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天国瓦解

一、安庆之克

1.安庆之役

安庆是处于长江之滨的一座重要城市，也是太平天国的首府南京的重要屏障，湘军要进军南京，必须要先把安庆攻下，而一旦安庆被攻下，南京的形势也将非常危急，因此，太平天国一直派重兵对安庆进行防守。咸丰十年闰三月，曾国荃带领着一万多名湘军，开始准备进攻安庆。咸丰十一年八月，围困近一年半的安庆城在湘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失守了。

在湘军历史上，攻下安庆，其意义极其重大，它同时也极大地传播了湘军的名声。

当时，太平军对安庆这个战略重地也非常重视，因为它既保护了东边的天京，又是粮食等物质的供应枢纽，还是与捻军联络的据点。当时，约有八万多人的湘军，正在长江南北两岸分七路指向安庆、芜湖等地，打算上游胜利以后，以高屋建瓴之势攻占下游。他们计划宏大，来势凶猛，给人势在必得的感觉。然而，他们的计划却有很大的弱点，即他们在后方湖北、江西所剩的兵力空虚。这个弱点立即被洪仁看破了。洪仁最早信拜上帝会，但到咸丰九年三月（1859年4月）才辗转从香港来到南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朝政。第二年春，为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包围，他建议太平军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打湖州和杭州，引诱清军赴援，然后迅速回师，对江南大营进行全力攻击。洪秀全、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对他这一意见非常赞同，果然于5月间一举消灭了江南大营。洪仁看破了湘军后方空虚的弱点后，再次建议故伎重演，乘虚直捣江西、湖北，进夺武汉，这样就能把清军的兵力分散，从而解除对安庆的包围。

于是，陈玉成在北，李秀成在南，两人都顺着长江西行，约定于第二年4月在武昌会师。1860年9月30日，陈玉成率五万大军从天京出发，经庐江、桐城，攻占了湖北蕲水、黄州，于1861年3月17日直接向武昌进发。这时武昌城内，只有官文带领三千人进行防守。见太平军业已逼近，全城一片混乱，许多有钱人家都逃走了。本在病中的胡林翼立即慌了手脚，立即带领军队回去救援，但又要顾及安庆前线，因此长久的奔波而疲倦不堪。加上他本来就有肺病，时常吐血。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卯刻，湘军夺得安庆后，曾国藩在《克复安庆省城片》这一奏折中写的很客观：“楚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画图决策，商之官文与臣，并遍告各统领。”可惜，胡林翼已经躺在了病床上，无法进入已夺取的安庆，于八月廿六日亥刻与世长辞，年仅五十。曾国藩得知此事，沉痛地写道：“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刚好咸丰帝在七月十六日先于胡林翼驾崩，国丧刚过，故曾国藩在给胡林翼作挽联的时候，感到非常遗憾。挽联是这样写的：

逋寇在吴中，是先帝与荩臣临终憾事；

荐贤满天下，愿后人补我公未竟勋名。

再说，曾国藩住在长江南岸，分析长江北岸的形势，预计彭玉麟、李继宜回师湖北后，大批折回的太平军又将回转来对桐城、怀宁两地的清军大举进攻。他生怕正包围安庆的曾国荃定不下心来，乱了阵脚，故急于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七、初八（1861年3月17日、18日）给曾国荃接连写了几封信，叮嘱他必须先坚守五六天，等待鲍超部渡过长江增援他。二月二十二日（4月1日）又写信给曾国荃，对太平军进攻武昌的战略目的进行了准确的分析：“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接着，他又对坚守安庆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反复的说明：“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昌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壕墙不能守，则武昌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他向曾国荃指出了应该怎么做：“弟等一军关系天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等狗逆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能否保住上游武汉的有利形势，对于曾国藩、胡林翼来说，确是他们能否坚持在下游规略安庆，再图金陵的战略方针的关键所在。所以曾国藩于二月二十六日（4月5日）在给他两个弟弟的信中又说：“贼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江夏纵失，尚可旋得；安庆一弛，不可复围。故余力主不弛围之说。”

