已经背下了书，出去游玩了，司马光却仍然闭门不出，直到确实能够背诵下来才停止。因为他在读书时下了巨大的力气，因此他的收获也比常人要多，能够一生不忘记自己读过的书。有时，司马光骑马，或是半夜睡不着的时候，也会吟诵诗书，仔细思考书中的含义。

司马光的主要学术成就，都在他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上了。《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三家分晋开始记载，一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中间含1362年的历史，都以编年的形式在《资治通鉴》中撰写出来。司马光认为，如果想要治理国家，就一定要通晓此前的历史，懂得历史兴亡教训。《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写作这样的一部史书，势必要翻阅大量的材料，只是整理史料，便极其消耗编书人的耐力和精力。而司马光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资治通鉴》的写作，据说，他和他的助手写成这部书的时候，其采用过的原稿总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这件工作之繁重。司马光与助手们为了写作《资治通鉴》，在采用朝代编修的正史之余，还要参看其他的历史著作，对正史记述可能不足之处进行补正。司马光曾说自己阅读过非常多的古籍，也许他正是在编修《资治通鉴》的过程中，为了确证历史记载而阅读的吧。编成这一部《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而《资治通鉴》一书，背后材料丰富，总体风格严谨而充实，文字简洁典雅，是我国的重要历史著作，备受历代读书人的喜爱。

评说

《道德经》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想要一直前进，便要以此形成家风，始终严谨而勤奋地对待学业，读书学习，终生不辍。以方仲永之天资聪慧，不学尚且不能成才，何况大多数资质平凡的人呢。而两位宋朝史学家的治学态度，则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们面对极其丰富浩繁的材料，没有草草了事，而是殚精竭虑，仔细阅读考辨，然后形成自己的判断，再写进自己的书中，谨慎而好学不断，这就是一种逆水行舟的精神。我们的学习和工作，也要这样专心致志，不畏艰难。

三更灯火五更鸡

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中这样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而这样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勤奋学习，一心向道，并不是为了在象牙塔内越走越高，我们要在听到三更灯火、五更鸡鸣时分的读书声的同时，也能够听到外面的风雨之声，听到来自广阔的社会的呼唤。我们今日钻进书丛，沉入书海，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破茧而出，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为社会做出贡献。

明代的顾宪成曾经写过这样一副对联，用以明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了明代后期，社会矛盾深重，朝中奸邪众多。顾宪成写下这副对联，正是为了勉励学者治学之时，不能忘记民生疾苦。

南宋末年的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文天祥，便是一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救时宰相。他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抵抗外族侵略，救国救民的赞歌。文天祥幼时入学，曾看到学宫中有同乡欧阳修等人的画像，且这些人都得到了“忠”的谥号，便非常羡慕，表示自己长大后，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方才算是真正的男子汉。从此，文天祥向着这个目标勤学苦读，20岁中进士并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当时的考官也称赞文天祥，说他试卷上的文章背后，尽是忠心。

文天祥的才华被朝廷看重。不久，国难来临，蒙古南下，攻打南宋。文天祥当时正在赣州知州任上，接到号召天下勤王的诏令之后，便痛哭流涕，从赣州境内召集了几万士兵以及民间的豪杰，领兵勤王。有朋友劝文天祥，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仅带领几万士兵入京勤王，对抗蒙古，无异于羊入虎口。但是，文天祥慨然答道：“我也知道这样的情况。只是，国家养育了臣民百姓三百余年，一旦遇到了危急，征集天下的兵勇，却没有一人一马前往救援，我想到这里，就觉得太遗憾了。因此，我不自量力，一心前往，希望天下的忠臣义士听说了我的事，会有人跟着我一同勤王。”于是，文天祥带领赣州士兵来到了临安，后又担任临安知府。可是不久，南宋就向气势汹汹南下征战的蒙古军队投降了。这时，文天祥又被任命为枢密使，与蒙古人和谈，被对方扣押。凶险之际，他随着自己的门客逃出蒙古军大营，重回南宋尚能控制的真州。至此，文天祥开始跟从流亡中的南宋小朝廷，一边流亡，一边继续抗元，但最后仍被元军逮捕。

到了此时，文天祥仍然受到元军的敬重，因其才高而又富有民族气节，元军一方的张弘范，很长时间之内都没有放弃劝降文天祥的努力。张弘范曾要求文天祥写信劝降南宋的另一位忠臣张世杰，文天祥却写下《过零丁洋》这样坚贞不屈的诗歌，以示绝不降伏。虽然文天祥至死不曾向元朝投降，但是元朝君臣仍然非常敬佩文天祥。这位勤学笃志，最后为国牺牲的忠臣死后，元朝人为之在《宋史》里立传，称赞文天祥为“伟人”。

学而有所成之人，当如文天祥一样，为国为民，抛洒热血。文天祥在当时的严酷环境之下，没有时间著书立说，但是他的诗作仍然体现出了他对时局的关注，以及他忠诚耿直的性情，如《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都是被后世传颂的名言警句。

评说

金庸曾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古代的学者，在学习的同时，总会时刻提醒自己，所学的知识，是要为国为民谋取福利的。将自己关在象牙塔中，“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虽然安逸而且看似自由，但是失去了宏大的目标之后，这个安逸和自由也变得空虚起来。人要专心读书学习，但为了书房之外的世事风雨，终有一天，勤勉的学习者都会走出书屋，迎接风雨，最后还社会一个清朗乾坤。

