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斯拉夫人与条顿人

波兰应被视为一个殖民地；

波兰人应成为大德意志帝国的奴隶。

——汉斯·弗兰克

1934年时，格蕾特尔·多斯特还是个小姑娘，居住在东普鲁士的德国省，柯尼斯堡（Königsberg）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施泰因村（Friedrichstein）。童年岁月里，她最难忘的一个日子是奥古斯特·卡尔·登霍夫伯爵（几个世纪来，他的家族一直住在弗里德里希施泰因的庄园里）的女儿玛丽昂·登霍夫参观了她所在的学校。这位年轻贵族的美貌令多斯特感到震惊，她暗下决心，如果自己将来有个女儿，她会给她取名为玛丽昂。战争结束后，玛丽昂·登霍夫记述了自己逃离东普鲁士的经历，在该书的序言中，她以一幅生动的画面描绘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故乡：

这是一本关于背井离乡的书。离开了我青春时期的那些景象：广袤的天空遮蔽着辽阔的田野，简朴的村落，鹅卵石，宅前花园里的向日葵，道路上的鹅，还有那些美妙的道路，换作西部任何一处，这些道路上都将挤满汽车。也离开了一个被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决定生活节奏的依然是季节：牛群在夏季牧场里吃草，雨云覆盖着空阔的麦茬地，春季北飞的雁群发出鸣叫，秋季树林中传出松鸡的啼鸣，冬季森林里的雪地上留下狐狸的足迹。

这幅田园诗般的画面隐藏了某些无情的真相。掌握着大部分土地的容克贵族家庭（他们当中产生德国军官的比例相当高）都是些传统的保守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不愿接受现代化事物。因此，他们的农场在与德国西部富饶土地的竞争中苦苦挣扎。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这片深具田园风格、极为传统的土地，注定要在一个严酷的寒冬成为整个战争期间最血腥的战场之一。苏联红军对待普鲁士平民的残暴令人震惊，但这种可怕的收割的种子早已孕育了多年。

自从条顿骑士团于1226年到达这片地区后，东普鲁士一直是德国领土，至少从性质上来说是这样。这片向北远至里加的地区脱离斯拉夫人的领土，成为了德国人的定居地。勃兰登堡和波兰的统治者，在条顿武士团赶来前，都曾拥有过迅速获得发展的但泽镇（Danzig）。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一直存有争议，他们通常在战场上对此加以解决。各个社区间的宗教差异（大多数普鲁士德国人成为了新教徒，而波兰人依然信奉天主教，东面的俄国人则是东正教徒）成了种族融合的巨大障碍，并维系着对1525年建立的普鲁士公国的一种认同感。1618年，霍亨索伦家族继承了普鲁士公国，并使其重心向德国省偏移。霍亨索伦家族拥有的土地，大部分位于维斯瓦河西面，尽管他们的集体财产通常被称为普鲁士领土，但原先的普鲁士现在被渐渐称为“东普鲁士”。

1701年，普鲁士公国成为一个王国。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就是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中展开与法国人、俄国人和瑞典人的厮杀；腓特烈大帝获得英国和资源微弱的汉诺威的支持，但他发现自己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普鲁士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军事才能，但到1761年底，普鲁士被敌人消灭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了。1762年年初，俄国的伊丽莎白女皇去世，战争的转折点就此到来。女皇的继任者彼得三世并不仇视普鲁士，他与腓特烈大帝签订和平条约。瑞典人也退出了反普鲁士联盟。腓特烈大帝对奥地利人发起进攻，于1762年7月在布克斯多夫击败对方。短短几个月，普鲁士转败为胜，1945年最暗淡的日子里，希特勒的脑海中不断浮现起这段历史往事。

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厄施泰特战役中被法国大败，被迫加入拿破仑对付英国的“大陆封锁体系”。1812年，冯·约克将军指挥着普鲁士的一个军构成了拿破仑侵俄大军的北翼，但很快，普鲁士人便请求这位指挥官反抗拿破仑，改换立场。冯·约克询问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意见，却只得到“见机行事”的指示。面对命令与良心间的冲突，冯·约克一次次犹豫着，最终决定转而抗击拿破仑。直到弥留之际，他仍无法确定自己是否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种良心上的挣扎对后一代普鲁士军官们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是否应该继续服从以元首的名义下达的命令，他们对此纠结不已。

1870年，普鲁士（现在由国王威廉一世统治）卷入到与法国的战争中。战争结束前，威廉被说服（多少有点违背他的意愿），成为了德国统一后的皇帝。威廉生性简朴，很少脱下身上的军装。如果有一个词能总结这位典型普鲁士人的品质，那就是几乎无法翻译的“nüchternheit”，这是一种结合了节制、朴素、俭省的生活方式。他的另外一些品质，在欧洲其他地方或受到钦佩或遭到嘲笑，这就是强烈的责任感和坦然面对牺牲的意愿；波茨坦的驻军教堂是普鲁士人最重要的精神家园，那里的一台钟琴演奏着一首著名的歌曲：“忠诚与正直，至死不渝。”

威廉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统治了很短一段时间便死于癌症，接替他的是威廉二世。威廉二世在位期间，大多数普鲁士传统美德被一场挥霍无度的暴风雪卷离德国首都。一方面，这可能是都市化的柏林与政治权力高层之间出现裂痕的开始，另一方面则是与德国军队的不和，这支军队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这支军队的军官团）依然保持着普鲁士化。德皇退位，德国再次备战时，这些分歧将再度浮出水面。

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一个多世纪来，这个国家一直遭到强大邻国的分割）获得重建，部分原因是法国人看到了以亲法国家包围德国的政治优势，以此防范德国再次对法国发起进攻。关于波兰边境以及居住在这些边境内不同种族居民的问题随之出现。遭受占领的那些岁月并未能消除波兰文化，相反，居住着大批德国人、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的大片土地将被划归新波兰。波兰的西部和南部边界由战胜国决定。波兰将获得进入波罗的海沿岸的一条通道，但重要的城市但泽，将成为一个“自由市”，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座城市一直被冠以这个名称。波兰人对此的应对是在但泽北面修建起一座新港口，并取名为“格丁尼亚”。这座城市白手起家，但到三十年代中期，它已成为波罗的海上最繁忙的港口。而但泽市，与周围的乡村相比具有一种更明显的德国身份，现在却发现自己遭到孤立。

