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体裁之诗歌

繁盛时期：先秦、两汉、唐代

特点：言志抒情、风格多样

代表人物：屈原、李白、杜甫、苏轼

诗“言志”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之一。中国最初的诗歌总是与舞蹈和音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不仅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料典籍中有所记载，而且还可以从遗留至今的原始部族的社会宗教活动中得到佐证。《尚书·益稷》记载“五帝”之一的舜时的乐曲《大韶》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箫韶》就是《大韶》，九成就是九章，为舜时著名的乐官夔所作。这套帝王之乐体现了上古时期诗、乐、舞一体的原始形态。演奏的时候，有人唱歌辞，有人扮鸟兽和凤凰起舞，有钟磬琴瑟管笙箫鼗鼓等乐器伴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吴公子季札对它的和谐发出的赞美“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基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叹为观止”的成语即生于此。孔子则在《论语·八佾》中称赞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尽善尽美”出于此。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诗、乐、舞三者相依相存是诗歌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种特征在原始社会瓦解的大禹时代，也就是夏代发生了微妙变化。《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当“言志”真正出现在诗歌内容里，并成为最有价值的部分时，划时代的意义已经产生。这种意义最典型的表现是《候人歌》。《吕氏春秋·音初》说：“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这首只有两个实字（候人）、四个单音的歌第一次表达了人与人之间以爱情为基础的深厚感情，从而第一次从内容上摆脱了物质生产及宗教巫术的苑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即是中国情诗之祖。

诗的“言志”功能及意义从《候人歌》开始绵绵延续下去，长盛不衰。夏末，桀为酒池肉林，暴虐天下，有《夏人歌》曰：“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薄。薄亦大兮。乐兮乐兮，四牡跷兮，六辔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天下行将大乱，夏朝子民表达了对国家深深的忧虑和对暴桀的无奈。而在商朝灭亡后，殷宗室箕子进周朝拜的途中，路过殷墟，看到宫宅毁坏，心中感慨，欲哭不可，歌诗曰：“麦秀渐渐兮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伯夷、叔齐兄弟在这时表现出了极高的气节，成为中国数千年来文人志士敬仰的楷模。他们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等到快饿死的时候，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他们这种精神通过诗歌传达给后人，深入到中国文化的众多层面。

《诗经》与楚辞

在商代的整个社会中，“言志”型的诗歌与宗教巫术型的诗歌依然并存，诗歌同音乐、舞蹈的结合依然紧密。这种形式在文字已经成熟并广泛用于文献记录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比如《诗经》中的作品都是乐歌，而当中的颂诗，是祭祀时用的歌舞曲。

西周时期的诗歌大多保存在《诗经》中。这些诗几乎全面地反映了有周一代的诗歌水平，并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诗经》的内容及形式可以从商代的卜辞中看到影子。《卜辞通暗》第三八三片载：“乙卯卜，贞。不雨，其雨；今日不雨，其雨；翌日戊不雨，其雨。岸御，岸御。”第三七五片载：“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这两首卜辞很像当时的歌谣，前者“不雨，其雨”相对成文，于参差中见整齐，形式美强，与《诗经·卫风·伯兮》中的“其雨，其雨！杲杲日出”在形式上相当接近。后者有直叙，有疑问，有推测，铺叙的特点在体载上接近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包括十五“国风”（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这部收录西周初至春秋大约五六百年间的305篇诗歌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早在孔子时代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叫它《诗》或《诗三百》。《诗经》中有感伤身世的，如《黍离》写道：“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有描写男女之情的，如《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有表达离别之情的，如《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经》用赋、比、兴的手法确立了中国文学光辉的开端，并以其精湛的艺术成就将中国诗歌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

战国时期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在他的作品中更是强烈地表现出《诗经》的深刻影响。后人将他的作品《离骚》与《诗经》并称“风骚”。屈原等人创作的“楚辞”接受南方民歌的影响，音调婉转优美，风格缠绵悱恻，浸淫在楚国特殊的山川风物和人文传统中，带有明显的巫风痕迹。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屈原最重要的作品《离骚》。全诗373句，2490个字，作于楚怀王后期到顷襄王初期，屈原流放汉北的时候。《离骚》以其全新的诗歌样式、浪漫的精神气质、独特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以美人、香草为主要意象的《离骚》外，屈原的《九歌》、《天问》、《招魂》、《九章》等也都印记着他一生的心迹。《九歌》具有明显的歌、乐、舞三者合一的表演性，共有11篇，“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一句，被王世贞推许为“千古情语之祖”《（艺苑卮言》卷二）。《天问》意为对天发问，列举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以“曰”字领起，几乎全用问句共提出了172个问题，由天地及人事再到现实中楚国的政治，参差错落，奇崛生动。《招魂》是楚怀王死后为其招魂而作的，分引言、正文、乩辞三段。乩辞中所咏：“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缤纷富丽，哀婉豪奢，颇具汉代大赋气象。

屈原之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诗人，其中宋玉最为著名。生平似于屈原的他（宋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九辩》等作品。

两汉乐府诗与《古诗十九首》

继《诗经》、《楚辞》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诗歌史又一座高峰。这种新的诗体由朝廷乐府系统搜集保存而来，故名乐府。两汉乐府诗以相和歌辞数量居多，作者上至帝王，下自平民，大部分作于东汉，少数作于西汉。拉开乐府诗大幕的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汉书·艺文志》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乐府诗表现的多是大众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如家庭、战争、徭役、婚姻等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上邪》是乐府诗中表现爱情的名篇：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女子呼天为誓，强烈的感情通过五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来表达，确是“短章中神品”。

此外，《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等作品也是乐府中的佳作。但最能代表乐府诗成就并将之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的是《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男女主角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语言生动活泼，剪裁繁简得当，结构完整紧凑是这篇叙事长诗的艺术特色。

与乐诗一起代表汉代诗歌最高成就的是《古诗十九首》。它出自汉代文人之手，不是一时一地所作，也不是一人所作，而是多人，它除了思妇之歌，便是游子之歌。这种主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千百年来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古诗十九首》是中国早期五言诗中的优秀作品，长于抒情，擅长烘托，融情入景，寓景入情，达到水乳交融，天衣无缝的境界。例如《迢迢牵牛星》一首：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作者通篇全在写景，而情在其中，达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感觉。《古诗十九首》正是因为有这样炉火纯青的语言，所以被钟嵘在《诗品》中称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更是誉之为“五言之冠冕也”。

汉末三国，以《古诗十九首》及乐府为代表的汉代诗歌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以曹操、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众多作家一方面反映社会乱离，一方面抒发理想与抱负，慷慨悲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歌的杰出成就形成了后世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建安文学中，曹操的四言诗《观沧海》、《龟虽寿》，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曹植的五言诗以及蔡琰的《悲愤诗》是其佳作。

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出现了两位旷世奇才阮籍和嵇康。阮籍（210～263年）处魏晋易代之时，抱负无处施展，通过诗歌发泄痛苦与愤懑，如著名的82首五言《咏怀诗》。诗隐约曲折，意象深刻，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嵇康（223～263年）既恬静寡欲好长生，又嫉恶如仇尚任侠。他的杰作《酒会诗》：“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容裔。放投竿，优游卒岁。”清逸脱俗。即使如此，他还是为自己的愤世疾俗付出了代价，死在司马氏的刀下。

两晋和南北朝诗歌

诗歌发展到西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风骨远去，而华靡渐至。这一时期，有傅玄、张华、陆机、潘岳、张协、左思、刘琨、郭璞著名诗人。他们或是专注于宗庙乐章，或忘情于堆砌典故，或是沉溺于玄言象语，或是朴而无华，或是繁丽绮靡。其中左思的《咏史》和郭璞《游仙诗》对后世影响最大。

东晋时期，士族清谈玄理风气较之西晋更加昌盛，诗人多辞意平泰，淡乎寡味。陶渊明（365～427年）的出现，给东晋诗坛带来了一丝曙光。这丝曙光后来成为文坛明星，照耀一代诗坛。陶渊明的诗作内容丰富，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后世称其为“田园诗”。这种诗平淡自然，运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切地抒发感情，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如《饮酒》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陶渊明的诗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梁陈时期才得到关注，从唐以后，越来越受到推崇，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的诗歌可以分为宋齐、齐梁、梁陈三个时期。宋齐时期谢灵运的山水诗独树一帜，富丽精工，有“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等众多名句，虽全诗统读起来欠佳，仍未完全摆脱玄言诗的影响，却开创了山水诗派。鲍照（414～466年）出身孤贱，气节奇高，所作诗以乐府诗居多，又以《拟行路难十八首》最能显示其精神世界，“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太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这里是壮志难酬，有悲愤不平之气，使人联想到唐代的李白。齐梁时期的谢（464～499年）经历与谢灵运相似，诗受谢灵运影响，人称“小谢”。他的诗清新流丽，音韵声律受沈约等人的影响，铿锵和谐，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等名句。谢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严沧浪称“谢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梁陈时期的诗人大多集中在宫廷内，故而宫体诗居多，常描写艳情，放浪轻佻，风气一直延续到初唐。这时期的诗人中，江淹、吴均、何逊、阴铿较为著名，思想健康，与以沈约、江总为首的宫廷文学形成鲜明对比。

