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剩斗士”的土壤

并不是只有中国才在当下这个时代盛产“剩斗士”。

在各个文化背景中的社会调查里，义正言辞表示“我正在寻找一段严肃的恋情”的单身人士，即使是在激素的力量与来自社会的期许最强烈的年龄段，占比也从未超过人口总数20%，而且这个数字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下降着。与此同时，将近六成的单身人士表示他们对爱情这件事情“自己并不怎么着急”。

“剩斗士”通常并不是被磨砺出来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情伤累累、从有如战场般的情场中以战败者的身份出局的人。真实情况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以及“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又莫名其妙地被剩下了。

曾经的中国，“剩斗士”并不多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彼时的人们基本都融洽地契合在某一个具体的小圈子之中，小圈子里的每个个体无不互相知根知底，由众多这样的小圈子构成的集合叫作熟人社会。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的邻居是一对年轻的双职工夫妻。一次放学回家，我惊觉自己忘了带钥匙，隔壁新婚的大姐姐看到了在楼道门口无所事事的我，便亲切热忱地把我带回她家，还给我搬来一张桌子让我做作业。不仅如此，我还赶在我妈下班回家之前对那姐姐提出了一个厚颜无耻的要求：“姐姐你能不能做碗方便面给我吃？”那是我一进她的家门就注意到并开始觊觎的东西。

某个夏天的傍晚，小两口打架，屋子里摔得乒乒乓乓。邻里们纷纷放下手中的碗筷与蒲扇，跑去开解正在气头上的小伙与哭成泪人的姑娘。正在一位热心的奶奶苦口婆心地劝慰俩人时，一个“谢顶”严重的大爷风风火火地骑着辆又黑又亮的自行车杀到了现场，怒瞪一眼姑娘后，抬手就往小伙子后脑勺上拍了一下。

当时正在热播电视连续剧《包青天》，迷恋展昭的我情不自禁地大喊了一声：“好掌法！”于是我的后脑勺同样被我爸用类似的力道也来了一掌。

这大爷是小伙爸爸的战友，也是姑娘妈妈的堂哥。下了班才出单位门口，就撞见有人跟他报信，他于是不敢耽搁，赶快来摆平下一代的琐事。热心肠的人们看有家里人出了手，作鸟兽散，趁着菜还没凉都抓紧时间回家吃饭去了。

这就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熟稔的关系伴随着地缘上的亲密，身边的事儿就是自己的事儿，身边的人都是与自己热络而熟悉的人，热心的并不仅仅是小伙子和姑娘的正牌长辈“秃大爷”，热心而拿他俩当自家人的还有我们这帮老街坊。

人人都被一种强大的社会链接绑定在某一个确定的小圈子内，比如大院、村庄、工厂、学校，等等。这样的环境没有什么遗留“剩斗士”的余地。同现在的情况相比，那时认识的人少，可彼此知根知底；现在我们认识的人虽多，却一年到头只有群发拜年短信的时候才想起来一回——里外里一算，倒是那个时代谈成恋爱的几率高一些。不幸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强力网状关系几乎消失殆尽，邻居形同陌路。

熟人社会早就变成了准熟人社会。

我也曾在北京的某个老旧小区里短暂地住过一段时间合租房，彼时经济条件非常不好，合租也租不起主卧，只有没空调的侧卧可供栖身。

下班回家，发现楼道里站着个忘了带钥匙的姑娘，她应该是我的邻居，工作日的每天早上我俩都是差不多同时出门，难免有几次偶遇。我用我能采用的最热情而不显得唐突与冒犯的语气告诉她，如果她不介意的话，可以到我家里坐坐，没必要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傻等着室友下班回家。她不假思索就拒绝了我，我挺无奈地摸出钥匙自己开门，但是我也很理解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中，邀请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人来自己家，对双方来说都多少显得有点尴尬，何况还是个异性。

在我打开门准备进屋的时候，她很有礼貌地要走了我家的Wi-Fi密码——大概久站太无聊，想看会儿视频吧。

这样典型的社交模式所依赖的准熟人社会，就是当下盛产“剩斗士”的土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寻找一些无限向熟人社会一般的小圈子靠拢的场合，是“剩斗士”们脱单的重要渠道。