波兰的北面伫立着东普鲁士。其南部省份马祖里亚（Masuria）是一片布满湖泊和森林的地区，居住在这里大多是波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地区组织了一场全民公投，原指望居民们会投票赞成加入波兰，从而进一步削弱德国。但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大多数居住在马祖里亚的波兰人投票要求继续留在德国。

不过，波兰边境真正的难题在东面。波兰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列宁的军队后，双方于1921年签署的《里加合约》使波兰获得了一大片原属于苏联和乌克兰的土地。波兰东部的这片新领土上居住着大量俄国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波兰人很少。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曾建议按照一条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停战分界线划分边界，这条分界线远在《里加和约》边境线的西面，尽管这个建议被接受，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条分界线的问题又在不同阶段带着细微但却重要的变化反复出现。

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三个参与其中的主要国家都对这种安排不太满意。令德国愤慨的是，他们被迫将原属于西普鲁士的省份划给波兰，这使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他地区之间丧失了陆地连接。波兰人不满的是，他们没能控制但泽。俄国人气愤的是，他们遭受了牺牲，波兰人却获得了更多的领土。但泽市保留着强烈的德国身份认同感，尽管周边的乡村都是波兰居民。波兰也面临着相当大的难题，境内的非波兰居民非常多——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乌克兰人、犹太人和德国人。另外，西里西亚的波兰部分和前西普鲁士的局势一直很紧张，在那里居多数的德国人对成为波兰的一部分深感不满。

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其他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对前普鲁士公国影响甚微，也许是因为这里缺乏推动其他地区获得进步的矿石和煤炭。另外，东普鲁士的孤立导致了持续的不确定性：她是否能长期属于德国？这也成为金融投资者的一个障碍。柯尼斯堡和埃尔宾（Elbing）这些城市是重工业之乡，特别是与造船业相关，但东普鲁士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却因为该地区的农业和农村生活方式，在这几十年里变化不大。他们靠的是国家财政补贴，没有这种扶持，东普鲁士的农业经济就将崩溃，当地地主们支持德意志国家人民党（DNVP），该党秉承的是反社会主义政策，并支持所谓的“基督教价值观和德国家庭生活”。不过，尽管东普鲁士相对较为贫穷，并因为与德国其他地区缺乏一条陆地连接而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公和隔离感，但国社党的崛起却没能造成太大的影响。1928年5月的选举中，纳粹党获得的选票不到1%，他们在德国其他地区的表现也很糟糕。当地的党组织混乱不堪，缺乏领导，希特勒决定，必须对此采取措施。与此同时，该党在鲁尔区却面临着一个不同的问题，几名强有力的领导者相持不下，都试图打压对方，以便让自己攫夺权力。为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希特勒命令鲁尔区的一名党领导，埃里希·科赫，去接管东普鲁士的党组织。科赫离开鲁尔区，结束了有可能造成纳粹党分裂的内讧，另外，科赫近乎无限的自信和能量也为东普鲁士士气低落的党领导们带去了深受欢迎的振奋。

科赫出生于鲁尔区的埃伯菲尔德（Elberfeld），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俄国前线服役，但在前线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和平时期他在铁路上工作所学会的电报技术派上了用场。由于身患疾病，他在一所军医院里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利用这段经历编造出一个在前线服役并身负重伤的故事。战争结束后，他积极参与了多项准军事活动，其中包括在萨尔区反抗法国占领的一次命运多舛的尝试，这一经历令他产生了一种观点：魏玛共和国太过孱弱，无法有效地领导德国。科赫是纳粹党最早的信徒之一，尽管起初他并不完全赞同希特勒的某些观点，例如“种族优越性”等。他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出任东普鲁士大区区长的任命，因为这能使他的政治野心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也能让他获得一份不错的收入。

在东普鲁士，科赫设立起一个错综复杂的“黑账户”，从而对相当数量的资金加以转移。今天已无法确定这些资金的确切数额，而它们的最终去向依然是个谜。这个办法也被用于创建“埃里希·科赫协会”，表面上，该机构是为了帮助实现产业化，并组织年轻的东普鲁士党员们接受培训。但实际上，它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商业机构，在工商业界的许多公司里拥有利益，这些公司的经理和受益者大多与科赫有着密切的关系。部分公司是在相当可疑的情况下获得的，有时候是在它们的前主人犯了些微不足道的罪行而遭到逮捕和监禁后。尽管这种伎俩在纳粹党大区领袖中司空见惯，但科赫却因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肆无忌惮而名声大噪。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对该协会的资源加以利用，于1938年搬入柯尼斯堡附近、该协会拥有的弗里德里希堡庄园中。不过，他也相当谨慎，不让自己卷入到该协会更加可疑的事务中，宁愿把工作交给该协会的经理布鲁诺·楚巴。

到三十年代初，DNVP已是一支影响力不断下降的力量，并与纳粹党暂时组成同盟，后者迅速使其黯然失色，并将之取代。东普鲁士的其他政治党派很少在大城镇外活动。由于东普鲁士的生活本质广泛扎根于农村，因此，这些政党未能与相当大一批选民保持联系，科赫和他的副手们则不然，他们一天召开几次会议，孜孜不倦地商讨形势，以确保自己耳聪目明。《凡尔赛条约》使东普鲁士的公民们认为自己处在危险的孤立状态，因而对纳粹党徒们要求将梅梅尔（Memel）和波兰走廊归还德国的刺耳呼吁持欢迎态度。国社党人在1928年只获得1%的选票，但193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7.1%。