南朝时期的民歌几乎全是情歌，十之七八出自女子之口，甚至含有较浓的情色成分和脂粉气。它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和“西曲歌”为主，前者计之326首，后者142首，吴声出自江南，西曲出自汉北樊邓间。这些出自当时大都市的民歌体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如《子夜歌》：“依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复西！”简短轻快，平白有力。而标志南朝民歌艺术发展最高成就的是《西洲曲》。此诗取喻新颖，属对自然，声情摇曳，话语动人，余味无穷。

北朝民歌以《乐府诗集》中所载的“梁鼓角横吹曲”为主，多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乐曲，作者主要是鲜卑人和其他北方民族的人们。鼓角横吹曲现存60多首，反映面相当广，有战争生活、有民众疾苦、有尚武骑射、有爱情相思，还有山川风光。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27个字，一片北国草原风光，反映出生活面貌和精神气节，成为“千古绝唱”。北朝民歌中的代表作是《木兰诗》，讲述木兰乔装代父从军的故事，和《孔雀东南飞》并称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胡应麟《诗薮》说：“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赡，极于木兰。”

在南北朝时期，融汇南北，体现文学交流趋势、创立新风格的是由南入北的庾信（513～581年）。他将南朝诗歌的精华带到北方，又吸收北方文化健康的精神，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后期诗清新刚健，形式与格律日成熟，开唐人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的先河，成为唐诗的先驱，深受唐人重视。

581年，庾信结束人生的旅程，同时，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全国复归统一。但是在诗歌上，南北朝浮艳轻恻的风气依然占主导地位。著名的诗人有卢思道、杨素、薛道衡、隋炀帝等人，他们的作品体现了诗歌在从南北朝向唐诗过渡阶段的特征。

唐朝诗歌

唐诗是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全唐诗》收诗约5万首，作者2200余人，其中优秀诗歌、杰出诗人数量之多，为中国诗歌史上所罕见。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初唐时期，文臣雅士多是前朝遗老，浮艳之风依旧。唐太宗本人对齐梁宫体诗也很爱好。以上官仪、沈期、宋之问以及“文章四友”为代表的一些诗人多是权臣贵戚，诗风华美，台阁气较浓；但他们的诗风貌已颇具改观，更是由于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注入了不少情感元素和锤炼工夫，如上官仪的“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沈期的《古意》，宋之问的《题大庾岭北驿》，杜审言的《登襄阳城》、《春日京中有怀》等，或是工整的佳句，或是近于成熟的五、七律，或是韵调悠扬的乐府。他们的成就是将律诗进一步规范化，将大唐气象进一步明朗化。而真正将唐诗从宫廷台阁引到关山大漠，从浮艳靡软转入明丽清新、劲健高朗，将唐诗从帝王官吏带回寒士大家的，是“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他们逐渐端正了唐诗的发展方向，为盛唐气象奠定了基础。

盛唐时期，也就是开元天宝年间，唐诗全面繁荣。以王维、孟浩然为首的田园诗派把山水田园的明秀清谧表现得令人心驰神往；王维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孟浩然作品，清淡幽雅，简练省净。以高适、岑参为首的边塞派把边塞生活描述得慷慨豪放，壮伟奇特。高适诗“直举胸臆，摹画景象，气骨琅然，而词锋华润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忠献《唐诗品》），岑参诗“语奇体峻，意迹造奇”（殷之涣等一大批名家。李白是盛唐诗人中成就最大的一位，他以其绝世才华，表现了盛唐激昂《河岳英灵集》）。此外，还有王昌龄、李颀、崔融、王的时代精神，将诗写得如行云流水，幻得变化无端，情则如滔滔江水，美则如清水芙蓉。盛唐诗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同时又意蕴无穷，兴象玲珑。

安史之乱将盛唐毁于一旦，衰败已然开始，八年的战争引起了社会大变动，文学也随之变化。理想色彩和浪漫情调逐渐消退，盛唐气象逐渐淡化，表现民生疾苦、吟咏时事变革、抒发人民血泪的手法和题材开始增多。代表这一时期的最伟大的诗人是诗圣杜甫。此后的大历十才子更是由于社会的动乱而心绪不宁，转吟风月，衰草秋风，夕阳残月，一片寂寞情思。及到贞元元和年间，诗坛出现又一次高潮。以韩愈、孟郊、贾岛、李贺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受杜甫影响，将诗歌散文化，讲求炼字锤句，怪奇丑陋。以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为代表的诗人从乐府民歌中找到接触点，将诗通俗化、世俗化、明白如语，形成元白诗派。

晚唐时期，由于中兴梦灭，四处割据，士人生活平庸艰难，诗歌进入形式主义的圈子，讲求华丽的辞藻、工整平直的对仗、哀伤颓艳的格调，题材狭窄，写法一般。杜牧、李商隐在这时异军突起，为唐诗创造了最后的辉煌，一如李商隐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园》）。

两宋诗词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诗歌的另一种重要的形式——词的文人化程度得到加强，艺术趋于成熟。词最初源于南北朝时期的民歌，盛唐时期大诗人李白的两首存世词意境阔大，情感深沉。“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达到了高浑纯熟的艺术境界。中唐以后，文人写词的渐多，白居易、刘禹锡、韦应物、戴叔伦、王建、张志和等人竞相试作，填词之风渐开。晚唐的温庭筠存词60多首，多写闺情身世，绮靡轻艳，被尊为花间派的鼻祖。与其同时的韦庄与之齐名，词风婉媚柔丽，直抒胸臆。五代词最有成就的无疑是南唐后主李煜。他的词写亡国之痛，血泪至情，本色无雕琢，丽质天成，把自身的经历进行悲剧性的审视，产生了巨大影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结束分裂局面。宋初的诗歌依法五代旧习，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效法白居易，代表诗人有王禹，其诗平易流畅，简雅古淡。晚唐体效法贾岛、姚合，代表诗人有以惠崇为首的“九僧”、潘阆、林逋、寇准等，诗作字斟句酌，内容贫乏。西昆体以《西昆酬唱集》得名，主宰宋初诗坛，作品单调无味，但整饬典丽，诗人达到几十位，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成就较大。到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年前，范仲淹、欧阳修领导政治革新运动，诗文变革也得以开展起来。欧阳修重视韩愈诗歌“资淡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的特点，提出“诗穷而后工”的理论。他的诗强调散文化，以议论入诗，具自家面目。梅尧臣和苏舜钦也是同时期的著名诗人，梅诗得宋诗风气之先，后人评之为：“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

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他就将文坛宗主的位置托付与苏轼。苏轼没有辜负伯乐之望，宋诗宋词在他这里达到了高峰。他的诗淋漓酣畅，存世2700多首。由于苏轼博学广才，他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诗作挥洒自如，清远雄丽，刚柔并济。苏轼与同时代的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王安石将诗歌视为抒情述志的工具，晚年心情平淡，远离政坛，诗风也随之深沉含蓄。最能代表王安石诗作成就的是他的写景抒情绝句。正如黄庭坚所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黄庭坚与陈师道同为苏轼门人，二人为“江西诗派”的中坚。他们的诗作讲究法度，皆以平淡为美，以用典过多、刻意成篇为病。江西诗派的发展即使是在北宋灭亡时也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向更深刻的领域进发。直至南宋初年，江西诗派“点铁成金”的理论一直深具影响。苏轼另一项伟大成就就是词，他开创了著名的“豪放派”，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他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境，使之既有人生如梦的感慨，又有儿女情长的苦闷，还有对自然山水的描绘。他用作品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与苏轼几乎同一时代（稍早）的柳永也是一位词家，当时有“有水井处便有柳词”的说法。他的词以慢词为主，多用白描，擅写艳情。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他对后世影响甚大。即使是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词人，也无不受惠于柳永。黄庭坚和秦观的俗词与柳词一脉相承，前者雅俗共赏，玩世不恭；后者清丽淡雅，和婉醇正。周邦彦词作音律极佳，精雕细琢，典约富丽。与这些词人迥异的则是晏几道和贺铸。晏主要延续“花间”传统，写男女之情；贺则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崇高感。

南宋初年，李清照别是一家，她的词将国破家亡的惨痛遭遇所带来的深愁重哀表达得直截干脆，自然妥贴。她的语言既发挥婉约词家精于修辞、造句工巧的特点，又往往比喻新奇，铺叙和谐，意象深远。和李清照具有相同命运的是朱敦儒、张元干和叶梦得、李纲、陈与义等南渡词人。这批词人主要生活在12世纪的徽宗、钦宗和高宗三朝——一个由和平转向战乱的时代。比如朱敦儒，青少年时在西京洛阳的繁华环境渡过，“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临江仙》）。建炎元年（1127年）年底，洛阳城破，朱敦儒逃往岭南。其间他的词风由潇洒飘逸变得凄苦忧愤：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相见欢》）

曾经强烈拒绝朝廷征召的他，这时已由于国家的命运激发出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当绍兴三年（1133年），朝廷再度征召他时，他便从岭南赴临安任职。本有奇谋报国，可怜无处用，在仕途沉浮十多年后，朱敦儒已灰心失望，干脆寻云弄水、世事休问。

