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文学
文学的起源
时间:远古时期
文学起源:人类对自然和社会
生活的模仿
似火的骄阳照在大地上,一群原始的人类正扛着粗壮的大木头前行。他们的汗水像雨水般滚落,他们被晒成古铜色的皮肤闪闪发光。这些木头如此沉重,以至于他们不得不走走停停。太累了,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喊出一声“邪许”来松弛自己紧张的神经,旁边的人也和了一声。哪知道,这种简单的呼喊竟然奇妙地使疲倦的身心得到缓解,人们纷纷加入这“邪许”的唱和中来。渐渐地,人们调节自己的步伐与大伙的脚步协调,适时地发出呼喊使之与众人的呼喊相配合。高低起伏的声音,轻重相间的脚步,整齐划一的动作,使得艰苦的劳动变得轻松了许多。人们逐渐学会了这样的方式,并把它运用在各种劳动场合,慢慢形成了一种简单的模式。
这种简单的模式就是节奏。节奏向形体的方向迈一步就是舞蹈,向声音的方向迈一步就是音乐,向文字的方向迈一步,就是诗歌。虽然这种有节奏的呼声只是一种声音,没有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歌词,但那种自然而健康的韵律,实际上就是诗歌的起源,也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开始。
在远古部落首领葛天氏的时代,人们手持牛尾巴,脚踏着节拍,载歌载舞,为劳动和收获歌唱,为天地鬼神歌唱。这是原始社会人类的一种简单而纯粹的娱乐方式。在这种最朴素的集体文艺活动中,孕育着人类语言、感官和形体艺术的最初形态。
当人们掌握了更多的语言技巧,尤其是掌握文字这一强大工具后,人们开始学会把那些无意义的“邪许”声变为有意义的语句,从而给自己内心更大的动力。“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吴越春秋》中记载的这首《弹歌》,回忆了我们的祖先完整的狩猎过程,记录了渔猎时代的社会生活。虽然很短,很简单,但已具备了一首诗歌的雏形。
语言居然可以有这样奇妙的作用。于是,原始的人们对语言的力量不禁产生了崇拜,他们企图通过它控制那些给他们带来伤害的自然现象,甚至企图通过语言去影响神灵,以实现自己的某种愿望。因此,他们常常把诗歌当做“咒语”使用:
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
从语气上看,虽然这是祈祷,但却充满了命令的语气。因此,这首诗歌虽然看起来是“祝词”,但其本质上却具有“咒语’的作用。以语言为武器,人们指挥着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在幻想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当然,在无所不在的强大自然力量的支配下,原始的人类还是无法将他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打量清楚。面对自然,他们会惊恐、赞叹,在斗争失败时,又不免懊恼、怀疑,甚至时常感到自己的渺小和软弱无力。天地是怎么形成的?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人会死?为什么天上会打雷、下雨?这些问题像座大山一样横亘在人们心中,当人们无法解释这一切的时候,一种神秘主义便占据了他们的心灵。在他们看来,在冥冥之中,必然有一种不为人所知的神秘力量,在高远的空中控制着人类,支配着人类的命运。于是,在他们心中,一切无法解释的自然力量都被神化,随后他们又在生产劳动中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创造许多神的故事,这就是神话的起源。
伏羲女娲图 唐
伏羲与女娲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传说人类是由这对兄妹结合产生的。这件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墓幡由绢制成,悬挂在墓室的顶部。图中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以手相抱,伏羲执矩,女娲擎规,以示天地方圆。画面满布圆点代表天宇星辰,上部绘着内有三足乌的太阳,下部绘着内有玉兔、桂树、蟾蜍的月亮,表现了人类始祖遨游于日月苍穹间的情景。早期人们认为,文学起源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模仿。
鲁迅论文学的起源
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神话是一个民族想象力的起源,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动力。现存的各种片断神话资料中,较有意义的是仍接近于原始状态、主要解释万物起源和人与自然之关系的部分。其中以女娲救世的神话最为著名。《淮南子·览冥训》记载: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这是华夏民族的祖先对于天地万物的形成作出的解释。在他们的脑海中,最初的天地一度遭受了大破坏,洪水和大火毁灭了一切生物。后来是人面蛇身的女娲想尽了办法,才重新创造了天地,扑灭了炎火,止住了洪水,树立了四极,然后才慢慢地创造出生物和人类来。
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年代,人们展开想象的翅膀,翱翔在精神的宇宙空间里,为自己不能解释的生存状态和自然现象寻找合理的可能。他们饱受洪水之苦,于是便有了治水的鲧禹;他们为烈日和干旱所折磨,于是便有了射日的后羿;他们向往太空的无限空间,于是便有了嫦娥奔月;他们经历了种族间的惨烈战争,于是便有了黄帝和蚩尤之间的大战。作为初民幻想的结晶,古代神话在千万年后,依然激发着华夏民族的想象力,成为后世作家创作的取之不尽的宝库。
宫廷文学
繁盛时期:南北朝、五代十国
特点:歌功颂德、唯美、浮华
代表人物:班婕妤、上官仪、李煜
文学正如其他艺术一样,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决不能离开当时的物质生产状况、精神生产状况与社会意识而独立发展。宫廷文学的兴起,是在周武王灭商、周公确定周礼之后。
先秦至汉时期的宫廷文学
作为这一时代代表的文学作品是现在还存在着的那305篇的《诗经》。其中宫廷诗占有相当的内容。《诗经》的“雅”、“颂”,作者都是出入宫廷的奴隶主阶级的人物。他们的写作目的往往是规谏,希望王者权臣从暴政中警醒,也有一些作者专注于描写宫廷生活的糜烂和淫逸,还有沉迷于歌功颂德,回顾历史。较著名的作品有《鹿鸣》、《伐木》、《车攻》、《鱼丽》、《出车》、《生民》、《公刘》、《皇矣》等。
江南地区的《九歌》是楚国的宫廷舞曲,是一套完整的歌剧。它在楚国的地位犹如《周颂》在周朝的地位。《九歌》里有各种乐器,有舞蹈,有唱辞,有布景,场面热闹,范围广泛,多在宫廷有重要典礼时表演。流传至今的《九歌》尚存当时宫廷文学作品的形制。
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进入全盛时期。武帝即位,逐斥“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又“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因而儒学大盛。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的礼乐这一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得到了加强。于是“乐府”得到巨大发展。《汉书·礼乐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乙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校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乐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创作诗篇以备歌唱,作诗者有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等数十人,可见一时之盛。这些宫廷诗存世的代表作有《十九章之歌》,汉武帝的《秋风辞》、《柏梁诗》,李延年的《歌诗》。汉武帝同时爱好辞赋,他的侍从之臣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倪宽、董仲舒等时时间作。司马相如的赋如《长门》、《上林》、《子虚》可以说是汉代宫廷文学的奇葩,反映了汉帝国的强大和昌盛、宫廷生活的骄奢和荒乐。
文学纪事
前11世纪《诗经·周颂》的《昊天有成命》、《武》、《赉》、《般》、《酌》、《桓》,为早期宫廷文学。
周赧王二十五(前290年)屈原活动于此时。宋玉、唐勒、景差出生。
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建乐府机构,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齐永明九年(491年)三月三日,齐武帝宴群臣于芳林园,与会者有江淹等45人。
唐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置修文馆于门下省,延十八学士。
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上官仪加银青光禄大夫。人学其诗,号“上官体”。
后晋高祖天富五年(940年)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南唐宫廷文学群体形成。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杨亿编《西昆酬唱集》,“西昆体”流行。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权本年写成《太和正音谱》。明初宫廷戏剧派诞生。
明正统七年(1440年)“台阁体”盛行。
汉成帝时的班婕妤是中国著名的女诗人。她是楼烦人,《汉书》作者班固的祖姑。成帝初年,选入后宫,拜为婕妤。鸿嘉年间,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她有文集一卷传世,她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另一类视角(女性)的宫廷文学。这类后世称为“宫怨”的文学作品在南朝及隋唐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她的《团扇歌》收入进《文选》和《玉台新咏》,全诗为:
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南北朝时期的宫廷文学
南北朝时期,宫廷文学达到极盛,这其中尤以诗歌、骈文为最。宋、齐、梁、陈四代君主,在政治上多无建树,但在文学上,却有很好的成绩,造成了一时文学繁荣的空气。宋文帝刘义隆立儒、玄、文、史四馆,明帝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都将文学独立,已与其他重要学科并驾齐驱。刘宋宗室,如南平王刘铄、建平王刘弘、庐陵王刘义真、江夏王刘义恭等,都以奖励文学、招徕文士扬名。齐高祖萧道成、齐武帝萧赜及竟陵王萧子良、随郡王萧子隆、鄱阳王萧锵、江夏王萧锋,皆以文学见称,竟陵王门下的“八友”,更是一时俊彦。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都是南朝时代的天才诗人,名声几乎与曹氏父子、南唐二主相平行。至于陈后主的文学作品,更是尽人皆知。在这二百年宫廷文学的浓厚的气息里,君主臣僚的效法,竞奇争艳,使文学走上了唯美、浮华的长路。南朝文人大多作为宫廷、贵族四周的帮闲侍臣,诗文内容常以君主贵族的爱好为转移,内容往往是应诏奉和之词,空虚平白,文过饰非。
南朝宫体的开创者是徐和庾肩吾。随着梁简文帝萧纲的入住东宫,“宫体”这一名称得到诠释。他在《梁书·简文帝纪》中自言:“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这一名称虽始于简文帝时,然而自鲍照、汤惠休、沈约、梁武帝以及刘孝绰、王僧孺等人的艳体诗已肇其端,只是到梁陈之世才发展到极致。宫体诗发展了吴歌西曲的艺术形式,继续了永明体的格律化,艺术化的探索,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摹写女性。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隋及初唐。著名的宫体诗诗人有沈约、庾肩吾、庾信、徐、江总、徐陵、张正见等。
隋唐时期的宫廷文学
隋代文学的作者,基本上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由梁、陈入隋的南朝文人,如江总、虞世基等;另一部分是北齐、北周的旧臣,如卢思道、薛道衡等。到隋炀帝即位后,周围聚集大批南朝文士,宫廷的文学风气明显地近于南朝。虞世基和王胄是南朝较有名望的文士,深受隋炀帝器重,成为文学侍从。虞世基的应制诗《四时白歌》、《奉和望海诗》,王胄的《奉和赐诗》、《纪辽东》,着意文采的华美、对仗的工整以及语气的阿谀,纯粹为作诗而作诗。当时隋炀帝身边的文士,如庾自直、诸葛颍等,作诗雕琢做作,了无生气。
与其他宫廷诗人相比,隋炀帝本人的诗歌中,倒有一些佳作,如《夏日临江诗》: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颔联气象高远,魄力宏大,颇有盛唐诗歌的气象。
又如《幸江都诗》:
求归不得去,真成遭个春。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
另外还有《春江花月夜》(二首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前诗作于隋大业十一年(615年),次年三月炀帝被弑;后诗清丽明快,对唐代张若虚的名篇《春江花月夜》有一定影响。
初唐时代,当政的文臣多半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老,他们的作品仍充分表现着陈、隋时期宫体诗的余响。无论是诗的格律与内容,只是徐陵、庾信一派的延续,别无新意。唐太宗李世民也同样沉溺在宫体的诗风里。据《全唐诗话》载:“帝(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虞虽主张诗要雅正,无意于宫体,但他的作品也颇多恻艳之篇。他与房玄龄、魏徵等编篡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等类书,成为宫廷诗人的作诗工具,以便于辞藻的华美、典故的古雅。宫廷诗人李百药、杨师道、李义府、长孙无忌、陈叔达等,作品都跳不出香艳华靡的风气,虽声律辞藻方面日趋精妙,但风味上已日益贵族化和宫廷化。
