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香槟足球：美好时代的足球运动（1889-1922）

第一只虫子落在好几英里外的坎皮纳斯市，化作一只毛毛虫；第二只虫子也落在附近，化作一只灯蛾毛虫；而皮球落到了地里。就这样，马纳佩带来了咖啡虫，吉克带来了棉花象鼻虫，而马库纳伊玛带来了足球——这就是当今巴西国内的三害。

——德·安德拉德，1928年

如今足球在里约热内卢的重要性，就好比剧院在巴黎的重要性。

——胡奥·卡洛斯，1919年

Ⅰ

足球，或是迷倒众生的魔咒，或是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或是巴西本土反英雄式角色的神奇产物，或是这个国度与众不同的热带都市现代化的精髓。但不管作为何种身份，根据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在其史诗般的小说《马库纳伊玛》中关于足球起源的叙述，以及里约当地报纸《记录报》对这项运动的描述，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中，巴西上流社会不仅踢球、观看球赛，而且思索足球问题、撰写关于足球的作品，希望借此代表巴西这个新兴国度的一些重要、甚至是意义深远的东西。

安德拉德的小说将当地民间传说注入了他的故事中。马库纳伊玛被塑造成一位“没有特定性格的主角”，他是一个拥有多重生命和声音、能够施法让事物变形的角色，他千里迢迢从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前往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寻找失落的护身符。小说以嬉笑式和超现实的表现形式，大胆尝试将古老神话叙事和零散现代散文相结合，即拉丁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在当时这一术语尚未被造出来，书中的象征意义同角色般狡黠多变。足球也许是一种魔咒，但这种魔咒源自巴西本土，并非来自海外。事实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安德拉德还是个不起眼的狂热球迷，对着自己最喜爱的球员感叹“好一位绿茵舞者！”还念叨着“让我留在球场里的350个理由”。

他并不是唯一一位捏造“足球起源于巴西”这一谣传的人。热衷体育教育事业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也曾声称，源自于本土的球类运动为巴西独特的现代运动文化提供了背景和范例。卡洛斯·迭戈的电影《理想国》（1984年）以巴西东北部形形色色的逃亡奴隶和贫苦民众所建立的独立群落为背景，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两个男孩正在练习卡波耶拉舞。镜头外，不知从何处飞来一个足球，男孩们即兴将足球融入他们的舞蹈中，而舞步却没有因此被打乱。这样的描述并不属实，但这并非重点。

更普遍的说法是，正如巴西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的，巴西上流社会记忆中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奴隶、市区的贫民和码头工人从英国商船水手那里见识了这项奇特而魅力十足的球类运动，他们试图即兴创造自己的玩法，同时出生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也尝试着去模仿旅欧时所遇到的踢球的同龄人。然而并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拥有真正的足球或者英足总在1863年首次印刷的规则手册。直到英籍巴西人、圣保罗咖啡世家的后裔查尔斯·米勒从英国公立学校留学归来，巴西人才拥有了上述的两样东西。他于1894年乘船归来，行囊中携带了两个皮球和一本足球规则手册。这两样东西像恐怖的虫子一样迅速繁衍和蔓延开来。

乍一看，巴西帝国并没有肥沃的土壤来孕育足球或任何一项运动。经历三个世纪的奴隶经济，所有形式的体力劳动都带着一种低下的污点；统治阶级鄙视劳动人民，而且在流行病盛行的年代，他们更倾向于避免与大量聚集的人民群众亲密接触。20世纪初巴西帝国里约历史学家路易斯·埃德蒙多回忆道：“这个世纪末以前，我们实际上一直对运动所带来的欢乐和好处视而不见。”“运动”一词实际上早在1840到1860年间就已出现在里约热内卢的报纸上，但它的意思接近于游戏或娱乐，它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市民对赌博、纸牌和斗牛与日俱增的兴趣。19世纪70年代后，城里的上流社会人士前往欧洲游历，而且当时出现了欧洲上流社会向里约热内卢移民的新潮流，受到这些因素的推动，里约市的上流社会开始放松，并参与运动。起初，他们开始学游泳，从养生的沐浴转变为娱乐的戏水活动，并最终转变为游泳竞技。19世纪末，瓜纳巴拉湾浴场林立，不仅供男士使用，还接纳了首批女性游泳爱好者。此外还出现了溜冰、自行车赛和田径运动新潮。因此到1885年为止，里约市已有了两家溜冰场、一个室内赛车场（圣保罗也有一个）、几个游泳池、健身房以及可供男士们击剑、格斗和打台球的俱乐部。板球在英式俱乐部中很受欢迎，但很少有当地人受到影响而爱上这项运动。老牌报纸和杂志用更多的版面来报道体育新闻，而当时新创办的报纸，比如1891年创办的《体育》和1900年首次发行的《船桨》，除了体育内容其他一概不报道。每家出版社的报刊上都开始刊登体育用品和保健品的广告。

然而，所有的这些运动在里约的流行程度均远不及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划艇和赛马，因为只有在这里，运动员才能被塑造成最有气派的角色，而且体育运动最容易与社交活动相结合。最早进行的一场有组织的赛马比赛要追溯到19世纪头十年，最初是由殖民地的英国商人举办。而到1895年，里约已拥有4家赛马场，电车轨道为顾及其地点而改道，当地新闻社每天都在大幅地报道赛事现场的传闻轶事，还有点评和比赛前瞻。从赛事的组织方面而言，这项运动掌握在拥有俱乐部、赛道和马匹的富人们手中，但几乎人人都可以前去观看比赛。正如1875年报纸《日志》的头条所写的：“我们去看赛马吧！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无论年轻男士还是年长者，无论老太太还是年轻女孩。”除了一些知名的赛马俱乐部坐拥富有的赞助商为他们提供的与之身份匹配的昂贵装备和比赛场地外，在普拉多瓜拉尼和圣克里斯托弗还有更多的基础赛道供工薪阶层社区使用。人们对赛马如此狂热，有钱人乐此不疲地穿越城镇，屈尊来到贫民窟，不仅有失身份，而且还可能遇上非法赌博。