和朱敦儒一样，能完整表达心迹的还有另一位词人，他就是豪放派的代表词人辛弃疾。辛弃疾的词内容博大精深，雄雅深健，确立并发展了苏东坡开创的“豪放”一派。辛派词将词的表现功能扩展到最大，以诗入词，以文入词，容纳一切，利用一切，空前解放了词体，最终确立了词与五七言诗歌分庭抗礼的地位。与辛弃疾同时活动于12世纪下半叶的“中兴”词人还有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等人。在辛弃疾创立的辛派名家辈出佳作纷呈时，姜夔与史达祖、高观国等人则另成一派，形成了双峰对峙的局面。这其中以姜夔的词贡献最大。他对婉约派词的表现艺术进行改造，建立了新的审美规范：清虚哀感，意境空灵，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孤立于辛弃疾和姜夔两座高峰之外而又独树一帜的是吴文英。他的人生非仕非隐，他的词亦梦亦幻，以突破性的章法结构和密丽深幽的语言风格著称，时号“梦窗词”。

南宋末期的词人大都生活到了元代初年，他们的词称之为“遗民词”，代表词家有周密、王沂孙、张炎、刘克庄、刘辰翁等人。他们作为故国遗民，不敢直接倾诉亡国之痛，而只能暗中饮泣悲伤，以委婉象征的手法表达心中痛楚。

南宋的诗兴起于靖康前后出生的一批诗人，他们自小就感受到时代巨变的风貌，所以诗歌更具新貌，最终取代了江西诗派的主流地位。这些诗人中以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四人最著名，时称“中兴四大诗人”。南宋后期，朝政黑暗，国势孱弱，诗坛上如陆游般昂扬悲壮的歌声渐渐减弱，吟风弄月、投谒应酬的作品日益流行，宋诗进入尾声阶段。诗到宋元易代，宋诗投射出最后的光芒，文天祥、谢翱、郑思肖、汪元量成为这一时期最具傲骨的诗人。他们的诗歌用血泪悲歌表现出民族的气节与尊严，为宋代诗歌画上了光辉而凄凉的句号。

与南北宋对峙的辽、金、西夏政权，虽然存世诗歌作品不多，但却生动表现了本民族的性格和社会状况，更体现了他们逐步接受汉化的过程。这里面最著名的是元好问。他存诗1400余首，存词300余首；诗作以写于金亡后的“纪乱诗”为上乘，雄浑悲壮，慷慨苍凉；词作气象高莽，境界博大。“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一句最为脍炙人口。

元明清诗歌

元代诗歌发展与前代相比，成就较低，较为著名的有“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揭斯，以及杨维桢、王冕等人。

明代诗坛整体较为平庸，由于诗、词、曲、文、赋、传奇、小说、戏剧等文学题材多样性发展，真正专一于诗歌创作的文人并不很多。存世的明诗虽多，但常是游戏应和之作，难有佳作。明代著名的诗人有高启、杨基、李东阳、李梦阳、王世贞、钟惺等人。

清代诗歌突出集大成的景象。诗从总体上说依然贯穿缘事而发的传统精神，发扬传统审美特征，有吴伟业、王士、袁枚、龚自珍、魏源、黄遵宪等众多诗人，王士的神韵诗将中国诗的含蓄蕴藉推向极致，在中国诗史上贡献颇著。清代诗歌已进入为近现代文学作准备的阶段，袁枚、龚自珍、黄遵宪虽是当时的著名诗人，但他们佳作不多，只是在精神气质和诗歌理论及观点上为中国诗歌史添上了浓抹重彩的一笔。

文学体裁之散文

繁盛时期：先秦、两汉、宋代

特点：变化开合、因物命意

代表人物：司马迁、柳宗元、欧阳修

中国散文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后，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甲骨文于1899年发现于北京，不久找到出土地河南安阳，它是商王盘庚迁殷至殷亡时的遗物，距今3000余年。卜辞是殷人用龟甲、兽骨把占卜日期、事由及结果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记录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产、战争、疾病等诸多方面，真实朴素，具有记叙散文的雏形。

历史散文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散文集，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集。它是商周时期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原有100篇，经秦火焚毁，今存58篇。《商书·盘庚》是比较可靠的商代作品，可以称为中国记言文之祖。《盘庚》记录盘庚迁都于殷时，百姓大多反对，他为此发表训辞，说服众人，文字古朴，富有感情。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生动的比喻、严谨的逻辑、理性的言辞使之至今仍活在我们的语言中间。《周书》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叙周公的言论最多，《洛诰》、《无逸》、《立政》为告诫成王之言，《大诰》为训令诸侯之篇，《君》是周公与召公的谈话。韩愈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尚书》文字古奥雅致，文诰单独成篇，结构完整，对先秦历史散文有直接影响。

《春秋》本来是各国史书的通称，《墨子·明鬼》曾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现在见到的《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相传被孔子修订过，后来被儒家奉为经书。此书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记叙241年的史实。《春秋》记事简略，“简而有法”，含褒贬色彩，风格微婉蕴藉，对后代散文影响较大。

《尚书》、《春秋》为代表的历史散文的风格在《左传》、《国语》、《战国策》三书得到延续和发展，并达到先秦散文的高峰。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据传它是传述《春秋》的著作，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并称“春秋三传”，作者是左丘明。它的记事时间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基本与《春秋》重合。《左传》被誉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中国叙事散文的成熟。它的文章细密详赡，富于文采，给人生动具体、细致入微的感觉；同时又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无论叙事、写文、记言，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与《左传》长于叙事不同，同样成书于战国前期的《国语》则详于记言。它是一部国别史，全书21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语》的记言文字缜密生动，富于形象性，历来为人所称道，《周语上》、《鲁语下》、《晋语八》、《楚语下》都是著名的篇章。成书于西汉时期（刘向编校整理）的《战国策》凡33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大事，上接春秋，下迄秦灭六国，主要记载谋臣策士的活动和言论，突出反映了纵横家的思想与人生观。《战国策》塑造了大量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如纵横家苏秦、张仪，刺客聂政、荆轲，高士鲁仲连、颜等，更重要的是，它的“文辞之胜”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铺张扬厉，气势纵横，辩丽横肆，雄隽华瞻，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的最高水平，对后来文学产生了绵延不断的影响。汉代贾谊、邹阳，唐代韩愈，宋代苏轼、苏洵等后世作家的散文中，都可以体味到先秦历史散文特别是《战国策》的神韵。

诸子散文

与历史散文双峰并峙的是诸子散文。诸子百家包括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众多学派。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老子》和《庄子》，以及法家的《韩非子》是诸子散文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庄子》文学水平最高。《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前551～前479年）及其弟子言行的书，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而成，成书于战国初年。《论语》的文学色彩在于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平实含蓄的语言。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虽是简短几句，但都达到了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境界。《孟子》七篇主要记录孟子（前372～前289年）的谈话，反映他的思想学说，由孟子和弟子万章等人编撰。《孟子》长于论辩，长于譬喻，气势浩然，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千百年后，仍能使人清晰地感受到孟子儒家大师的鲜活形象。苏辙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荀子》系西汉刘向编定，共有32篇，原称《孙卿书》或《孙卿子》（荀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人）。唐代杨订正注释时，始定名为《荀子》。它的前26篇为荀卿自著，《大略》以下六篇是门人辑录的荀子语录。《荀子》构思的缜密、结构的严整、论证的周详、条理的明晰，都是前所未有的。

《墨子》原有71篇，现存58篇，成书于战国中期，是墨子及其弟子在不同时期的著作，集中反映了墨家的思想。《墨子》中的《耕柱》、《公孟》、《贵义》、《鲁问》四篇，以简单对话说理，保留语录体向论说文过渡的痕迹。其余篇章则突出了墨家“尚质”的风格，不事藻饰，平实质朴。文章由浅而深，逐层类推，说理的严密程度在先秦论说文中前所未有。

《老子》共81章，上篇称《道经》，下篇称为《德经》，是战国前期道家学派编纂而成，代表了老子的思想。它同样是《论语》一样的语录体，但它的文字完全是集中的对思想主旨的直接阐发，每章都有观点，都有简略的论述。它的突出特点就是精警凝练，言简意深，处处是智慧，处处是哲理，有返朴归真的诗意，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此外，文多用韵，句多排偶也是它的另一显著特点。《庄子》是先秦时期最有文学价值的说理文，分33篇，分为内、外、杂三部分，内篇为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庄子》的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主干，大量运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富有超常的想象力，语言如行云流水，跌宕起伏，自然和谐，既有后世赋的铺陈，又有诗的节奏韵律。

《韩非子》一书共55篇，为韩非个人的作品集。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全面继承申不害、商鞅的法家思想，又吸收道家黄老学说，提出法、术、势三者并用的主张。他的文章在先秦散文中别具一格，犀利峻峭，论证严密，具有令人折服的力量和气势。《韩非子》用大量寓言故事作为论证手法，幽默冷隽；各篇文章自由灵变，多样性强，标志着诸子散文的完全成熟。

韩非子死于前233年。不久，秦始皇统一六国，秦王朝建立。秦朝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是李斯（？～前208年），他的散文名作是《谏逐客书》（前237年）。这篇文章排比铺张，激扬驰骋，挟纵横家之风，兼辞赋家之丽。此外，他的《泰山刻石》、《碣石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皆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皆为三句一韵，是秦文学的独创。

汉唐散文

汉代前期散文以贾谊（前200～前168年）的《过秦论》和晁错（前200～前154年）的《论贵粟疏》最有代表性。前者是汉初最杰出的文人，其政论文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后者文章立论深刻、朴素无华，但质朴恳切，为后人称道。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臻于鼎盛，历史散文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史记》。它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130篇，526500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史记》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人物传记一般以时间为序，又兼顾各传记间的内在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这些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共计4000多个，大都刻画得栩栩如生，生动自然，既有宏伟的生活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既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又有浓郁的悲剧气氛。鲁迅先生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对唐宋八大家、明代前后七子、清代桐城派都有巨大影响。

