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杨门女将”的“裙结”

严格地说，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应该是由英国女传教士奥特绥小姐于1844年投资兴办的宁波女塾。但这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学校。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后，“母教救国”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培养既能相夫教子、又能“宜家善种”的“贤母良妇”，开始成为朝野上下改革之士的共识。

1906年6月13日上午10点，中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天津女学事务总理傅增湘、前任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吕碧城都出席了开学仪式。至此，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女子教育机构才正式诞生。

但是，在清政府开始日薄西山的形势下，中国女子教育却步履维艰，千百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依然在社会上盛行。

所以在谢长达创办女学之初，这里仅有五名学生，而且还有一人中途辍学。后来在王季玉竭尽全力的奔走联络下，振华女中才开始真正名声大振。到了蒋恩钿入学时，这里已经是名媛如云了。

和蒋恩钿同寝的名媛叫杨季康，她比蒋恩钿小3岁，却比蒋恩钿大一届，于是小学姐和大学妹就成了密友。对杨季康这个名字熟悉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她后来还有一个大家极为熟悉的名字——杨绛。

杨绛和蒋恩钿不同，她是出身于真正的高官家庭。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之一，他和孙中山、黄兴都往来密切。在民国时曾出任江苏省和浙江省的高等审判庭庭长、京师高等检察厅长等职。

杨荫杭的妹妹叫杨荫榆，她绝对是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女杰。杨荫榆23岁去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公费留学，30岁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1918年，34岁的杨荫榆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直到40岁那年终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子大学校长——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杨绛有一个姐姐叫杨闰康，她的丈夫何德奎曾经做过国民政府上海市的副市长。

杨绛还有一个妹妹叫杨必，绝对是美女加才女，被称为复旦大学的“玉女教授”。

也许命运总是喜欢作弄英才。本来杨绛是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的外文系，可是1928年清华招收女生时却没有南方的名额。没办法，她只好转苏州的东吴大学。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了。于是21岁的杨绛便与同学一起北上来到清华当了一名借读生，同时也成了朱自清的学生。

也许还是命运的安排，来到清华后的杨绛又和早在1929年就已考入的蒋恩钿住到了一起。在清华，杨绛爱情的春天来到了，而且她的爱情又将精英家族的社交经纬绘上了千古绝唱的色彩。

初春的一天，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正赶上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于是她们就一同回到了清华园。在女生宿舍的古月堂前，杨绛见到了孙令衔的表兄，他是一个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的青年学子。

当时，这两个年轻男女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是这匆匆一见却让双方擦出了相互爱慕的火花。这个青年学子叫钱锺书，他就是后来的民国第一才子，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文学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35年7月13日，苏州庙堂巷的杨府举行了一场结婚仪式。多年后，新娘杨绛在一篇文章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从容优雅的名媛杨绛，嫁入的钱家又是怎样的名门呢？

在1000多年前的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国王叫钱镠。钱镠祖孙三代、五位国君以其卓越的治理能力使吴越国富甲江南，后来钱镠就将他的33个儿子派往江浙各州，于是钱氏家族便很快繁衍开来。

钱锺书的祖上，就是钱镠的一支后裔。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字子泉，别号潜庐）是古文学家、教育大师和一大堆名牌大学的教授。

钱锺书19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这也正是杨绛曾经梦想进入的殿堂。在清华大学上学的4年时间里，钱锺书除了收获美满的姻缘，还结出了很多的友缘。

首先，他就得到了老师吴宓先生的欣赏。吴宓出身于旧式的官宦富家，他的生父吴建寅和嗣父吴建常都是与康有为齐名的三原宏道学堂刘古愚的学生，嗣父吴建常还做过于右任任靖国军总司令时期的秘书长。

当然，吴宓对钱基博先生也很是尊敬，同时和杨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后来他就和钱锺书、杨绛也仍然有着“通家之好”。

吴宓原名叫玉衡，应该是取自于《书经》中“陈璇玑之玉衡”一句。后来他的祖母又请吴宓的姑丈陈伯澜另取了一个新名叫陀曼。但是吴宓对陀曼这个名字十分不喜欢，于是就在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改名为“宓”字，取安静之意。但是取了安静之意的吴宓却没有真正的安静，尤其是他的姻缘，后来竟然成了民国时期的一段“闹”事。

吴宓的先夫人陈心一是他同学陈烈勋的妹妹，也是一位小才女。吴宓在和陈心一分手后，就同陈心一的好朋友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彦文有了关系，不过后来他们也没成功。再后来，毛彦文这位大才女没能成为朱君毅和吴宓的夫人，却成了另一位赫赫有名的精英人物熊希龄的夫人。

到底是“渐能至理窥入天，离合悲欢各有缘”（吴宓写毛彦文诗），还是“楼外草青春欲到，东风静待花开”（熊希龄写毛彦文词），我们就不再研究了。

吴宓和陈心一有一个女儿叫吴学昭，她是“笃实忠厚，聪明正直”的大才女，曾任过《中国儿童》主编、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

大才女吴学昭后来又把吴家的裙带系到了另外一个精英家族上，因为她的丈夫就是中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39岁当上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

钱锺书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28岁回国后就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第二年，他又去国立蓝田师范学院当上了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1935年杨绛和钱锺书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又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在此期间，她获得了西班牙国王授予的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1937年5月，钱锺书和杨绛的女儿在英国牛津降生了，起名钱瑗。

两个月后，中国大地发生了重大事件——“七七事变”。

1938年，钱锺书和杨绛带着女儿回国了。这时的振华女中已经被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校长王季玉因为拒绝让日寇接收，便将振华女中的校产迁移到东山，藏在了农家的复壁内。尽管狼烟弥漫，但是蛰居在东山的王季玉仍然心系振华女中，于是她决定在上海办分校。经过努力，她终于在赫德路租借到了一处民房，让振华小学恢复了办学，然后她决定让回国的杨绛任校长。

离开振华10年的杨绛又一次踏入了让她“启程”的地方。在这简陋的条件下，杨绛艰难地将振华小学维持到了全上海沦陷时期。在经历了战火硝烟后，1959年秋，22岁的钱瑗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精英社交网络上的经纬线从清华园牵出，它又将向新的空间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