尽管赛马运动带来了许多欢乐，但它给人一种根深蒂固的乡土的感觉。它代表着过去的景象。为了走在时代的前沿，里约人民最先开始转而参与划艇运动。基于南区海湾沙滩上的一家高级且有多项运动结合的社交俱乐部，卡里奥克年轻人（里约市居民的昵称）对划艇运动的热情标志着人们从简单观看比赛转变为参与其中。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多达3万人围在里约湾的海滩和码头上观看划艇比赛，整日饮酒聊天，然后徒步走向不远处的海滨小屋参加派对，或者上划艇俱乐部会所那豪华的餐厅里饱餐一顿。这项运动在当时真是风靡一时，1903年里约市长佩雷拉·巴索斯就曾因为拨公款改善博塔福戈赛艇设施而得到了公众的掌声和拥戴。这便是赛艇运动的巅峰期。而仅仅一年后，里约市最大的赛艇组织方就给市足球赛事组织方去信，请求他们不要在举办赛艇比赛的同一天举行足球赛，因为球赛所吸引的观众会让赛艇观众大大减少。

Ⅱ

查尔斯·米勒那多愁善感的声音表明他已完全被巴西人的行为规范所同化，他回忆起自己在1894年10月从英格兰返回圣保罗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时的情景：

“码头上父亲神情庄严，仿佛是在参加一场葬礼，他正等待着我手握学位证书乘船归来。但我却捧着两个足球出现在他面前，一手拿着一个……老人家惊讶地问道：

‘这是什么，查尔斯？’

‘我的学位证书啊。’我回答道。

‘什么？’

‘是呀，你儿子从足球专业毕业了。’

老人家心情不错，笑了起来，我这才得以脱身……”

米勒在汉普郡巴尼斯特学院接受教育，先是为校队踢球，接着为县级球队踢球，甚至还为刚职业化不久的南安普顿俱乐部踢过球。不管他归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久后他便在圣保罗竞技俱乐部安顿了下来，打打板球，试着去说服圈外人来踢足球。

1895年春，米勒和俱乐部的一些其他成员来到了老城中心以东一块平坦的灌木丛生地，拉车的骡子正在那儿吃着草。骡子被赶跑了，两支匆匆集结的球队组成了圣保罗铁道队和燃油队，两队的队员均来自城市现代化的先驱——新电车公司和城市燃气供应公司。不久后对手便出现了：贵族院校麦肯齐学院的学生们开始迷上了这项运动，成立了一支球队。随后的1897年，一位名叫汉斯·诺比灵的德国移民者抵达了这座城市，带来了自己的德语规则手册，以及他在汉堡踢球时的一些比赛经验。起初，在被圣保罗竞技俱乐部极其排外的英国成员拒之门外后，诺比灵协助成立了巴西国际俱乐部，球员均来自城市的许多侨民社区；虽然说来也怪，但他接下来迅速成立了一家从侨民中脱离出来的俱乐部——SC日耳曼尼亚队，球员均由日耳曼人组成。随着保利斯塔人竞技和帕尔梅拉斯联合竞技等独特的巴西上流社会俱乐部的出现，市里已拥有了6支球队，保利斯塔人竞技俱乐部的主席是州政府的司法部长，而帕尔梅拉斯联合竞技的球员均由工科和法学专业的学生组成。在米勒回国后短短几年时间内，市里已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小但运转流畅的锦标赛。

圣保罗开始出现足球热潮，而里约也毫不落伍。1897年，一位拥有瑞士和巴西双重国籍的英裔超级富豪奥斯卡·考克斯从洛桑留学归来，在那儿他除了学习知识外，还学会了踢球。起初考克斯说服了里约板球和田径协会去尝试足球运动，海湾对岸尼泰罗伊市的英国派桑杜板球俱乐部和里约板球俱乐部也同样加入了足球赛。1901年，考克斯组织了首场在里约代表队与圣保罗代表队之间进行的比赛，球赛于当年10月在圣保罗竞技俱乐部举行。当地媒体对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报道不停：“那群球员……个个都是精英，而且人高马大，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群优雅的姑娘们用欢快的嗓音为这个盛会添彩。”第二年圣保罗锦标赛决赛结束后，比赛用球沐浴在香槟酒的洗礼中。巴西与这项运动的关系被定格于欢乐与华丽的基调之中。

但并非人人都被说服了。一家报道了里约一场早期足球赛的报社似乎认为这项运动真的十分令人费解。“在邦雷蒂鲁，”报道语无伦次地指出，“有一群英国人，全是疯子，他们时不时地会聚在一起，将一个看起来像牛膀胱一样的东西踢来踢去。这个棕黄色的膀胱状物体进入到一个由木头柱子围成的方形区域内，就会让他们产生极大的满足感，或者让他们伤透了心。”

在圣保罗，足球被一些报社认为仅仅是一时的流行，而还有一些报纸认为这种运动不仅野蛮，还是危险的外来运动。一家报社否定了足球，将它视为“盲目而愚蠢的体力战，人们无须用到更高级的人体官能”。这位记者得出结论：“足球是一项英式运动，应该让英国人自己玩去。”一位圣保罗竞技俱乐部的队员身穿队服在前往比赛场地参赛的途中被巴西警方拦下，警方以他“在非狂欢节期间身穿节日服饰，在市中心公开场合无礼露大腿”为由逮捕了他。但对于大多数开始接触这项英式运动的巴西人而言，这既不会太过暴力，也不会过于前卫。足球的魅力难以抗拒。查尔斯·米勒在1904年给他在英格兰的学校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在这些上流社会竞技俱乐部微小的领地间蔓延开来的足球新潮：