东汉散文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班固的《汉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代表了东汉史传散文的最高成就。《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了与《史记》相当的成就，历史上经常将《史记》与《汉书》并列，司马迁与班固同称。它的著名篇章有《李广苏建传》、《朱买臣传》、《霍光传》等。《吴越春秋》今存十卷，叙述吴越争霸故事，前五卷以吴为主，后五卷以越为主，兼有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它以曲折的故事情节、荒幻的神话传说、生动的性格与外貌描写著称。这一时期的政论散文相继出现了王充的《论衡》和王符的《潜夫论》，游记、碑文等新的散文体也崭露头角，产生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和蔡邕碑文等开创性的作品。

魏晋南北朝的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散文的个性化与唯美化发展突出。但这一时期的各种文体中，辞赋与骈文最有特色，散文仅只出现一些名篇，诸如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曹植的《与吴季重书》、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都是别具风格的佳作，对唐代文坛发展具有多重影响。

唐初，散文处在缓慢的前行当中。陈子昂的出现，对唐代前期文风的转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提倡汉魏风骨，使“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盛唐时期，最有生气的散文作品，是诗人的书信和抒情小文。李白和王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李白《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春夜宴桃李园序》，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或言情写怀，生动自然；或描摹景色，工出造化。天宝中期以后，散文发展已势不可挡，李华的《著作郎厅壁记》，元结的《菊圃记》、《右溪记》，独孤及的文集，都能以简洁真切取胜，特别是元结的散文，精警细致，已开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先河。

散文文体改革的真正成功是在中唐的韩愈、柳宗元手中完成的。韩柳二人创作散文八百多篇，政论、赠序、传记、杂说、游记、墓志、祭文、寓言，一应俱全。韩愈的论说文重在宣道，明道，“大有功名教之文”（吴楚材《古文观止评注》卷七），以《原道》、《原性》、《原文》为著；韩愈的论说文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师说》，这篇文章观点惊世骇俗，极具震慑人的气势。这类作品还有《论佛骨表》、《讳辩》、《进学解》等，都是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读来别有新颖奇妙之感。韩愈的杂文精悍犀利，最可瞩目的是《杂说四》、《伯夷颂》等；他的序文、祭文形式多样，《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祭十二郎文》都是为人称赏的奇作；他的碑志史传以《张中丞传后叙》、《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最为精彩。柳宗元的散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传记寓言杂文，一类是山水游记。前者多是抨击时弊、怀念故人、蕴含哲理的作品，后者则是悲情人生的映照，这其中最突出的是《永州八记》。《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永州贬所的记游之作，里面贯注了浓烈的寂寥心境，达到了与自然的合一，创造了山水游记的新天地。

晚唐时期，古文渐衰，小品文异军突起，大放光芒。晚唐小品文短小精悍，情感炽烈，多刺时之作。其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

宋、元、明、清散文

宋代散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人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而其中六位出自宋代。这里面最先出现在文坛上的是欧阳修。他清醒地看到唐代古文的得失，既采取古文作为主要文体，又摈弃古奥艰涩的弊病，为宋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欧阳修的散文形式多样，内容充实，有感而发，有为而发，充分发挥了叙事、抒情、议论的功能，时人称赞他：“文备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五代史记》、《丰乐亭记》、《秋声赋》、《醉翁亭记》共同体现了他平易自然的风格。这种风格影响了以后元、明、清直至今日的散文走向。这之后，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齐出，宋代散文乃至中国散文都到达了最高峰。苏轼主张文道并重，提倡艺术风格的生动性和多样性，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代表作品是史论、政论文、游记和辞赋，著名的有《石钟山记》、《赤壁赋》、《后赤壁赋》等文章。与苏轼并称“三苏”的是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苏洵喜论天下大事，从思想到文风，深受战国纵横家影响，主要著作是《权书》和《衡论》；苏辙思想与其兄相近，认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太尉书》），强调自身修养和阅历对文学的决定作用，文章以政论、史论见长，佳作有《六国记》、《三国论》、《黄州快哉亭记》。前人比较轼与辙的文章，说“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刘熙载《艺概》）。曾巩（1019～1083年）和王安石（1021～1086年）是同时的古文家，前者是欧阳修的学生，作文颇有其师的风格，议论详尽，文字平正，有名作《墨池记》最为人叹赏；后者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上注重实用功能，作品多为政治服务，论点鲜明，逻辑严密，代表作有《读〈孟尝君〉传》、《伤仲永》、《游褒禅山记》、《答司马谏议书》等。

与北宋散文家群星闪烁相比，南宋以至金元的散文家可谓寥若晨星，没有产生诸如欧阳修、苏轼这样的散文大家。南宋初期，由于政治形势的紧迫，政论文成为散文中的不可忽视的重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抗金名将岳飞的《五岳盟祠记》和名臣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南宋中后期的笔记散文是散文史上的奇葩，出现诸如陆游《入蜀记》、《老学庵学记》，洪迈《容斋随笔》，罗大经《鹤林玉露》，周密《武林旧事》等文学性很强的作品。

元代可称道的散文家几乎没有，后期入明的杨维桢（1296～1370年）散文学先秦两汉，朴素洗炼，对明代散文有一定影响。明初，朱元璋兴文字狱，思想文化界一片沉闷。明代中叶以后，经济发展、城市繁荣，文学复古思想日趋活跃。以李梦阳（1472～1530年）、王世贞（1526～1590年）为首的前后七子针对明初以来的理学风气和台阁创作，主张“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李梦阳《答周子书》），师从秦汉，对法度格调极其强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史·王世贞传》称：“（世贞）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前后七子虽然影响很大，作品很多，作者很众，但值得称道的作品却非常少。处在前后七子中间的唐宋派以王慎中（1509～1559年）、茅坤（1512～1601年）、唐顺之（1507～1560年）、归有光（1506～1571年）为代表，宗法唐宋古文名家，注重文以明道。在他们中间，归有光成就较高。《四库全书总目》集部《震川文集》、《别集》提要称：“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他在散文方面推崇司马迁，尊尚唐宋诸家。他的散文善于捕捉日常小事，状情摹画，生动感人，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先妣事略》、《见村楼记》、《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明代后期，思想家李贽接受王阳明哲学理论的影响，提出著名的《童心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这种思想对随后的公安派影响较大。公安派以袁宏道、袁中道、袁宗道为代表，“性灵说”是他们的重要口号。他们强调抒情性，反对拟古蹈袭。公安派的散文成就以游记、传记为主，多有佳篇。对公安派文学主张进行继承和变异的是以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追求幽远奇僻的艺术效果，以求达到“灵”而“厚”的创作境界。他们的思想与创作标志着晚明文学思潮的回落，他们的散文同样以游记和传记居多，成就不凡。明代末期，张岱和王思任的小品文代表了晚明散文的时代特色。晚明小品文题材趋向个人化、生活化，渗透出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与《文集》大多作于明朝灭亡，怀旧情绪弥漫于字里行间，显露出一股忧伤而又平静的心态。像《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等都是为人称许的名篇。与张岱同时的王思任语言风趣放达，注重真情实感。张岱在《王谑庵先生传》说他：“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

清初，散文内容崇尚实用，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黄书》、顾炎武的《形势论》不仅是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佳作，而且也是优秀的散文。这一时期，侯方域、魏禧、汪琬被称为“古文三大家”。魏观点鲜明，析理平直；汪则状写人物，生动活泼；侯方域影响最大，其文融入小说笔法，继承唐宋传统，通畅恣肆，代表作有《壮悔堂文集》十卷。清朝中期，桐城派以正宗自居，声势浩大。这一派由安微桐城人方苞（1668～1749年）开创，同乡刘大（1698～1779年）、姚鼐（1731～1815年）等继承发扬，是清朝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方苞树立“义法”大旗，“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刘大更是将这一理论丰富和拓展，以“义理、书卷、经济”为口号，最后到姚鼐那里，又提出“义理、考据、词章”合一，主张“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姚鼐的散文以韵取胜，《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泰山道里记序》等文，大都语言凝练，刻画生动，颇具文采。与桐城派同时的郑板桥、袁枚虽以书画及诗闻名于世，但散文成就也相当可观。清朝末期，龚自珍的散文凸显了当时的危机与变革意识，提倡摆脱一切束缚，开创了经世散文的新风，标志着清代散文的转折。他的《尊隐》、《病梅馆记》等文都显示出风格瑰奇、发人猛醒的特点，突破了一般议论和叙事的模式，富有杂文色彩，在中国散文史上有独特的贡献。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兴起，催化出“文界革命”。梁启超（1873～1929年）是“文界革命”的提出者，也是新文体成功的创造者。他的“新文体”散文“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在中国散文由文言向白话过渡的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少年中国说》、《自由书》、《新民说》都堪称“新文体”的代表作。与梁启超同时的散文家还有康有为、谭嗣同、林纾、章炳麟等人。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散文最后一道风景。

文学体裁之小说

繁盛时期：唐代、明代、清代

特点：结构完整、情节变化、人物鲜活

代表人物：施耐庵、蒲松龄、曹雪芹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不是后来所说的小说，是指一些不合大道的琐屑之谈，但已具有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这与古代对小说的看法已是接近的。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著录小说家书15种，1380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见于著录的小说作品。这些书多已散佚，只有《青史子》残存几条遗文。