太平军守安庆，其策略在于守险不守陴。安庆之险在集贤关，因此太平军便将重兵都投入到了集贤关，以阻止迫近安庆的湘军。曾国荃则采用长壕法对付太平军，即在安庆城的城墙之下挖了两条很深很宽的壕沟，湘军居于两壕的中间，内壕的作用是围攻安庆，外壕的作用是抵抗增援的太平军，曾国荃也因此被人们称作“曾铁桶”。当时，安庆城内的一万多名太平军已被四万湘军围困了一年的时间。湘军在城外挖了三道长壕，使城内太平军很难从包围中突破出去，城外太平军也很难冲到城内增援城内部队。陈玉成虽然在菱湖筑垒十八座，又派了一千多士兵到城内帮助防卫，还向城内送去粮食，一时间把安庆的局势稳定住了，但由于从各地前来增援太平军的部队，包括从天京来援的洪仁、林绍璋部，从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和捻军，从庐江来援的吴如孝部，都在挂车河、练潭一带遭到了湘军多隆阿等部的狙击，无法会合陈玉成部。陈玉成在集贤关内孤军奋战，对曾国荃的围军根本无能为力。

湘军从咸丰九年底太湖之役吸取了经验，这次所采取的方法依然是围城打援。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地教给曾国荃一个个围城窍诀，教他必须恪守“坚静”二字。他说：“凡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不出队，不喊呐，枪炮不能命中者不许乱放一声。”他嘱咐两兄弟要在拼命坚守上既达成共识，又通力合作。他还对战事进行了一般性的概括总结，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守，壕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致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就在这个时候，曾、胡既布置多隆阿部在桐城一线对于东面来的林绍璋援军继续狙击，又从长江南岸调来鲍超部对于西面来的陈玉成援军进行狙击，还派胡达轩三营、成大吉七营分别进驻石牌和集贤关外，拖住太平军的后腿。他们的目的是要将安庆夺回来，而行动方向却是对太平军援军的有生力量进行打击和削弱。这个围城打援的战略，最初是胡林翼在太湖之役中提出的。他说：“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今日战功，破贼为大，复城镇为下。古之围者，必四面无敌；又兵法，十则围之。若我兵困于一隅，贼必以弱者居守，而旁轶横扰，乘我于不及之地，此危道也。然不围城，则无以致贼而求战。”这一策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它不但使湘军在太湖之役中取得了胜利，也使湘军最后在争夺安庆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当曾国藩听到五月初一日“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的消息时，他立即判断说，陈玉成部必会因此而气势大衰，并说：“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他特别注意刘林，这个人英勇善战，并说自己因为尊敬他的为人，所以称他为先生，“爱其人，故称翁”。并对曾国荃等人嘱咐说，不要让刘林这人跑掉了。刘林被俘获后，杨岳斌将他肢解，并割下首级送到安庆城下示众。刘林部覆灭后不久，集贤关内的八千多名太平军，也因孤立无援，先后在战场中丧了命。至七月，安庆城外所有的太平军据点都被消灭了。

陈玉成部因为多隆河在挂车河的狙击，无法援助城内的太平军，只得与洪仁、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杨辅清等率领的四万多名太平军，从湖北蕲州绕道过去，经宿松、石牌，于七月十五日（8月20日）再次向集贤关发动进攻。这时，安庆城内很长时间内都缺少粮食，但太平军战士还是列队西门上，遥遥地呼应着增援部队。陈玉成率部苦战了好几天，抱草填壕，虽血肉横飞，仍然不停止冲锋活动；城内饥惫之卒，几乎连举刀枪的力气都没有了，还奋勇杀出。可惜最终还是无法越过湘军的深沟高垒，不能会师。八月初一（9月5日）湘军轰倒北门城墙，蜂拥而入，城内到处都有人在屠杀、抢劫。陈玉成等遥见城内火光冲天，又带领部下进行了两次冲锋，却都失败了，方引军西去。

2.对待俘虏，格杀勿论

争夺安庆一役中死伤了三万多名太平军，城内叶芸莱、吴定彩等一万多人都被清军所杀害。安庆的失陷基本结束了安徽的战事，江苏和浙江便成了与太平军作战的主战场。后来，洪仁写道：“我军最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

安庆之克使湘军名声大振，然而他们在安庆之战中的杀戮却是极其残忍的。

早在咸丰十一年五月，太平军刘林部在安庆城外赤岗岭的战斗中败于湘军，其中有三个垒、千余名的太平军投降了清军。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兴奋，便写信给曾国荃，问他有没有把这些人都杀了：“不知刘林一垒究竟如何，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当他听说已经全部杀死了投降的太平军的时候，感到非常高兴：“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党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

优待俘虏、缴枪不杀，这在历朝历代的战争中都是大家遵守的规则，也是一支仁义之师所应该做到的。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他宁愿斩草除根，也不愿意优待俘虏，因为这种方法省事又实用。这对曾国藩来说是一条反动逻辑。他让别人也接受他的反动逻辑。如据唐浩明的《曾国藩》，在曾国荃带兵打仗之初，曾国藩即教他对于所有的太平军俘虏，都要格杀勿论。