“你们将会很惊讶地听到，足球已成为这里风靡的运动。光是在圣保罗市就有不下六七十家足球俱乐部……一场联赛总会有两到三千人到现场观战，但决赛就会有6000人……一周前我应邀做一场少儿足球比赛的裁判，每队由20名男孩组成。我告诉他们，每队20人这也太荒唐了……但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他们踢了超过两个半小时的比赛，而我只需要动动两只手……就连这种比赛都有大约1500人前来观战……在过去的12个月中，这儿卖出了2000多个足球：在这儿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一家俱乐部。”

足球的这种迅速扩张所导致的社会和文化结果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变得清晰可见。20世纪头二十年，巴西足球仍局限于上流社会的角色中。任何关于权贵人士对足球所抱有的热情的怀疑，以及任何对于足球有可能太过野蛮的担忧，均因弗卢米嫩塞的成立而一扫而空。这是一家为里约拉兰热拉斯的超级富豪而成立的超级俱乐部。俱乐部的创始人是奥斯卡·考克斯和他在里约上流社会跨行业的一干好友，那些人对他们时常光顾的各种板球和划艇俱乐部缺乏对足球的热情而感到不满。马里奥·菲利欧随后将这些更衣室内和豪华餐桌边的人物形容为“公司高管，富家子弟，曾留学欧洲，挥金如土”，理由是他们那有没完没了的游戏、宴会、派对和舞会。1907年，受雇于同样声名狼藉的保利斯塔人竞技的英国教练杰克·哈密顿发觉，他的球员需要“好一番哄劝才肯好好训练”。

1917年，拉兰热拉斯球场落成。球场毗邻王室公主的故居瓜拿巴拉宫，是功能性与装饰性、平民大众与上流社会的惊人结合体；球场为全封闭式，入口设于那些带有多个一模一样的新帕拉第奥拱式建筑风格的墙上，有三级台阶通向公众；最佳观看视野是带座席的俱乐部成员看台，那里的布局和细节设计让人联想起海滨宫殿。后方就是俱乐部会所，包括一间大到可容纳500名宾客的镀金舞厅，还有充足的空间来饮酒、进餐、社交和发展人际关系网。贵诺兄弟的角色象征着弗卢米嫩塞在巴西上流社会的地位。卡洛斯和古伊列梅曾三次担任主席，此后长兄阿尔纳多在1916年开始掌权，任期直至20世纪30年代。

古伊列梅来自一个古老而富有的贵族家族，起初他是一名土木工程师，而后他在巴伊亚州开办了一家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他成了热图利奥·瓦加斯政府最核心的经济决策者，开创了国家钢铁工业，随后他曾在短期内担任过巴西银行的行长。卡洛斯是一位作曲家，还是该市艺术领域的重要赞助者，而阿尔纳多则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弗卢米嫩塞中。此外，弗卢米嫩塞的管理层名册上令人自豪的大腕还包括那个时代一流的作家，从小说家恩里克·科略·内托到诗人奥拉沃·比拉克。

在里约，弗卢米嫩塞成立后不久，博塔福戈划艇俱乐部内便诞生了一支足球队，球员来自附近贵族学校阿尔弗多·戈麦斯学院和吉纳西欧民族学院。第二年美洲俱乐部成立了，创始人是来自东北部古老家族的子弟，他们是慕名来到首府的没落乡绅，时下似乎已接受了现代都市文化。坐落于豪华湖畔社区加维阿的弗拉门戈划艇俱乐部起初曾抵制过足球的吸引力，许多划手认为这项新运动缺乏男子汉气概，但在1911年，一群从弗卢米嫩塞脱离出去的球员在弗拉门戈找到了自己的主队。圣保罗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在圣保罗市，这项运动的伟大编年史家托马兹·马佐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间曾就40多位球员做过调查，发现他们之中有“工程师、建筑承包商和商人……零散的还包括会计师、医生、银行家、部队军官、教授、建筑师以及一位诗歌学院的老师”。

在这个时代，球队会正式地进入到球场内，在主看台前面排成一行，向球迷敬礼或鞠躬，而球迷则用三次集体喝彩声、掌声和欢呼声回应。尽管比赛具有激烈的竞争性，但这种一定程度上的礼仪得以保留下来。圣保罗的报纸赞扬了一支里约的球队，指出：“他们这项运动的正确性……这是人们期望从受过精良和杰出教育的男孩们那里看到的。”里约报纸《日志》报道了1908年博塔福戈和美洲队在里约市进行的一场比赛，写道：“在争执和比赛结束后，球员们仍然是朋友。他们在社会中是懂礼貌的年轻人，彼此相互尊重。他们并不是动真格的。”球迷被形容为“乐呵呵的”。每家俱乐部的支持者都会一视同仁地为双方球员鼓掌。看台上的观众着装正式而时尚。男士一般是一身浅色的西装、硬草帽、手杖、别致的同系列马甲和上了蜡的胡子。一部分真正的支持者的帽子上会有一圈带俱乐部颜色的帽檐，这个细节对于那些上过英国公学的人而言十分熟悉。

然而，关于球迷群体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足球社会功能的一个指示物——就是里约的姑娘们会到场观看比赛，并且人数众多。她们的着装打扮是夏季最新潮的时尚，一般戴着设计灵感源自巴黎的帽子，披着纱巾，用头巾精心包裹着卷发，头发上佩戴着花饰。半场休息时，球员会抓住机会到看台上和他们的亲朋好友相聚，和吸引他们视线的姑娘聊聊天，或是混入到那群优雅地倚在俱乐部会所木雕栏杆上的女孩当中。在观看1913年派桑杜对阵弗卢米嫩塞的比赛时，一位观察者看着人群，瞧见了“一排排水灵美丽的姑娘们，她们似乎想蹦跳着高唱球员的名字之歌，姑娘们因热情而脸色发白”。直到1919年时，这位作家才声称球迷中 “最容易倾注情感、最恒久不变、人数最多的，说来也怪都是女性”。这不仅仅是一种调情，还潜藏着一股清晰可见的性感的暗流。