在贞观诗坛的后期,介于贞观、龙朔之间,出现一位重要的宫廷诗人上官仪,形成一种诗风“上官体”。上官仪(608~644年),陕州(今陕县)人。贞观初进士及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朝官至三品西台侍郎,地位很高,名噪一时。所为诗绮错婉媚,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他提出“六对”、“八对”之说,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华美。《早春桂林殿应制》:“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奉和秋日即目应制》:“落叶飘蝉影,平流写雁行。”《入朝洛堤步月》:“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响清越,有天然飘扬的韵致,体现了健康开朗的气度,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的最高水平。上官仪的作品对律诗发展多少起了一些促进作用。
继上官仪之后出现的宫廷诗人是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四友”中,杜审言成就较高。杜审言现存28首五言律,除一首失传外,其余都已完全符合近体诗的规范。最有名的五律是他早期写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和《登襄阳城》。在七律上,杜审言也曾用过不少的功夫。他的《守岁侍宴应制》、《大》、《春日京中有怀》已完全符合七律的格式。
和四友同时而稍晚,在武后的宫廷里出现了沈期、宋之问这两个在律诗形式上有重要贡献的诗人。他们因文才受到赏识而选入朝中做官,是武后时期有代表性的台阁诗人。身处宫禁而优游自如的宫廷生活,使他们的诗歌多为应酬、咏物、赠别之作,难免有辞藻文饰内容的弊病。同时,他们又有充裕的时间精研声律,约句准篇。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说:“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律诗的定型。宋之问的名作有《渡大庾岭》、《渡汉江》;沈期的名作为《古意呈补阙乔知之》、《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盛唐时期,文人入仕较之前代有更多途径。开科取士,分常选与制举。常选有秀才、明经等12科;制举的数目也有八九十种之多。入仕的多途径为寒门士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使得文学离开了宫廷的狭窄圈子,走向市井,走向大漠关山。自此后,宫廷文学渐趋平淡。
五代及以后的宫廷文学
晚唐五代衰乱,在远离战争的西蜀和南唐,形成了两个宫廷文学的中心。西蜀立国较早,收容很多北方避乱文人。后蜀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是西蜀词的代表。《花间集》共收18家,其中温庭筠、皇甫松、和凝、韦庄、薛昭蕴、牛峤、牛希济、毛文锡、欧阳炯、魏承班、鹿虔、阎选、尹鹗、孙光宪、毛熙震、李、张泌,除前三位外,其余诸位或是蜀人,或任于蜀。他们与前蜀王衍、后蜀孟昶,君臣纵情游乐,词曲艳发,集全力描写女人的美态,相思的情绪,与南朝的宫廷文学遥相辉映。花间词人的代表人物是温庭筠和韦庄,前者被列于《花间集》首位,入选作品66首,风貌细腻,绵密隐约;后者受白居易影响较深,入选词48首,风格疏朗自然。
西蜀、南唐同为当时的文艺重心。南唐流传下来的作品与作家虽说不多,其地位与价值并不在西蜀之下。南唐的宫廷文学以诗词较著,尤以词胜。李、李煜、冯延巳是江左词坛的三大巨星。他们的词既有宫体艳藻丽的特点,又明显地表示出个人的情愫。后主李煜字重光,25岁嗣位南唐国主,39岁为宋军所俘,三年后在汴京被宋太宗赐死。由于这些经历,他的词作前后风格差异很大,言情的深广超过其他南唐词人。
宋初,宫廷文学以“西昆体”诗最有影响。这个诗体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西昆体诗人人数众多,但成就较高的只有杨亿(974~1020年)、刘筠(970~1030年)、钱惟演(977~1034年)三人。他们大多以李商隐为师,对仗工整,用事缜密,文字华美,但缺乏创新精神,体裁狭窄。
元代,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几废科举。宫廷文学基本没有声息。
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朝廷的“台阁体”。它是指以当时内阁与翰林院的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这些朝廷重臣的诗文内容大多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应酬而作,无艺术生命力可言。与此同时,以皇子皇孙朱权和朱有为核心人物的宫廷派戏剧家登上舞台,其作品多是将元杂剧后期的封建说教、神仙道化和风花雪月等倾向加以宣扬,具有粉饰太平的色彩。喜庆剧、道德剧和神仙剧成为宫廷派作家的主要创作类型。朱权的《卓文君私奔相如》、朱有的《仗义疏财》、《八仙庆寿》、《香囊怨》,贾促明的《萧淑兰》、《升仙梦》,杨讷的《西游记》,是宫廷派杂剧中的佳作。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文学一度兴盛,但流传下来的诗文大多平素无物,毫无文学性可言,仅能作为一种现象来考证。至此,绵延两千余年的宫廷文学寿终正寝。
民间文学
繁盛时期:先秦、两汉、元代
特点:口头创作、朴素快直
经典著作:《诗经》、《乐府诗集》
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最初的文学形式诗歌起源于原始人在劳动中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声,虽然只是声音,没有歌词,但这无疑成为文学创作的开始,同时,这是民间文学的滥觞。
《诗经》中的民间文学
从商末开始创作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宫廷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合集。其中的“国风”保存了不少当时百姓的口头创作,虽然在最后写定时有所润色,但依然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的色彩。“国风”中的民歌以鲜明的画面反映了百姓的生活处境,表达了他们对剥削、压迫的不平和对生活的美好信念,是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篇。像《七月》反映了人民无冬无夏地劳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屋不挡风寒的凄惨生活;《式微》、《击鼓》、《东山》、《陟岵》、《扬之水》等诗篇还反映了当时沉重的徭役、兵役下民众所受的苦难;《伐檀》、《硕鼠》、《鸨羽》则对奴隶主提出控诉,充满反抗意味;以婚姻恋爱为主题的民歌在“国风”中占的数量很大,如《氓》、《谷风》、《柏舟》、《静女》、《木瓜》等,或表达了对婚姻的反抗,或表达了对背弃者的痛恨,或描述悲惨的遭遇,或描述了爱情的曲折。这些民间文学的作品,汉代学者何休在《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可见,这些诗歌很大一部分是纯正的民间文学作品。“国风”在形式上多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并不拘泥,杂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或八言,语言准确优美,朴素鲜明,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擅用比兴手法。这些特点一直为后世文学创作所继承,是周代民间文学对后代文学有重大影响的一个方面。
南方的民间文学几乎在同时得到了发展,这不仅包括《诗经》中收录的江汉汝水间的民歌《汉广》、《江有汜》等篇章,还有《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等楚国、越国较早的民间文学。有的歌词每隔一句的末尾用助词“兮”或“思”等。这后来成为楚辞的主要形式。另一支南方民间文学是楚国的巫歌,行于祭祀的时候,充满原始宗教气氛。这两支民间文学与楚国的地方音乐相结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响,在长期发展中积聚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就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孕育出屈原这位伟大的诗人、楚辞这样光辉的诗篇。
八月剥枣 清 吴求 绢本
此图选自《诗经图册》。图绘村野一隅,众人剥枣的情景。一老妪于旁边指点,面露喜色,另外几人或执竿打枣,或以衣摆接枣、或往篮、篓里装枣,这热火朝天的场景甚至感染了小孩子,他趴在地上亦加入了大人们的行列。
乐府诗中的民歌
继《诗经》、楚辞后,民间文学在汉代再起高峰,乐府诗成为代表作。两汉的乐府诗主要由朝廷的乐府系统或具有乐府职能的音乐机关搜集,许多民间歌谣得以流传下来。据《汉书》记载,乐府始于武帝之时(实际上从出土文物来看秦代已有乐府机构),至成帝末年,人员多达800余人,规模庞大,哀帝登基后,下诏罢乐府官,划归太乐令统辖。到东汉时期,音乐机关主要有太予乐署和黄门鼓吹署。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乐府诗的作者涵盖帝王到平民各个阶层,但最有成就的是来自民间百姓的民歌,多作于东汉时期。乐府诗的作者将笔触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社会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都在诗中有充分的反映。《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表现的是平民的疾苦——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展现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虽是描写锦衣玉食的富贵之家的生活,但视角无疑是民间的,充满了向往与羡慕。来自民间的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里占较大比重,表达爱与恨时,大胆泼辣,决不掩饰。鼓吹曲辞收录的《上邪》系铙歌十八篇之一,是这类题材中最著名的作品。另一篇铙歌《有所思》反映的是少女的爱恨变化。少女思念还在大海之南的情人,准备“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想送给对方,闻听对方有异心,毅然毁掉礼物,“拉杂摧烧之”,并“当风扬其灰”,表示“从今以往,勿复相思”。如此细腻的白描手法,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是相当少见的。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中最杰出的篇章。诗的男女主角焦仲卿和刘兰芝是对恩爱夫妻,焦母不喜欢兰芝,她不得不回到娘家。刘兄逼兰芝改嫁,太守家强迫成婚。刘兰芝与焦仲卿更加恩爱,最后两人双双自杀。在这首诗里,刘兰芝的刚强、焦仲卿的淳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利,无不刻画得入木三分。
文学纪事
周宣王四十六年(前782年)《诗经》的作品开始产生。
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屈原作《离骚》。
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设乐府机构。
梁武帝大同十二年(546年)民歌《敕勒歌》作于是年。
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白朴游金京汴梁。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关汉卿南游杭州等地。
明万历二年(1574年)冯梦龙生(1574~1646年)。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弹词在苏州达到极盛,后又有子弟书,为其分支。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甘肃敦煌发现藏经洞,保存大量唐代民间文学作品。
汉乐府的影响在随后的魏晋时期就有所体现,文学史上称为“汉魏风骨”。三国时期的曹操、曹植、曹丕大都沉醉于这种民间文学题材,多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比如汉乐府的《薤里行》和《蒿里行》本来是挽歌,曹操用来描写现实社会;《陌上桑》本来写罗敷故事,曹操写求仙;《秋胡行》本来写秋胡戏妻,曹操用来抒发人生感慨。胡应麟说曹操的诗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曹植更是继承了汉乐府的笔力与主题,形成“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的风格,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完成了民间乐歌向文人诗的转变。与“三曹”同时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刘桢也大都受汉乐府影响极深。
南北朝民歌
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时间处于对峙局面,因而南北朝民歌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缠绵悱恻,反映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反映北方社会与风习。南朝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了南北朝民歌,同时也是南北朝民间文学的最高水平。