尽管东普鲁士获得了农业补贴，但其经济依然脆弱，不仅仅是因为该省隔离于德国其他地区。失业仍是个主要问题，科赫和纳粹党能否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对科赫来说幸运的是，东普鲁士的失业率不像德国其他地区那么严重，另外，他还能利用他跟希特勒与戈林的良好关系，确保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几个大项目，因而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一些城镇失业问题。更有效的办法是对失业数据加以无情的篡改，创造出这个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的假象，以至于东普鲁士被推举为德国其他地区的榜样。尽管如此，波兰人进入波罗的海狭窄的陆地走廊，现在越来越成为波兰与德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来源，就像但泽引发的问题那样。

但泽是最后一座支持纳粹党的城市之一。1927年，该市的议会选举中，120个席位，纳粹党只获得了一个。有一段时间，科赫想把但泽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从而增加他的个人权力，但希特勒却另有打算。首先，他开除了当地的党内高级官员，1930年，戈林两次赶赴但泽发表重要讲话，并试图将当地不同的派别团结起来，返回慕尼黑后，他建议希特勒，应该给但泽派去个新人。他推荐的人选是阿尔贝特·福斯特。

福斯特是菲尔特镇（Fürth）一名狱政官的儿子，该镇位于巴伐利亚北部被称为“法兰克尼亚”的地区。他的早期生活乏善可陈，在学校的成绩相当糟糕，多花了两年才完成基础教育。菲尔特镇居住着大批事业有成的犹太人，相对贫穷的福斯特迅速对身边富裕的犹太家庭产生了怨恨，他成为纳粹党早期而又充满热情的党员。他被证明是一个极具能力的组织者和演说家，成了整个法兰克尼亚地区迅速崛起的党组织的负责人。因此，他是派往但泽的一个理想人选。

福斯特于1930年10月到达但泽，他发现这座城市的主要问题是失业，对当地人来说，这个问题远比席卷德国本土的政治风暴重要得多。拿着希特勒批准他全权负责当地党组织的授权书，福斯特积极投入到正在进行的选举活动中。接下来的几年，他负责的党组织优势日趋明显：1930年11月，纳粹党在新改组的但泽人民议会的72个席位中占据了12个，声望大振，并成为少数党政府的一个联盟伙伴；1933年5月，他们在但泽赢得了占绝对多数的38个席位；1935年4月，这个数字增加到43个。

纳粹党获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他党派一直遭到暴力手段的大肆破坏。福斯特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作为少数派联盟的一名成员，他创办了一个公共工程项目，解决了该市40000名失业者的就业问题。另外，但泽市的德国居民越来越感觉到，他们获得繁荣发展的希望是重归德意志帝国，并将纳粹党视为实现这一目标最有力的手段。

但泽的变化令波兰人越来越不满，他们意识到，无论但泽的国际地位如何，这座城市正变得越来越像是德国的一部分。事实上，福斯特在1936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宣称：“今天的但泽已跟德国没什么两样，很快将彻底属于德国。可以肯定，人们会提及条约。但条约只是一张可以被撕毁的纸。”

科赫与福斯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赫尔曼·劳施宁在被福斯特赶走前曾短暂地担任过但泽议会的议长，他后来写了本书，在书中评论了福斯特不及科赫之处，并将这两人描述为“纳粹党内的齐格弗里德和哈根”。

他继而提出，尽管福斯特来自运动的“民族主义者”派，而且是个“真正的纳粹”，但他对希特勒所说的一切深信不疑，完全不顾自己对此是否有所了解，这使他沦为“希特勒的喉舌”。

相反，科赫来自党里的“社会主义者”派，更容易接受新理念，是个真正能自嘲的人。同时代的另一些人则为这位东普鲁士区领袖勾勒出一幅极少逢迎谄媚的画像：“对于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他从未接受过丝毫培训，但对相关问题却能口若悬河。通过对获得承认的空前需要和对权力的贪婪渴求，他一路向上，不断设法让元首注意到他的新举动。”

1939年5月，在与戈林和其他人的一次会晤上，希特勒清晰地向下属们表述了他对波兰的看法。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已被德意志帝国合并，这为解决波兰问题铺平了道路。希特勒告诉他的下属们：

波兰永远都是我们的敌人。尽管签署了友好条约，可波兰一直在私下里盘算利用每一个机会来伤害我们。

但泽根本不是争执的中心问题。中心问题是在东方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是确保我们的粮食供应，是要解决波罗的海诸国的问题。粮食供应只能指望从人烟稀少的地区获得。除了自然肥力，德国的彻底开发将极大地增加农产品盈余。在欧洲已没有别的出路。

殖民地：当心来自殖民地的礼物。这解决不了粮食问题。记住——封锁。

如果命运强迫我们同西方国家摊牌的话，能在东方拥有大片地区就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在战时要比在平时更难依靠丰收。

非日耳曼地区的人口无法用于服兵役，但这是个获得劳动力的来源。

波兰问题与我们同西方国家的冲突密不可分。

波兰国内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力量值得怀疑。因此，作为一道抵御俄国人的屏障，波兰的价值值得怀疑。

一场速决战能否赢得对西方国家的军事胜利尚无法确定，同样无法确定的是波兰的态度。

波兰政府不会顶住来自俄国的压力。波兰认为在西线取得胜利的德国是危险的，他们会试图对获胜的我们加以劫掠。

因此，不存在放过波兰的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决定要作：

一有合适的时机就进攻波兰。

不过，波兰另一端的苏联才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希特勒对于谁是真正的敌人并未抱有任何幻想，并对西方列强没能看清这一点感到沮丧，就像他在1939年8月11日对圈内人所说的那样：“我从事的一切都是针对俄国的；要是西方国家太过愚蠢、太过盲目而无法理解这一点，那我只能被迫与俄国人达成协议，以便对西方国家发起打击，征服他们后，再集中力量转身对付苏联。”

对希特勒来说幸运的是，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也反感波兰人。1944年，在一封寄给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斯大林的外交部长）的信中，原苏联驻伦敦大使伊万·麦斯基写道：

苏联的目的是必须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波兰：但是，我们对出现一个太过庞大、太过强大的波兰不感兴趣。过去，波兰几乎总是俄罗斯的敌人，没人能确定将来的波兰会成为苏联真正的朋友（至少在年轻一代的一生中）。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公正地说，这些怀疑是有充分理由的。