如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给曾国荃的信中他就特别指出，既已带兵，就不应该害怕杀人太多：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多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幅巾归农，弟果能遂此志，兄亦颇以为慰。特世变旧新，吾辈之出，几若不克自主，冥冥中似有维持之者。”

因此，当安庆城被攻陷后，曾国荃就杀光了守卫安庆城的太平军，曾国藩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朝廷，并且在奏折中多次提到了“无一人得脱”、“围杀净尽”、“实无一名漏网”等词。

二、驻扎江浙

1.提拔左宗棠

在咸丰十一年八月业已夺得安庆的情况下，经营江浙便成为曾国藩的主要工作。也由此而造就了两位显赫一时的人物，一个叫李鸿章，一个叫左宗棠。

左宗棠比李鸿章晚到曾氏幕府一年半，当时的军事形势和曾国藩本人与咸丰十年三月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咸丰十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到处是紧张而复杂的局势，英法联军正陈兵大沽口，对清朝廷的首脑机构构成了严重威胁；闰三月，清军江南大营遭到了第二次惨败，主帅和春受伤病死，太平军相继攻克了江苏的富庶之地苏州、常州；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头一年八月就开始了夹江进击的第二次西征，胜利推进。环视内外，曾国藩感到运筹帷幄，志在必得，他已意识到，朝廷必定会把剿灭太平军的任务放在自己肩上。他的部属更是举杯欢庆，对江南大营的溃败，一个个都感到兴奋异常。左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说：“江南大营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他们不顾同伴的失败，却只想到失败带给他们的好处。胡林翼说得则更为露骨：“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下，到曾氏幕府不久的左宗棠，便得到了曾国藩的举荐，于四月二十日奉上谕，“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而在曾氏幕府多待了一年多的李鸿章，在这年五月才被曾国藩派去做淮扬水师的组建工作。

左宗棠初到曾国藩宿松大营的时候，认为作为一名君子不可以被人再三侮辱，死于小人还不如死于盗贼，因而想在曾国藩手下做一营官，既满足了自己讨贼的心愿，又可以使自己策马扬鞭，冲锋在前。当时，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在给骆秉章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左季翁自领一队之说，侍劝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罢论矣。”但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征求他的意见：“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这才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叫左宗棠另外带领一队湘军。左宗棠原打算募二千五百人，曾国藩的意见却是让他募五千人。左宗棠在宿松只待了二十多天，因为儿子病情很严重，他提前回到湖南。曾国藩的本意，是叫他募勇对安徽的兵力进行支援，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却这样说道：“苏州既失，为公计者，宜先以偏师保越为图吴之计”，“是制此贼，必取远势，而不能图速效”。又说：“先将江西兵事、饷事逐为经划，亦当务之急也。”这个计策实际就是“保越图吴”，尔后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长期运用了这一战略。左宗棠在湖南招兵买马，将以前大批的湘勇集合在一起，又收聚了王的旧部，共得五千八百零四人，被称为楚军。这年八月间，他率楚军经醴陵直趋江西，先在江西东北部和东部与太平军进行了几次交锋，随后转战到了浙江。

自安庆失守后，李秀成便把兵力全部集中到了江浙。从江西东向的侍王李世贤部及从广西回师的石达开旧部，几乎遍布了浙江全省。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李秀成带领太平军一举将浙江省会杭州攻克，巡抚王有龄万般无奈，只得自杀。在这之前，十月十七日、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三日，清廷曾发三次廷寄，谕令左宗棠马上赶到浙江去，负责军务的督办。曾国藩等于十月底作出决定，十一月十六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臣等往返熟商，即请左宗棠督率所部进援浙江，并将驻防徽州之臬司张运兰，驻防广信之道员屈蟠，驻防玉山之道员王德榜、参将顾云彩，驻防广丰之道员段起各军，及副将孙昌国内河水师，均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兵力稍厚，运棹较灵，于援剿浙、皖之时，仍步步顾定江西门户，庶于三省全局有裨。”当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原本只是负责统率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清廷因为对曾氏集团的依赖，又于十月十八日下发明谕，上述三省除外，“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杭州将军瑞昌只是负责浙江军务的帮办。但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给朝廷的奏折中说：“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又说，左宗棠“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即无庸臣兼统浙省”。曾国藩深感朝廷对自己有太重的依赖，给了他太尊贵的权位和太多的期望，令他感到有些畏惧，因此不敢控制四省，恐怕自己会犯下过错；另一方面，也说明曾国藩当时给予左宗棠的信赖与倚重也是非常多的。

