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公元十三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个广袤帝国。这个帝国的创立者属于横跨中国北方草原和高地的蒙古民族。令人刮目的是，在极短时间内，众多文明民族为这个帝国所征服。其兵锋扩展至亚洲大部分，并延伸到欧洲，把远东和近东各文明国家归于唯一的王化之下，成为古今中外罕见的最大帝国。不仅如此，虽然帝国由游牧民族建立，其中夹杂着众多异族分子，但它却能在长时期内保持统一。其后，虽因宗室间的罅隙而形成数个分支，数个藩邦一度对峙，但其观念上的统一仍未消亡。可以说，整个旧世界的历史建构，尤其受到蒙古民族深远的影响。

由是，亚洲各文明民族——无论是否曾与蒙古民族接触过，抑或被其彻底征服，都会热衷于讨论这个从来“不知道的生疏”的民族和其令人心生忧惧的领袖——成吉思汗的命运。

在中国、突厥斯坦、西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国的史书中，对蒙古民族的蒙昧、勃兴、战役及征服各国的历史，已记之甚详。而这些记录就是我们获知成吉思汗本人和十二三世纪蒙古民族历史的史料之源。当然，这些史料并非完全属实，这需要我们先在这些史料中探求史家的著述动机，同时还要注重剖析其写作环境，然后才能做出慎重而相对客观的评判。亦即，我们应该用研究欧洲学者著作的方法一样来研究这些史料。因为持批判态度，在深入研究成吉思汗及其同时代的最重要史料后，欧洲的东方学者得出如下结论：

一、波斯史家剌失德丁（Rashid-u’d-Din）十四世纪初编纂而成的《史集》（Jami‘ut-Tawàrikh），主要根据蒙古人所传说的口碑，这里面包括官方的或非官方的。

二、《蒙古秘史》系十三世纪用蒙古文字写成的，至十四世纪音写为汉字并加旁译（每个蒙语词旁注有汉文词义）和总译（每段蒙文的汉译文），刊行于世。

三、《元史》系十四世纪用汉语编写而成。

四、与蒙古侵入同时代的伊斯兰教徒所撰述的几种记录：

（一）《阿拉伯编年史》（原名“Kamilut-Tèvarikh”，意为“全史”）由伊本·阿昔儿（Ibnu‘I-Athir）撰写，编纂于美索不达米亚（在伊拉克境内）；

（二）Tabakāt-iNassiri（波斯文），术兹札尼（Juzjani）撰。作者生于阿富汗，1260年到印度，用波斯文书写自传（1873-1876年间，此书被译成英文，收于《印度文库》本中）；

（三）《世界征服者史》（波斯文，原名“TarikhDjihan-kushai”）为志费尼（Juwayni）撰，此书成于1260年（米尔咱·移罕默德曾译此书第一卷为英文，收于《吉布纪念丛书》第十六卷，1916年出版）。志费尼虽然比术兹札尼年轻，但其著作完成于蒙古帝国瓦解之前。因为作者曾游历过突厥斯坦和蒙古各地，故能够使用蒙古方面的史料，如口碑和各种记录等。

五、中国旅行家的一些记述，如将军赵珙和长春真人的记录。

如上所述，蒙古民族自身也有许多依据口碑和传说编纂的历史文献，而这些文献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参考史料，但由于大部分史料佚失，所以我们只能从中国和伊斯兰教史籍的记载和引证中才获悉它的存在。而《蒙古秘史》却例外，它是一部描绘成吉思汗及其同伴的英雄史诗。

十三世纪，欧洲的三位旅行家——修士柏朗·迦宾（Plano Carpini）、鲁勃洛克（Rubruk）、马可·波罗曾（Marco Polo）经到访过蒙古，他们也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包括各民族的国土、风俗习惯等等。虽然其作品没有为我们提供成吉思汗或其同时代的重要知识，但他们的记录资料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可以从中搞清蒙古征服时期的历史背景。而东西方的一些学者曾经利用这些资料，编成许许多多关于蒙古民族和成吉思汗的历史。其中两位作者的著述最为重要：一是多桑（D'ohsson）所著《蒙古史》（法文，海牙， 1834-1835年）；再者是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巴托尔德的一些作品，尤其是《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俄文本于1900年刊行，英译本成书于1928年，收于《吉布纪念丛书》）。

不得不说，无论我们拥有的史料如何有价值，但对于重新刻画成吉思汗这位伟大征服者的征战生涯、特殊人格，或者再现其感情和理想来说，这些史料不过是只言片语、碎简断片而已。而许多重要史料我们还不了解（比如成吉思汗的各种律令、著名的“札撒”等等。同时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史料，或者没有刊行于世，或者尚未翻译、整理和研究）。