尽管这封信写于战争末期，但信中流露出的情绪却不是新东西。1939年8月23日公布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译注：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令全世界为之震惊。德国和苏联一致同意互不侵犯。但该条约最重要的部分是未公开的秘密附加协议，直到波兰陷落后这份协议才最终完成。协议关乎两个国家瓜分欧州东北部，其中的第二条明确了波兰的解决方案：

如果属于波兰的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上的重新分配，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应大致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为界。

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是否符合双方的利益，这样一个国家应如何分界，只能在政治形势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予以确定。

在任何情况下，双方政府都将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两位独裁者都不打算长期遵守互不侵犯条约中的各项条款，但目前，它符合双方的利益。签署这份条约的时候，斯大林告诉他的亲信：“当然，这只是一场看看谁能愚弄谁的把戏。我知道希特勒想干什么。他觉得他比我更聪明，可实际上是我耍弄了他。” 就在德国军队涌入波兰之际，莫洛托夫向最高苏维埃作了更加详细的解释：“先由德国军队，然后是苏联红军，对波兰发起一场快速打击，这个《凡尔赛条约》可恨的产物就不会再剩下什么了。”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希特勒刻意将其描述为一场不同类型的战争。他在战争即将爆发前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已命令我的骷髅队向东挺进，不带丝毫怜悯地杀光波兰种族或说波兰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 战斗开始后，他指示他的士兵们要做到冷酷无情：“我下达过命令，我要告诉那些对枪杀提出批评的人，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到达一条指定的界线，而是要摧毁敌人的肉体……收起你们的同情心吧。无情地战斗。实力就是公理。”

老迈的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号战列舰在但泽湾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炮。舰上的4门280毫米口径火炮对但泽城外，维斯特布拉德半岛（Westerplatte）上的小股波兰守军展开猛轰，炮击过后，德国海军中的步兵与当地党卫队单位发起地面突击。出乎德国人意料的是，这股不到200人的波兰守军，尽管遭到来自陆地、海上和空中的炮击和轰炸，但却坚守了一个星期才投降。

但泽的其他地方，波兰人的行政办公楼在拂晓前被顺利夺取。各处的抵抗都很轻微，除了赫维留广场（Heveliusplatz）上的波兰邮政大楼。已于当晚被批准获得波兰最高民事权的阿尔贝特·福斯特，乘坐着一辆装甲车赶到广场。负责夺取邮政大楼的是维利·贝特克的警察单位，这位沮丧的警察上校告诉福斯特，他打算把这座大楼和楼内的50名守军彻底炸飞。福斯特担心爆破会殃及周围的建筑，因而没有批准这种做法。于是，贝特克的部下们将汽油灌入地下室，并点火焚烧。5名守军被烧死，另外6人（包括一名12岁的小女孩）被严重烧伤，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在第二天死去了。这是希特勒东方新战争残酷本质的一个明确迹象。

战争开始时，波兰领土上居住着成千上万名德意志族人，波兰邻居对他们发起攻击的事件相当频繁。居住在但泽正西面，通往波罗的海的狭窄走廊中的德国居民，于1939年8月遭到波兰当局的抓捕。战争爆发后，他们被赶往华沙附近的罗兹（Lowicz）。在这场徒步跋涉的过程中，许多人受到残酷的虐待，那些无法继续行走的人通常被就地处决。9月9日，德国军队追了上来，这才结束了他们的磨难。布洛姆贝格（Bromberg）的117000名居民中，约有10%是德意志族人，这些人遭受到极大的苦难，直到9月6日该市落入推进中的德军手中。约有3500-5800名德意志族人在此类事件中被打死。 一份报告后来被提交给希特勒，他拒绝接受其结论，坚持认为报告的调查结果应该再增加十倍。这个决定导致被波兰邻居打死的德国人多达58000人，这个数字被用于证明对波兰人采取严厉措施的合理性。一些德意志族人社区在德国军队到来前组织起自卫队，现在，他们又对波兰人展开报复。截至当年10月，这些自卫队扬言他们的人数光是在但泽-西普鲁士地区就已超过17000人，并打死了4000名波兰人。任何一个过去曾公开反对德国的人，现在都会遭到逮捕。判处一个人死刑的决定以最随意的方式作出，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当年年底，这些自卫队正式解散，他们中的许多人被纳入党卫队，在这个单位中继续从事着他们的勾当。

除了自卫队，还有几个特别行动队被派入波兰。他们的任务是抓捕波兰的知识分子；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想以此消灭波兰精英层，只留下大批容易顺从的非技术工人供德国使用。受害者名单早已准备妥当，特别行动队迅速展开行动，实实在在地执行了他们的任务。他们的活动在但泽和现在被称为西普鲁士的地区尤为激烈，这里的波兰人将遭到彻底清除。特别行动队的活动在1940年年初放缓下来时，他们已杀掉60000-80000人。 只有极少数德国人对这种大规模屠杀提出抗议。东线德军部队指挥官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大将（译注：布拉斯科维茨当时担任的是东线总司令）抱怨这种枪杀行为完全不加选择，并明确表示，他强烈反对在某些村庄将全体波兰男性居民悉数处决的计划。希特勒的回复是对军方领导层的幼稚加以嘲笑，并补充说他从来就不喜欢布拉斯科维茨，也从未信任过他。莉莉·容布卢特是霍亨扎尔扎（Hohensalza）一位农民的妻子，自1930年起就是一名国社党员，她写信给担任东普鲁士总统的戈林（译注：戈林担任的是普鲁士邦总理），抱怨说，大规模逮捕和处决行为肯定不是元首的意思。戈林将这封信转给希姆莱，希姆莱答应对此进行调查。结果，容布卢特被盖世太保逮捕。