左宗棠此时在广信负责驻防工作，他根据“宁肯缓进，断不后退”的原则，率军至婺源，又分兵解除了徽州的包围，使后方得到了巩固。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日，朝廷又连发四道谕旨，催促左宗棠赶快带兵赶到浙江。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左宗棠才从江西东北边境和皖南边境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进入到浙江省西北部开化县，迫使太平军退到遂安方向。其后，左宗棠根据曾国藩的以衢州府作为控制全浙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于五月初四日（5月31日）攻占衢州，以衢州为基地进夺全浙。八月，蒋益澧带领八千多名湘军从广西开至衢州，左宗棠部的人数增到了一万六千名之多。他们由南向北逐渐推进，太平军顽强地抵抗了这种推进行动。经过一年多的双方拉锯，直至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1864年4月1日），左宗棠在法国军官德克碑的不败之师的帮助下，才最后把杭州攻下。双方又争夺了几个月，到这年八月下旬，左宗棠的楚军基本上占领了浙江全境。左宗棠攻占杭州后不久，在三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左宗棠补授闽浙总督，同时仍然担任浙江巡抚的职务。至此，左宗棠在官场上已经比较成熟了，成为清廷的大员，与曾国藩处于同等的地位。

2.任用李鸿章

比左宗棠组建军队晚一些时候，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在安徽也组建了一支号为淮军的军队。从此，湘军及其别系楚军和淮军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一在安徽，一在浙江，一在江苏，从三面威胁着天京，成为后来对抗太平天国的主要力量。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于咸丰十年五月十七日奏请建立三支水师，分别为淮扬、宁国、太湖，增添围攻金陵的力量，他特别强调创办淮扬水师，因为这样一来淮扬一带产米产盐可以更为便利，且可以对淮扬的陆军起辅助作用。接着，他于七月初三日上疏，对于李鸿章的“劲气内敛，才大心细”、“研核兵事，于水师要，尤所究心”、“堪膺封疆之寄”大为赞赏，奏请派李鸿章到淮扬去担任兴办水师的工作，又奏请“破格擢授两淮盐运使”。清廷虽然同意让李鸿章去负责兴办淮扬水师，但对曾国藩的疏奏并没有全盘肯定，没有简放李为盐运使。但李鸿章也趁机抓住机会，从而拥有了在长江下游组建新的军队的权柄。

这之后，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八月上疏朝廷，被朝廷批准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黄翼升出身铁工，长沙人，原在湖南负责监造战船的工作，后随彭玉麟、杨岳斌水师在武昌、九江、安庆等地与太平军厮杀。咸丰十一年，淮扬水师建成，他被曾国藩举荐为水师总统，在彭、杨水师之外作为一支独立的部队。这是曾国藩把自己的军事势力伸向江苏所做的最初一步。

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十三日、十七日、二十四日、三十日和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一日，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命令之下，率领不久前在桐城、舒城一带收集的团勇旧部五营和郭松林、程学启的部分湘军六营，一共五千五百多名湘军，分七批潜伏在七艘英国商船上，那些商船是上海道宝应时用十八万两银子租来的，那些船从安庆出发，偷越太平军的水上防线，一直驶向了上海。他们到达上海的时候是三月初十。

淮军一到上海，就勾结了美国人华尔的常胜军，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与外国反动派是联盟。这时，李秀成所率领的大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外围的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等地，英国侵略军的司令何伯被太平军打伤，法国侵略军司令卜罗德甚至被太平军击毙。太仓一战，清兵被杀者数百人，落入水中者千余人，三十余座营垒被攻破，大炮洋枪也有好多被太平军缴获了。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也在青浦被俘。然而，正在这时，天京的军情却比较危急，洪秀全一日三诏，李秀成只好从松江前线回去援助天京，只留下谭绍光等少量部队围驻上海，这就使李鸿章及其淮军有了重新发展的机会。

在李鸿章疯狂地扩军备战之后，淮军的数量一下子增加到了四万多。他们趁天京被围、李秀成孤军奋战的时机，在从东向西推进的过程中不断取得胜利。他们攻占太湖东岸的吴江，使得江浙两省的太平军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他们招降纳叛，在同治二年十二月四日（1864年1月22日）把苏州攻占；接着占领无锡和浙江嘉定，与左宗棠的楚军一起威胁到太平军的军势。最后，淮军于四月初六日（5月11日）攻占了常州，与金陵外围的湘军取得了联系。左宗棠占领杭州，李鸿章占领常州，湘、淮、楚三军结合到了一起，为曾国藩最后完成他攻克天京的宏图大业，镇压太平天国的首脑机构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至此，曾国藩在江浙约三年的经营终于大见成效。