那个时代有一对知名的足球夫妇——诗人安娜·阿梅利亚和银行家转行为历史学家的马尔科斯·德·门度卡，安娜就是在观看一场马尔科斯为弗卢米嫩塞守门的比赛时与他相识的。她的诗歌《一跃而起》几乎没有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

今日当我看到你

无拘无束，意气风发，朝气蓬勃，一跃而起

宛如《伊利亚特》中的人物

我内心最私密的部分在颤抖

我被一股狂热的冲动所笼罩，好似我跟前站着一位希腊人

一位奥林匹亚的英雄

也许在1910年确实有种感觉，古希腊在里约的足球场中重生，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局面开始看起来更像罗马斗兽场里的乌合之众。若奥·多·里奥在1916年撰文指出：“我在许多国家看到过无数的人群，充满健康和新鲜空气的超棒的狂欢节，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那样的一群人，燃起这样的焰火，拥有这般热情。”当然，足球比赛中的观众群体从那个世纪头十年的几千人涨至20年代的10000人，特殊场合的观众甚至会更多。俱乐部现如今已建起了围墙和大门，向公众售票，虽然会员们仍能免费入场观赛，在最好的看台预留席位上拥有一个座位。对于其他的普通人，球场设有梯形看台，而且票价仍然十分低廉，无疑会低于去一趟剧院的花销，与在市里的劳动阶层去小餐馆里吃上便宜的一餐价格差不多。然而这仍然超出了贫民和边远地区人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们经常坐在四周的山坡上观看弗卢米嫩塞的比赛。但对于中下层阶级人民而言，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拥有一份正规工作的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可负担得起的娱乐活动。

被这种新式社会阶层的到来所影响的球迷群，也开始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开始更加带有偏向性，总体上的态度更加激动。在报社和当地方言中，他们被称为“托尔西达”，字面意思为“扭动的人群”。这个词是从庆祝的球迷在空中挥舞手帕的影像，以及气氛越来越紧张时他们心态的变化而产生的。据体育报纸花边专栏的小道消息称，弗卢米嫩塞球迷头领若奥·佩雷拉在一场比赛中由于过度紧张而“弄丢了他的胡子”。伊塔拉雷男爵阿帕里西奥·德·布林克尔霍夫·托雷利在这个无疑缺少幽默的年代本有可能继续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一流幽默大师，而他却开始讥讽起了里约的足球。他的诗歌《足球比赛》让这项运动参与者的高等社会地位与当时地位明显低下的球迷群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疯狂的人群，野蛮而粗鲁，

向尊敬的家族首领发出嘘声。

又有一人摔倒在地。人们向他发出嘘声。

他站起来大发雷霆，但再次摔倒。

所有的这些看起来，依我三思之见，

就像二十二个怒汉，追寻着他们的世界。

在一个半小时的战斗后，

裁判吹响了哨声。

比赛打成了平手。

社会底层人民也许已抵达旧共和国的各个城市，处于社会边缘的他们或许一直在努力让自己有存在感，但足球以及最重要的弗卢米嫩塞的运动从根本上仍是一件上流社会的事。1919年卡里奥卡锦标赛弗卢米嫩塞与弗拉门戈的关键战前一个小时，为能容纳18000人而新扩建的拉兰热拉斯球场人满为患，5000位无票球迷被挡在球场外。一场热身赛给球迷带来欢乐，但在比赛开始半小时后，佩索阿总统携第一夫人以及海军部长进入到了高层的包厢中，比赛暂停了五分钟，双方球员在他们面前排成一行，海军仪仗队奏起了国歌。最终弗卢米嫩塞以4比0的比分完胜对手，赛后球员和球迷都涌入球场内，和海军仪仗队一同游行，组成了一支很棒的胜利游行队，浩浩荡荡地前进。弗卢米嫩塞连续拿到三个联赛冠军——三连冠——庆祝方式既有传令官鸣号，也有21响礼炮。马里奥·菲利欧写道，从今往后弗卢米嫩塞球迷就会像朗诵奥拉沃·比拉克的十四行诗那样去朗诵这支球队中球员的名字：“门度卡、拉伊什、奥斯瓦尔多、斯特隆德、马诺、泽泽……”

Ⅲ

那微观而深奥的世界屹立于旧共和国社会之巅，如奥拉沃·比拉克十四行诗中所刻画的那样，如弗卢米嫩塞的舞厅和里约以及圣保罗那闪亮夺目、魅力十足的足球圈所呈现的那样。拉兰热拉斯被看作是一座上流社会的堡垒，一座贵族的享乐宫殿。但社会稳固性和政治的部署慢慢招致破坏，而二者正是凌驾于大众之上的魅力与特权的根基，也正是将社会其他阶层拒之门外的原因。而深度干扰着它们的两个进程是人口迁移和城市化。

人口迁移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在长期以来的贫困之下，东北部贫穷的黑人、黑白混血儿和白人迁往沿海城市。旧共和国时期萨尔瓦多和累西腓的人口均翻了一倍。与此同时，从欧洲过来的移民如洪水般涌入。帝国末期每年大约有25000人，而到了1895年，移民人数每年多达165000人，并且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直保持这样的高增长率。到20年代，在此前的半个世纪里已有400多万移民抵达巴西。新移民中意大利人最多，占总移民人口的三分之一。其次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以及包括瑞士人、法国人和俄罗斯人在内的一长串鱼龙混杂的移民群体。

20世纪初圣保罗咖啡园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大，这让巴西接收了100多万无地可耕的日本农民，日本政府资助了这些农民横渡太平洋的费用。除了他们外，还有一股源源不断的英国移民涌入，尤其是运输业、电力行业以及制造业的工程师、技工，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犹太人。这股移民热潮势不可挡地朝着这个国家的南部涌去，而当许多开始从事农业的人也搬迁去了圣保罗和里约，那儿的人口增长真是天文数字。在共和国初期全国仅有50万居民，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光是里约就有120万居民。圣保罗人口同期增长了8倍，达50万，并且在大约十年时间内就超过了里约。