9月17日，苏联加入到对波兰的进攻中，此刻，大部分波兰军队正在西面与德军作战。苏联军队声称要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挽救波兰人，这肯定给红军和德军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举行的联合胜利阅兵活动造成了一些尴尬。这场入侵的结果是，波兰再次被强大的邻国瓜分，德国和苏联的分界线非常接近于寇松线。波兰的东部领土被斯大林吞并，但他同意将其中的一部分交给立陶宛。次年，在德国人的默许下，斯大林又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吞并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国人重新占领了他们在1919年割让给波兰的领土。

在东方进行的战争（希特勒将那里的人称为“劣等人”）总是与西方的战事有所不同。考虑到自己的荣誉，许多德国军官和普通士兵没有理会上级下达的更加残酷的命令；但也有许多人积极地执行了这些命令。扎拉少校的案件就是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出德国高层人士的不同表现。1939年末，扎拉少校（他是一位著名的马术冠军）在离但泽不太远的普鲁士斯塔加德镇（Preussisch Stargard）的一座旅馆里，跟镇长约斯特、党卫队三级小队长席克斯和一个被称为弗尔克纳博士的公共卫生官员在一起喝酒。他们的话题转到清除那些被视为“劣等生物”者的命令上。弗尔克纳和席克斯已参与到处决梅毒感染者的行动中，他们评论道，波兰妓女已让大批德国士兵感染上性病。约斯特立即命令警察抓捕八名据称已被性传播感染的妇女。这些妇女被关入镇法院的地下室。午夜时分，这场酒会（约斯特已经离开）转移到地下室里，他们挑了五个女人，把她们带到另一间地下室。弗尔克纳试图用背带勒死她们，但没能成功，扎拉决定对这五名妇女的颈部开枪，他后来声称，这么做是为了结束她们的痛苦。随后，他们离开了地下室，稍晚些时候再次返回时惊讶地发现，这里只有四具尸体——一名妇女身负重伤却没有送命，她设法逃了出去。这位幸存者被找到，并被送入监狱医院。这位身带枪伤的妇女引发的报告，引起了高层人士的关注。

驻扎在当地的德国集团军司令费多尔·冯·博克（译注：博克当时是“北方”集团军群司令）了解到这起事件后，立即下令逮捕扎拉。但对任何一个涉及此案的纳粹党官员都没有采取行动——约斯特是福斯特的老战友，后者迅速采取行动，为这位同事提供保护。福斯特甚至想保护扎拉少校，他打电话给冯·博克，说他打算跟希特勒本人商谈此事。福斯特对这起事件不屑一顾，认为对扎拉的行为加以惩处是不合适的，他甚至说，他看不出少校有任何犯罪行为，希特勒无疑也会持同样的看法。

冯·博克没有被福斯特左右。扎拉被送上军事法庭，法庭裁决他有罪，并判处死刑。希特勒及时介入，赦免了扎拉，但他还是被降为列兵，并处六年监禁。他在一个惩戒营里服刑，1942年阵亡于东线。这起杀害波兰妇女案件中的其他涉案人员，没有一个受到法律的惩处。帝国内务部解除了约斯特的镇长职务，但没过两周，福斯特就给他找到了新职位。

科赫很不情愿地将西普鲁士的部分地区让给福斯特，但他得到的回报是一片相当大的波兰领土，共计16000多平方公里，这片土地上的居民超过一百万，德国人很少。东普鲁士东面，苏瓦乌基镇（Suwalki）周围的一片地区，是几次大规模处决和驱逐行动的现场，当地纳粹人员在科赫的全力支持下，试图将大多数波兰人赶走，以便为德国“定居者”腾出地方。这些定居者中的大多数是从波罗的海国家返回的德意志族人，还有些波罗的海德意志族人被安置在但泽的前波兰地区及其周边地带。这片地区位于波兰切哈努夫镇（Ciechanow，已被德国人更名为齐青劳【zichenau】）周围，成为了东普鲁士的一部分，科赫打算将未来的工业中心设在此地。

在齐青劳地区，对波兰知识分子的处决于1940年达到顶峰，约有3000人被杀害，或是在齐青劳西北方50公里处的佐尔道集中营（Soldau）的恶劣条件下等死。接下来的几年，集中营里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德国人试图镇压波兰人掀起的抵抗运动，而不是继续消灭波兰知识分子。与此同时，普通波兰人发现他们的生活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在商店和餐厅里，德国人享有优先权，德国与波兰平民间的接触受到严格限制，在这些工作被视为极其重要的地区，波兰人的就业机会严重下降。从1940年末至1941年初，波兰被吞并领土上发起了大规模驱逐，这些被驱逐者中的大多数（特别是犹太人）被送至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的犹太人区。更多的驱逐行为接踵而至，直到1943年3月才得以减缓。这些处决和驱逐行为的后果极其严重。1939年，德国军队夺取齐青劳地区时，这里居住着80000名犹太人。到1944年夏季，这个数字下降为350人。德国占领期间，该地区的人口总共减少了160000。

波兰苏占区的情况同样糟糕。一百多万波兰人被斯大林的NKVD警察组织流放到西伯利亚。几千名被红军俘虏的波兰军官遭到处决后埋入卡廷的森林中。德国人后来发现了这些万人坑，西方盟国竭尽全力，禁止披露苏联这一暴行的证据，生怕影响与斯大林的联盟。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对苏联的入侵。这是他希望看到德国领土向东扩展的最终体现。为达到这个目的，被占领土上的斯拉夫人必须为新来的德国定居者让路。许多苏联人沦为奴隶，而其他人只能等着被饿死。从一开始，交战双方都没有表现出对尊重既定战争规则的丝毫内疚。在北面指挥德国第46装甲军的埃里希·冯·曼施泰因（译注：曼施泰因当时指挥的是第56摩托化军），亲眼目睹了一支遭到切断并被消灭的德军侦察部队遗留下的尸体。许多尸体遭到蓄意破坏。 但在其他地方，德国军队也毫不犹豫地对苏军战俘使用了最残酷的手段。