三、南京之克

1.围攻南京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在安庆之战取得胜利以后，就一直把南京，或者说金陵作为他的下一个目标。当时，曾国藩令曾国荃回到家乡继续招兵买马，以使他的吉字营实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充。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藩的弟弟国荃和贞干从南北岸分别东下，接连着攻下了十几座处在要隘的名城。西梁山古称天险，太平军把它当作金陵的门户，想不到清军未用多少兵力就攻下了它。而与此同时，左宗棠率领的大军连续在江山、常山等地获胜，声威大振。

五月初一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向秣陵关发起进攻。秣陵关是金陵的重镇，这时太平军守备得并不太严密，清军到达后，守关的太平军将领不久便投降了。清军绕过三汊河后向大胜关进逼。初二日，曾国荃派军队先埋伏在桥边，然后六营大军飞速前进。太平军见清军从后面抄了过来，害怕被困住，于是乘夜纵火，弃巢而走，清军前去追击，打败了他们，夺下了大胜关、三汊河。这时彭玉麟驻守在金柱关，听到曾国荃孤军深入太平军营的消息，恐怕被太平军算计，于是便急调水师前来策应，由烈山驶近头关。水陆结合，一举拿下头关。彭玉麟进攻江心洲，上面有坚固的石垒。水师用炮火攻击。最后逼得石垒中的太平军焚火自尽。清军乘胜追击，立马夺取了蒲包洲，于是便停泊在金陵的护城河口。曾国荃率领三万多名水陆大军进驻雨花台，距南京城只有四里之遥。曾贞干驻扎在三汊河东桥一带，在江边修筑起堡垒以保护西路粮道。就这样开始了对南京的攻防战。初四日，鲍超进攻寒亭、管家桥逆垒并一举攻破。十二日，二万太平军共同向雨花台的清军进攻，曾国荃设计埋伏将其攻破。十五日，鲍超在抱龙关击破了太平军，进攻宁国府。

十六日，驻扎在金陵的太平军大举向清军进攻，共分二十多支，并集结重要兵力向雨花台长壕猛扑过来，对清军在南京的各处营垒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曾国荃在长壕奋力防守，双方军队互有损伤。部将刘连捷英勇善战，一举斩了二千多人，太平军纷纷逃跑，曾国荃冒雨修墙。而宁国府尚有二万人驻守在雄黄镇，二十四日那天晚上与太平军图谋袭击清军。二十五日曾国荃派部将易良虎、刘连捷将他们击退。

这时，驻扎在这里的清军因疾疫已经死亡了大半，而忠王李秀成率领苏、常两地的太平军二十多万人来援助金陵。十九日，开始围攻曾国荃的大营。太平军使用西洋的落地开花炮前后轰击，声动天地，清军各处布兵防御，共与太平军激战了十五个昼夜。

九月初三日，太平军侍王李世贤从浙江率领十万大军来到这里，攻扑更加猛烈。清军伤亡很多，而太平军伤亡更多。初五日，清军出濠击贼，攻破了十三座逆垒，杀了数千人。十二日，太平军埋伏在地道的两穴里，同时轰发，土石上飞，太平军逾过墙进去了。太平军白天并没有怎么进攻，反到了夜间轮番攻战起来，连续地在清军的营壕之外扎了一百多个营，相距仅二十丈，并在暗处挖地道，想乘着雨夜进行袭击。曾国荃下令各军开挖内濠、内墙进行防御，分兵连破了七处地洞。

十月初五日，清军出濠，攻破了太平军的十座营垒。太平军兵败逃跑，死伤无数。太平军忠王、侍王无计可施便逃跑了。金陵大营才得以解围。

同治二年四月初二日，鲍超、刘连捷向六安州发起进攻，苗沛霖包围了寿州，公檄将凝学、毛有铭前去援助，使太平军败退。初七日，曾国荃、彭玉麟共同攻克了东关太平军的营垒，然后攻克了铜城闸。