无论怎样，如果我们借助上述列举的各种史料，用粗线条去勾勒这位因创建伟大帝国而影响整个世界命运的“天才野蛮人”——成吉思汗，倒还是可行的。

背景阅读：《史集》

《史集》由波斯伊儿汗国的剌失德丁（1247-1318）主持编撰。剌失德丁是哈马丹人，起初任伊利汗阿八哈（1265-1282在位）的御医，其后合赞汗（1295-1304在位）对其赏识有加，便将剌失德丁擢升为宰相，以辅佐合赞汗进行政治、经济等诸项改革，取得一定成绩。完者都汗（1304-1316在位）时期，剌失德丁继续任宰相，他的儿子也都出任地方长官。因权势日盛，终于招致政敌攻讦。1317年，在屡遭谗言后，剌失德丁被不赛因汗（1317-1335在位）罢黜，次年被处死。

1300年，在合赞汗旨意下，剌失德丁开始主持编纂蒙古历史， 1307年完成。进呈后，再奉完者都汗命，剌失德丁又增编了世界各民族历史和舆地图志，1311年宣告完成，定名为《史集》。

按原书总目录，《史集》共分三卷：第一卷蒙古史，为奉合赞汗旨所修，完者都汗最后钦定，称为《合赞汗祝福史》。该卷分两章：第一章——蒙古、突厥诸部族志；第二章——成吉思汗先世纪，成吉思汗纪，窝阔台合罕、术赤、察合台、拖雷、贵由汗、蒙哥合罕、忽必烈合罕、铁穆耳合罕纪传，旭烈兀、阿八哈、帖古迭儿、阿鲁浑、海合都、合赞六代伊利汗传。

第二卷世界史，也分两章：第一章为完者都汗传；第二章为世界史，包括古代波斯诸王、穆罕默德和历代哈里发、波斯诸穆斯林王朝（哥疾宁、塞尔柱、花剌子模、法儿思、木剌夷）以及乌古斯、中国、犹太、拂朗、印度诸民族史。

第三卷为《诸域志》。现存各种抄本均无第三卷和第二卷中的完者都汗传，或许并未编成。

由于是伊利汗国官修国史，因此，在编写《史集》过程中，剌失德丁及其助手利用了伊利汗宫廷的大量档案，如《金册》（或为元朝颁发给各汗国的《实录》）等；参考了波斯、阿拉伯历史著作，如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伊本·阿昔儿的《全史》等。此外，还征询了当时任职伊利汗国的蒙、汉及其他民族官员，搜集了大量的书面和口头资料。

《史集》现存多种波斯语抄本。现存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托普卡庇·萨莱图书馆中的1317年抄本是剌失德丁在世时抄本，抄本上写明该本于1317年11月在巴格达抄写。该书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包括世界各民族史，尤其是蒙古帝国史（十四世纪以前），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历史。

《史集》主要译本有：贝烈津译《剌失德丁撰著的蒙古史》（1858-1888）；卡忒美尔译《剌失德丁用波斯文写成的波斯蒙古史》（1836）；伯劳舍校注的剌失德丁《史集》第二卷（《吉布纪念丛书》第十八卷第二册）；前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的剌失德丁《史集》俄译本，共三卷四册（1946-1960）。余大钧、周建奇据此俄译本译为中译本，共三卷四册（商务印书馆，1983-1986）；波义耳的《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英译本（1971）；周良霄汉译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等等。

背景阅读：《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汉名为《元朝秘史》，蒙古文名作“Mongol-unniguchatobchian”（《蒙古秘史》）。日本东洋史学家那珂通世（1851-1908）曾将此书译成日语，书名为《成吉思汗实录》。此外，有英、俄、德、法、匈牙利、捷克、土耳其文等各种外文译本。汉文译本有谢再善译本（中华书局1956年版）、札奇斯钦译注本（台湾1979年版）、余大钧译注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原书作者佚名，在十三世纪用畏吾体蒙古文（即古蒙文）写成，成书地点在蒙古高原的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流域。该书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写起，直至斡歌歹罕十二年（公元1240年）为止，时间跨度长达500多年。因事涉民族天机和隐秘，在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元代秘而不传，又因文字变化妨碍在本族中流传。明清时虽列于大型类书、丛书，但远离民间。到清中叶翻印出版时已成为一部高深的学问书籍。《四库全书总目》将此书附录于《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中国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对该书评价颇高，称其“天真自然的叙述，不知要高出恹恹无生气的古文多少倍！”