埃里希·科赫将夺取苏联领土视为扩大自己权力范围的一个机会，1941年7月，他被任命为驻乌克兰帝国专员。他成功地说服希特勒将比亚韦斯托克周边的领土划入他的管辖范围，这使他获得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连贯的陆地通道。比亚韦斯托克原本属于波兰，1939年，德国军队把它交给了苏联红军。即便以东欧的标准来看，这也是片严重欠发达地区，其面积比东普鲁士略小，15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居住在小小的农场和村庄里。对该地区非德国居民的限制极为严格——不必要的外出，使用电话和邮政服务，甚至就业类型，都遭到限制。限制流动给居住在这片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造成极大的困难，导致了普遍性食物短缺。对大多数犯罪行为的惩处是执行死刑，这里还采取了“共同责任”政策，个别人的品行不端会让整个村子遭受惩罚。整个省只是在尽可能少投入的情况下被充分加以利用的一件物品；科赫指出，“就算有一百万外国人……”不得不挨饿，那也无关紧要。

科赫在领土分配上最大的收获是乌克兰。希特勒将乌克兰视为东部征服过程中最重要的地区，并坚持认为必须派他最得力的大区领袖对其加以管理。这片地区相当庞大，约为340000平方公里，居民人数1700万，其中有150万犹太人。科赫自觉地让自己与希特勒的观点靠拢，明确表述了他将如何统治乌克兰：

如果这些人每天工作十小时，那么，其中的八个小时必定是为我们干的。一切多愁善感的想法必须放到一旁。必须以铁一般的力量对这些人加以管束，这样，他们将帮助我们赢得这场战争。我们解放他们不是为了乌克兰的利益，而是为德国提供基本生存空间，并确保我们的粮食供应。

在波兰和比亚韦斯托克，当地居民被禁止跟德国人居住在一起，他们的行动也受到严格限制。在乌克兰采取了相同的措施，曾张开双臂欢迎德国解放者的乌克兰人，迅速产生了对占领者的仇恨。由于整片地区在战前遭受过大规模饥荒，反苏情绪非常强烈，但德国没能对这个也许能让他们赢得东线战争的绝佳机会加以利用。数百万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被攫夺，并被运回德国，这在乌克兰居民中造成普遍性饥荒。更糟糕的是，大批乌克兰男人被征入军队，再加上严厉的占领政策，导致被耕作土地的数量大幅度下降——与战前相比，1942年播撒的谷物只有63%，收成也只有战前的39%。对科赫和他的助手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有足够的农产品被运往德国——乌克兰人的命运完全不需要加以重视。为提高自己的形象，科赫安排“乌克兰火车”搭载着乌克兰的农产品运往德国各大城市，这个举动得到德国媒体的广泛报道。食物包也被送至前线来自东普鲁士的士兵们手中，科赫利用他对东普鲁士媒体的控制，渲染出这样一幅画面：省内的乌克兰人，对德国人把他们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出来感激涕零，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的新主人卖力劳动。但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随着战争的继续，与其他地区一样，乌克兰的游击队越来越多。一些组织对这些游击队展开努力清剿——党卫队，国防军部队，甚至包括科赫和他的部下们组织起来的、不受军方指挥的单位。这些反游击部队，特别是党卫队和国防军以外的单位，平叛效果极其有限，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他们杀掉成千上万名平民以示报复。而游击队对德军后方单位、桥梁和铁路线的破坏行为几乎从未停止过。科赫的几名部下成了暗杀行动的受害者。尽管抵抗组织也策划了几次暗杀科赫本人的行动，但科赫很少待在乌克兰，这些行动没有获得成功。到1942年年底，在乌克兰部分地区，德国当局的触角几乎已延伸至较大城镇的边缘，这进一步减少了可获得的收成。为饿死游击队，德国人通常会将牲畜和其他一切食物来源运离农村。再加上严格限制当地居民的流动，这些措施导致饥荒和疾病引发的死亡率不断上升。相关机构（国防军指挥官、党卫队、科赫和他的下属）的重叠竞争也进一步削弱了德国人的努力。

尽管许多德国军官后来把反游击战中所犯暴行的罪责推给党卫队，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德国国防军同样有罪。1941年7月16日，一道命令下达给所有德军部队：

采取所有行动和所有措施的首要原则是，必须无条件地确保德国士兵的安全……只有在敌对平民表现出的每一个威胁遭到无情的处理后，才有可能顺利实现对乡村的清剿。所有心慈手软都是软弱的证明，并会构成一种危险。

德国的政策几乎是刻意被设计成疏远被占领土上的居民。相关命令指出：

每一起积极反抗德国占领当局的事件，无论其具体情况，必须假定存在共党分子的起因……另外，绝不能忘记的是，出现问题的乡村地区，人命通常毫无意义，只有以非同寻常的严厉度方能达到恐吓效果。为一名德国士兵的生命，处死50-100名共党分子应被普遍视为合适的做法。执行死刑的方式必须进一步加强恐吓效果。

针对命令中最后一句不祥的话语所采取的措施是，行刑队瞄准犯人腰部以下部位开枪，从而让受害者遭受痛苦，拖延很久才会死去，被埋入坑里时他们通常还活着。这种措施还确保了人质中的孩子也会被子弹击中，从而避免行刑人员单独对他们实施处决。

投降的苏军士兵受到的对待也令人震惊。苏联不是日内瓦和海牙公约的签署国，这一点，再加上对“劣等人”的蔑视，被用于证明苏联战俘受到与英国、法国和美国战俘不同对待的合理性，就像以下这份来自勒热夫附近一座战俘营的报告所描述的状况：

他们把他们关在没有暖气的小屋里，每天只给他们提供一两个冰冷的马铃薯。德国人将腐烂的肉和一些骨头抛过铁丝网，丢给那些战俘……每天有20-30人死去。病得太重无法干活的人遭到枪杀。

不足的口粮被加以严格分配，必须以劳动换取。一名党卫队官员一度建议枪毙半数苏军俘虏，以确保剩下的战俘能获得足够的口粮。试图逃跑的俘虏会被立即枪毙，哪怕是最轻微的错误，往往也会受到致命的惩罚。战俘遭受虐待的方式，有些完全不需要动脑筋；一份报告指出，被关押在明斯克附近的战俘受到虐待，德国人先把他们的衣服剥光，然后轮流将冷水和开水浇在他们身上。