这时曾国荃已经围攻了金陵很长时间，太平军想尽办法解围，太平军与捻军联合作战。这时同治帝颁布谕旨道：“此时曾国荃雨花台之军自不能辄自移动，堕贼诡计；湖北为数省枢纽，诚不可稍有疏失，严树森出驻团风，当不至任贼窜人。群丑蓄谋纷窜，曾国藩所部各军几于应接不暇。该大臣素能镇定，惟当毅力精心，以图万全。浙、沪两军事机尚顺，左宗棠以杭城不难即克，而难于杜贼分窜，是以不急旦夕之效，固属老谋。此时贼既纷窜北岸及长江上游，浙、沪两军如能一克富阳以取杭州，一克昆山以取苏郡，则金陵之贼腹背受敌，或可即收捣穴擒渠之效。该大臣等必能因时审势，以赴事机也。”又谕：“曾国藩现驻皖省，为中权扼要。其北自巢、含、舒、桐以至英、霍，贼氛密布，发、捻交乘；又值苗沛霖复叛，颍、寿、六安逆练纷纷扑扰，凶焰顿张；金陵逆党自九洲北渡，声言就食，不即扰及里下河等处，而直上和、含，且与捻、苗各匪均相勾结，殊恐贼之蓄谋，故为此包抄大举，势将围裹安庆，以解金陵之围。曾国荃之军逼城为阵，不能遽撤，曾国藩所部桐、舒守将仅能自固，鲍超一枝劲旅往来策应，兵力已不甚厚。恐贼乘兵分备单之时，集群丑，四面围逼。该大臣驻扎江浒，实为东南大局安危所系，南顾弥增廑念。刻下皖事孔亟，计惟浙军尚属切近，左宗棠务与曾国藩声息相通，缓急可为援应，方为妥善。”

同治二年四月下旬，曾国荃乘守城的太平军因几个月未作战而有所懈怠时，命令清军连夜袭击雨花台，最后一举攻下。在奏折中，曾国藩对战况的激烈大肆渲染，说是有六千名太平军被俘杀，其实不然。雨花台紧邻城墙，地势较高，上面筑有坚固的石垒，江南大营进攻了多年都未能拿下。李秀成听说了这一消息，极为震惊，便在五月初撤离了天长、六合，率领军马援救天京。杨载福、鲍超率水陆军乘胜追击，占领了两浦，并对准备渡江的太平军进行截击。杨载福、曾国荃原计划先把九洲对面南岸的下关、草鞋峡、燕子矶等地方攻下。五月十五日，清军向九洲发起了进攻，太平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湘军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进行了一天激战，双方仍分不出胜负。这天晚上，狂风大作，湘军乘机发起猛攻，终于攻下九洲。

把雨花台和九洲攻下来后，曾国荃便准备进攻聚宝门、印子山，曾国藩也把鲍超、肖庆衍两队军马调到江南，以便对天京形成攻围之势。但由于鲍军中流行疾疫，江南一带军情危机，曾国藩攻围天京的计划破产。但太平军的形势也好不到哪儿去，李秀成的军队此时已损失了十多万人，并且缺粮少饷，对清军已无力反攻。曾国荃在六月到九月之间，先后猛攻南京城附近的印子山、上方桥、江东桥、高桥门、七瓦桥，最后全部占领了这些要地。十月，又派军队进驻孝陵卫。太平军只能通过北神策、太平两门进行联络。十一月初五，湘军用地道火药，炸塌了十多丈城墙。

此时，南京已是岌岌可危。李秀成匆忙从苏州、无锡赶了回来，但已于事无补，于是他在分析了整个形势后，建议洪秀全放弃南京，转移到江西。但洪秀全舍不得丢下南京城，太平军的形势无以缓解。同治三年正月，左宗棠在浙江、李鸿章在江苏的胜利使得南京城的屏障尽失。但此时并没有对南京城的攻守造成太大影响。湘军此时又把钟山顶上的天保城攻下，然后在太平、神策两门外修筑了坚固的石垒，派军严加把守，从而形成合围南京之势。

三月初，曾国荃更加强了对南京城的进攻，他命令湘军在各城修筑起坚固的石垒，并开挖地道，但地道所起作用不大，大多数被太平军破坏。这时由于南京城久攻不下，清廷派李鸿章前来合攻。湘军全力攻击，守城的太平军无力反击，湘军终于攻下南京城。

曾国藩至金陵后，令熊登武把洪秀全的尸体从坟里挖出来给烧了。他在七月廿八日的日记中还有记载：尸体被挖出来以后，“扛来一验，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左臂股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黄缎绣龙包裹。验毕，大雨约半时许”。洪天贵福是继位的幼天王，在天京被攻陷的当天夜晚，李秀成带着他从城南冲出重围。李秀成护主心切，让幼天王骑上了自己的壮马，却不幸与大队伍分散，一个人被俘虏。洪天贵福在黄文英部的保卫之下，辗转奔逃于安徽、浙江、江西，最后还是在江西石城做了俘虏，于1864年11月18日被处死。至此，转战十余年的湘军总算完成了自己最初的使命。