为往圣继绝学

勤于学习的意义，除了个人的提升，还有什么呢？请看宋朝理学家张载的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立志高远，古往今来，有很多志士仁人，为了这个目的，更加努力上进，不敢懈怠，以期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今日的专心学习，心无旁骛，是为了明日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与北宋的程颢、程颐兄弟一道，其思想被合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提出之后，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轨迹，以及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由此可知，朱熹本人的地位，在儒家学派中极其崇高，他被尊称为“朱子”，得以在孔庙配享孔子。朱熹本人一生勤奋好学，著作等身，诲人不倦；同时，他也是一个为国为民的优秀官员。相传，他四岁的时候，就曾经指着天空问他的父亲朱松：“天的上面有什么？”他的父亲非常震惊，四岁的朱熹竟然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原来，从幼年时期开始，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品质，就在朱熹的身上扎根了。朱熹五岁的时候，便在《孝经》的书封上题“若不如此，便不成人”的字样，用以激励自己向古代先贤学习。19岁时，朱熹便通过了科举考试，成为一名进士。

朱熹的好学，是一以贯之的。他本来已经做官，但是因为意识到世风日下，求仙拜佛之风盛行，这是消耗国力、不利于南宋中兴的，因此竟以31岁之龄重新拜师。这一次，他得以拜李侗为师。李侗是北宋理学家程颢和程颐的三传弟子，而朱熹拜李侗为师，便得以承袭二程学说。这是朱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朱熹的母亲去世之后，他按照制度，为母亲结庐守墓，建造了寒泉精舍。在为母亲守墓的六年期间，朱熹在寒泉精舍里奋发读书，并开始著书立说。在寒泉精舍读书并著述期间，朱熹有了两次重要的会面：一次是朱熹与吕祖谦的相聚，这次会面被称为“寒泉之会”；而另一次，朱熹来到了信州鹅湖寺，与前来的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相会，这次会面则是在学术史上更加有名的“鹅湖之会”。朱熹与陆氏兄弟虽然都是理学家，但是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不同的，心用来认识理；而陆氏兄弟认为，心就是理。虽然鹅湖之会并没有让朱熹和陆氏兄弟的思想得到统一，但是这次相会无疑是比较和谐的，而双方在鹅湖之会后，也都对自己的学说进行了反思。后来，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陆九渊还曾经来到白鹿洞书院，为白鹿洞书院的学生讲学，与朱熹继续探讨义理之学，双方宾主相得。朱熹也为陆九渊之兄，同样参加过鹅湖之会的陆九龄撰写了墓志铭。

朱熹本人好学不倦，读书时，提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就是有名的朱子读书法。我们尤其要注意到朱熹的“居敬持志”，这是他一生治学的态度，要求学者抱有远大志向，并为了远大志向不懈努力。朱熹本人便严格遵守了这些原则，治学一生。朱熹直到临终之前，仍然惦念着未完成的著述，修改他的《大学章句》。他一生著作等身，为两宋理学发展做了集大成的贡献：《诗集传》《近思录》《通鉴纲目》《周易本义》等，都是他勤勉耕耘一生留下的著作。其中，有一部著作尤其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四书章句集注》。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一说法由朱熹首创。朱熹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作章句，又作《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集合起来，便是我们今天所知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以至于朱熹的“四书”，成为了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根据，深刻影响了两朝的科举格局。

而朱熹本人在好学并著述之余，也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其《朱子语类》就是他与学生讲学论辩的语录集成。在此之外，他每到一处，便会兴建书院。朱熹出任南康府知军时，寻访南唐白鹿洞书院旧址。找到之后，便在庐山五老峰重建白鹿洞书院。他曾亲自主持白鹿洞书院的讲学工作，订立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这一规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早期重要教育规章之一。他曾这样在《白鹿洞书院教规》中写道：“我观察古代圣人教人学问的深意，没有不是将学问中的义理讲解明白，使学生修习个人品德，然后再将优秀的品行从自己推及其他人。并不是只要学生专心记诵阅览，写作诗词文章，然后只是用来沽名钓誉，谋取禄位的。现在做学问的人，却已经将这个原则反过来了。”朱熹对当时的治学、为官环境感到非常忧心，但他仍然亲自带领白鹿洞书院学生为学。希望能够培养出一心治学，能够修身齐家，为国为民的学者，继承圣贤的学问和品行。此后，朱熹又建立了“竹林精舍”，即多年之后被赐名“考亭书院”的书院机构；在武夷山时，主持建立了武夷精舍；在知潭州任上，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岳麓山上，与白鹿洞书院一样，都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朱熹重建了岳麓书院，并为书院聘请了名师，招收生徒，一时之间，岳麓书院恢复了往日的繁荣，直到明清，岳麓书院仍然是一处文化重镇。可以说，朱熹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也正是他“为往圣继绝学”的体现。

评说

朱熹幼时便致力于“为往圣继绝学”，而他终其一生，以全部生命做到了专心致志，敬业修身，著书立说，并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勤奋刻苦，不舍昼夜地学习，应当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显耀与禄位，而应当心怀更加高远的目标，为了这一目标奋斗终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学习之“道”，才能真正专一刻苦并学有所成，为祖国和祖国的人民贡献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