小说的起源

中国小说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其次就是寓言故事和历史传记。神话传说保存最多的是《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等书，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黄帝战蚩尤、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都是其中著名的故事。这些故事以神为中心，虽有现实依据，但往往附有神秘的色彩，久而久之，成为中国志怪小说的源头。寓言故事多出自先秦诸子散文，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这些书中的寓言如揠苗助长、齐人乞、许由敝屣功名、狐假虎威、画蛇添足都具有鲜明的人物（或拟人化）性格和比较曲折的故事情节，颇有小说意味。历史传记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都有众多的人物、众多的故事，为小说提供了素材和创作技法。唐代小说传奇多似人物传记，《三国志演义》书名标出为史传演义，表明了历史传记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源头。

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

汉代小说几无存世，存世的多为后人伪托，倒是两部历史散文《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描写人物相当细致，情节曲折，很有小说意味。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开始繁盛起来，写作小说成为一时风气，三国魏邯郸淳的《笑林》，两晋张华的《博物志》，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宋刘义庆的《幽明录》、《世说新语》，梁沈约的《俗说》，梁殷芸的《小说》，共约50种，可谓盛况空前。这一时期的小说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描述妖魔鬼怪、神仙方术、佛法灵异、奇方异物，目前保存下来的完整的与不完整的尚有30余种，晋代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像《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嫦娥奔月》、《董永》等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其结构的完整、情节的变化、描写的生动、人物的鲜活，确已粗具短篇小说的规模，标志着当时志怪小说的最佳水平。志怪小说为后世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唐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明代戏曲《牡丹亭》都源于志怪小说；志怪小说同时也开辟了后代的谈狐说鬼派，宋代洪迈的《夷坚志》、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皆源于此。志人小说的兴起与士族文人清谈的风气有很大关系，这类小说基本按传闻原样记录，粗陈故事大概，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代表这类小说的典范是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内容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是研究魏晋风流名士的极好史料。书里三卷三十六门中，上卷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这13门都是对风流名士的褒扬。如：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寥寥数语，人物气节、风度已宛然纸上。又如：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编撰者客观地将这些言谈举止辑录下来，语言简约含蓄，透出灵性和幽默。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世说新语》对后世文学影响既深目广，模仿它的小说不断，而且许多戏曲、小说皆取材于此。

唐传奇

唐代社会稳定繁荣，国家强大，经济发达，友朋相聚，“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最后整理成篇，是为传奇。传奇为文人有意为之，一般有较为完整的情节结构，较为完整的人物塑造，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言小说的成熟。初唐时期，传奇作品少，尚显不成熟。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游仙窟》艺术成就较高，后者还是唐人传奇中字数最多的一篇，文中韵散相间，华丽中见俚俗，颇有传奇成熟时期的体貌。中唐时期是传奇的兴盛期，名家名作蔚起，所存完整作品约有近40种，行文吸收诗、文、赋的特点，题材多出自现实生活，涉及政治、历史、侠义、神仙、爱情等诸多方面，尤以爱情小说成就最突出。陈玄的《离魂记》、沈既济的《任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蒋防的《霍小玉传》、陈鸿的《长恨歌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代表了这一时期同时也是唐代传奇小说的最高水平。晚唐时期国家大乱，藩镇割据，游侠之风盛行，涌现出一批描写侠义之士除暴安良的传奇作品，如袁郊的《红线传》，裴的《聂隐娘》、《昆仑奴》，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它们对后世武侠小说的产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成为戏曲中常见的素材。唐代传奇艺术构思奇异新颖，富于变化，叙事简洁明快，人物生动传神，宋人洪迈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

宋元话本小说

唐传奇之后，宋元话本小说日益繁盛。话本小说来源于“说话”。“说话”的本义是口头相传的故事。这种口传故事的传统可以上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从上世纪初发现的甘肃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资料看，唐代已出现作为说话人演讲用的底本的话本，如《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诗》等，它们是宋元话本的先驱。宋代汴京、杭州等工商业繁荣的都市里，为了市民的娱乐，各种瓦肆伎艺应运而生。“瓦肆”也叫“瓦子”和“瓦舍”。《东京梦华录》记北宋汴京的瓦子：“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纳数千人。”《武林旧事》记南宋瓦子有23处，每处瓦子又包含若干勾栏。在这些当时的娱乐场所中，流行各种伎艺，其中以说话艺人数量最多。宋代说话有四种“家数”，即小说、讲史、说经、合生，其中以小说、讲史两家最重要、影响最大。说话伎艺在元代依然流行。现存元代话本以小说和讲史两类为主。宋元话本演述古今故事、市井生活，内容世俗化，语言口语化，它的成熟与发展，对明清白话小说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些话本包括《京本通俗小说》的全部，《清平山堂话本》的大部和《三言》的小部分，约40篇。存世的“小说”话本以爱情、公案两类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碾玉观音》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志诚张主管》、《乐小舍拼生觅偶》是这类小说中成就较高的作品。存世“讲史”话本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由文言和白话拼凑成，已具《水浒传》的最初面貌。《全相平话五种》是元代至治年间刊行的，包括《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评话》续和《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已含某些神奇怪异的因素，能看出《封神演义》的苗头。《三国志平话》已具《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和基本倾向。《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南京刊本，叙述玄奘与白衣秀才猴行者去天竺取经的故事，已为《西游记》提供了最早的依据。

明代章回小说

明代，章回小说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成熟，这种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最主要的体裁是明代对中国文学最宝贵的贡献。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为主要标志，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前进历程。“四大奇书”中的前两本都由宋元话本改编创作而成，都与罗贯中有直接关系。《三国演义》的成书是有相当长的时间积累的。晋代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提供了最原始的丰富素材，隋唐两代产生“三国”节目，宋代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元代出现至治刊本《三国志平话》和大量“三国”戏，到明初罗贯中这里，“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创作了这部典范作品。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祖籍东原（今山东东平），流寓杭州，活动于元末明初。他传世的作品还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作品。《三国演义》的主旨是以儒家的思想表达大一统的观念，在人格上注重道德，在才能上崇尚智勇，在基调上“拥刘反曹”，它将虚与实（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结合，用非凡的叙事才能进行全景式的战争描写、特征化的性格塑造，描绘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三国演义》的出现，使得自嘉靖以后，历史演义小说如雨后春笋，不断问世，留存至今的明清两代历史演义有一二百种。这其中以列国系统和隋唐系统中的《列国志传》、后经蔡元放润色成的《东周列国志》、《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杌闲评》、《辽海丹忠录》较有代表性。

《水浒传》所写的梁山故事源于史实。《宋史》及其他史料都曾提及，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后被张叔夜招降。这些史实经南宋说话人润色加工，形成众多水浒“小说”。著名的一部是《大宋宣和遗事》，这里已展现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元代出现大批“水浒戏”，集中刻画宋江、李逵等人，形成“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的大体说法。在这些基础上，产生了杰出的长篇章回体白话小说《水浒传》。这本书的作者有说是施耐庵，有说是罗贯中，有说是施耐庵作，罗贯中修，又有人说两人物是伪托不存在。《水浒传》最早称《忠义水浒传》，又名《忠义传》，版本繁多，明末金圣叹将120回本“腰斩”成70回本，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附有精彩评语，成为清三百年最流行的本子。《水浒传》是一部悲壮的农民起义的史诗，它通过水浒梁山发生、发展到失败的过程，成功地塑造了众多英雄好汉的光辉形象，结构宏大，人物众多，语言生动，情节曲折。它标志着中国白话语体的成熟，对整个白话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水浒传》盛行后，大量说唱、绘画、戏曲都把它作为题材的渊薮，《金瓶梅》即是从《水浒传》里的潘金莲演出一支，清代又出现众多续书如《水浒后传》、《后水浒传》和《结水浒传》、《荡寇志》，同时，它对《杨家将演义》、《忠烈传》等小说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

《西游记》的成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似，都经历了长期演进的过程：唐代玄奘费时17载前往印度取回梵文大小乘经论律657部，后口述见闻，由门徒辨机辑成《大唐西域记》，后由其弟子慧立、彦撰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更加入夸张神化的笔调，北宋年间出现“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首次勾画出《西游记》的基本框架。元末明初，完整的《西游记》故事问世，主要人情、情节及结构已与百回本《西游记》基本一致。在这些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西游记》最后写定。关于它的写定者，清初刊刻的《西游证道书》提出为元代道士丘处机，清代乾隆年间吴玉在《山阳志遗》首先提出作者是吴承恩，此后，吴承恩为作者的结论逐渐得到公认，但直到现在国内外一些学者仍不断提出质疑。吴承恩（约1500～约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居士，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40岁始补岁贡生，曾任长兴县丞两年，晚年放浪诗酒，终老于家，有《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存世。《西游记》是吴承恩完成的神魔小说，它以取经人物活动为中心，逐次展开，人物形象兼具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语言幽默诙谐，用诡异的想象，高度的夸张，突破生死和人神的界限，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异奇幻的境界。在《西游记》产生的短短30年间，出现近30部内容各异的神魔小说，形成神魔小说派。这派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游记》的续本，仿作节本如《续西游记》、《西游补》、《东游记》、《西游记》（原书的删编本）、《南游记》、《北游记》。另一类是历史神仙作品，历史神魔小说的代表作有《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三遂平妖传》等，影响最大的要数《封神演义》；神仙类的主要是为佛道两教及民间神仙立传的作品，例如达摩、观世音、吕纯阳、钟馗、济颠、关帝、二十四罗汉、八仙等，结构虽松散，形象虽干瘪，但在民间影响很大。