2.血洗南京城

湘军进入南京城后，对南京实行了“烧”、“杀”、“抢”的政策，清军首先对南京城进行焚烧。太平军大多依靠巷战，一幢幢房子就成了他们的据点，湘军为对付太平军，干脆把房子也烧掉了。他们并且把城中财宝劫掠一空。赵烈文曾这样描述湘军在南京城大肆掳掠的情形，“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甚至连曾国藩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至伪天王府一看，规模俱仿宫殿之别，而焚烧无一存者。”大火在南京城一共烧了八天，如若没有六月二十四日的大雨，大火不知道到何时得以平息。经过这番大火，南京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是这样描述的：“九月朔日，全眷赴宁，初十日入督署，亦故英王府也。方师之入城也，搜捕余党，悉焚其巢穴，巨厦多为煨烬，洪秀全所居之天王府更为无沦矣。惟陈玉成以先死，其府独空，遂未被灾，故暂以之为督署。”

湘军入城后大肆屠杀生灵百姓。曾国藩在奏折中这样写道：“三日之内，毙贼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王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敌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当然这里面包含有曾国藩为邀军功而虚报数字的可能性，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湘军确实杀人如麻。湘军在把南京城攻下五天后，即六月二十一日，整个金陵城中，“尸骸塞路，臭不可闻”。在二十三日时，“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担又无窑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老者无不受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可见，湘军在南京城杀戮的很多都是平民百姓，并且其中的大部分是老、幼、病、残、孕者，极其惨无人道。

湘军在南京城还大肆强掳和奸淫妇女，使妇女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破坏。赵烈文曾说：“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可见湘军对待妇女之残忍。许多湘军将领都是好色之徒，总兵李臣典把南京城攻下一个月便一命呜呼，原因是“恃气壮气盛，不谨疾之由”。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自己一手训练的湘军，是鼓励他们纵火杀人的，那么对于抢劫呢？他则是默许的。

早在咸丰十一年，当曾国荃攻破安庆，运送了大量的战利品到家里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对他不闻不问了。

3.领取战功，自愧故友

六月二十三日，湖广总督官文、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侍郎彭玉麟，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曾国荃等会衔，一起向朝廷奏请了攻克金陵之事。这一爆炸性消息，使清廷内外都感到欣喜异常。捷报发出后才刚刚有六天时间，即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便收到了朝廷赏他的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侯爵，并且是不更替的世袭制；赏给曾国荃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此外，主将李鸿章被赐予一等伯爵头衔，李臣典被授予一等子爵头衔，萧孚泗被封一等男爵，彭玉麟、杨岳斌、鲍超、骆秉章等，均由朝廷赏赐一等轻车尉世职，杨、彭二人还加太子少保衔。一共有一百二十多名湘军文武官员都得到加官晋爵。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们个个都得到了晋升，同时他们还得到了太平军留下的无数金银财宝。

曾国藩谋划多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朝廷给了他无数的奖赏，抚今思昔，他知道今天的成功离不开无数将士效命疆场，尤其是众多幕僚朋友对他尽心尽力的帮助。于是不免想起了昔日曾给予他帮助的人。而他初创湘军时的合作者，如左宗棠、李鸿章均已高官厚禄，彭玉麟、曾国荃也都坐到了一省行政首脑的职位，而李元度则因为自己的阻碍一直都没有加官晋爵。在这种情况下，他于同治三年给朝廷上一密折，希望朝廷批准他对李元度重新任用。

其实曾国藩对自己这样接连不断地打击李元度，也不是没有感到后悔过，他在不同时期的反省程度是不一样的，前期是歉疚中夹着怨恨，到后来则是觉得自己彻底对不起李元度。如在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因为李元度给曾国藩写了一封贺禀，曾国藩想起以前自己和李元度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对自己对李元度的参奏难免有一些后悔之意：“旋与幕客久谈，因李次青来一贺禀，文辞极工，言及前此参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但他只是在偶然间才有了这种想法，其时他还是有些恨李元度的，如他在同年三月二十八日给曾任自己幕僚的彭申甫的信中，就说他与李元度已经不可能再和好如初了，信是这样写的：

阁下拳拳次青，具征金石不渝之谊。弟于次青结契甚深，初不减于阁下。前岁被参之后，始作《小桃源记》，径自回籍，犹可曲谅。厥后脱卸未清，遽尔赴浙，则乖睽深矣。顷于二月二十二日遵旨复奏，仍参革职。至三月初六日接奉惠书，反复追维，耿耿不安。自问平生不多负人，与次青许与之素，而乃由吾手三次参革，仆固寡恩，渠亦违义。今夙缘已尽，无颜再合。渠果发愤为雄，誓洒此耻，或遂切实建立事功，则虽默伤乎私谊，犹将裨益于公家。若更浮沉，不图自立，则非鄙人所敢知也。