这些进程结合起来，在巴西都市中上流社会的家门口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有文化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小规模但一直在扩张的工薪阶层。这两个阶层中都混杂着黑人、黑白混血儿和白人。这些人无法完全被驱逐出这个国家的公众生活，但他们也不容易被自视为欧洲白人国度的上流社会所吸纳，他们聚集在国家东南部的两大城市。在20世纪头二十年中，足球为这些地理上和社会阶层上的转变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中他们能够被接纳。俱乐部可以将球员扫地出门，球场可以建起大门，但没有人能够阻止人们踢球。1914年埃克塞特城队的主席离开里约时在码头观看了一场正在进行中的球赛，他记得自己惊奇地“发现那场比赛是青少年足球赛……他们全都是黑人，皮肤黑得像你们的帽子一样，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光着脚踢球。” 1922年巴西作家兼记者利马·巴雷托写道：

“在里约这座美好的城市，倘若人们的脚没被灌铅，或至少他们的脑袋没有被灌铅，人人都会去参与这项所谓的英式运动。无论富豪或穷人、老人或年轻人，白人或黑人，街头穷孩子或有钱人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属于一家俱乐部，至少非正式说来，都属于一家注定要靠双脚创造艺术让人们变得完美的俱乐部。”

与大部分的其他新兴流行文化形式不同，足球为巴西都市和劳动阶层的男性提供了一个公共的空间，让他们成为球员、球迷和赛事组织方，让他们接触曾经只能在工作场合接触到的上流社会圈子。以里约港口区域的工薪阶层社区的名字来命名的圣克里斯托旺俱乐部成了这些进程的象征。它成立于1909年，人们在一块露天的公共区域上划出了比赛场地，非正式的比赛和球队逐渐使俱乐部成形。人们对这个运动项目是如此满怀激情，到1910年时他们已在里约大都市联赛踢上了比赛，并组织了一系列范围很广的社会活动。1913年至1916年间，俱乐部靠着许多成员的技术和资源零零散散地修建起了自己的小型体育场——菲盖拉德梅洛体育场。

1917年首场比赛，他们在6000名球迷面前对阵桑托斯，客队长途跋涉好几百英里从圣保罗州来到这里；虽然，令人遗憾的是比赛仅仅进行了15分钟，就因裁判投诉来自主队球迷的恶意恐吓而被取消。不用说，圣克里斯托旺球员并没有条件过上奥斯卡·考克斯那样的生活。就像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部分新兴俱乐部一样，他们的球员来自社会底层，来源于不同的种族，从俱乐部的董事会那里接受工作、住房和食物方面的接济。同样遭到排斥的群体还有里约北部的葡萄牙中产阶级，尽管他们十分富有，但新近到来的他们发觉自己还是被挡在了主流俱乐部的门外，在里约不断变化的人口数量中面对着更大范围的经济和政治衰退。1898年他们成立了瓦斯科达伽马划艇和社交俱乐部，他们采用了和圣克里斯托旺同样的引援方式，并于1915年在自己的场地上举办了首场足球赛。1922年，他们已升入了和上流社会球队同一级别的联赛。

随着20世纪头十年里约工厂球队的涌现，这些来自底层的提议被上层阶级试验性地采纳。其中的首支，也是最著名的一支球队是班古队，俱乐部成立于1904年，创始人是里约北区边远地区的纺织公司巴西普罗格雷索工业公司的英国管理人员和技工。起初球队成员均由英格兰和苏格兰技工以及管理人员组成，但他们不久便接纳了意大利人，接着是巴西黑白混血儿和黑人球员。和市中心的球队不同，在他们的群体中存在一种相似的混合性，能在球场的任意一个区域自由地交融。班古是最成功的工厂球队之一，他们升上了里约的顶级联赛，名气大大超过了成立这支球队的工厂和公司。来自公司外部的引援越来越多，他们随后在公司被安排去做那些不那么费力的工作，留给他们时间和精力去训练。这种公司球队制被证实对许多其他巴西公司都具有吸引力，那些公司正为巴西第一次真正的工会组织浪潮产生的问题所困扰。这个国家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于1906年召开，1908年全国性的工人运动确立，因移民大热潮中地中海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到来而得到了强化，工人代表大会在十年间制造了一系列的罢工和骚动。里约北部的安达拉伊队诞生于纺织公司，而1908年在沿铁路轨道距离市区80英里开外，波格兰德队由美洲法布里尔公司成立。

在圣保罗，对现状的首次挑战来自工人阶级。1910年，一群铁道工人和油漆匠在城市的东北部集结，效仿曾经造访过这座城市的英国球队科林蒂安队而成立了SC科林蒂安队，这支球队很快就吸纳了来自这座城市日益壮大的各民族劳动阶层的球员和支持者。圣保罗的意大利人当前在巴西上流社会的种族架构中占据了一个中间地位：他们是白人，因此地位高于有色人种，但仍少于那些北欧后裔。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起初是农业劳动者，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在圣保罗市中心建立起了重要的意大利社区，拥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上百个文化和社会机构，包括一家意大利语报纸《凡富拉》（Fanfulla），人口兴许占据了城市总人口的10%至15%，人们还在弗朗西斯科·马塔拉佐的书中找到了一位在城市商业圈颇有声望的意大利籍巴西百万富商。在意大利俱乐部普洛维尔切利和都灵于1912年造访圣保罗之后，《凡富拉》写道：“在圣保罗，我们有……德国、英国、葡萄牙俱乐部，有国际俱乐部，就连天主教和新教教徒俱乐部都有，但就是没有一家俱乐部完全由意大利‘运动员’组成，我们的侨居地是这个州面积最大的，但仍然什么都不曾尝试过！”