在晚明与神魔小说并称为两大小说流派的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为特点的一类小说，称为世情小说。这些世情小说或写爱情婚姻，或写家庭生活，或写广阔世间百态，或专注于官场、青楼、儒林。鲁迅称之为“最有名”的《金瓶梅》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它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成书于明万历年间，作者是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的书名来源于小说中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的名字，故事起于《水浒传》“武松杀嫂”一节，描绘西门庆与众多妻妾的生活以及西门庆死后妻妾的风流韵事。这本小说有大量的性描写，通过网状的结构、世俗生动的语言、夸张活现的人物暴露晚明的悲惨世界，正如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所说：“《金瓶梅》是一部哀书。”《金瓶梅》身后同样有两类代表性世情小说派：一类是续书，最早的续书是《玉娇李》（已佚失），后又有丁耀亢的《续金瓶梅》、《隔帘花影》、《三续金瓶梅》、《新金瓶梅》等，大多粗制滥造，成就不高；另一类是受其影响的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型如《玉娇梨》、《平山冷燕》、《醒世姻缘传》、《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社会生活型如《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

与明代长篇小说名作迭出相随的是短篇小说的色彩各异。短篇小说中话本小说成就斐然，由于文人的润色和改编，出现众多话本总集和专集，著名的有《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三言二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短篇小说中文言笔记小说也相当活跃，瞿佑的《剪灯新话》，冯梦龙的《古今谭概》、《情史》，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等都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广泛流传。15世纪，《剪灯新话》传至韩国，金时习仿作《金鳌新话》一书，成为韩国小说始祖；16世纪，越南人阮屿在《剪灯新话》的直接影响下，创作了越南第一部传奇小说《传奇漫录》；1813年，越南诗人阮攸曾将《金云翘》移植为同名的诗体小说，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

清代小说

清代初年，白话小说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势头，由于作者身份境遇和创作目的不同，大体分为这样几种：明代小说的续书，比较成功的有《水浒后传》、《说岳全传》（书中许多人物为水浒好汉后人，学术界常视为《水浒传》续书）；摹写世态的人情小说，最著名的是《醒世姻缘》，此书作者为西周生，以山东方言作于顺治年间，描写夫妻生活的恶劣与荒唐，又名《恶姻缘》；才子佳人小说，较成功的有《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这类小说叙才子佳人才色相慕，最后终结连理，往往是才子得中高科，风雅富贵全有了，实际上无非表达的是作者积郁心中的富贵风流梦。

这段时间傲视群伦的是中国最富有创造性、文学成就最高的短篇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它的作者是生于明末的蒲松龄（1640～1715年），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人。他勤于攻读，19岁初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进学，之后，屡应乡试不中，直到年逾古稀，方才援例得个岁贡生的科名。他一生贫困，生活内容就是读书，教书，著书。《聊斋志异》是他大半生陆续写作出来的，以狐建立的世界表述现实世界的黑暗、科举失意的落寞、科场考官的卑鄙和民众生活的艰难，崇高与庸俗并存，语言平易简洁富诗意，人物生动鲜活有气质。此书一出，风行天下，相继出现翻刻本、注释本、评点本等，成为小说中的畅销书。它带动了文言小说再度兴起的局面。仿效顺随、抗衡相对的文言小说陆续问世，较著名的有袁枚的《子不语》、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沈起凤的《谐铎》、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及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聊斋志异》过后，18世纪中叶，中国出现了两部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后移家南京，自号秦淮寓客，晚号文木老人。他13岁丧母，20岁考取秀才，29岁参加科考时因行为狂放落第，36岁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时以病辞，乾隆十九年（1754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酒聚后逝于江苏扬州。他的一生经历、一生悲愤、一生血泪与个性都熔铸在《儒林外史》中。这部书完成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通过讽刺、夸张的手法，对封建制度下文人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揭露与探索。它以长篇结构的新形式、叙事艺术的新特点、讽刺艺术的新成就代表了中国讽刺小说的最高成就。曹雪芹（约1715～约1763年）名，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满洲正白旗人。曹家在清初至康熙年间为“百年望族”，至曹雪芹时已没落衰败。他生长在南京，十三四岁时，随全家迁回北京，做了掌管文墨的杂差，生活艰难，晚年移居北京西郊。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于除夕夜在贫病交加中逝去，留下一部未完的《红楼梦》。此书本名《石头记》，最初以80回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世，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与婚姻悲剧以及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由盛至衰的巨变，通过“宝玉”这块顽石，体现了对人生和尘世的感悟，正如鲁迅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红楼梦》塑造出成群的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个性化人物形象，以独特的方式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写法，语言形神兼备，写实与诗化融合，达到了中国文学成就的最高峰。《红楼梦》刊行后，相继出现一大批续书，如逍遥子的《后红楼梦》、陈少海的《红楼复梦》、归锄子的《红楼梦补》等30余种；戏剧、传奇更是将其内容故事搬上舞台，形成梅兰芳的《黛玉葬花》、荀慧生的《红楼二尤》等经典曲目；模仿和继承它的笔法以描述世情的有《青楼梦》、《花月痕》以及鸳鸯蝴蝶派小说等。它更是由于巨大的成就，引起人们的广泛评论和研究兴趣，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

与此同时，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迫使大批文人陷入“考据”学风，《镜花缘》和《绿野仙踪》成为这种风气下较有成就的作品。《镜花缘》是一部藉学问驰骋想象，以寄托理想、讽谕现实的小说，最富特色的是前半部分写唐敖游海外诸国的经历、闻见。

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年），古典小说呈现衰落的状态，仅有《荡寇志》和《儿女英雄传》具有一定特色。前者又名《结水浒传》，作者俞万春，成书于道光年间，描绘宋江等起义英雄被陈希真之女及张叔夜降伏的过程。艺术上有一定成就，但影响很坏。后者可以说是近现代武侠小说之祖，语言纯用北京方言，流畅平易，作者是旗人文康。这一时期，还有公案小说《施公案》及狭邪小说《品花宝鉴》较有影响，但艺术水平极为一般。

光绪年间（1875～1908年），随着改良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小说出现两种大的局面：一种是延续前一时期小说传统，如《三侠五义》、《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作品；另一种具有新貌且代表这一时期小说乃至文学成就的是《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这四部小说常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是李宝嘉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且取得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首开近代小说批判风气。这部书专门暴露官场黑暗，细节描写突出，运用夸张、漫画化的闹剧手法撕破人生假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吴沃尧以主人公九死一生奔父丧开始、经商失败结束，描绘了清末各个阶层的广阔画卷，笔锋凌厉，庄谐杂陈，别开生面。《老残游记》是刘鹗（1857～1909年）在事业受挫、饱尝忧患之余的作品，小说《自叙》云：“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本书通过游方郎中老残游历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展现社会生活。它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体现了中国小说由叙事型向描写型的转变，掺入散文和诗的写法，开拓审美空间，文笔清丽，意境高远，为晚清不多见的艺术品位甚高的小说。《孽海花》为曾朴（1872～1935年）所作，有小说林本与真美善本。这本书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故事为主要线索，通过京城内外官僚文人的思想生活和社会风气，展现清末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情况。鲁迅说它“结构工巧，文采斐然”。（《中国小说史略》）《孽海花》文笔娟好，写景状物，明丽如画，在晚清影响很大。

民国以后的小说

民国以后，鸳鸯蝴蝶派盛行。它以消闲、趣味为创作宗旨，大本营在上海，派名来自于小说《花月痕》中的“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一句，又称“礼拜六”派，被鲁迅称作“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代表作品有徐枕亚（1889～1937年）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

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应属苏曼殊的哀情小说，主要有《断鸿零雁记》（1912年）、《纱记》（1915年）、《焚剑记》（1915年）、《非梦记》（1917年）。《断鸿零雁记》是一部自传体抒情小说，叙述主人公三郎的爱情故事，委婉哀戚，在民初哀情小说中高标秀出。苏曼殊的浪漫气质、独特才华以及他所开创的第一人称抒情小说深深地影响了“五四”一代作家。

文学体裁之戏剧

繁盛时期：元代、明代、清代

特点：说、唱、歌、舞相结合

代表人物：关汉卿、高明、孔尚任

中国的戏剧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原始社会时已出现反映农业生产的歌舞；商周时期巫风盛行，祭祀的歌舞已含萌芽状态的戏剧元素；春秋战国时期，除专司祭祀的巫觋外，又产生俳优。俳优供人娱乐，以滑稽的语言行动为贵族制造笑料，这给了后世戏剧艺术中喜剧因素一定的积累。两汉百戏兴起，乐府发达，平调、清调、杂舞、杂曲也都辗转流传，给唐宋以来组成戏剧艺术的歌舞、音乐以巨大影响。南北朝出现“拨头”、“代面”、“踏摇娘”、“参军”等表演艺术形式，体现了表演艺术的逐步成熟，为中国戏剧的形成准备了良好条件。唐代，“燕乐”、“软舞”、“健舞”、“参军戏”等直接对后来杂剧的表演艺术产生了影响；变文、市井小说及文人传奇的流行与发展，为后来的戏剧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北宋时形成杂剧，与宋对峙的金朝则形成院本，这些都是在前代各种综合性艺术的推动下形成的戏剧的雏形。北宋杂剧分艳段、正杂剧、杂扮三部分演出；金代院本存世文献较少，与杂剧多有相似之处。宋金的说唱文学主要有鼓子词、词话和诸宫调等；表演戏有傀儡戏、乔影戏、大影戏之分。这些皆使得表演艺术渐趋成熟，为产生优秀的文学剧本准备了条件。