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宋朝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有吴歌和西曲两类。吴歌产生在建业附近,东晋及刘宋的居多,共326首;西曲产生在荆(今湖北省江陵市)、郢(今湖北省江陵市)、樊(今湖北省襄樊市)、邓(今河南省邓州市)间,宋、齐、梁、陈的居多,共142首。现存的吴歌中,以《子夜歌》(42首)、《子夜四时歌》(75首)、《华山畿》(25首)和《读曲歌》(89首)最为重要。西曲有异于吴歌的闺阁气息,多写离别之情,开朗明快。抒情长诗《西洲曲》写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四句一换韵,运用连珠的修辞方法,声情并茂。清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此诗“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这首诗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
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中,此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有一小部分,共70首左右。《敕勒歌》、《折杨柳歌辞》、《企喻歌辞》、《陇头歌辞》都是著名的篇目。《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长篇叙事诗《木兰诗》讲述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是北朝民歌中最杰出的代表。此诗描写有繁有简,结构严谨,通过人物行动和气氛烘托人物心理性格,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唐朝的民间文学
唐朝时期,民间文学以诗、俗讲与变文、词为代表。民间诗最著名的就是唐初王梵志的诗,他的诗在民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王梵志的诗虽然较之唐诗名家,略显平易,文采不足,但在数万首唐诗中似可备一格。另外,由于唐代诗歌极盛,众多无名氏及未留名者的诗歌作品也构成为民间文学的奇葩,这其中,西鄙人的《哥舒歌》、太上隐者的《答人》、无名氏的《杂诗》、陈玉兰的《寄夫》为翘楚。俗讲由佛家讲经衍生出来,吸收民间声腔,专以取悦俗众为务。俗讲的底本称为讲经文。变文简称“变”,是转变的底本。俗讲与变文均在1900年发现于敦煌藏经洞。俗讲保存下来的有十来种,最为完好者是《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散韵结合,说唱兼行。变文存世有八种,这八种明确标明是供艺人说唱用的,融文学、音乐、表演于一体,想象丰富,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词在隋末唐初兴起于民间,这从1900年敦煌出土的词曲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些多为无名氏所作,保存着民间文学的朴素快直的风格,富有生活气息。如《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这首词比喻新奇,很像汉代乐府诗《上邪》的风格。
唐代的民间“说话”技艺发展到宋朝日趋成熟。宋代汴京、杭州等城市的“瓦肆”中常常有“说话”演出,属于说话范围的有四家:小说、讲史、讲经、合生或说浑话。话本就是这些“说话”的底本。现存的宋元话本主要是“小说”,包括《京本通俗小说》的全部,《清平山堂话本》的大部和“三言”的小部分,约40篇。这些“小说”话本以爱情、公案两类作品最多,成就最高。此外,在宋朝市井瓦舍中表演诸宫调、鼓子词、词话的艺人初步注意到说白和歌曲的分工,直接导致以曲白结合表演故事的元杂剧的产生。这些从存世残本《西厢记诸宫调》和《刘知远诸宫调》中可以得到考查。
元明清时期的民间文学
元杂剧可以说是民间文学的奇葩。虽然众多杂剧都由文人创作,但无论故事语言、演出地点、流行区域等都具有极强的民间性。而南戏则是南曲戏文的简称,最初流行于浙东沿海一带。它吸收各种民间词调以及新起的民间小曲来演唱,深受广大百姓的喜爱。宋元两代的民间歌谣也流传下来了一些,虽数目不多,但颇能反映民间文学的率真、自然。如宋代话本《冯玉梅团圆》中的一首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它运用对比手法,反映金兵南下,国家动乱时百姓的凄凉生活,一直为人传诵。元朝末年的《树旗谣》:“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这是写在浙东义军旗上的歌谣,直白的四句却说尽了民间疾苦。
明朝自宣德、正德、成化、弘治年后,民歌广泛流布,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贵贱,人人学习,人人喜爱,影响到文坛,使许多文人倾倒。明朝卓人月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现存最早的民歌集子主要有成化年间刊行的《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等四种,之后还有冯梦龙辑的《挂枝儿》、《山歌》等数种,总计在千首以上,内容多为情歌。
明清两代的说唱文学以弹词和鼓词为主,流派纷呈,内容丰富生动,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弹词由宋代的陶真和元代的词话发展而来,由说、噱、弹、唱几部组成。现传弹词作品大约有三百余种,大多数为清中叶以前流传下来的,少数创作于清末。著名的作品有《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珍珠塔》。
鼓词主要流行于北方,也是由陶真和词话发展而来。现存最早的鼓词是明代天启刊本《大唐秦王词话》,另有一部分鼓词由名著改编而成,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窦娥冤》等。
近代(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民间文学以歌谣和传说故事为主,多与禁烟、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有关。
民族文学
繁盛时期:先秦、元代、清代
特点:民族语言痕迹、汉化
代表人物:元好问、纳兰性德
最古时的中国就是所谓的中原地区,包括现在的河南、山东、陕西、山西这一带。中原地区的人,认为南方的楚国是夷狄,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所以相对当时中原这个狭小的文化地区来说,楚国的文学就是少数民族文学了。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这种崇尚明显具有当地土著民族的风气。从屈原的《招魂》、《离骚》、《天问》、《卜居》这些篇目中可以看出楚国文学受巫文化(土著文化)影响的幽深。所以说,楚辞是早期民族文学的代表作。
汉朝时,用汉文写作的诗歌受到若干少数民族的音律、语言、手法等多方面的影响。汉朝的挽歌、铙歌里头有许多字,只起到辅助腔调的作用,这些有音无义的字就是少数民族的语言。因为汉代的疆域较之于秦及春秋战国骤然膨大,不可能不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些从汉代出土的文物中可以得到证明。比如铙歌里的“匪乎欷”,“噫无鲁支呀”,就是古代少数民族语言随着乐谱传过来的。《汉书·西南夷传》中西南少数民族的诗被翻了过来,对得不很准确。《后汉书》道:“明帝时,益州刺史朱辅宣示汉德,咸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木、唐等百余国。皆举种称臣奉贡,白狼王唐作诗三章,歌颂汉德,辅使译而献之。”可见,当时的民族文学还是比较繁荣的,这些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称为《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全是四言,类似郊庙歌曲。
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政权更替很快。现在所存的北朝民歌大都是北方少数民族歌唱,大部分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横吹曲辞中,计有七十首左右。《乐府诗集》卷二十一云:“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这些歌辞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如《折杨柳歌辞》说:“我是虏胡儿,不解汉儿歌”,便是证明。著名的《敕勒歌》原作者为斛律金,是鲜卑族人,“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这是一首凡是研究文学作品谁也避不开的诗。
再说唐朝,李白是中国的诗仙。他和李世民一样昭武九姓之一,西北地方人,有鲜卑血统。历史上没有详细记载他是哪一个族的,但研究已经证明,他肯定是一位少数民族。只是他浸淫汉文化太深了,所以常常被忽视。与白居易一起的元稹是拓跋氏的后裔,他常常被同僚指责为胡人,但他的文学作品如《莺莺传》还是很有名气的。
辽是契丹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起于唐末(907年),迄于1125年,正好与五代、北宋相终始。苏辙的“弯弓射猎本天性”《(虏帐》)是对契丹族社会民俗、民族性格的生动写照。辽诗存世七十余首,有汉人作的,也有契丹人作的。最能体现民族文学特色的当推契丹诗人之作。辽代首位较有名气的诗人是东丹王耶律倍,他现存诗一首:“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山”是契丹小字,意思为“可汗”,与汉字的“山”形同义不同。写的是太后立耶律德光为帝,自己是太子却被摈弃的事。这是一首契丹文与汉文珠联璧合的诗的典型。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此诗:“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也。”辽国的契丹族诗人成就可观的还有萧观音、萧瑟等。
金末元初,元好问是杰出的诗人,最有成就的词人,重要的诗论家。元好问(1190~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客(今山西祈州)人,祖先为北魏鲜卑拓跋氏。他存诗一千四百余首,生动地反映了金元易代时的社会历史画卷,风格雄浑悲壮,代表作有《论诗绝句三十首》、《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岐阳三首》、《游黄山》等;他存词三百余首,数量为金词之冠,风格与诗风类似,气象苍莽,境界壮阔,代表作有《木兰慢·游三台》、《水调歌头·赋三门津》、《摸鱼儿》。
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民族文学又出现了一个高潮。契丹人耶律楚材、突厥人乃贤、色目人余阙、回族人丁鹤年、回族人萨都剌、维吾尔族人贯云石等人,深受汉文化的熏陶,用汉文写作的诗,艺术上都相当成熟。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萨都剌。他以写宫词、乐府著名,受晚唐温庭筠和李商隐的影响颇大。如《上京即事》:“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描写塞北的风光,格调清新,笔触充满深情。
到了清朝,纳兰性德(1654~1685年)吸收李清照、秦观的婉约特色,运用不事雕琢的白描手法,铸造出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词作,给词在清代的振兴注入了活力。他属满洲正黄旗,姓叶赫部落,是呼伦四部的人。同时他又是太傅明珠之子,字容若,名性德。他的悼念亡妻的词作如《金缕曲》、《蝶恋花》等是其代表作,可与苏轼《江城子·记梦》相比。况周颐称他为“国初第一词人”。
曹雪芹(约1715~1763年),祖籍辽阳,明末入满洲籍,属正白旗。他的祖父给康熙写奏折,康熙批语有满文,可以肯定曹雪芹的祖父是懂满文的。曹雪芹接受了满族文化,用汉文写出来的《红楼梦》无疑更称得上真正的“民族文学”的精品。
文学理论
产生时期:先秦时期
代表人物:陆机、刘勰、严羽、钟嵘
经典著作:《文赋》、《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诗品》
先秦时期的文学理论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萌芽产生期。文学理论萌芽产生在创造文字以后,是和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状况以及文学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分不开的。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文学理论大都体现在总体文化的论述内;其次,它和哲学、政治、思想紧密相关;再次,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艺术思想难以截然分开,相互包容;最后,虽然当时没有直接的文学理论,但后代的文学理论许多都可以从这时找到渊源。春秋时期,孔子提倡“诗教”,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对后来的诗学理论影响深远。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讲求“养浩然之气”,对后来文学理论中的“文气”起到了奠基作用。荀子对儒家文学理论进行继承和发展,形成明道、言志、抒情相结合的文学观点。老子和庄子代表了道家的文学观,老子主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崇尚“无乐之乐”、“言意之表”、“物化”、“得意忘言”、“虚静”,对古代文艺理论的影响最为深远。