在这样的场合，我们更容易接触到与自己在年龄、爱好、性格乃至生活方式上更一致的人，也会因为都会在这一场合里频繁出现而增多接触的机会，进而加深彼此的了解，还能增长共有的生活经历——产生爱的火花也就更简单了些。你看青春励志的美国校园电影，里面校橄榄球队里最壮、最帅、最高、最威猛的那个帅哥的女友总是啦啦队长就是这个道理。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高级研究员玛丽·麦登（Mary Madden）和阿曼达·兰哈特（Amanda Lenhart）专门针对“约会”这种社交行为进行了10年的跟踪研究，这个系列研究项目一直持续到今天，已经成为与爱情相关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数据风向标。

根据对情侣们的调查，他们之中有38%曾是同学、同事或者在学业或事业上有交集；有34%是通过家人或者朋友组织的活动认识彼此的；还有13%是在俱乐部、博物馆、咖啡厅、剧场或者酒吧共同参与某个活动的时候互相萌生好感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共同参与的网络互动而促成的情侣在近年来持续增多，预计在新科情侣中已经占比超过一成。而且在所有的初次见面中，有男女双方都认识的一个第三方，比如老同学、亲戚、发小的话，更有助于双方尽快进入互相青睐的良好状态。

具体的班级、具体的办公室、具体的派对以及具体的文娱活动，这些都是在当下这个“剩斗士”的土壤之中难能可贵的幸存小圈子，如果再有一个靠谱而值得信赖的中间人的话，新的感情生活似乎瞬间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但有的人会反驳：“我也上过大学，我也当过白领，我也是动辄泡吧、逛书店、看话剧的文艺青年，为什么我还是单身？”

的确，在我上大学的那个班级里，谈恋爱最多的男生在四年里换了五个女友，而谈恋爱最少的那些男生从第一次进校门一直单身到最后一次出校门。

虽然跟我上的不是同一所大学，但是康涅狄格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伯纳德·莫斯腾（Bernard Murstein）也意识到了同一个问题。

莫斯腾教授将场合分成了开放型场合（Open Fields）与闭合型场合（Closed Fields）两个类别。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绝大多数场合存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促成男男女女们走到一起变成情侣。学校存在的目的是教育，公司存在的目的是经营，派对存在的目的是让人们有放松与社交的机会。

陌生人变成情侣，可能是某个场合的重复出现，或者一系列特定场合的组合出现营造出的副产物之一。

开放型场合指的是那些不需要特定的交互就能完成其根本任务的场合，这样的场合不强调个体之间的互动，人们挖掘潜在的亲密关系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比如走在马路上、大操场上三三两两跑步、做广播操。在这些场合里，人们都普遍被同一化与匿名化，你做你的而我做我的，你我虽然同在一个时空，但并不存在什么沟通与发表见解的必要，彼此都是路人，看一眼就忘掉了长相。有个男孩在冲着操场里跑步的姑娘吹了声响亮的口哨，少有姑娘还会还以好脸色——这并不是个适合无风三尺浪的场合。

闭合型场合就完全不同了，这样的场合如果没有深入的交流与互动，就很难达成场合存在的终极目的。比如读书分享会、面试、打麻将。在这些场合，单方面的深度展示以及彼此间的深度探讨就有了更好的氛围与效果。很多在开放型场合不可以说的话与做的事，放到闭合型场合简直再正常不过了。例如，你在大马路上一般很少兴高采烈地大喝一声“自摸”，但在麻将桌上可以。

我与我的妻子最早的深度互动就是我俩共同策划并主持了一个活动，不得不说当时深入的探讨与合作为我们彼此间的良好感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更讲求沟通效率与艺术的人而言，还可以致力于将开放型场合向闭合型场合进行转化，效果很好的时候，还会给这个场合打上深深的个人烙印。比如我上高中时的校篮球队长，作为全校数一数二的扣篮帅哥，只要穿着他那身大到离谱的背心走过来，起码他所在的那个球场就变成了指向他的闭合型场合，边线上的女生们越聚越多，窃窃私语也渐渐变成了呐喊和惊叹。还比如美剧《老友记》（Friends）里面的吉他弹唱歌手菲比·布菲，本来中央公园咖啡厅一直是个开放型场合，好几堆人各聊各的，但只要菲比一上台献唱，立刻就能赢得关注，虽然唱功剑走偏锋，却也因此获得了一个男朋友。

很多人上学、工作、参加活动，其实还是以一个可有可无的状态融化在了某个开放型场合的大背景里，归根结底，还是把自己埋没在了准熟人社会的茫茫大海。要逃离“剩斗士”的土壤，就先从介入闭合型场合，以及努力将开放型场合向闭合型场合进行转化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