第二年帕莱斯特拉意大利队成立，球队征战保利斯塔锦标赛。其他的球队均效仿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像赛利欧（Syrio）、厄斯班哈（Hespanha）和葡萄牙人（Portuguesa）这样的俱乐部在这座城市里的少数民族群体拼图上增添了公开的新面孔。至于在里约，这些因没有时间、精力和金钱而无法从大学学生和年轻职业球员中招到队员的新俱乐部，只好支付实物和现金来招揽球员。

在里约-圣保罗轴线以外的区域中，足球俱乐部和足球热潮首先在重要性和影响力紧随其后的南大河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各大城市兴起，成立了一些至今活跃在足坛的俱乐部。1903年在南部的大城市阿雷格里港，为数众多的德国籍巴西人社区成立了格雷米奥足球俱乐部。坊间流传，移民人潮中有一位重要人物甘迪度·迪阿斯去观看一场圣保罗球队间的表演赛，其间比赛用球被踢爆，他便将自己的皮球借给了球队，让比赛得以完成，就这样他被标榜为一位足球爱好者，当晚与几十个人在酒后便成立了俱乐部。

格雷米奥就队内语言和成员身份而言毫无疑问是一家德国俱乐部，并且他们希望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将来自其他种族的球员和会员拒之门外。1909年迎来了新形势，那些西班牙和葡萄牙后裔中的足球狂热爱好者，尤其是市里的学生，有意识地成立了国际化俱乐部。

19世纪末，米纳斯吉拉斯州的新首府贝洛奥里藏特市规划重新建设一座“美好年代”的花园城市，但这座城市已拥有了一切豪华的城市景观，在娱乐领域已很少有能改进的空间。1904年，一位此前在瑞士踢过球的里约大学生维托尔·塞尔帕和一小群由公务员、商店职员和商人组成的群体成立了该市的首支球队——SC足球队。一年内，城市新加入了由酷爱历史的学生和职员组成的临时球队，他们将自己的球队命名为普林尼FC、哥伦比亚和韦斯普奇队，也正是在那时，当地的新闻社开始发布锦标赛的积分榜。但大学重新开学以及秋季暴雨也意味着比赛球员阵容从未齐整过。此后流行了几年公园足球，新成立的俱乐部又开始涌现：1908年米内罗竞技成立了，这是一支来自当地开放式上流社会的球队；1910年耶鲁竞技俱乐部成立，这支球队仅由意大利人组成，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为帕莱斯特拉意大利队；还成立了仅接纳人脉通达且思想保守的当地的达官显贵——美洲队。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种形式的州锦标赛在巴伊亚州、巴拉州和亚马逊州成立。而到了1920年时，南部的巴拉纳州和南大河州也加入了队伍，新加入的还有一连串的东北部地区，包括伯南布哥州、帕拉伊巴州、塞阿拉州、北里奥格兰德以及闭塞的皮奥伊州和马拉尼昂州。几乎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这里的州锦标赛绝大部分均集中于沿海州的首府，这是原先的上流阶层聚集地，也是新移民涌入的地带。一旦里约的上流社会赋予足球合法性，前者便开始迷恋足球。城市中的民众也都纷纷照做。

而在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市，足球在带着贵族气派的亲英派维多利亚板球俱乐部中孕育而生。在伯南布哥州首府累西腓市，纳蒂科于1901年作为市里的英籍德国商人的划艇和帆船俱乐部而成立；1905年古伊列梅·德·阿圭诺·方瑟卡为起初无法加入俱乐部的巴西人成立了累西腓体育俱乐部，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工程学院，在那儿踢过球。不到十年间，一支直接来自穷人的球队圣克鲁斯队由一群相约在教堂墓地踢球的青少年创立。当前各地在地理和社会因素上与弗卢米嫩塞的距离，已成为了衡量足球热潮将在巴西不断发展的省城传播得有多远和有多快的标尺。

Ⅳ

安娜·阿梅利亚和阿帕里西奥·托雷利的诗句表明，足球已进入了巴西人的诗歌和信件中。在视觉艺术领域，首幅球员画像也开始出现，其中包括罗多尔夫·詹贝朗德于1914年创作的《带球的男孩》和伊斯梅尔·纳里于1917年创作的《进球》。救世基督像的设计者卡洛斯·奥斯瓦德此前在博塔福戈俱乐部的墙壁和天花板创作了壁画，把足球运动员塑造成希腊神话中的半神。第一首与足球有关的录制单曲于1913年发行。《足球》就是由萨克斯管、长笛、尤克里里和吉他所演奏的波尔卡和华尔兹系列舞曲中的一支，由格鲁普·利马·维埃拉在《78s》中一起发行。然而，对于巴西城市公众文化圈的小世界，报纸是足球最经常被审视和探讨的地方。绝大多数的评论是正面的。三位巴西文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阿弗拉尼翁·佩克索托、恩里克·科略·内托和奥拉沃·比拉克均撰文肯定了足球，他们均是久负盛名的文学研究院成员。

恩里克·科略·内托是一位来自北方马拉尼昂州的混血儿，留着大胡子，父亲是巴西白种人，母亲是印第安原住民。他成名于19世纪末的里约，是一位极其多产、行文华丽的记者、诗人、小说家兼剧作家。他同时也是弗卢米嫩塞的支持者。这项运动于1908年首次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斯芬克斯》中，小说讲述了里约的一位英国人詹姆斯·马林在星期日的下午神秘失踪，原来他是去看球赛了。科略·内托自己也是观看比赛的常客，他称自己在观看14个孩子中的几个在弗卢米嫩塞青年队踢球时，一天就能看多达4场比赛。其中的一个孩子若奥此后开始了漫长且多样化的竞技生涯，他在体育界的名字叫佩雷瓜伊诺，曾为弗卢米嫩塞和巴西国家队效力，在1930年世界杯上担任巴西队队长，同时还涉足水球、排球和田径领域。据坊间流传科略·内托是首次闯进巴西足球赛场的带头人，当时是为了抗议裁判在弗卢米嫩塞对阵弗拉门戈的德比战中的一个判罚。他也为俱乐部创作了一首赞歌，歌词难以置信地契合了《去蒂珀雷里路漫漫》的曲调：