汉代文学理论
汉代儒士信奉孔子的“温柔敦厚”的思想,进一步形成了原道、征圣、宗经的原则。确定这个准则的是扬雄(前53~18年)。他在《法言》中,自比孟子,要继承孔子,发扬儒家大业,以道、圣、经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提倡文质并茂。班固与此前的司马迁在他们的作品《汉书》与《史记》里倡导“实录”,认为文学创品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东汉前期的文艺思潮进一步深化,以王充和桓谭为代表,王充提倡真、善、美相统一,反对虚妄,反对复古,崇尚独创,这些理论集中反映在《论衡》当中。曹魏时期,曹丕和他的《典论·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的新特点。曹丕分文章为“雅”、“理”、“实”、“丽”四科,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西晋的《文赋》是陆机的名篇,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佳作,第一次完整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东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就是按《文赋》的道路继续发展的。南朝宋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最杰出的作品。由此形成了一门研究它的“龙学”。刘勰认为文学的本质是“道是其内容,文是其表现形式”。在他看来,文学既是心灵世界的体现,又是反映客观世界的原理和规律的。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来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种心物交融、主客统一的论述对后世影响深远。《文心雕龙》从文学创作的构思、文学形象的艺术特征、文学的体裁和风格、文学作品的写作技巧等方面建立了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传统,它的丰富理论内容有许多至今还闪耀着光辉。钟嵘的《诗品》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又一部重要著作,两者被誉为“双星”。钟嵘提出感情论,认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崇尚自然,重视“如芙蓉出水”的美;倡导风骨论,赞美“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提出滋味论,认为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后世历代诗话都源于钟嵘的《诗品》。
唐宋时期的文学理论
唐初,陈子昂倡导“建安风骨”,提出“兴寄”的文学主张。李白将这一主张继承和发扬,他的崇尚清新自然的诗歌理论,对唐诗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诗歌艺术理论和理想是“清真”,清是清新秀丽,真是自然天真,正如他的诗里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与李白同时,殷提出“兴象论”,即以艺术意象为主的思想;王昌龄提出“诗境论”,他说:“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他把诗歌的意境创造提到了一个突出的地位,为意境理论的深化与扩展奠定了基础。皎然在《诗式》中将诗境的论述进一步深入和发扬。中唐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强调诗歌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二是创作上要“直书其事”。《与元九书》中著名的两句话:“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对后世诗歌理论批评影响深远。韩愈提倡“不平则鸣”,提出文以明道、注重实用的思想,主张“务去陈言”,“词必己出”。晚唐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的高超见解使他成为唐代最重要、最有成就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的诗歌理论主要是对陶渊明、王维一派山水田园诗艺术创作的总结,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境。
宋代,文学理论批评上有很多重要的创造和发展,出现了像苏轼、严羽等卓越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和梅尧臣的“平澹”论是北宋早期最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北宋中期,苏轼是最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提出“无法之法”,强调“随物赋形”和“传神”,追求“虚化”、“物化”和“妙观逸想”的精神境界,可以说是前代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与苏轼同时的黄庭坚肯定诗歌“忿世疾邪”的作用和温柔敦厚的旨意,提倡诗歌创作要“以理为主”,希望能“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更讲究法度的严密和森严,深深地影响着北宋后期到南宋的整个诗坛。诗话是记载诗人生平、诗歌创作背景、创作理论、艺术技巧等的杂著,在宋代很繁盛,较著名的有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刘《中山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惠洪《冷斋夜话》、叶梦得《石林诗话》、严羽《沧浪诗话》。其中《沧浪诗话》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诗话的著作,有系统的理论主张,提倡以禅喻诗,强调“别趣”、“别才”,以“妙悟”和“兴趣”为中心,师法盛唐的文学思想和理论,对元明清三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文学理论
明朝初期,前后七子载誉文坛,在文学理论方面,较有成就的是李东阳、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他主张把学古和师心结合起来,在当时显得很突出。另外,唐顺之主张“直据胸臆、信手写出”的本色论也大大地突破了当时的条条框框。明代从嘉靖后期开始,反复古的新思潮逐渐扩大,代替了绵延一二百年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想。它的核心是:强调文学源于心灵,从师古转向师心,主张任性而为,以真实、自然为最高追求。这在文学理论上的集中表现是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和钟惺的“情真说”。
清代初期,王夫之的“兴观群怨”论和“情景融和”论,叶燮的理事、情论和才、胆、识、力论是对前人理论的总结,对清代诗歌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不久以后,王士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虽然各有所据,名头很大,但影响很小。值得注意的是桐城派的文章理论,提倡文章写作上义理、考据、词章的统一,影响非常大。清朝末年,黄遵宪提出“我手写吾口”的诗歌理论,虽新意不多,却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思想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与他相似的,是提倡“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
文学流派
产生时期:北宋时期
代表人物:谢灵运、温庭筠、汤显祖
经典著作:《花间集》、《江湖集》
中国的文学流派真正始于北宋中期,但是其孕育过程经历了漫长的阶段。先秦时期,儒家学派、道家学派、墨家学派无疑对后世的文人组成派别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影响。西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作家集于柏梁台赋诗作文;梁孝王门下聚集着枚乘、邹阳、司马相如等宾客,人称梁园唱和,其他参加的文人还有羊胜、路乔如、公孙诡、韩安国等;淮南王以寿春为都,招宾客著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82篇,淮南王群臣赋44篇,显然在他周围,还有一个从事辞赋创作的群体。汉初几位诸侯王以及皇帝周围聚集的这些文人置酒高会,游赏唱和,对后世文学流派的形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汉末,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以及“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集团”和正始年间以“竹林七贤”为首的“正始集团”在乱世中形成。这些文学集团已经初步具备文学流派的影子,但是他们只是同声相应,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见解,没有表现出流派观念的自觉。
玄言诗派
第一个被后人冠名的文学流派是玄言诗派。晋末宋初,南方地区较为稳定,士族生活优裕,园林别墅众多,士族文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过着清谈玄理的悠闲生活。他们阐述老庄思想和佛教哲理,所作的诗文义艰深,诘奥难懂,后人称之为玄言诗派,代表人物有孙绰、桓温、庾亮等人。继之而起的是人们所说的山水诗派,代表人物有谢灵运、谢。他们描写山水风光,畅叙闲逸情致,作的诗追求语言的锤炼,像谢灵运的“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野旷沙岸,天高秋有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都是让人印象很深的名句。谢的诗受谢灵运影响很大,现存优秀的诗篇大部分是山水诗。他的名作有《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等,大部分都是他在作宣城太守的两年中写成的。
莲社图 南宋 佚名
《莲社图》描述东晋时期的高僧慧远在江西庐山虎溪东林寺结盟白莲社的故事。参加莲社的都是当时的名流,有陶渊明、谢灵运、宗炳、刘程之等人。上图表现的是谢灵运骑马而去,陶渊明因为腿病由学生与儿子架抬前往。
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
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诗歌达到极盛,涌现出大批天赋极高的诗人。后人将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总结为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山水田园派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旁及裴迪、储光羲、张子容、刘虚、常建等人,他们多有或长或短的隐居经历,即便身在仕途,也向往归隐山林和泛舟江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山水隐逸情结。他们的诗多带有禅意和禅趣,受佛教思想影响很深。边塞诗派以高适和岑参为代表,还有王之涣、陶翰等人。他们大多亲临过边塞,有出征的经历,所写的诗慷慨激昂,壮大雄浑。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
花间词派
五代后蜀广政三年(940年),赵崇祚编成《花间集》10卷,选录18位“诗客曲子词”,共500首。后人称之为“花间词派”,代表词人有晚唐的温庭筠、皇甫松,五代的孙光宪、和凝、韦庄、李等人。花间词派以写花柳风月、男欢女爱、歌筵酒席为主,艺术上文采华丽,充溢着脂粉气。
江西诗派、江湖诗派
北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黄庭坚、陈师道为首的诗歌流派定名为“江西诗派”。这是中国最早的也是真正的一个文学流派。所谓的“宗派”,原来是禅宗的名词,受唐宋以来禅宗的影响,吕本中为习禅甚深的黄、陈二人借用了这个名词来称呼诗派。《宗派图》序说:“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无余蕴矣。录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同时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25人,以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晁冲之、潘大观较为著名。这些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指导,或深或浅地受到黄诗的影响,所以风格比较接近。这个流派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元代诗评家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江西诗派之祖,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诗派“宗”,所以有“一祖三宗”的说法。宋理宗宝应元年(1225年),书商陈起为陈允平、刘克庄、戴复古、刘过等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江湖”是说这些没能入仕的游士流传江湖,以卖文献诗为生,成为江湖谒客,故名。江湖诗派成员众多,人品复杂,诗多献谒、应酬之作,艺术上相当粗糙,只有刘克庄和戴复古较为出色。此外,宋词也被后人强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豪放派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婉约派以晏殊、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为代表。虽然这种分法影响很大,但很不严谨。