背景阅读：《世界征服者史》

《世界征服者史》是志费尼（1226-1283）的倾力之作。志费尼是呼罗珊志费因（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西北）人，其祖曾任花剌子模国财政大臣。1233年，其父巴哈丁被蒙古人俘获，被呼罗珊蒙古长官成帖木儿任用，做了财政官。而志费尼则出任阿姆河行省长官阿儿浑的书记，曾三次随阿儿浑入朝，前两次皆中途折回，第三次于1252年复抵达蒙古首都哈剌和林，1253年秋返回。也正是在此期间，志费尼始撰《世界征服者史》。此后，他跟随旭烈兀讨灭木剌夷（亦思马因派）和报达哈里发国。1259年被任命为报达副长官，直到去世。

《世界征服者史》属于未完成的著作，该书从蒙古之兴写起，只写到1257年灭木剌夷国。1260年以后，志费尼不再继续创造，或因公务繁忙。《世界征服者史》分三部，第一部讲述蒙古建国及其征服畏兀儿、西辽和花剌子模，窝阔台至贵由时期的蒙古政事和拔都西征；第二部讲述花剌子模兴亡史和统治波斯的历任蒙古长官（成帖木儿、阔里吉思、阿儿浑）的事迹；第三部讲述蒙哥登基和旭烈兀西征，木剌夷兴亡史。

志费尼熟谙中亚历史，且所载多为亲历事件，尤其对成吉思汗西征、旭烈兀西征和蒙古对波斯的统治等部分的记述非常详尽、确实。值得一提的是，志费尼在书中将亲眼看到的蒙哥登基后无情镇压政敌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大臣的情形记述尤为详细，而这段史实在《元史》中多被删略或隐瞒。

《世界征服者史》以抄本流传后世。二十世纪初，伊朗学者卡兹维尼以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最古的1290年抄本为底本，用其他多种抄本进行校勘，于1912、1916和1935年先后出版了一、二、三卷波斯原文集校本（《吉伯丛书·旧编》第十六号，伦敦）。英国波斯学家波义耳据此译为英文，并加详细注释（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58）。何高济据英译本重译为汉文（上、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背景阅读：札撒

“札撒”或“札撒黑”（“Yasa”或“Jasak”音译），《元朝秘史》释为“法令”、“敕令”、“法度”﹑“军法”等，亦有“法律”﹑“条例”﹑“政治”等义。

小林高四郎日译本注曰：“关于‘札撒’和‘必里克’可参阅梁赞诺夫斯基教授著《蒙古习惯法的研究》。元人对于‘札撒’的解释，或作‘法令’（《元史》卷二），或作‘依条制法度也’（徐元瑞撰《吏学指南·法例条》）的意思。其他如在即位时，于严肃的大宴里亦颁布‘札撒’以为训诫。”《元史》卷二《太宗元年秋八月已未条》：“诸王百官，大会于怯绿连河曲雕阿兰之地。以太祖遗诏，即皇帝位于库铁乌里，始立朝仪，皇族尊属皆拜，颁大札撒”。又柯九思《宫诗》十五首的初首：“万国贡珍陈玉陛，九宾传赞卷朱帘，大明殿前筵初秩，勋贵先陈祖训严”。其自注：“凡大宴，世臣掌金匮之书，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又《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英宗登极，拜中书平章政事，会诸侯王于大明殿，诏进读太祖金匮宝训，威严整暇，语音明畅，莫不注目竦听。”

南宋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蒙古部始有札撒，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后渐趋完备，设专人执掌，立“青册”，以畏兀儿字记蒙古语，逐渐演变为成文法，称“札撒大典”。每逢新汗即位﹑诸王集会﹑军队调动等国家大事，均聚众颁读，按律遵行。《元史·大宗纪》：“秋八月己未……始立朝仪，皇族尊属皆拜。颁大札撒。”1225年，成吉思汗下令颁布了札撒和训令，史称为《札撒大全》或《大札撒》。同时，成吉思汗还要各个宗王将一部《大札撒》藏于金盒子中保存。

元朝正式建立后，虽然其效力被其他法律代替，但在大规模集会时大家一起诵读《大札撒》还是作为一种王朝仪式保留下来。

札撒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经过铁木真认可的习惯法（约束）、铁木真所颁行的法令（札撒）和铁木真的命令（必里克）。因为当时没有系统的编纂，少量零散的书面记载也几乎都失传了。只有少量记载留在《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埃及志》和一些汉文史籍中。札撒有两大特点：一是汗权至高无上，二是刑罚十分残酷。所有法条皆由铁木真个人意志产生，并且动辄便是死刑。如发现逃亡奴隶不交还主人者处死，擅自离开自己所属的千户、百户者处死，擅自给俘虏衣服食物者处死，盗马贼要罚马九匹（没有马就把儿子给马的主人做奴隶，若没有儿子就处死），说谎者处死，在枯草时遗落火种的杀全家，男女私奔者处死，甚至在水中便溺的也要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