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face / 前言

亲爱的多纳姆：

这是本你要求我在解除职务之前写的书。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并不是对这份研究的最终解答，因为你和我——那时你是管理研究院的院长——当时都认为关于人类行为和人类关系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一个研究，如果没有先验假设，除了那些能被生物学或者人类临床医学验证的假设，我们认为，将会比直接研究劳资关系更加有效。距离我们上次在纽约的谈话已有20年，而我们的合作也从谈话后的第二年（1926年年中）在哈佛的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以及后来的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启动了。几乎在研究启动的同时，来自疲劳问题研究室的劳伦斯·哈德森、阿列V. 博克（Arlie V. Bock）以及D. B.迪尔（D. B. Dill）也加入进来。在1927年，弗里茨·罗特利斯伯格（Fritz Roethlisberger）开始了他基于哈佛大学生而开展的进展困难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目前其研究成果还未正式出版。在这本书里想要囊括他的这项研究和西方电气公司的研究以及疲劳问题研究室的许多成果（一些仍旧是军事机密）是不可能的。我不得不沿着一条单轨道去追踪我们各项研究的单一而复杂的启示的发展趋势。我将尽我所能，阐明我的信念，即掌握这些启示对于被战争蹂躏的世界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自从我们在1925年第一次探讨了这件事之后，局面已经发生了悲剧性的改变。那时，美国或者自认为是美国领袖的人们相信：大体上的繁荣水平已经建立起来了，并相信周期性复发的经济衰退问题也被克服了。许多人相信，或者至少希望，日内瓦国际联盟开始认真而谦恭地工作，用和平与智慧代替战争和民族自负。工业继发问题看来并不意味着对合法改革存在隐蔽的威胁，当然，也不出意外地存在着对于文明基础的野蛮袭击。简单地说，无论是这里还是其他地方，社会对于发生在历史转折点1929年之后的事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现在，经历过大萧条以及人类所遭受过的最可怕的战争，我们面对着一个经历了可悲改变的世界——在欧洲，城市沦为一堆瓦砾，社会秩序混乱；在亚洲和太平洋岛屿，觉醒的和游离不定的群众完全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艰巨责任。在东欧，和中国一样，农民彻底地从默默无闻和表面上的自满中觉醒，逐渐开始要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标准。同时，农民相信自己所要求的一定会实现，只要要求的声浪足够浩大。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来自于不断地重新创造和努力争取，他们无法理解这一点。如果需求得不到实现，他们会很容易认为这是某些人（美国人、民主寡头或者资本家）有意地阻碍他们获得物质财富。

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广播评论员）由于他们对民主的诚挚之心，似乎认为在代议制政体各种形式中的一些人能够发挥如同护身符般的作用——帮助一些无论文化程度多低的人成功且系统地整理并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不幸的是对于这个理论假设，至少有三个条件限制着其在民主政体中的适用。

第一，工艺技术和文化水平必须有一个全面的通用标准。也许，这个条件并非完全适用，比如英国历史上一些时期，文学和学术等级是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时代，僧侣拥有的政治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至少在英国是这样的。实际上拥有权利和技术成就的阶级，虽然可能比平民更有行政经验，但通常并不是最有文化的阶级。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最后的决定权，如果其是合理且进步的，就必须交给拥有技术和社会知识的群体执行。当然，这个要求并没有从任何意义上试图剥夺工人及其代表的参与权，尽管这个要求可能将其从法律界某些部门的活动中排除——这些部门还沉溺于腐旧且口头上的主权论。事实上，强调建立技术和文化的标准，只是说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个适应性的社会必须且只能被具有适应性的人控制。同时，这也包含着一种需求，即对大幅度提升教育培训的理论及其相应技术的需求。个人的适应能力只有通过经验和教育才能获得。常规训练只能满足一个“稳定的”社会的需求，而无法满足由现代科学技术所创造的新世界的需求。

第二，在一个群体间物质生活水平差异显著的社会里，代议制政体并非能为社会福祉做出令大众满意的政绩。尤其是，当较低的社会阶层十分努力地工作而只能勉强换得不足以满足其基本生理和社会需求的报酬时，这一事实极为明显。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如18世纪后期的法国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智力，作为民主体制的一个先决条件，要求充足且高标准的物质生活水平。比如，英国在战时保证每个儿童，无论他的社会身份和经济状况，在生活必需品上都有充足的供应。

第三，在一个被群际敌对和群际仇恨分裂的社会里，代议制政体是无法有效运行的。民主政治和民主工业领袖如果对行政管理方法全然无知将导致日益渐长的合作无能，这是极其危险的。斯坦利·凯逊（Stanley Casson）指出郁积停滞，即具有社会职能的群际之间无法合作以及继而引发的相互敌视，都曾是伟大文明的破坏者。