茶陵诗派、唐宋派、吴江派、临川派、公安派、竟陵派
明代成化到弘治年间,对文坛有重要影响的是茶陵诗派。茶陵派以茶陵人李东阳为首,主要成员还有谢铎、张泰、邵宝、石、鲁铎等人;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对当时文坛的萎靡现象有一定的扼制。嘉靖年间,文坛上又出现以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王慎中为代表的复古流派唐宋派。他们提倡唐宋文风,推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唐宋古文名家,注重文以明道的做法。这一流派中成就较高的首推归有光。万历年间,吴江派和临川派两个戏剧流派形成并进行了竞争,这是明代后期传奇繁荣的重大标志,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盛事。吴江派以沈、冯梦龙、吕玉绳、吕天成、范文若为主,因为沈是江苏吴江人,故名。他们的戏剧强调讽喻教化、注重声律和语言本色,在理论上的功夫更大于创作。临川派因临川人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临川四梦”得名,以汤显祖为主将,还有李玉、高濂、阮大铖、吴炳等人。其戏剧表现生活,具有反封建的思想,文辞华美,自由活泼。明末,公安派和竟陵派是具有相影响力的文学派别。公安派的三位主要人物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故名。他们提出以“性灵说”为内核的文学主张,主张直写胸臆,追求清新洒脱的风格。稍后的竟陵派因为代表人物谭元春是竟陵人而得名,在文学观念上继承公安派的文学主张,追求幽深奇僻的艺术境界。
云间派、虞山诗、娄东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性灵派
清朝初期,诗坛沿袭明末的余绪,云间派、虞山诗、娄东派三足鼎立。其中虞山派因为钱谦益、娄山派因为吴伟业,出现比较兴盛的局面,影响最大。虞山诗派的代表人物是冯班(曾师从钱谦益),主要成员有冯舒、钱曾、钱陆灿等人。康熙年间,词学得到中兴,仅顺、康两朝就逾二千词家,五万余首词。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和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及纳兰性德代表了清词的最高成就。阳羡派词人还有万树、蒋景祁、史唯园、陈维岳等人,他们以豪情抒悲愤,成为清词的一面旗帜。浙西词派继阳羡词派而壮大起来,绵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醇正高雅的盛世之言播扬上下。清朝乾隆年间,文学创作话跃,诗派有厉鹗的浙派、翁方纲的肌理派、袁枚的性灵派、沈德潜的格调派、李怀民的高密派设坛立站,分庭抗礼;古文则有以刘大、姚鼐为首的桐城派和由桐城派分出的以恽敬和张惠言为首的阳湖派;词则有张惠言、周济为首的常州词派。乾隆末期到嘉庆初期,文坛呈衰弱趋势,到咸丰年间,以王运为首的汉魏六朝派和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较有影响力。光绪年间,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思想文化界震动很大,文学上,一方面还有以张之洞、张佩伦为首的唐宋兼采派和以李布圣、曾广钧为首的西昆派存在,另一方面,以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丘逢甲为首的诗界革命派则昭示着新文学曙光的到来。
文学批评
产生时期:先秦时期
代表人物:孔子、元好问、李渔
经典著作:《论语》、《论诗三十首》、《闲情偶寄》
中国的文学批评,滥觞《诗经》所处的时代,即先秦。文学批评与先秦诸子学说关系十分密切,像天人关系、美善关系、文质关系、道意关系、诗乐关系、古今关系,后来都转变为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元素。《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奠基石。朱自清先生称之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同时,先秦诸子包括孔子、孟子、庄子、荀子等儒家和道家人士对这一论断存在着文学的共识。《礼记》、《孟子》、《庄子》、《荀子》、《左传》都有着几乎与《尚书·尧典》里相同的话语。孔子主张“仁”、“礼”、“乐”、“中庸”、“兴观群怨”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深远。他的文学批评以“尽善尽美”为标准,以仁学为基础,集中反映在《论语》中。《论语》评论《诗三百》的地方述18条之多。此外墨家注重论辩术,言辞逻辑方法,孟子的人性思想,荀子的全粹之美,《周易》的阴阳刚柔都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庄子的文学批评并非孔子式的有针对性的实际批评,而是理论批评,他的贵真、尚意、主天籁、倡物化对后代的文学批评影响极大。
汉代初期,黄老之术流行,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宗经尚丽求真美,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指导思想。由于楚辞学的兴盛,汉代文学批评体式突破了先秦零散的评论,向有意识、有系统的文学批评过度。西汉的《诗大序》、刘安《离骚传》、王逸《楚辞章句》是中国早期的文学批评专著,但批评对象较为单一。汉赋的批评在武帝时开始兴起,《史记》里,司马迁就批评司马相如的赋“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班固《汉书》、王符《潜夫论》、扬雄《法言》、王充的《论衡》都对赋进行了文学批评,但很少有人对其给予公允的分析和评价。
建安七子图
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见《典论·论文》)。“建安七子”之文都具有梗概多气的建安风格,后被誉为“建安风骨”。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批评从重“诗言志”转向“诗缘情”,从此,这两大学说成为中国诗歌乃至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点,奠定了“抒情言志”的传统;其次,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关系更加密切,比如曹丕既是文学家,也是理论批评家,相似的还有陆机;然后,文学批评与学术文化的关系日渐清晰,因为文学的独立,所以文学批评与魏晋玄学、印度北传的佛教、道教、永明体的声律等,相互影响,促进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最后就是文学批评家与文学理论批评专著的大批出现,像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都确立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独特样式和途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外,像“建安风骨”、“正始之音”、“魏晋风流”等也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标准之一。
唐朝是诗的黄金时代,所以唐代文学批评首先重在论诗,讲对偶,重法度,注意格律的批评。此外,唐诗的理论批评主要分为两派,一重兴寄,主风骨,这属于儒家学派,由陈子昂、殷、杜甫直到元稹、白居易、皮日休,像“汉魏风骨”之说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映出对诗文思想内容,社会价值的重视;另一派重意象,主神韵,缘于佛教蕴藉。唐朝的文学批评著作主要分为书序体、格式体、论诗绝句体,前者代表作有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河岳英灵集序》、白居易《与元九书》等;格式体较著名的殷有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论诗绝句体以杜甫《戏为六绝句》为首创。
宋代崇雅尚理重文,文化最为发达。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宋代最具特色的文学批评体式是“诗话”。近代学者陈一冰《诗话研究》说:“诗话,文学批评之一种也。”它是中国文学批评专门化的产物。诗话之后,又产生词话、曲话、文话、小说话、剧话等,壮大了文学批评的种类,打破了《文心雕龙》大一统式的文学理论批评格局。宋代文学批评以“理”为尚,尊杜崇韩,批评的方向更明确,幅度更强烈,更有针对性。如张戒《岁寒堂诗话》批评苏黄诗风,指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贬斥他们为“诗中一害”;严羽《沧浪诗话》抨击当时江西诗派,打出扬唐抑宋的旗帜。此外,以禅论诗也是宋代文学批评的一大特点,为后世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
金元时期,元好问的文学批评较为著名,代表作是他的《论诗三十首》以及对杜诗说的创立。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是一部杰出的纪传体文学批评著作,它以人为纲,以论为主,以兴象、风骨、格力、体制为标榜,同时注意到佛教、道教对文学的影响,观点独特鲜明。钟嗣成的《录鬼簿》则开戏曲批评著作的先河。文中表现出对戏曲家(当时不入流)的推崇和赞扬,具有挑战传统文学的意味,也反映时代风气的转变。
明清两代,文学批评徘徊在复古和崇今、褒唐与抑宋、重情与尚礼之间。关于诗文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虽然有很多阐述,但难超出魏晋南北朝唐宋以来的苑囿,影响大部分是仅限于当时。这一时期最具特点、在文学批评史上地位最高的是小说戏剧理论批评。著名的作品有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汤显祖《牡丹亭题词》、吕天成的《曲品》、徐渭的《南词叙录》、《金圣叹评天下六才子书》、《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张竹坡评金瓶梅》和李渔的《闲情偶寄》。此外,一些笔记,如王世贞《艺苑卮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和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是很好的文学批评著作。
文学体裁之骈文
繁盛时期:魏晋南北朝、盛唐、清代
特点:对偶句式、语言精丽、用典贴切
代表人物:鲍照、陶弘景、王勃
骈文,也称骈俪文、骈体文、四六文,或简称骈俪、骈偶、四六,是一种通篇对偶或以对偶句为主构成的文章。骈本指两马并驾,俪本指夫妻成双,这两字形象地反映出骈文讲求语言的平行和对称。成熟时期的骈文,以骈偶、用典和讲究声律为主要特征。
骈文的名称来自唐代柳宗元的《乞巧文》里的“骈四俪六”一句,成为一种真正的文体却是在魏晋时期。在这之前,骈文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周易》和《老子》中关于阴阳刚柔及“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认识,表明古代先哲早已注意到对称之美。这种认识导入文字后,就形成了一种工整的具有对称工式结构的和谐美。汉字的单音只义的特点又易于使语句齐整,组成形、音、义三者整齐、对偶的句式。这些是骈文形成的基础。
骈文的对偶句式在《尚书》里已经出现,“九州攸同,四既宅”(《禹贡》),“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尧典》)这样的句子都是对仗工整、排列整齐、典雅悦耳的句子。春秋战国时期,骈俪句式大片大段出现,广泛见于辞令、说辞、论辩之中,在《左传》、《国语》、《孟子》、《庄子》中体现得很突出。战国后期,诸子散文由语录体转入论著体,而合纵连横之风更是对文章的骈俪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骈俪句式被广泛运用于逞辞激辩的文章中,偶对之句联翩而出,汪洋恣肆,气势磅礴。这方面,《荀子》和《战国策》最有代表性。随后的秦代,最著名的就是李斯的《谏逐客书》,开头数句,骈散相间,自“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以下,直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一连数十个骈句,十分工整。清代李兆洛编选的《骈体文钞》将它视为骈文初祖。
文学纪事
前14世纪 《周易》卦爻辞传说为商代后期作品,其中关于阴阳认识导入文字后成为骈文形成的基础。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贾谊、晁错生于是年。
汉桓帝延熹三年(159年)蔡邕被征召赴京,称病而归。他的碑铭为后世骈文立格。
汉献帝十二年(203年)“建安七子”活动于此年前后,其文大都骈散相间。
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鲍照擢为国侍郎。是年,作骈文《登大雷岸与妹书》。
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萧子良移居鸡笼山西邸。与范云、萧琛、萧衍、任、王融、沈约、陆以文学亲侍,号为“八友”。江淹、范缜等亦为西邸文士。
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初唐四杰”王、杨、卢、骆活动于此时。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登进士第。他的骈文极具特色,有文集传世。
宋仁宗嘉年(1059年)欧阳修、王安石、梅尧臣、苏洵、苏轼、苏辙均活动这一时期。他们的骈文后世称为“宋四六”。