不久后，许多德国军官开始看到他们虐待战俘带来的必然后果：

我们对战俘的处理方式已无法不带后果地继续下去。苏军士兵开始认为，他们必须拼死抵抗，一旦被俘就是死路一条，这不再是政治委员的训令，而是出自他们个人的信念。

死于德国战俘营的苏军俘虏超过300万。死在被占领土上的平民数量甚至更多，估计为700-800万人，这是德国人蓄意行为、饥荒和疾病的后果。另外，至少有300万人被送往德国充当劳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直干到死为止。

不过，尽管德国占领区内的苏联百姓苦不堪言，但情况本来会更加糟糕的。1941年底，德军夺取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前景近在咫尺时，一些德军高级官员制订了如何对待这些城市的计划。除了一个将居民们赶往东面的奇特建议外，大多数计划是要求将居民们赶出城市，任由他们被饿死。高级参谋军官瓦尔特·瓦利蒙特少将在1941年9月起草了一份讨论文件，考虑了“北方”集团军群面临的选择，该集团军群似乎正准备夺取列宁格勒。他声称，应避免占领这座城市，因为这会让德国军队背负上养活城内居民的义务。另一个选择是将这座城市隔离在电网后，但他担心饥饿的居民可能会成为流行病的来源，而这些病症最终会蔓延至德军防线。不管怎样，他指出：“我们的士兵是否能狠下心来对试图逃出城市的妇女和儿童开火射击，这一点值得怀疑。”他总结道：

我们暂且紧紧地封锁列宁格勒，尽可能用炮兵和空中力量（但当时可用的空中力量非常薄弱！）摧毁这座城市。

一旦这座城市被恐怖和不断增加的饥饿感打垮，打开几个缺口，将失去抵抗能力的人放出。尽可能将他们赶往俄国内陆，死亡必然会在大片地区蔓延开来。

剩下的“要塞防御者”将留在城内过冬。来年春季，我们进入城内（如果芬兰人捷足先登，我们不会对此表示反对），将那些还活着的人赶入俄国内陆或送入战俘营，通过爆破将列宁格勒从地球表面抹去，然后，将涅瓦河北部地区交给芬兰人。

令人惊讶的是，这份文件不是某个党内狂热分子的产物，而是出自德国国防军一名专业参谋军官。列宁格勒的市民们经受了一场可怕的围困和断断续续的炮击。成千上万人死去，但如果这座城市真落入德国人手中，他们的命运会更加糟糕。

德国人在1941年入侵苏联后，斯大林才开始从被占领领土以外的角度看待波兰。他立即承认了波兰流亡政府，并允许苏联境内的波兰人加入波兰军队。有趣的是，这些新组建的波兰军队并不准备在苏联的控制下参战，他们转道中东，最终到达了西方。后来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的波兰军队，是第一批波兰军队离开苏联后重新组建的，这一次，苏联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以确保这些新“盟友”的政治忠诚。

除了承认波兰流亡政府，斯大林还同意，只有经过友好协商，才会重新界定波兰边境。不过，他真正的意图也有所流露。在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看来，战争开始于1941年6月，恢复战前边界的说法只能被解读为恢复到希特勒入侵苏联前的状态，而不是1939年的边界。斯大林也曾明确表示，他无意让波罗的海诸国恢复独立，这令英国人感到震惊。但波兰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1943年，德国军队的攻击力在库尔斯克战役中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失。从这一刻起，苏联红军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一路向西推进。1944年初，科赫设在乌克兰的“帝国管理办公室”不复存在，尽管他和其他帝国专员竭力阻止他们日益萎缩的统治区被交还给军方控制。东线战争初期，德国军方保留了对前线后方200公里区域内的控制权。可当苏联红军逼近时，德国军方接手控制足够纵深的后方区域的一切尝试均遭到抵制，这是1945年初致命性后果的一个先例。随着战争大潮日益逼近他们的边界，波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波兰人自己的脑海中。西方政治家们不小心犯下的错误妨碍到波兰人，这些政治家轻率地把德国人夺取苏联的土地统称为“俄国”，没有对苏联自有的领土与波兰东部、波罗的海诸国这些1941年前被斯大林夺取的领土加以区分。斯大林一直打算从德国和波兰手中攫夺更多的领土，就像1943年和1944年日益显现的那样，苏联红军有实力为他夺取这些土地。在斯大林看来，唯一的问题是西方盟国对此的态度。

经过一番初步外交试探后，斯大林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波兰边界问题被提出时，莫洛托夫取出一份1920年的英国文件，该文件建议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由于未能在西线开创第二战线，丘吉尔和罗斯福倍感尴尬，他们觉得自己已处于弱势地位。丘吉尔在没有告知罗斯福的情况下提出，寇松线或许可以构成进一步商谈的基础，前提是波兰将在西面获得一些德国领土作为补偿。在与斯大林进行的私下会谈中，罗斯福明确指出，波兰边界问题不会构成麻烦。

德国拥有两个大型工业基地。西面的一个以鲁尔为中心，已遭到英国和美国的猛烈轰炸，到战争后期，其重要性已不及西里西亚的工厂，后者位于曾经是波兰的那片土地的西南面。将西里西亚交给波兰，盟国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德国将失去部分工业实力，而波兰则能获得宝贵的领土，以弥补它在东面的损失。

1944年，德国军队在东线遭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损失。年初，1943年在乌克兰形成的无情压力持续着，苏联红军在切尔卡瑟（Cherkassy）切断了德军据守的一个突出部。尽管大批被围德军得以逃脱，但他们付出的代价相当高昂，数千名伤员被丢在身后。一个个下定决心要挡住“伊万”的德军师被打得支离破碎，春季攻势开始后，苏联红军对德国人的虚弱状态充分加以利用。更多的包围和突破接踵而至，每一次都导致德军实力被进一步削弱。