弗卢米嫩塞是锻造我们能量的熔炉，

于空气中，于明媚的阳光下。

公平的战斗充满喜悦，

我们尽一切努力成为男子汉的典范。

振兴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巴西。

与许多和他来自同一阶层的人一样，科略·内托吸收了种族生物学模式和欧洲科学种族的优生行为计划。如果欧式巴西想要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就得走出去，适应环境。科略·内托认为，“……一个新兴的民族会将他们死气沉沉的文化遗产抛诸脑后……” 球员就是新兴巴西的竞技与优生观念的传教士，而对于那些不踢球的人，他总是不停地倡导人们在清新的空气中走走路，或进行贝登堡式的侦查和游泳运动。

阿弗拉尼翁·佩克索托是巴西众所周知的一代名医，是20世纪初公共健康和心理健康现代化改革的领军人物。1918年他曾透露自己是一名球迷。科略·内托将他对足球的热情基于人种的生物学理论，总体上佩克索托认同这种观点，而自身的科学和医学知识让佩克索托看到足球对将国家塑造得更有文化性和教育性所做出贡献。“足球，这项运动让我们强壮、健康，”他坚称，“它教会我们纪律与秩序，要求合作和团结……这是一所一流的学堂，将重新塑造巴西的国家性格。”但对于个人性格还不够。足球的重要性，至少以英国人和德国人那种方式去踢球的重要性，在于它赋予了个体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来这儿的拉丁人和所有的拉丁人一样，彼此没有联系，不会为了群体而放弃自身独立性，而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才能赐予一个民族力量，赋予一个国家胜利。那些……安格鲁·萨克逊人受过教育因而自律。一个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才会有价值，球员并非作为个体存在，而是作为“团队”的一部分而存在。这种在种族间和个体上的长期合作总能确保他们所争取的最终胜利。体育中如此，生活中亦如此……

一些足球比赛的反对派和这些民族主义者活跃在同样的文化圈里，却运转着不同的逻辑观点，比如里约地方法官兼新闻记者卡洛斯·苏塞金·德·门冬卡。足球无法成为提高国家储备的一种方式，反倒成了衰退和堕落的途径。在1919年撰写的《体育和巴西青年的堕落》一书中，作者声称“一般而言体育项目，尤其是足球，孕育了理性和知性”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它的热情和愤怒的情绪反倒是削弱了理性和知性。足球是“传播愚蠢行径的微生物”。利马·巴雷托和格拉希利阿诺·拉莫斯均是足球批评家，他们身处这个框架之外，然而对此的观察却更加敏锐。

巴雷托是那个时代一流的讽刺作家。他是一位黑白混血儿，出生于并不富裕的里约中产阶级家庭，以小说家和城市生活编年史作家为职业谋生，他拥有犀利的视野，不仅仅能看到里约富丽堂皇、传说中的一面，还能洞悉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事情。他的讽刺矛头直指旧共和国僵化的特性，即上流社会暗中对国民的黑白混血儿天性感到羞耻。他抨击他们的阿谀奉承、崇洋媚外，并使用本地方言让文字变得辛辣，这在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他对欧洲之于巴西的影响心怀戒备，在这样的戒心下他对这项运动进行了谴责：“将傲慢和可恶的英国职员带入到我们之中。”他谴责用公款去支付上流社会俱乐部和足球锦标赛的花销，而那么多的社会需求却遭到了无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这项运动十分野蛮，它导致球迷群体产生的感情亦如此。“足球是一所暴力和野蛮的学堂，不应该得到公共权力机构的保护，除非这些机构想教我们如何杀戮。”写完这段话一年后，1920年在描述里约11人队和圣保罗11人队之间的一场比赛时，他记录下了巴西足球赛场上有史以来的首次火爆冲突。在拉拢了其他对这项运动有意见的的医学和社科批评家后，他在1919年发起了反足球联盟，声称：

“不可能不提到人们称之为英式的运动。每天中的每时每刻，它都让我们的报纸充斥着新的暴力行为，不仅如此，还有杀戮。警方不可能看不到这种行径。里约热内卢是一座文明城市，绝不能落入那些伪装成体坛人士的暴徒之手。那些斗鸡行业的赌博者的表现都比这更好。在他们当中不会存在问题，也不会有争执。赌博都是在平和的氛围中进行的，警方无须介入。而那些所谓的‘足球运动员’则每周日都会卷入争议与互殴当中，警方却只是拍了拍他们的头。”

巴雷托还指出，足球似乎还让观看比赛的女性变得粗俗。他在评论一场比赛的女球迷时写道，“最值得欣赏的是她们的语言。粗话形式丰富多彩、感情强烈，只有码头上手拉车的那些人的语言能与她们的措辞媲美。”

格拉希利阿诺·拉莫斯出生在东北部的阿拉戈阿斯州，虽然他在里约生活了很长时间，但塑造他写作风格和思维方式的是他的家乡文化。拉莫斯随后加入了共产党，并且曾在瓦加斯统治期间入狱，他无疑反对比赛的贵族气息，但他以东北部人民的身份发出了他最有力的抨击。在1921年发表的《记录报》上，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种来自异域和大城市的运动在东北部将无法流行起来：

“为什么非得是足球呢？让年轻人去参与国家传统运动锻炼身体难道不是更好吗？比如格斗、舞棍、飞刀，而不是同国外的运动混杂起来。我并不排斥来自国外的事物，但我喜欢先看看我们能否吸收这些事物。