清圣祖康熙十八年(1679年)开博学鸿词科,应试者143人,取陈维崧、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闰章、尤侗等50人。
清高宗乾隆五十九(1794年)汪中卒(1744~1794年),年五十,著有《述学内外篇》、《广陵通典》等。
骈文之成形
汉朝初年,贾谊的《过秦论》和晁错的《言兵事疏》、《论贵粟疏》有的排比铺陈,有的全是骈句,有的骈散相间,但他们的文章语句仍不够整齐,对仗还显牵强。真正显示浓厚骈俪色彩的是邹阳的《上吴王书》和《狱中上梁王书》,虽然也具备战国后期文章的风貌,但骈俪色彩增浓,后世论家多将邹阳文章视为骈文的起始。
东汉后期,文风转向绮靡华丽,散文中骈句增多。清代王运说:“骈俪之文起于东汉。”(《湘绮楼论文》)后世骈文家认为蔡邕的碑文在这一时期成为代骈文立格的文章,这在他的《郭有道碑》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遂考览六经,探综图纬,周流华夏,随集帝学,故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于是缨绥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
就句式看,这都是标准的骈句,先后取典故于《周易·乾》、《论语·子张》、《大戴礼记》,声律和谐,辞藻华丽。
汉魏之际,骈文趋于成体,文风也受时代影响显得慷慨悲凉,清远洒脱。曹植、曹丕、建安七子以及竹林七贤都是这时有成就的骈文家。曹植作品感情丰富,词采靡丽,因其一生备受猜忌,故而文风恣肆奇崛,《求自试表》集中体现了如上特点。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为写给故人之作,不假造作,情深意长。二曹的文章都体现了早期骈文的特点:不刻意讲究对偶,不故意雕琢文句,典故少,自然成文。建安七子皆能骈文,成就较高的是孔融、陈琳和徐。孔融的文章以《荐祢衡表》和《与曹公论盛孝章书》最有名,两篇骈散兼行,文情并茂,骈俪色彩很浓。陈琳擅长章表书记,其中《为袁绍檄豫州》最具代表性。此文引古证今,音调铿锵,用典天然无迹,色浓而味腴。此外,七子中的王粲、徐、刘桢、阮也有不错的骈文传世;应的弟弟应璩(190~252年)以文藻秀丽冠绝当世,其文章《与侍郎曹长思书》用典繁复得体,句式整练,对仗工整,对后来南北朝的骈文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嵇康的《养生论》、阮籍的《达庄论》、刘伶的《酒德颂》大都骈散相间,深受辞赋的影响。
骈文之成熟
晋代,骈文进入成熟阶段,体式迅速扩展为序、论、颂、议、碑、书、诔、策等许多种类,单篇文章中骈俪句式明显成为主体,骈句对仗工整,语言精丽,声律流转,用典贴切。西晋骈文家,首推潘岳和和陆机。潘岳(247~300年),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人,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传世作品如《杨荆州诔》、《夏侯常余侍诔》、《马督诔并序》等,骈句音韵和谐,工整流利,“辞采绝丽”(《晋书·潘岳传》)。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曾任平原内史。骈文到陆机这里,凡赋之外,表、笺、书、论、策、议、碑、吊文、颂、连珠等,全部采用,可以说无体不备了。陆机最为人称道的是《吊魏武帝文》、《谢平原内史表》、《荐戴渊疏》、《辨亡论》和《豪士赋序》。两晋之际的刘琨(271~318年),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其《答卢谌书》、《劝进表》都是相当工整的骈文。东晋前期骈文作家中,郭璞以奏疏闻名,葛洪以《抱朴子》传世。后期,孙绰(314~371年)的骈文《谏移都洛阳疏》分析形势,直言劝谏,为人称道。另一篇颇为后人传诵的是庐山诸道人的《游石门诗序》,文中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互相穿插,又以散句调整节奏,反映出趋于完备的骈文的基本形态。不仅如此,它的山水入人心的倾向对南北朝以至后世的骈文创作有相当影响。
南北朝时期,骈文体式完美,进入了最为繁荣的阶段,在句式上,不仅讲究对偶,而且将偶句归纳为言对,事对,正对,反对等类型加以研究。句的字数也趋向骈四俪六,南朝宋刘勰的《文心雕龙·章句篇》:“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变也。”在声律上,骈文也开始强调平仄的配合。其他用典、比喻、夸饰等等技巧,在《文心雕龙》中都有详细论述。
刘宋是文风转变的重要阶段,骈文开始刻意追求词采、对仗、用典。颜延之(384~456年)的文章就以用典繁密,词采华艳著称,如其《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就是一篇“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文辞富丽的作品。鲍照(约414~466年),字明远,东海(今江苏涟水)人,世称鲍参军,他是骈文高手,其代表作《登大雷岸与妹书》是一封家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以书信形式写出的骈文之一。清学者许称其“烟云变幻,尽态极妍,即使李思训数月之功,亦恐画所难到”《六朝文》,并非过誉。此外,鲍照的《瓜步山文》、《石帆铭》都是广为传诵的名篇。
骈文之鼎盛
齐梁时代是骈文的鼎盛时期,几乎所有作家都写骈文,同时,骈四俪六,平仄相间,隔句作对也日渐定型。孔稚的《北山移文》、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是此时内容充实,形式完美的优秀之作。
孔稚(447~501年),字德璋,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北山移文》讽刺先隐后仕的人物,揭露世态,辛辣快活,文中以四六句为主,五、七言及散句相间而出,自然流畅,用典十余处浑然无迹。许说它“炼格炼词,语诱精辟”(《六朝文·卷八评注》)。南朝齐的骈文还有王融(467~493年)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谢(464~499年)的《拜中军记中室辞随王笺》、沈约(441~513年)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都是广为传诵的名篇。
梁代,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雅好和提倡骈文,促进了这一文体的更加繁荣。这期间成就较高的作家除上文介绍的以外,还有江淹、刘勰、徐及庾肩吾等。
陶弘景(452~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市)人。他的骈文最负盛名的是《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虽用骈体,但多有直叙白描的散句,不拘对偶工整,语言流丽,描绘细致入微,确为山水文学之珍品。同样的佳作还有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吴均(469~520年),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除《与宋元思书》外,他的《与施从事书》、《与顾章书》也写山川写物,清隽可喜,时人称为“吴均体”。
丘迟(464~508年),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其代表作是《与陈伯之书》。陈伯之原为梁江注州刺史,受人挑拨,起兵反梁,投降北魏。梁天监四年(505年),萧宏率军北伐,陈伯之驻守寿阳,两军对垒。丘迟当时是梁军中的谘议参军,受命写了这篇文章,使得陈伯之率部归顺梁朝。文中的“将军松柏不剪,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都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句。
六朝骈文的集大成者是徐陵和庾信。徐陵(507~583年),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徐之子,出使北朝曾被扣留,南归后任陈。他的骈文以轻靡冶艳为主,声律娴熟,用典出神入化,“辑裁巧密,多有新意”《(南史·徐陵传》)。最著名的作品是《玉台新咏序》,这是一篇为自己编辑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作的序言。文章在格式上基本由四六句组成,多为四六句隔作对,严整精工中见流动之势。另一位骈文家是庾信(513~581年)。他字子山,是骈文高手庾肩吾的儿子。在出使北朝的时候,被终身羁留。他的前期骈文如《梁东宫行雨山铭》、《至仁山铭》、《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都与父辈风格相近,后期正如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一样,显得慷慨悲凉。其代表作是《哀江南赋序》。这篇序文抒发亡国之痛,感慨梁朝帝王的过失,情思摇荡,畅达自然,是骈文中的精品。骈文到徐陵和庾信的手中,已臻完美。他们的作品被视为骈文典范,供后人取法和仰慕。
骈文之律化
由隋至唐初,骈文一方面沿袭南北朝的格式,另一方面律化明显。最能代表骈文律化特点是“初唐四杰”王、杨、卢、骆。王勃(650~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律)人,曾任朝散郎、虢州司功参军等职,最后在赴交趾探亲时渡海溺水而惊死。他的骈文最著名的是《滕王阁序》,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广为流传、最脍炙人口的一篇文章。其中名句极多: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这篇文章主要用四六言且合于平仄,音调铿锵,一气呵成,既有怀才不遇的失落,壮志难酬的不平,也有安贫知命的达观和飘零他乡的愁烦,不仅代表了初唐骈文完全律化的倾向,而且真实反映了初唐时期大部分文人思想情绪。
骆宾王(640~?)是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曾任临海县丞,后随李之孙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兵败不知下落。当时军中檄文皆出他手,最有名的一篇就是骈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此文首先写武则天的残暴和政治阴谋,次写讨伐武则天的目的与决心,然后号召朝野人士当机立断,加入讨武行列。最后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作结。全文集议论、叙述、抒情于一炉,错综变化,活泼跳脱,给人一种神完气足,挥洒自如的感觉。
“初唐四杰”中的杨(炯)、卢(照邻)也是颇有成就的骈文家。杨炯(650~?),华阴(今陕西华阳)人,代表作有《王勃传序》、《送并州上人诗序》等。卢照邻(635~689年),字升之,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代表作有《杨明府过访诗序》。他们的骈文格式精美,内容充实,律化色彩很浓。
盛唐时期,骈文开始出现散化倾向,追求流利平易,典故少,着力于一种浑融自然又不失雍容大度的风格。这中间代表性的作家有张说、苏、李白、李华。张说(667~730年)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官至中书令,封燕国公。苏(670~727年)字廷硕,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武则天时被封为许国公。二人均以文辞见长,朝廷制诏多出二人之手,时称“燕许大手笔”。他们的骈文,气势深厚,卓尔不群。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是盛唐时期的骈文名篇: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叙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文虽短小,但明白晓畅,有律化的特点,也有散文化的倾向。
李华(715~774年)的《吊古战场文》是散化骈文中的名篇,作于天宝末年作者以监察御史奉使朔方后。全文以四字句为主,间以六、七言,还夹入骚体文,骈散相随,铿锵可诵。
春夜宴桃李园图 清 黄慎
此图绘唐代大诗人李白与诸高士夜宴赋诗的情景,五位高士围案而坐,有人观诗,有人吟哦,有人捧杯,有人凝思,神态各异。左边三位女乐抚琴吹笛,为高士们奏乐助兴,另有两小童一捧杯一隐现,整幅画线描流畅,设色淡雅,情趣盎然。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是盛唐时期的骈文名篇。
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骈文势力大大削弱。但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同样也受到骈文的影响。韩愈的《进学解》便是一篇骈俪色彩很浓的文章;柳宗元的表启等作品,也多是骈文。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说柳宗元“以古文之笔,而炉鞲于对仗声偶间”,“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骈文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散化趋势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作家是陆贽(754~805年)。他字敬舆,苏州嘉光(今浙江嘉兴)人,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谥宣,世称陆宣公。他的骈文最负盛名的就是将古文的文法用于骈文,不用典,不征事,言事周密详尽,说理细致入微,开辟了骈文的新境界。《奉天论尊号加字状》、《奉天改元大赦制》、《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可视为其骈文的代表作。