但苏军的主攻落在更北面，目标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由于苏军认真采取了欺骗措施，因此，尽管德国人感觉到一场大攻势即将到来，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集结起来对付他们的苏军部队有多么庞大。一些德军指挥官忧心忡忡，特别是因为他们知道，面对敌人的进攻，希特勒不会批准任何后撤建议。德国第9集团军司令汉斯·约尔丹在苏军攻势到来前写道：

集团军认为，即便在目前情况下，挡住敌人的攻势也是有可能的，但不能以目前要求实施绝对刚性防御的指令为指导……如果苏军的攻势达成突破，集团军要么实施机动防御，要么看着防线被敌人摧毁。

集团军认为，实施“要塞防御”的命令尤为危险。

因此，集团军痛苦地注视着即将到来的战斗，知道战术措施受缚于那些无法凭良心接受为正确指令的命令，而在我们过去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中，这些战术措施正是造成敌人失败的原因。

1944年6月22日，近170万苏军士兵，在4000辆坦克、自行火炮以及24000门大炮、重型迫击炮的支援下，发起了“巴格拉季昂”行动。这场攻势从任何一点上看都与德国人在战争期间发动的任何一场战役同样凌厉，彻底打垮、歼灭了“中央”集团军群。到7月4日，该集团军群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德军防线被撕开一个宽达400公里的缺口，从将军到普通士兵，350000名德国军人阵亡、被俘或失踪。

在这场败绩面前，就连斯大林格勒的损失也相形见绌，苏联各坦克集团军立即对他们的胜利加以利用，遭遇的抵抗仅仅是德国人七拼八凑或临时调来，投入到这个巨大缺口中的部队。到7月下旬，苏联红军已从维捷布斯克进抵维斯瓦河，伫立在华沙郊外。8月1日，以为能获得苏军支援的波兰救国军在华沙举行了起义。

德军防线中央地段被摧毁，意味着“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现已更名为“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处境岌岌可危。约有40000名德军士兵被包围在乌克兰北部的布罗德（Brody）；半数以上的人得以逃脱。7月底，一场更大的灾难笼罩着北方，苏军冲入“北方”集团军群暴露的侧翼，到达里加西面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带。“北方”集团军群身经百战的部队遭到隔离，恢复与其他德军部队的陆地连接会导致宝贵的资源被分流，而波兰境内正渐渐合拢的脆弱防线急需获得这些资源的加强。最终，“北方”集团军群的陆地连接得到恢复，但代价是，几个宝贵的装甲师被牵制在北面。

随着战争临近尾声，斯大林已对东欧版图下定了决心。不管怎样，他的军队都将在战争结束时牢牢占领这片地区，无论西方盟国说些什么，他们都无力进行干涉。至于即将易手的领土上的居民，斯大林不想遗留下少数民族的问题，多数民族也不行。波兰人必须离开 “寇松线”以东地区，他们可以去夺自德国人的土地上定居。而居住在那些地区的德国人必须迁移。

斯大林对实施大规模驱逐并不陌生。苏联国内，已有成千上万人被强行迁移，他们中的许多人死在西伯利亚的荒野里。波兰人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在意料之中，因为他们在西面会得到新的土地。问题在于那些即将离开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为波兰人腾出地方的德国居民。尽管1945年夏季，欧洲战事结束后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谈到和平迁移的问题，但事实上，这种被下一代人称为“种族清洗”的迁移绝不可能是和平的。

随着战争初期德国人在欧洲被占领土上犯下的暴行逐渐为世人所熟知，苏联宣传部门开始发出气势汹汹的宣言，要对德国人实施报复。伊利亚·爱伦堡在《红星报》上发出的呐喊尤为喧嚣：

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什么都记得。我们已明白：德国人根本就不是人。从现在起，“德国人”这个词代表的是最可怕的粗话。从现在起，“德国人”这个词会触及我们的痛处。我们不会再多说些什么。我们不会再感到兴奋。我们只会杀戮。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干掉至少一个德国佬，那你就白过了一天……如果你无法用子弹打死德国佬，那就用你的刺刀杀掉他。如果你所在的前线保持着平静，如果你正在等待战斗，那么，在此期间先杀掉一个德国佬。如果你让一个德国佬活着，他就会绞死一个俄国人，或是强奸一名俄国妇女。如果你已干掉一个德国佬，不妨再干掉一个——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看见一堆德国佬的尸体更有趣的了。别数日子，也别计算公里数，要数的只是你杀死德国佬的数字。杀掉德国佬——这是你祖母的要求。杀掉德国佬——这是你孩子的恳求。杀掉德国佬——这是你的祖国发出的强烈呼吁。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松懈。杀呀。

爱伦堡是犹太人的事实使戈培尔对此作出的回应中增添了许多刻薄话。爱伦堡一直被（错误地）指责为煽动苏军士兵强奸德国妇女；应该指出的是，上面引用的那篇短文中，“German”这个词专指德国男人。尽管如此，爱伦堡等众多作家还是激起了一种强烈的复仇欲望，对于这种复仇，苏军士兵有充足的理由。跨过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大片被摧毁的土地向前推进时，红军士兵目睹了德国占领者虐待平民的一手证据。各个部队里的政治委员奉命向部下们灌输对德国人的仇恨，并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许多部队建立起“复仇理由”——士兵们被要求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遭受到的德军暴行记录下来。毫无疑问，待时机出现时，他们会以牙还牙。

苏军士兵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虐待德国平民的煽动，这一点尚有争议。毫无疑问，各级军官都知道士兵们对复仇的渴望，但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遏制这种渴望——实际上，这是官方政策所鼓励的。斯大林肯定知道，这种虐待必然会促使德国人逃向西面。当然，这种外流会使清除剩下的德国居民的工作更加容易。

1944年10月初，棋盘上所有的棋子都已就位：德国国防军，筋疲力尽，苦苦寻找着燃料和弹药补给，面对着保卫祖国的一场绝望防御；在他们身后，大批惊恐的平民聆听着散布出来的各种谣言；在他们面前的是装备和补给精良的苏联红军，尽管在质量上不尽如人意，但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一连串胜利令他们充满信心，并下定决心要报仇雪恨。这一切正是一出已拉开帷幕的悲剧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