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叙论(2)
至近世则有金谿蔡元凤先生（上翔），殚毕生之力，为《王荆公年谱考略》，其《自序》曰：
（前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则凡善有可纪，恶有当褫，不出于生平事实；而后之论者，虽或意见各殊，褒贬互异，然事实固不可得而易也。惟世之论公者则不然，公之没去今七百余年，其始肆为诋毁者，多出于私书，既而采私书为正史，此外事实愈增，欲辨尤难。（中略）忆公有《上韶州张殿丞书》，其言曰：“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流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否，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栗，讪在后而不羞，苟以厌其忿好之心而止耳；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呜呼！尽之矣。此书作于庆历皇祐间，当是时公已见称于名贤巨公，而未尝有非毁及之者也。然每读是书，而不禁嘘唏累叹，何其有似后世诋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自古前代有史，必由继世者修之，而其所考据，则必有所自来。若为宋史者元人也，而元人尽采私书为正史。当熙宁新法初行，在朝议论蜂起，其事实在新法，犹为有可指数者。及夫元祐诸臣秉政，不惟新法尽变，而党祸蔓延，尤在范、吕诸人初修《神宗实录》。其时邵氏《闻见录》、司马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东轩笔录》，已纷纷尽出，则皆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私者为之也。又继以范冲朱墨史，李仁甫长编，凡公所致慨于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若重为天下后世惜者，而不料公以一身当之，必使天下之恶皆归。至谓宋之亡由安石，岂不过甚哉！宋自南渡至元，中间二百余年，肆为诋毁者，已不胜其繁矣。由元至明中叶，则有若周德恭，谓神宗合赧、亥、桓、灵为一人；有若杨用修，斥安石合伯鲧、商鞅、莽、操、懿、温为一人，抑又甚焉。又其前若苏子瞻作《温国行状》，至九千四百余言，而诋安石者居其半。无论古无此体，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后则明有唐应德者，著《史纂左编》，传安石至二万六千五百余言，而亦无一美言一善行，是尚可与言史事乎哉？（后略）
陆颜两先生，皆一代大儒，其言宜若可信；而蔡氏者又博极群书，积数十寒暑之日力网罗数千卷之资料以成年谱，而其持论若此，然则居今日以传荆公，欲求如克林威尔所谓“画我当画似我者”，不亦戛戛乎至难之业哉？虽然，以历史上不一二见之哲人，匪直盛德大业，黤没不章，抑且千夫所指，与禹鼎之不若同视，天下不复有真是非，则祸之中于世道人心者，将与洪水猛兽同烈。则夫辟邪说拒淫辞，扬潜德发幽光，上酬先民，下奖来哲，为事虽难，乌可以已？是则兹编之所由作也。
（附）《宋史》私评：
《宋史》在诸史中，最称芜秽。《四库全书》提要云：“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檀氏萃曰：“《宋史》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尽出于大公。盖自洛蜀党分，迄南渡而不息，其门户之见，锢及人心者深，故比同者多为掩饰之言，而离异者未免指摘之过。”此可谓深中其病矣。其后柯维骐《宋史新编》，沈世泊著《宋史就正编》，皆纠正其谬。四库提要摘其纪志互异处、传前后互异处十余条。赵氏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摘其叙事错杂处、失检处、错谬处、遗漏处、牴牾处各十余条，其各传回护处、附会处、是非失当处、是非乖谬处共百余条，则是书之价值，概可见矣。而其舛谬最甚，而数百年来未有人起而纠之者，莫如所记关于王荆公之事。
《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非有所好恶于其间也，徒以无识不能别择史料之真伪耳。故欲辨《宋史》，当先辨其所据之资料。考宋时修《神宗实录》，聚讼最纷，几兴大狱。元祐初，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之，佃数与祖禹、庭坚争辩。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如君言，岂非谤书乎？”佃虽学于荆公，然不附和新法，今其言如此，则最初本之《神宗实录》，诬罔之辞已多，可以见矣。是为第一次之《实录》。及绍圣改元，三省同进呈台谏前后章疏，言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熙丰以来政事。及国史院取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供文状，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事。上曰：“文字以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章惇曰：“不惟多称得于传闻，虽有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传闻修史，欺诞敢如此。”安焘曰：“自古史官未有如此者，亦朝廷不幸。”此虽出于反对元祐者之口，其言亦不无可信。前此蒋之奇劾欧阳修以帷薄事，修屡抗疏乞根究。及廷旨诘问之奇，亦仅以传闻了之。可知宋时台馆习气，固如是也。于是有诏命蔡卞等重修《实录》。卞取荆公所著《熙宁日录》以进，将元祐本涂改甚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是为第二次之《实录》。而元祐诸人，又攻之不已。徽宗时，有刘正夫者，言元祐绍圣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当折衷其说，传信万世。又有徐勣者，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闰，未能成书，盖由元祐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论议纷然。当时辅相之家，家藏记录，何得无之？臣谓宜尽取用，参订是非，勒成大典。于是复有诏再修。未及成而靖康之难作。南渡后，绍圣四年，范冲再修成之以进，是为第三次之《实录》。《宋史》所据，即此本也。自绍圣至绍兴，元祐党人窜逐颠播者凡三十余年，深怨积愤，而范冲又为祖禹之子，继其父业，变本加厉，以恣报复。而荆公自著之《日录》，与绍圣间朱墨本之《实录》，悉从毁灭，无可考见。《宋史》遂据一面之词，以成信谳，而沉冤遂永世莫白矣。凡史中丑诋荆公之语，以他书证之，其诬蔑之迹，确然可考见者十之六七。近儒李氏（绂）蔡氏（上翔）辨证甚博，吾将摘其重要者，分载下方各章，兹不先赘。要之，欲考熙丰事实，则刘正夫、徐勣所谓元祐、绍圣好恶不同，互有得失者，最为公平。吾非敢谓绍圣本之誉荆公者，遂为信史，然如元祐、绍兴本欲以一手掩尽天下目，则吾虽欲无言，又乌可得也？蔡氏所撰《荆公年谱》载靖康初杨时论蔡京疏，有南宋无名氏书其后云：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进，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至于龟山在徽宗时，不攻蔡京而攻荆公，则感京之恩，畏京之势，而欺荆公已死者为易与，故舍时政而追往事耳。（后略）
此其言最为洞中症结。荆公所以受诬千载而莫能白者，皆由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造为已甚之词。及道学既为世所尊，而蜚语遂变铁案。《四库提要》推原《宋史》舛谬之故，由于专表章道学，而他事不措意，诚哉然矣。颜习斋又尝为韩侂胄辩冤，谓其能仗义复仇，为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诛之以谢金，实狗彘不如。而宋史以入之《奸臣传》，徒以其得罪于讲学诸君子之故耳云云。朱竹垞、王渔洋皆论张浚误国，其杀曲端与秦桧之杀岳飞无异，徒因浚有子讲学且为朱子所父事，遂崇之为名臣，而文致曲端有可杀之罪，实为曲笔云云。凡此皆足证《宋史》颠倒黑白变乱是非之处，不一而足，而其大原因则皆由学术门户主奴之见，有以蔽之，若荆公又不幸而受诬最烈者也。吾故先评之如此。吾言信否，以俟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