中晚唐时,王朝中兴梦已灭,国力衰弱,古文运动式微,律化的骈文重新抬头,这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李商隐。他(813~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他一生仕途不利,只当过些小官职。他曾将其骈文作品汇编成《樊南甲乙集》,名之曰“樊南四六”。后世称骈文为“四六”即来于此。他的骈文大部分为律化的,也有散文化的,代表作品有《上河东公启》、《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祭小侄女寄寄文》。
“宋四六”
经五代入宋,骈文依然广为采用。南宋文人洪迈说:“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容斋三笔》卷八)。宋初诸家,多学“初唐四杰”、“燕许手笔”或“三十六体”,恪守唐人规范,律化与散化并行。真正体现宋代骈文特点是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及“苏门四学士”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以欧阳修的《上随州钱相公启》、《蔡州乞致仕第二表》,苏轼的制诰和表启,曾巩的《齐州谢到任表》、《襄州谢到任表》,王安石的《答吕吉甫书》,秦观的《贺吕相公启》、《贺元会表》,晁补之的《亳州谢到任表》,散化色彩都非常浓厚,后世称为“宋四六”。
南宋的骈文保留了“宋四六”的众多特点,格律较欧阳修、苏轼的骈文更讲究,平易自然。前期的第一位代表作家是汪藻。他(1079~1154年),字彦章,饶州德兴(今江西德兴)人,南渡后拜翰林学士,后升显谟阁学士。他最杰出的文章是为隆太后代笔册康王为帝的文告《皇太后告天下手书》及代高宗写的《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这两篇文章用典贴切,文情激越,固“格律精密”,而“擅绝一时”(《四库提要》),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南宋其他的骈文名家还有王十朋(1112~1171年)、孙觌(1081~1169年)、杨万里(1127~1206年)、周必大(1126~1204年)、刘克庄(1187~1269年)、方岳(1199~1262年)、王炎午(1252~1324年)等。杨万里的《答赵守启》、《回韩抚州贺年启》都是相当典型的“宋四六”风貌,同时格律相当精严。周必大的《岳飞叙复元官制》是他最负盛名的骈文,是为抗金名将岳飞平反昭雪的敕文。王炎午字鼎臣,序陵(今江西吉安)人,曾随文天祥抗元,宋之后隐而不仕。他的《生祭文丞相文》可视为南宋骈文的压卷作。
骈文之衰弱、复兴与衰亡
元明两代,因政治上的原因和文学上的复古思想,骈文呈衰弱之势,名家名作很少,较著名的文章有汤显祖(1550~1616年)的《答李乃始》、张煌言(1620~1664年)的《祭平夷侯周九苞文》、黄淳耀的《上座师王登水先生启》、牛金星的《讨明檄》、陈子龙的《讪蜂文》。
清代骈文全面复兴,体例繁多、内容广泛。《清史稿·胡天游传》说:“俪体文自三唐以下,日趋颓靡。清初陈维崧、毛奇龄稍振起之,至天游奥衍入古,遂臻极盛。而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辈继起,才力所至,皆足名家。”
清初骈文家最有名的是陈维崧和毛奇龄。两人都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而授翰林院检讨。陈维崧著有《俪体文集》10卷,措词绮丽,用典繁密,情韵类似魏晋骈文。近代学者谢天量在《骈文指南》说:“清朝乃有以四六名家者,陈其年最号杰出。”毛奇龄(1623~1713年),字大可,号初晴,萧山(今浙江切山)人。他的骈文不多,但大多斐然可观,风格疏宕俊逸,雄浑遒劲,较好的作品有《平滇颂序》、《沈云英墓志铭》。
乾隆、嘉庆两朝,是清代骈文创作最为繁盛的时期,名家辈出,佳作纷现。余波所及,直至道光朝前期,较有名的作家有胡天游、杭世骏、邵齐焘、吴锡麟、纪昀、袁枚、曾燠、洪亮吉、孙星衍、汪中、刘嗣绾、李兆洛、阮元、彭兆荪等。
胡天游(1696~1758年),一名,字稚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虽仕途不利,但生逢盛世,才华横溢,多将不宜作的题目写得酣畅淋漓,故而名噪一时。其《大清一统志表》、《玉清宫碑》、《禹陵碑铭》、《赵开府碑》等,都是相当著名的作品。与胡天游同时的杭世骏(1675~1772年)、邵齐焘(1718~1769年)、纪昀(1724~1805年)也是颇有影响的骈文家。《东域杂记序》、《答王芥子同年书》、《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分别是他们的代表作,或清丽,或典重,情文并茂。
胡天游稍后一段时期,成就较高的骈文家是袁枚。他反对轻视骈文的倾向,所著的《小仓山房外集》、绝大多数都是骈文。这里面最著名的当是《上尹制府乞病启》。此信是袁枚写给其座师两江总督尹继善的信。当时尹继善保荐袁为高邮知县,未获批准,适逢母患病,袁枚即上书乞养归山。文中既动之以情,又诉之以理,极富感染力,是一篇极为感人的抒情骈文。
与袁枚风格相近的骈文家是吴锡麟(1746~1818年)。他字圣征,号谷人,官至国子监祭酒。他的骈文《航坞山居记》、《答成亲王启》都是清新流利的佳作,与南朝的吴均、陶弘景的山水小品有神似之处。
乾嘉年间,江苏常州出现了一批骈文家,著名人物有洪亮吉、孙星衍。洪亮吉(1746~1809年),字君直,号北江,官翰林院编修。他的骈文用典多而不觉繁缛,格调清新,凡书、序、启、记、诔、吊、铭、碑、谒、七招、连珠,众体俱备。《八月十五日夜泛舟白云溪诗序》是其最为人称道的作品。文中全用白描手法,写景细腻,有苏东坡《前赤壁赋》的影响。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号渊如,历官山东督粮粮道,权布政使。他也有不少好作品传世,如《国子监赵君妻金氏诔》、《洪节母诔》等,都很受称赞。
与洪亮吉齐名的是汪中,汪中(1745~1794年),字容甫,江都(今江苏扬州)人。他学问广博,绝意仕途。汪中最著名同时也可能是清代骈文史上最杰出的作品是《哀盐船文》。文章描述了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江苏征盐船失火事件,第一段总叙失火,二、三段具体记叙,第四段表达对死难家属的祈祷。无论写景抒情,都显得挥洒自如;既讲究声韵对仗,又追求用典。杭世骏为此文作序,以之与晋左思《三都赋》、唐李华《吊古战场文》相提并论。此外,汪中的《自述》最能显示个性与情感,是自伤身世之作。汪中在清代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如刘台拱《〈遗诗〉题辞》所说,“钩贯经史,熔铸汉唐,闳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
晚清时期,骈文创作已是落日余晖,渐趋衰亡,代表作家有李慈铭(1830~1894年)和王运(1833~1916年)等。总体上看,他们的艺术成就均未超过前人。“五四”运动兴起后,骈文也和古文一样,成为历史的陈迹。
文学体裁之赋
繁盛时期:汉代、南北朝、唐代
特点:直书其事、寓言写物
代表人物:司马相如、枚乘、杜牧
在中国文学史上,赋是一种特殊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混合体。赋本是“风、雅、颂、赋、比、兴”诗歌六义之一,最初的意思为一种文学表现的态度和方法,并非一种文学体裁。从《诗经》到屈原的《离骚》、《九歌》、《招魂》,诗的范围扩大了,铺叙丰富了,主客问答的体制产生了,这都为赋的出现做好了准备。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这道明了诗衰赋作的原因。班固又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南朝宋刘勰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者也。”这里他们阐述了赋的源流和发展趋势。西汉司马相如《西京杂记》中说:“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刘勰《诠赋》道:“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钟嵘《诗品》道:“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这里他们解释了赋的性质和特色,也显现了赋的最大缺点和最大优点:缺点在于后世赋家专注于铺采文,繁花损枝,词虽丽而乏情,文虽新而无本,空洞无物;最大的优点就是直书其事,寓言写物,同华丽词藻相融合,天衣无缝,这在几篇好赋作中有所体现。
最早创作赋并有作品留传至今的是战国时期的荀子。荀子的作品集《荀子》32篇中有《赋篇》,原有10篇,今存《礼》、《知》、《云》、《蚕》、《针》5篇,赋中采用隐语方式,铺陈夸张,韵散兼施,并运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意趣盎然。这些形式为后来的汉赋所继承,成为赋体文学的基本样式。
荀子殁后,屈原、宋玉等南方楚国的文人对赋的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汉代流行的楚辞类作品都依傍于屈原(西汉刘向曾编集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人摹拟的作品,署名《楚辞》),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重在咏物抒情,格调近于《离骚》。这类作品与后出的新体赋合流,总称辞赋,简称赋。另一位文学家宋玉则是第一位作赋大家,有赋16篇,较著名的有《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神女赋》、《高唐赋》、《对楚王问》等。这些作品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别具特色,对后世作品产生过很大影响。《风赋》通过描述两类性质不同的风,使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讥讽谄谀兼有,极尽铺陈描摹的能事,辞藻华丽,众多特点已具汉代散体大赋的雏形。
汉赋
汉代初年,高祖刘邦及功臣萧何、曹参皆为楚人,一时楚风流行于朝廷。在文学方面,贾谊是促进汉代文学繁荣的最重要的作家,他的政论出色,赋也情理深致,独步一时。《吊屈原赋》、《鸟赋》是贾谊怀才不遇的情绪表现,前者透露出他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后者阐明了自己对生死、祸福的态度,两者都以骚体写就,堪称汉初赋的代表作。
汉赋新体制的真正确立是从枚乘的《七发》开始的。《七发》是以七事启发楚太子,是劝戒膏粱子弟的成功之作,借鉴先秦文学,沿袭《楚辞》铺排之风,辞藻繁富,实为一篇完整的新体赋。七段成篇的赋更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文体,号称“七体”。自《七发》之后,作者云起,枝附影从,傅毅有《七激》,张衡有《七辨》,曹植有《七启》,成就都不如枚乘的首作。
汉武帝时期,汉代文学进入盛期,作家众多,所作的赋的数量多于其他时代,题材广泛,艺术水平高。更出现一批足以代表这一时代的作家。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年)是众多赋家中最为伟大的一位。他字长卿,慕蔺相如为人,易名相如,蜀郡成都人。他口吃而善为文,杰作有《上林赋》、《子虚赋》、《长门赋》。这些赋是汉代散体赋的成熟之作。作品气势恢宏,波澜起伏,同时又气脉贯通,一泻千里,更用长短句并行,文采斑驳陆离,多方面超越古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汉代赋的典范,后世赋的楷模。与司马相如同一时代的东方朔和枚皋也都是极有才华的文学家,前者滑稽多智,诙谐放荡,以《答客难》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开这类赋的风气;后者是枚乘的庶子,才思敏捷,史称其作可读者百二十篇,但多为应诏之作,后世罕有流传。
汉代宣帝、成帝时,文坛学汉武帝时文风,文学之士竞学司马相如,赋体文学持续兴盛和发展。这个时候,较为成熟的作家,相对成功的作品,比前代为多,以赋名世且影响后代的当推王褒(前88~55年)和扬雄(前53~18年)。王褒的《甘泉赋》、《洞箫赋》“辩丽可喜”、“虞说耳目”,以善于描摹物态著称。扬雄早年好辞赋,40岁前居蜀,作有《蜀都赋》,开后世京都赋的先河。成帝时,扬雄以文才为朝廷征召,侍从左右,时时作赋讽谏,作品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最为著名。扬雄赋驰骋想象,铺排套饰,同时又典丽精湛,词语蕴藉。
司马相如像
两汉之际社会动荡,到东汉初期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不回长安,引起朝野震动,文坛注意。杜笃(?~78年)在他的《论都赋》中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历述汉王朝发展变化,证明长安实乃王气的所在,定都洛阳只是权宜之计。这篇作品成为东汉赋风转变的重要标志:赋开始将以往天子庙堂、诸侯王公的生活题材转化为关乎国家、社会、民生的重大问题。从杜笃开始,以都邑为题材的作品开始兴起。规模宏大、成就突出、影响最深的首推班固(32~92年)的《两都赋》,它成为京都赋的最佳范例。《两都赋》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虚拟“西都宾”和“东都主人”,讽刺西都的品物之美,赞扬东都的制度之美,汪洋恣肆与平正典实并现,带有鲜明的理想化色彩。
东汉中期,继承都邑题材并有所发展且取得一定成就的是张衡(78~139年)的《二京赋》。此赋拟班固《两都赋》而作,也以《西京赋》、《东京赋》构成上下篇,在作品的体制、规模上超越前贤,铺陈面面俱到,以其宏大被称为京都赋的极致。与《二京赋》相比,张衡的抒情小赋则更具开创意义,对之后1800年的辞赋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方面作品的《思玄赋》和《归田赋》意义重大,两篇都作于张衡50岁以后,陈述自己遭诋毁却不肯屈于流俗,遂访先贤探求人生玄理,追求适合自己理想的生活乐园和想象空间。《归田赋》是中国汉代第一篇较成熟的骈体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之乐的作品。