在短短的15年中，苏联曾努力把生活在东欧和北亚这一广大地区的原始居民的文化水平提升到一个具有专门技能和能写能读的水平上，而这仅通过很多代所谓的民主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当和平的艺术刚要获得成就的时候，它受到了野蛮的德国侵略者的进攻，以至于这些成就被无情地破坏了。在美国和英国大量的物资救助之下，苏联挽回了危局，并将侵略者驱逐了出去，并且在盟国的军事协助下，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将德国人击败在了德国的国土上——这个希特勒自诩的在任何强国的联合下也从来没有屈服过的国家。显而易见，苏联的胜利来自于各方群体的自发且全力的合作。而这个结果也不能完全归因于国家的危机，即便当时的危机的确是极其严重的。因此，很自然，对随便乱讲“民主方法”表示不安的是苏联，对上述三点限制条件的重要性理解得最深刻的也是苏联人。旧金山会议上的分歧是出于对类型完全不同的社会情况的观察。在英国和美国，专业技能和一般文化水平是很高的，这基于其将近200年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及一个世纪以来普通居民都能粗略阅读的缘故。而在苏联并非如此，它所掌握的技术和文化能力在它看来还是十分幼稚的。苏联在发展和平艺术的同时是否能够同步发展民主以及公共管理能力，到现在来说，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引发盎格鲁-撒克逊人无休止争论的“民主”这个字眼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英语国家的民主政体和其他形式的政体之间的差异是意义重大且意味深远的。所有其他的政体是单面性的，只有民主政体是多面性的。其他形式的政体，从罗马帝国到墨索里尼的那个低劣的法西斯主义，可以用一张工程蓝图来表示——权威集中在顶部，以下各级权威只能由顶部的权威批准或授权。“霍布斯的伟大利维坦、圣典学者至高无上的权力、神秘的权威、奥斯丁的国家主权，这些都是同一样东西的不同名称，即为了国家或教会的统一而产生的立法者不受限制的无上权力。至于这里所说的到底是国家还是教会，已无关紧要。”

在民主政体中并不存在中央集权；理论上讲权力中心的轨迹会根据情景的需求不断转变。民主政体比君主政体等其他政体更为优越。民主政体大体上非常接近人类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经济萧条、战争、瘟疫、洪水、饥荒，中央当局必须暂时集中权力。但是，度过危机之后，中央的控制就放宽，权威的中心仍旧归到周围的许多组织中。因为正处在权力的舞台上或其他地方的非正式组织才是自发性合作的起点。中央和周围的权力就是这样互补的——逻辑性的以及目的性的权力来自上部的控制，自发性的以及合作性的权力主要来自下部的掌控。从历史角度讲，伟大的民主国家所探求的是明智的控制而非权威，它试图依据情景的需求，将应对各种困难的决定中心安放在适当的位置。因此一个明智的行政管理人员就应如此规划他的行政政策，即使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人们也很容易看到这样的行政管理人员。使所涉及的团体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其重要性相当于一个强逻辑性和目的性的工作计划对于专业技能人员的重要意义。因为，除了谋求技术发展之外，一个社会必须获得每一个人的有效参与协同合作。

因此，有效合作是我们在20世纪中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里没有什么“主义”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回答“自发性参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一被完全忽略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安下心来脚踏实地地解答。在权力控制点随着智慧和理解力所指引的方向移动的社会里，民主政权的定期选举制度只是这个社会最原始、最粗放的办法。在这些事件上，我们的政治领袖以及科学领袖的做法使我们感到失望，我们必须重新尝试。

这本书并没有深入讨论政治领导，尽管第二章“乌合之众假说和它的推论国家绝对论”，指明我们的政治思想与我们的经济思想里共同存在的缺点，然而，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以后出版一本关于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的书。

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情景研究中，在其能够将工业临床研究的结果记录在案之前，还需要初步探讨。第一章，“进步的阴暗面”提议关注系统研究的不平衡性——对技术和物质的过分强调，而忽略人和社会领域（医学除外），将其抛给那些愚蠢的“主义”以及偶然的猜测。

如果必要，原子弹将在这个时候出来提醒我们既要注意成就，也要注意失败。我们知道如何在一瞬间之内毁灭万千的生命，却不知道如何系统地设置任务引导各个组织以及民族在文明建设的任务中互相合作。

并不是原子弹要毁灭文明，而是文明化的社会能够毁灭它自己——无疑地，最终要用到炸弹——如果它无法理智地理解并且控制这些促进或阻碍合作的因素。

多纳姆为了更负责任地生活而进行的关于教育的讨论，指明了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的道路。

乔治·埃尔顿·梅奥

1945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