被元代戏曲、曲艺界尊崇为有“创始”之功的是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这是现存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董解元生平事迹不可考，活动于金章宗时期（1190～1208年），“解元”是当时对读书人的泛称，而非他的真实姓名。《董西厢》的本事源于唐代元稹的《会真记》，但董解元对原作的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等作了大幅度的改动和创作，使之成为一个以大胆追求婚姻自由为基调、充满乐观精神的爱情故事。在艺术方面，《董西厢》充分发挥诸宫调说与唱相辅相成的特点，叙事与抒情相结合，故事曲尽其妙；人物情感细致入微，语言质朴奇峻，令人读来满口生香。

戏剧的黄金时代

元代是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四大家”。

关汉卿（约1225～约1300年），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人。他在至元、大德年间活跃于杂剧创作圈中，有时还“面傅粉墨”，参加演出，成为名震大都的梨花领袖；他自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宣布“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南吕·一枝花〕）。作为中国戏剧史上最早也是最伟大的戏剧作家、元杂剧的奠基者，关汉卿的创作“曲尽人情，字字本色”，一生铸就杂剧67种，今存可以肯定为关汉卿所作的有16种，即：《窦娥冤》、《单刀会》、《哭存孝》、《蝴蝶梦》、《诈妮子》、《救风尘》、《金线池》、《望江亭》、《绯衣梦》、《谢天香》、《拜月亭》、《西蜀梦》、《玉镜台》、《陈母教子》、《鲁斋郎》、《单鞭夺槊》。这些杂剧作品题材广泛，有社会剧、历史剧、爱情婚姻剧、文人逸事剧等。历史剧以写关羽任荆州守将时过江赴鲁肃宴会的《单刀会》最为著名，作者借历史之杯，浇心中块垒，充满悲凉慷慨的情绪。爱情婚姻剧以《救风尘》最有代表性，故事写妓女宋引章、商贾周舍和书生安秀实的三角恋爱，从而突出表现侠肠义胆的妓女赵盼儿，喜剧气氛热烈，赞扬了弱小女性的智慧和胆略。社会剧中的《窦娥冤》是关汉卿杂剧中的光辉著作，思想成就高，堪称彪炳一代的悲剧奇葩。《窦娥冤》故事源于西汉刘向《说苑·贵德》中的“东海孝妇”（存《汉书·于定国传》、晋干宝《搜神记·东海孝妇》），写窦娥在高利贷的残酷剥削下被卖给蔡婆作童养媳，接着赛卢医阴谋害命，张驴儿父子恃强霸占，最后被桃杌太守严刑逼供，直至冤死刑场，六月飞雪。通过一步步的悲剧过程，一步步地突出窦娥的善良品质，为中国悲剧艺术提供了典型的范例。

王实甫，字德信，大都人，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年）尚在世。贾促明在追吊他的〔凌波仙〕词中道：“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奇魁。”从这首词中可以得知王实甫熟悉勾栏生话、擅长词章杂剧传奇的创作，他最出名的作品是《西厢记》。除《西厢记》外，王实甫创作的14部杂剧中尚存有《破窑记》四折和《贩茶船》、《芙蓉亭》曲文各一折，其余均已散佚断绝。《西厢记》是中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内容描写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故事，骨架来源于唐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情节、人物、语言受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影响甚大。王实甫的《西厢记》以精妙的戏剧冲突、高超的人物塑造、优美的语言艺术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元明以来，一直是最受群众欢迎、流传最广的剧本。

白朴（1226～1306年），字仁甫，一字太素，号兰谷，祖籍州（今山西河曲），幼经金亡，城破母死，幸得其父好友元好问多方扶持，并教他读书。长大后白朴漂流于大江南北，在大都时曾和关汉卿共同参加过玉京书会，晚年寄居南京。今存有杂剧《墙头马上》、《梧桐雨》二种。《梧桐雨》的剧名来源于白居易《长恨歌》的“秋雨梧桐叶落时”一句，描写杨玉环、李隆基的爱情悲剧，戏剧冲突跌宕生动，笔墨优美酣畅，意境深沉含蕴富有诗意，是白朴的代表作。

马致远（1250？～1321年），号东篱，大都（今北京市）人。青年追求功名，未能得志；中年时一度出任江浙行省务官，晚年淡泊名利，自称“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过着“酒中仙，尘外客，林间友”的生活。马致远在元代梨园名声极大，有“曲状元”的美称，备受四方人士钦羡。所作杂剧15种，现存7种，为《汉宫秋》、《陈抟高卧》、《任风子》、《荐福碑》、《青衫泪》、《岳阳楼》、《黄粱梦》（与人合作）。《汉官秋》取材于汉代昭君出塞的故事，是马致远的代表作。这部杂剧在艺术取上得了很高的成就，曲词优美动人，特别是第三折、第四折描写汉元帝对王昭君的思念，直达到肝肠寸断的境界，透露出浓郁的悲剧氛围。

在元曲四大家之外，元代前期还出现了康进之、高文秀、纪君祥、石君宝、郑廷玉、武汉臣等著名杂剧作家，创作了《李逵负荆》、《赵氏孤儿》、《秋胡戏妻》、《看财奴》、《生金阁》等优秀作品，共同形成了元代前期剧坛的繁荣景象。元代后期，杂剧由黄金时代转向衰微，除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宫天挺的《范张鸡黍》、《七里滩》，秦简夫的《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外，其他作品乏善可陈，艺术上成就不高。

南戏

与杂剧衰落相对比的是元末南曲的兴起。南曲最早出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故称为“温州杂剧”、“永嘉戏曲”，也称南词，后人为区别于北曲杂剧，简称为南戏，代表南戏艺术最高成就的剧目是高明的《琵琶记》。

高明（1307～1359年），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早年以博学著称，至正五年（1345年）中进士后，在浙江处州、杭州等地做过几任小官。至正十一年（1351年），被任命为“平乱”统帅府都事南征方国珍起义，因与统帅意见不合，隐居浙东宁波的栎社，以词曲自娱，并创作了《琵琶记》。《琵琶记》前身为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写蔡伯喈上京赶考得中状元，抛弃双亲与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五娘独撑门户，竭尽孝道，在蔡家父母死后到京师访伯喈，伯喈不认，以马踩踹，最后天神震怒，将蔡伯喈以暴雷轰死。《琵琶记》在人物塑造、人物心理刻画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曲辞更是高华优雅；它的双线结构成为传奇创作的圭臬，曲律成为各种曲谱选录的对象，表演艺术更是每一个演员学习的典范，内容成为每一种新兴戏曲声腔改编的对象。所以，它是戏剧史上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整个明代戏曲，都可以看出它的印痕，后人称之为“词曲之祖”。

除高明的《琵琶记》外，四大南戏《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也较为著名，在明清两代传演极广，影响深远。《荆钗记》为元末柯丹邱所作，利用荆钗这一道具贯穿全剧，情节结构精巧，戏剧性强。《白兔记》为永嘉书会才人编，讲述刘知远的发迹变泰故事，富有民间文学特色，文字质朴通俗。《拜月亭记》相传为元人施惠所改编于关汉卿的同名杂剧，写在蒙古族入侵金国的乱离中，穷秀才蒋世隆和尚书之女王瑞兰的爱情故事，情节起伏，人物刻画生动，语言本色而自然，明代思想家李卓吾认为它可与《西厢记》媲美，说：“《拜月》曲白都近自然，委疑天造，岂曰人工！”《杀狗记》传为元末明初人徐田臣所作，内容写富家子弟孙华的妻子杨月真杀狗当人尸装成命案帮助他悔悟的故事，曲文俚俗，明白如话，艺术上较为粗率。

除四大南戏外，无名氏的《破窑记》、《金印记》、《赵氏孤儿》、《牧羊记》、《东窗记》等作品，影响也很深远。其中《破窑记》是在王实甫的同名杂剧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写刘千金甘心跟吕蒙正过风雪破窑的生活，并通过吕蒙正先穷后贵表现了刘千金的善良与世态的炎凉，成就较高。

明代杂剧和传奇

明代戏剧主要由杂剧和传奇两大部类组成。

明代初期，杂剧将元末神仙道化乃至风花雪月的种种倾向加以宣扬，与元杂剧相比更趋华丽雅致，具有粉饰太平的浓厚色彩。朱有（1379～1439年）的《诚斋乐府》和丘的《五伦全备记》代表了这种创作倾向。而宁献王朱权（1378～1449年）著的《太和正音谱》（1398年），分戏曲样式15种，杂剧12科，收录、品评金代董解元、元及明初的杂剧和散曲作家203人，认为戏剧是盛世之声、太平之象，对研究元及明初杂剧有重要的价值。