即使可以，为什么整个国家的文化就应当呈现出异域色调呢？为什么关于新兴的、现代化的巴西都必须建立在南方城市的基础之上呢？

重新拾起被抛诸脑后的当地运动：棍术、拍掌、掰手腕、跑步，这些运动对于热衷高风险活动的市民而言是多么有用，如偷鸡、擒公牛角、跳跃、骑马以及最重要的绊脚游戏。运动起来！这才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运动！”

拉莫斯此后几乎没有再写过关于足球的文章。而巴雷托在1922年就英年早逝了。巴西足球失去了最有出色和最犀利的批评家。一切将会变得更糟糕。

Ⅴ

阿根廷俱乐部曾于1907年和1912年到访，随后意大利俱乐部普洛维尔切利和都灵队也曾来访，均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这些比赛在参与者的思维或大众的想象中从未被认定是国际比赛。1910年，阿根廷足协曾邀请巴西代表队参加五月革命百年庆典，正是五月革命开启了阿根廷人脱离西班牙帝国统治的过程，然而巴西并未派代表队前往。

英国业余球队科林蒂安——一批云游四方的贵族运动员——曾于1910年和1913年做客里约和圣保罗，这更加接近国际赛事的诞生。精心选拔的巴西11人阵容成了他们的对手之一。此外，人们开始注意到一种球风上的显著差异，英国球队看起来始终更倚重身体条件，组织得更好。1914年英国职业球队埃克塞特城于南美巡游时中途在里约逗留，在这座城市踢了三场比赛。他们0比2不敌里约精英11人队的比赛被公认为是巴西的首场国际赛事，并且也是巴西队的首场胜利。

刚成立不久巴西足协——巴西体育联合会（简称为CBD，是CBF的前身）派出了同一阵容出战当年晚些时候在阿根廷举办的胡里奥·罗卡杯。罗卡曾两度担任阿根廷总统，阿根廷政府曾对当地印第安人实行近乎种族灭绝的政策以将他们驱逐出潘帕斯，罗卡就是负责人。然而这个比赛，他如是说道，“是为了鼓励参与这项崇高运动的年轻人，为了增进两国友好关系”。巴西凭借前锋阿图尔·弗雷登里希的全场唯一进球赢下了三场比赛中的第三战。这个事件本身并不起眼——除了进球者是一位黑白混血儿的事实。

弗雷登里希的父亲是德裔巴西人，母亲是非裔巴西人，双重遗传条件让儿时的他能够踢上城市里的自由式街头足球，由于父亲是SC日耳曼尼亚队俱乐部的成员，这也让他能够从俱乐部的训练和设施中受益。成年后他主要效力于上流球会的俱乐部保利斯塔人竞技队，并曾经毫无疑问是他那个时代的头号射手以及媒体的宠儿，乌拉圭媒体为他取了个绰号叫“老虎”，而巴西媒体则称他为“金靴”。一位特征明显的黑白混血儿能够成为圣保罗的一流球星，这表明了巴西的种族分化并非不可逾越，说明了才华与社会等级在某些场合能让人忽略肤色。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这般好的待遇。里约摄影师之子混血儿卡洛斯·阿尔伯托在1916年曾效力于二线队美洲队。他得到了召唤，有机会参加一线队弗卢米嫩塞的比赛，当然，他抓住了机会。马里奥·菲利欧在大约十年后将这件事当作一则寓言故事来讲述。据他介绍，那位球员姗姗来迟，站在首发队友的身后，他在更衣室里耽搁了些时间，因为他要用米粉抹在脸上让肤色变白。当他为弗卢米嫩塞出战旧主美洲队时，球迷对着他高唱“白色粉末”，此后弗卢米嫩塞自己的球迷也都这么称呼他。

阿根廷球迷和作家的种族歧视观念也不会比巴西人缓和。他们的报社将1916年征战南美锦标赛（美洲杯前身）的巴西队称为“猴子”。诸如此类的种种情况对于巴西足球权力机构而言是一种极度尴尬的境地，因此他们在第二年的锦标赛上派出了一支全部由白人球员组成的球队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巴雷托从未如此尖锐地写道：“足球的神圣学院聚集在一起，决定他们是否可以派遣带有一点点黑人血统的球员出战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锦标赛……我们的反击是，阿根廷人并不以肤色来区分我们。对于他们而言，我们全都是猴子。”

故而到了1919年，当巴西首次举办南美锦标赛时，足球成了一方舞台，舞台之上的巴西人开始决定了这个国家真实的身份。锦标赛印证了里约足球热潮以及这项运动作为国家象征的程度，大约有200000人到场观看了7场在拉兰热拉斯举行的比赛。巴西和乌拉圭之间进行的决赛，有不可思议的25000名观众涌入了仅能容纳18000人的球场，还有约5000人爬上球场四周的山坡和树梢，更多的人被挡在球场之外。数以千计的人们汇聚在里约广场以及一些宽阔的大街上，在那些地方会有广播不断播报实时赛况。总统下令让银行和政府机构提早关门。总共进行了4场加时赛，0比0的僵局才被打破。阿图尔·弗雷登里希攻入了制胜球，人群爆发出一波又一波 “巴西万岁！”的口号声。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总统出席了这一特殊的场合，谈起球队时他说道：“我以国家的名义向你们致敬。”

这是一场由欧裔和非裔足球运动员取得的巴西式胜利，伟大的长笛手、萨克斯管吹奏者兼作曲家皮辛古因阿送上的庆祝最让人难忘。他的歌曲《一比零》，事实上他的超级乐队“神奇八重演奏者”在那个时代所创作和演奏的所有音乐均为复杂和原版非洲式巴西旋律、美洲爵士风、欧洲华尔兹和波尔卡风格的混合体。这种混搭无疑也是巴西这个国家以及巴西足球的未来，但人们需要熬过旧共和国时期挣扎和崩溃的十年方能开始将其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