到同治元年五月在第三次向朝廷参劾了李元度之后，他逐渐改变了以前的那种心态，如他在五月二十八日在给彭申甫写信的时候，已称自己不可能忘了他与李元度之间的友情。

曾国藩与李元度在官场上的恩恩怨怨，清楚地表明了曾国藩做官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对于顺应他的下属，他会加以提拔，而对于忤逆他的，他一定会严加惩治。只是由于曾国藩历来崇尚理学家的天理良心学说，才使他不致于把人逼到绝路上。

四、李秀成之死

1.擅作主张杀忠王

封号为忠王的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军事将领。咸丰十年，他带领着军队把清军的江南大营攻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军事才能是非常杰出的。他与陈玉成一道，在杨秀清、石达开之后，成为太平天国军事方面的主要力量。同治元年，因南京告急，李秀成带领太平军回到南京进行援助。同年六月十六日，南京城破，这个时候洪秀全已经去世了，李秀成护送幼天王洪天贵福从南京城里逃了出去，途中与部队失散，李秀成落入了清军手中。

李秀成同陈玉成一样是广西滕县人，因为他非常重信义而远近闻名，并擅长用兵，军中无人不佩服他。李秀成被捕后，被曾国荃审问，李秀成回答说：“别再白费力气了，给我纸笔，我写出来就是。”他坐在囚笼中，每天写七千多字，一共写了十天的时间。据说，曾国藩原来承诺若李秀成投降，就不杀他，而且，李秀成在他的供状中，也已经表示愿意投降，答应只要饶他不死，他可让太平军停止战斗：“蒙九帅恩给饭食，中堂驾由皖来，当承讯问，我心悔已迟，是以将国中一切供呈。我为姓洪之将，外众将兵俱是我辖，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对大清皇上，以赎旧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在外，我不能卫天国，又听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将，再有反复变心，仍正国法，如办不成，亦正国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镇在禁，容我写信劝去。我在皖省居中，好办两岸之事，请示中堂，意下如何。”但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凌迟处死的命运。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因为李秀成太有名望了。洪秀全死后，李秀成实际上已经代替了洪秀全的地位，如果不把他杀了，脱逃掉的他依然会领导几十万仍在各地战斗的太平军，这对朝廷是不利的。而且，对于这位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曾国藩也不可能掌握对他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只有朝廷才有作出决定的权力。

其次是由于太平军将士对李秀成的拥戴。《太平天国战纪》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松王陈得风已降国荃，见秀成在虏，向之拜。国荃叱之，得风曰：‘吾为母而降，事泄当死，蒙王不杀，今无以为报，故拜耳。’秀成被杀，年四十。”李秀成虽然已经落入了清军手中，其手下将士仍然非常敬重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秀成对将士的影响力。

第三个原因也非常重要，就是李秀成对南京之战的一切都了解得很详细，而曾国藩的奏折大都偏离事实，在诸如南京城守兵、财富、湘军的烧杀掳掠等问题上，李秀成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一旦他将这些事实泄露给朝廷，曾国藩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灾难。这是曾国藩杀李秀成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李秀成写了十天的供词，每天写七千多字，然而才有两万多字保存了下来，主要是因为曾国藩的删节和修改。

清军在抓到了李秀成后，曾国藩在《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中这样写道：“至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五夜，提折萧孚泗亲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达。二十日，曾国荃亲讯，供认不讳。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六月二十九日，朝廷在给曾国藩的上谕中说：“其逆首李秀成、洪仁达等，均系内地乱民，不必献俘；第该逆等罪恶贯盈，自应槛送京师，审明后尽法惩治，以泄神人之愤。着曾国藩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并咨明沿途督抚，饬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护送，毋稍大意。”

朝廷的命令应该是一点也不含糊的。然而，曾国藩却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即在朝廷的谕旨下达前就处死了李秀成，根本没有等朝廷的命令。

曾国藩竟敢不遵从朝廷的旨意，其中必定是有原因的。

2.瞒天过海

当然，曾国藩知道这样做冒了很大的风险，于是，又于七月二十日补了一份《复奏李秀成等囚未能槛送京师已先就地处决情由及洪逆三印已早解送军机处片》，在这篇奏折中解释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但是，曾国藩递给朝廷的李秀成的供词中，删改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朝廷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又于七月二十三日令曾国藩补上他所删掉的部分。

这个命令让曾国藩感到极为难堪，正是因为供词中有些部分不便给别人看他才把它删除的，他岂能保留？于是，没有办法的他也就只好装聋作哑，在奏折中不提任何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好在朝廷也没有对此做更进一步的调查，他终于逃过了此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