东汉后期,蔡邕(132~192年)在抒情赋方面最有成就,所著的赋大抵将锋芒直指人事,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今存完整者有《述行赋》、《青衣赋》、《短人赋》等。赵壹的抒情小赋则最具针对性,《刺世疾邪赋》对汉末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超过了“怨刺”文学的界限,更接近于诗人的出离愤怒,这在整个汉赋中都极为少见。
魏晋之抒情赋
魏晋时期,沿着东汉以来抒情赋发展的方向,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这一时期的作家常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表明了诗赋相互影响的深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王粲的代表作是《登楼赋》。此赋是在王粲不受荆州刘表重用的情况下,于当阳城楼望远销忧时创作的,即景抒情,情景交融,标志着抒情小赋在艺术上已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与“建安七子”星光并耀的是三曹。三曹中的曹植诗、文、赋俱佳,存赋45篇,皆体制短小。其中最有名者,当推《洛神赋》。此赋构思与手法受宋玉《神女赋》的启发,描绘对洛神的追求与幻灭过程,词采华茂,对偶工整,名句迭出,对后来骈赋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影响。此后,阮籍的《猕猴赋》、嵇康的《琴赋》、向秀的《思旧赋》,或以物喻人,或情理兼备,或语短怨深,都表达了在政治压迫下文人内心的苦闷和尴尬难言。西晋太康时期,赋家辈出,诗歌中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也多是赋中的优秀作家。张华(232~300年)的《鹪鹩赋》,陆机的《文赋》,潘岳的《秋兴赋》、《怀旧赋》,左思(252~306年)的《三都赋》都是赋中名篇。这些赋大多兼用骚体、散体和骈体,辞采清丽,音韵和谐,已开六朝骈赋先声。
东晋偏安江南,清谈之风更盛,山水进入辞赋,于是便有郭璞(276~324年)的《江赋》、木华的《海赋》和孙绰(314~371年)的《游天台山赋》出现。这些作品颇有才情,但都无法遮掩住陶渊明辞赋的光芒,虽然他今存辞赋仅三篇:《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和《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辞》最为著名,久享盛誉。
南北朝赋之流变
南朝为宋、齐、梁、陈四代,文坛沿着魏晋文章追新逐丽的趋向继续发展,呈现阶段性的特点。
宋文帝时立玄、儒、文、史四学,文学独立性得以明确。在元嘉时期,文坛出现“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谢灵运的诗歌创作才高词盛,富艳难踪,而以山水为题材的《岭表赋》、《长赋》、《山居赋》诸作,状物写景,选字修辞都和他的山水诗成就相呼应。颜延之以骈文见长,所作《赭白马赋》反映了骈赋技巧的进一步成熟,但已呈现雕琢过甚的痕迹。鲍照是刘宋时期最有成就的赋家,今存赋10篇,抒情写景状物,贯注了人生的苍凉和深沉。其中最为史家推重的是《芜城赋》。同期较有特点的作品还有谢惠连(393~433年)的《雪赋》和谢庄的《月赋》。
齐梁时期,骈赋愈见成熟,著名赋家有沈约(441~513年)、萧绎和江淹(444~505年)。江淹的赋,别具一格。因为江淹有历仕宋、齐、梁三朝的背景,所以历尽兴衰,赋写到人生别恨,广及帝王别恨、名将别恨、美人别恨,谋臣别恨、名士别恨乃至孤臣、庶子、迁客的别恨,直说得缕缕入情,荡气回肠。《别赋》有一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恨赋》有一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两赋同是江淹的代表作,用词平白自然,典故生动易懂,在南朝文坛中风格迥异。
北朝文学,除民歌外,乏善可陈,最有名的赋家是由南入北的庾信。庾信(513~581年)字子山,南阳新野人。早年出入梁宫廷,作有《春赋》、《灯赋》、《镜赋》,风格细丽。梁元帝时,庾信出使西魏,被强留北方,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虽官高、位重,不免有离别之苦、乡关之思、亡国之悲、移节之耻,赋及诗的风格为之一变,变为沉郁苍劲。他的《枯树赋》、《小园赋》、《邛竹杖赋》和《哀江南赋》都作于入北后,其中的思想感情,都复杂而深沉。《哀江南赋》叙述家风世德、个人际遇,同时陈述梁室盛衰,抒写国破家亡的心态,抒发矛盾痛苦的心情。赋前有序,序有句云:“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里东汉冯异和荆轲的典故无疑都铺衍着作者内心里的忧愤世界。《哀江南赋》情文兼重,不同于六朝时期卖弄技巧、炫耀学问的骈赋,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集六朝文学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
唐宋赋之发展
初唐时期,赋于上层社会人士则为应诏奉和、歌功颂德的作品,于下层文人则是抒写怀抱、张扬个性的篇章。其中王绩(585~644年)的《游北山赋》、王勃(650~676年)的《涧底寒松赋》、骆宾王的(638~684年)《荡子从军赋》是当时有生存意义的赋的代表作,展现了对前代形式的继承和内容的变革。
盛唐诗坛,李杜光芒万丈,二人诗作春华秋实,各领风骚;赋作也自具特色。李白之赋以《明堂赋》、《大猎赋》、《大鹏赋》、《剑阁赋》为佳,立意学古人,下笔别具烈焰,气豪辞艳,俊迈飘逸,其中又以《大鹏赋》最能体现李白的浪漫个性和天才想象。杜甫之赋以天宝末年所献“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最为著名,结构效法汉代大赋,虚实并用,磊落惊人。李杜之前,张说(667~730年)有《江上愁心赋》,苏(670~727年)有《长乐花赋》,张九龄(678~740年)有《荔枝赋》,皆具备一定水准,可圈可点。李杜之后,萧颖士(708~759年)、李华(715~774年)和元结(719~772年)冲破骈俪的束缚,效仿古文体赋;萧颖士的名作是作于安史之乱第二年的《登故宜城赋》。李华的名作是以赋体写成的《吊古战场文》,元结的名作则是用寓言和问答方式写就的《说楚何荒王》、《说楚何惑王》、《说楚何王》三赋。萧作穿插写景、记事、抒情、议论,感时伤怀,颇为难得;李作感情激荡,用散文气势驾驭骈俪技艺,对后来杜牧的《阿房宫赋》深有影响;元作针砭时弊,文辞古朴,议论透彻清明,很有典型意义。
文学纪事
秦王政十年(前237年)荀子约卒于此年(约前298~前237),年六十。他的著作中首次出现“赋”这一名称。楚国的宋玉、唐勒、景差都活动于此时。他们的著作对汉赋有很大的影响。
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贾谊出为长沙王太傅,南渡湘水,作《吊屈原赋》。居长沙期间,又作《鸟赋》。
汉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年)枚乘作《七发》。之前一年,枚乘作《谏吴王书》。吴王不听,故与庄忌、邹阳往依梁孝王。
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司马相如作《子虚赋》。
汉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扬雄从成帝郊祀,作《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次年,作《长杨赋》。
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班固在修《汉书》的同时,作《两都赋》。
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张衡精思竭虑,作《二京赋》,历时十年。
汉灵帝喜平二年(173年)赵壹作《穷鸟赋》;为上计吏,作《刺世嫉邪赋》。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王粲与王凯、士孙萌南赴荆州依附刘表。期间,王粲作《初征赋》、《登楼赋》。
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曹植封雍丘王,朝京师。返程时,作《洛神赋》。
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左思《三都赋》改定,卒于冀州。陆机兵败被诛,有《叹逝赋》、《文赋》等留世。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辞彭泽令返里,作《归去来兮辞》。
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鲍照居江北,作《芜城赋》。
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年)庾信出使西魏,滞留北方。从此,他的文风变为沉郁苍健。《哀江南赋》是其代表作。
宋仁宗嘉四年(1059年)欧阳修作《秋声赋》。苏洵及苏轼、苏辙舟行出蜀至荆州。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在黄州作《赤壁赋》,又有《后赤壁赋》。此后,历南宋、元、明、清,赋仍流行于文人阶层,但已趋式微。
唐代从安史之乱后进入中期,由于社会发展和文学变故,辞赋创作空前活跃。柳宗元是唐代300年最有成就的赋家,只是这些成就都被他的古文成就光芒所掩盖。他存赋12篇,多是骚体。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柳宗元振兴骚体,使赋这一古老样式重现异彩。他的《佩韦赋》、《解崇赋》、《惩咎赋》、《囚山赋》都与他的经历息息相关,充分体现和表达了楚辞和骚体赋最有价值、最具光彩的精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与柳宗元并称“韩柳”的韩愈(768~824年)今存赋5篇,最为人称道的也是骚体赋《复志赋》和《闵己赋》。中唐时期与骚体赋双峰并峙的是律赋。在天宝以后,贞元以来,进士考杂文又专取诗赋,这大大刺激了律赋的兴盛。最有名的律赋作家是李程(766~842年)和王起(760~847年),前者以《日五色赋》考得进士,存赋20篇;后者以《庭燎赋》为人推重,存赋60余篇。同期的白居易(772~846年)和元稹(779~831年)也有相当特别的律赋。
晚唐五代,新文体赋得以形成,这类赋以“大半是论体”为特色,代表作是杜牧(803~852年)的《阿房宫赋》。赋前半部分极力铺写阿房宫的宏大与壮丽,然后就事论事,指出阿房宫才建就毁,在于掌权者丧失民心,进而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不能像秦国那样治理天下,避免重蹈覆辙。这篇赋立意高深,辞藻华美,音调铿锵,历来被视为新文体赋的第一篇代表杰作。
宋初,尚文蔚然成风。辞赋创作骈体和律体盛行,重要作家有徐铉(916~991年)、田锡(940~1004年)、吴淑(947~1002年)、张咏(946~1015年)等人。与这些赋家相比显得另类的则是王禹(954~1001年)。他提出诗文创作应“革弊复古”《(送孙何序》),作的赋以律体为主,兼有古文体和骈体。《藉田赋》为骈体,用语清雅,在夹叙夹议中并用散文化的对偶句,自然贴切,为宋代后来的律赋所效法。这一时期有成就的辞赋家还有:叶清臣(?~1051年),以《松江秋泛赋》见称;范仲淹(989~1052年),存赋25篇,以律体居多,《用天下心为心赋》、《临川羡鱼赋》等较有名。
北宋中期,政治改革带动和促进文学改革,辞赋创作出现新天地,最杰出者当推欧阳修和苏轼。欧阳修(1007~1072年)是北宋诗文创作的领军人,诗、文、词、赋兼擅。在今存的22篇赋中,骚、骈、律、文各体皆有,以《秋声赋》最著名。这篇赋取法古人,亦骈亦散,充满诗人的伤感和哲人的睿智,创建了一种崭新的模式,标志着辞赋史上形式最灵活,表现力最强的新体式——新文体赋的诞生。这种新诞生的赋到苏轼那里达到了最高的成就。苏轼(1037~1101年)诗、词、文、赋、书、画诸体兼备,现存赋23篇。文体赋是苏轼辞赋创作成就的最高标志,而前后《赤壁赋》又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前赤壁赋》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秋冬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写景空灵,怀古凄绝,议论充满理趣,三者合一,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清代古文家方苞曾说:“所见无绝殊者,而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闲地旷,胸无杂物,触处流露,斟酌饱满,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评注古文辞类纂》《)后赤壁赋》以写景记梦为主,也有妙语佳句,而境界难与前篇相匹配。
北宋中期重要赋家除欧、苏外,还有邵雍(1011~1077年)、周敦颐(1017~1073年)、司马光(1019~1086年)等一批学者型作家。受欧阳、苏影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1045~1105年)、秦观(1049~1100年)、晁补之(1053~1110年)和张耒(1054~1114年)。他们的辞赋受欧阳、苏影响很深,同时又是有各自特点:黄爱奇,秦求工,晁崇简,张尚意。
赋之式微
南宋以后的辞赋,逐渐式微,在形式和内容都有所固定,发展缓慢,真正能站得住的大家几乎没有。像南宋的李纲、杨万里、范成大、刘克庄,金代的赵秉文、元好问,元代的刘因、赵孟、虞集、杨维桢,明代的刘基、薛、前后七子、夏完淳,都有颇具特色的赋作传世,但已难出前代窠臼,难成气候。
清代,掌权者广开仕途,提倡程朱理学,网罗人才修史、整理典籍,整个社会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辞赋创作呈全面复兴,当然,这只是它的回光返照,黑夜前的几缕绚烂的晚霞。赋在这时的全面复兴体现在:一、数量多,光绪时鸿宝斋主人编的《赋海大观》得清赋15000余篇,而实际数目远非此数;二、品类全,骚体、诗体、律体、文体等一应俱备;三、赋集众,有自结集,有选编集,有历代全集,有本朝单集等多种形式。清代著名的赋家有陈维崧、朱彝尊、袁枚、张惠言、龚自珍、章炳麟等人。在此之后,辞赋退出文学创作的舞台,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