明代中期，东南沿海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新思潮广泛流行，杂剧打破褊狭局面，题材拓宽，思想更加深化、张扬和具有批判性。在弘治、嘉靖年间，王九思、康海代表了杂剧创作的新转机；至万历前后，徐渭的杂剧更是掀起了又一个新的高潮期。康海（1475～1540年），字德涵，陕西武功县人。王九思（1468～1551年），字敬夫，陕西县人。两人均为明代文坛的“前七子”中的一员。分别是状元和进士出身，都因为同乡刘瑾事败而被削职为民，皆体会到险恶的宦海风波和世情冷暖。《中山狼》是康海影射李梦阳负恩的四折杂剧，取材于其师马中锡的《中山狼传》。该剧写东郭先生冒险从赵简子人马的追杀下救出中山狼，无料这条负恩狼竟要吃掉他。此剧语言生动幽默，结构首尾连贯，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王九思的《杜甫游春》写杜甫在长安郊外春游时一片萧然，望景生情，对奸相李林甫极为不满，典衣沽酒后，不受翰林学士之命，渡海隐去。这里，杜甫分明是作者的化身。徐渭（1521～1593年），字文长，号青藤居士，又号天池山人，浙江山阴人。他的杂剧《四声猿》包括《渔阳弄》、《雌木兰》、《女状元》、《翠乡梦》四部分，写祢衡击鼓骂曹、木兰代父从军、黄春桃考状元、红莲与柳翠的故事，活泼轻快，汪洋恣肆，嬉笑怒骂，独树一帜。澄道人的《四声猿引》认为徐剧“为明曲之第一”。在这些留有足可传世之作的大家外，尚有不少当时名家，徐复祚（1560～1630年）的《一文钱》、王衡（1561～1609年）的《郁轮袍》、吕天成（1580～1618年）的《齐东绝倒》、陈与郊（1544～1611）的《昭君出塞》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与杂曲并称的是传奇，这是明代戏剧的主体。它源于宋元南戏，具有浓厚的南方戏剧特征又融合了北曲声腔和元杂剧的精美艺术样式，伴随着昆山、弋阳、海盐、余姚“四大声腔”迅速发展，成为明清两代全国性的大型戏曲。明初丘（1421～1459年）、邵璨的传奇可称为道学戏剧，大掉书袋，有八股味陈腐气；较少受当时风气牢笼的传奇作品是《精忠记》、《金印记》、《千金记》、《连环记》四大剧目，这些剧目虽稍显粗糙，但仍透露出穿越历史的永恒美感。

明代中期，传奇更加繁盛，成为剧坛上的主流艺术。李开先（1502～1568年）的《宝剑记》取材于小说《水浒传》，叙林冲落草的故事，共52出，其中的《夜奔》一场戏，至今还作为武生的看家戏而风靡场上，荡气回肠。梁辰鱼的《浣纱记》是中国第一部用成熟的昆山腔谱曲并演出的传奇剧本，描写范蠡、西施的爱情悲剧和吴越两国的政治悲剧，在戏剧史上有重要的位置。这一时期另一部著名昆腔传奇是传为王世贞所作的《鸣凤记》。王世贞（1526～1590年），字元美，江苏太仓人。《鸣凤记》的内容是揭发严嵩的旧罪，是戏曲史上较早、较完整地反映当时政治事变的悲剧，从而开拓了政治悲剧现实化的道路，直至明末还盛演不衰。

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年），传奇创作进入繁荣期和高潮期。以沈为代表的吴江派和在汤显祖影响下形成的临川派交相辉映，各领风骚，成为明代后期传奇繁荣的重大标志，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大盛事。沈（1553～1610年），字伯英，号宁庵，江苏吴江人。他于万历二年（1574年）中进士，经宦海浮沉、科场弊案后，37岁时告病还乡，遂以“词隐生”自署，共改编创作17本昆剧，合称《属玉堂传奇》，流传至今的有《红蕖记》、《埋剑记》、《双鱼记》、《坠钗记》、《博笑记》等。汤显祖（1550～1616年），字义仍，号海若，别号若士，晚年自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他在临川玉茗堂先后创作《牡丹亭》（1598年）、《南柯记》（1600年）、《邯郸记》（1601年），连同以前写的《紫钗记》，合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四梦”。这些剧作完整反映了汤显祖的“至情”理论，在《牡丹亭》中得到最完美的诠释。《牡丹亭》是明代传奇中最典范的奇葩，是一部集悲剧、喜剧、趣剧和闹剧因素于一体的复合戏，是古代爱情戏中继《西厢记》后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杰作。它以杜丽娘、小丫头春香和青年书生柳梦梅构成全剧冲突的正方，蓝本出自《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牡丹亭》这出儿女戏在《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阐述了汤显祖的至情论；《惊梦》一场戏，极尽感伤之美、追求之美、情爱之美和理想之美，是古典戏曲中最令人感佩的风情戏。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在此之外，明代中后期孙仁孺的《东郭记》、《醉乡记》，周朝俊的《红梅记》、高濂的《玉簪戏》，孟称舜的《娇红记》都是较为出色的戏剧，有些至今还经常演出，为人喜爱。

清代戏剧的发展

清初，戏剧创作继续保持明末旺盛势头，而易代的社会动乱更震撼了汉族文人的心灵。一批诗文名家将目光投向戏剧，寄寓悲愤哀思，抒写心中苦衷，一浇心中块垒。吴伟业、尤侗、李玉、李渔等是当时戏剧创作的代表。吴伟业和尤侗都是由明入清的文人，以诗闻名，作剧当是余事。吴伟业的传奇有《秣陵春》，杂剧有《通天台》、《临春阁》，颇受当时文人称赞，但毕竟只是余事，不当行，传奇显得冗杂，杂剧显得平板。尤侗（1618～1704年），字展成，号悔庵，晚号西堂老人，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所著《西堂全集》收有杂剧《读离骚》、《桃花源》，传奇《钧天乐》等，大都发自痛切之情，反映怀才不遇的心声，也赢得了许多文坛名流的激赏。李玉（1610～1671年）出身微贱，明亡后绝意仕进，作有传奇30多种，今存20余种。他的成名作是早年剧作《一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及至晚期，代表作有《清忠谱》。这出戏表现晚明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迫害东林党人周顺昌等人而引发苏州民乱的政治事件。它的成功在于将纷繁的历史事件经过艺术提炼，着意表现人物精神性格，构成鲜明富有激情的艺术世界。与李玉同时的李渔（1611～1680年）字笠翁，作剧十种，总题《笠翁十种曲》。这十种传奇几乎全是爱情婚恋故事，以娱乐为宗旨，表现出媚俗的倾向。

康熙年间，中国戏剧达到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高峰，出现了《长生殿》和《桃花扇》两部杰作。

《长生殿》的作者洪（1645～1740年）字思，号稗畦，钱塘（今杭州）人。他生于中落的官宦缙绅之家，做了约20年太学生，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完成《长生殿》。《长生殿》在京城盛演，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洪与赵执信、查慎行等人宴饮观剧，因佟皇后丧服未除为人告发，被革除国子监籍。这出戏演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历史故事，长达50出，前半部分写实，后半部分写幻，结构紧密，曲文糅合唐诗、元曲的特点，风格清丽流畅。继《长生殿》之后问世且极负盛名的是《桃花扇》，作者是孔尚任。他（1648～1718年）字聘之，号东塘，曲阜人，孔子后裔。康熙二十三年（1648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经曲阜祭孔庙，孔尚任被推荐讲经，引驾览孔庙孔林，随后被破格任用为国子监博士。不久，随工部侍郎去淮扬治理黄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返回北京后转为工部官员。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桃花扇》定稿，王公大官竞相借抄，康熙也索去阅览。次年春，《桃花扇》上演，朝野轰动，孔尚任随即被罢官。此剧演的是南明弘光朝廷的兴亡始末，是一部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剧。《桃花扇》塑造了以妓女李香君和艺人柳敬亭、苏昆生为主的光辉的人物形象，把国家置于人伦之最上，艺术构思精巧，语言典雅谨严有余，当行生动不足。

清中叶的戏剧创作已呈衰退之势，传奇和杂剧的创作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蒋士铨成就较大，值得注意，现存剧作以《红雪楼九种曲》最有名，而以《桂林霜》、《冬青树》、《临川梦》三种受人重视。乾隆年间，《雷峰塔传奇》这部动人的神话传说剧表现白蛇精与许仙的神人之恋，成为中国戏剧史上最优秀的经典剧目之一。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弘历皇帝80大寿，高朗亭率徽班来京演出，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二腔，组成三庆班，其后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先后进京。道光初年，徽班将二黄与西皮、昆曲合流，同时吸收京、秦诸腔的优点，采用北京方言，适应北京风俗，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京剧。此后，经过无数艺人的开拓，京剧流传到各地，成为全国最大的具有影响力的剧种。

嘉庆道光以降，京剧流行曲目逐渐增多，如三国剧目《击鼓骂曹》、《定军山》、《空城计》等，水浒剧目《坐楼杀惜》，隋唐剧目《当锏卖马》、《罗成叫关》等，杨家将剧目《探母》、《碰碑》等，结构紧凑，水平精湛。

戏剧改良

20世纪初叶，戏剧改良运动勃然兴起，这与当时的诗界、文界、小说界的革命相一致。话剧作为一种新诞生的剧种成为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年底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组织了中国第一个戏剧团体春柳社。这成为中国早期话剧诞生的标志。春柳社的话剧艺术整齐严肃，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很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