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菩提树下寻禅踪(7)

圭峰宗密大师出生于公元780年，家中非常富有，因此他从七岁就开始研习儒家经典，少年时曾立志从政以解救天下苍生，开始学佛时只有十八岁。

在二十七岁时，他进京参加科举考试，途中听到道圆法师讲经，顿感欣然契会，于是不再参加考试，在道圆座下出家，有一天，读到《圆觉经》，尚未读完，便感动流泪而开悟了。

随后，他拜别了道圆禅师，去亲近神会的两位弟子南印和神照，被两位禅师印证已经开悟，再无什么可教给他的。接着他便到襄阳，研读华严初祖杜顺和尚所著《法界观门》以及华严四祖清凉澄观的《华严大疏》，甚为感动，遂拜见澄观，一见面，澄观便说：“可与我同游毗卢性海、华藏世界的，唯有你一人。”

后来圭峰密宗成为了华严宗祖师。之后，他来到终南山，由于未曾忘恩于自己在禅门开悟，并且看到时下禅门派系林立，互相诋毁争斗，于是便将各家理趣详做整理，探究本源，著成一百卷的《禅源诸诠》，并作四卷《都序》，提出“顿悟资于渐悟”“师说符于佛意”，并且说一部大藏经只有三种教，禅门言教也只有三宗，即“息妄修心”“泯绝无寄”“直显心性”，这三宗相应符合，都归向于佛，本是一味法。因此，万法本同宗，无须相互争斗。

在当时那种环境里，“禅门”与“教下”早已产生分歧，争执不下，就连禅宗内部也有各派争斗，互不相让，恰在此时，圭峰密宗大师为融会“教”与“禅”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不以门派为执念，对相持不下的各宗各派作出了全面的肯定，这样的气派和胸怀实在是令人心生敬佩。

从唐末到宋代，正是圭峰密宗大师“教禅一致”的观点和他为融会教禅所作的努力，奠定了当时的佛教基础；也因他不以门第观念，对禅宗作出全面的评价和细心整理分析，使得禅宗得以继续弘扬发展。

至他临终前，对门下弟子说：“我死之后，把我的尸体施给鸟兽，骨灰撒到山林，切勿悲哀思念，免得扰乱禅观。每年清明，要上山讲道七日，其他都应当合乎戒律规矩，违反我遗言的，就不是我的弟子！”茶毗后，得数十粒明白圆润的舍利子。像圭峰宗密大师，对各门各派都有深入的研究和体验，并且作出全面的分析和整理，不就达到了“万法尽通，万法俱备”吗？他不以派系之见、不以外在形式为准，努力融合教禅，寻求各派系本源，将禅宗万法归一，使得即将四分五裂的禅宗得以传承，这不正是“一切不染，离诸法相”吗？他临终不贪留己身，力主归于自然，不正是“一无所得”吗？

一如六祖慧能所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宗本就讲自性空、本性空思想，着重强调领会禅“诸法皆空，一切现象自性本空”的根本精神。禅宗思想破除了传统思想对外在一切神圣以及权威的盲目迷信，追求对自我本性的根本认识，是对自我能动性的最大发挥，是对自我面目的真正把握。冲破外在形式的束缚，寻找到一切事物的本性，就是最上乘禅。

游戏三昧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这种以游戏三昧来现身说法，胜过千言万语。

谁说不可儿戏呢？生活在20世纪的人生这么严肃、忙碌、无趣，真是需要一点游戏三昧，需要创意、舒坦、活泼的生活态度，禅者无他，只是开发自性，过一种有创意的生活罢了。

《可以儿戏》

现代人做事讲究严肃认真，也不仅仅是现代，中国自古以来就特别推崇行事认真的人，治学严谨如朱熹，被人视为理学集大成者，受尊称为“朱子”。他对学问严肃认真，处处行事全遵事理，无半点逾越。这样的一生固然使人尊敬，但认真想想，是否有点儿太没趣了呢？

世人都以为天堂是最理想的地方，但是泰戈尔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人一生整天游戏，没干过什么正事儿，死后却进了天堂，就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在天堂里，他无所事事，而且总是不经意间干扰别人。他来到井边，连续好几天都要求在汲水的姑娘的壶上画画，姑娘拗不过他，最终让步，让他在水壶上画色彩怪异的纹。姑娘问他画的是什么意义，他却说：“没什么意思。”那是姑娘第一次碰上没什么意义的东西。

后来，他来到井边，编了一条彩带给姑娘扎头发，此后，姑娘就在头发上花了许多时间。

于是天堂中本来规矩的秩序开始出现混乱。长老们召开会议，要将他赶回到尘世，那却正是这人的愿望，于是长老们第一次开了没意义的会议。

林清玄先生这样解读这个故事，他说这似乎是告诉人们，即使是天堂，如果不能有游戏的心，如果不允许人做些表面看来没什么意义更没什么必要的创作，那也不值得留恋。如果事事讲效率，那就不会产生放松、从容、无所谓的心情，而这种心情，却是禅宗所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佛法里有“游戏三昧”，典出自《摩诃般若波罗密经》，按佛经原意，是菩萨以神通力专心救济众生为游戏。在禅宗内，对它的解释就不仅限于此，更主要的意思是修禅人只视思想和哲学为游戏，心中感到自在无碍，进退一如的一种境地。

在禅宗里，“游戏”得到了极为充分的肯定，也在不断地传承和发展。宗宝本《坛经·顿渐品第八》说到“游戏三昧，是名见性”；《景德传灯录》卷八记载唐代禅师普愿“入中百门观精练玄义，后扣大寂之室，顿然忘筌，得游戏三昧”；《禅林僧宝传》卷二十八中说杨歧禅师“天纵神悟，善入游戏三昧”。

以此可见，得“游戏三昧”，在禅宗的修行中实在是最高意境。

《无门关》中说参破祖师关，得大自在后，就可以“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向六道四生中，游戏三昧”。如果单纯地从字面上看，将修禅参禅，甚至是一切生活都当做游戏，实在是有些不拘小节，未始藏其狂言，甚至是慢教慢戒的粗暴作风，实在是对禅宗的大不恭。但是这种禅风中所蕴藏的玄机，并不能从简单的放任行为和浅薄单纯的字面上去作解释。它显示出来的荒诞不经和玩世不恭，其实是旨在以这种行为破除传统形成的程序化或公式化了的系统法则。因此，在这乍看不拘教行而狂浪自放的外在表象下，存在着无心的活跃，存在着心无牵挂、任运自如。

如是观之，“游戏三昧”蕴藏的含义是比表象严肃得多的精神存在。如果对修禅人的疯狂行为进行深入的考察，那就会发现禅者的“疯狂”并不只是一种对自身的放任，而是被修禅者看做佛性的自发表达和对于旧道德的虚假反叛。它对禅师所提出的，是一种更高的要求。

“游戏三昧”要求在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动中，都保持高度入神而又极为单纯的意识状态，把活动只看做这项活动本身，而不含有别的目的或对象那样去对待，也就是参禅三种境界中的“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五灯会元》中所记的大珠慧海与源律师的一段机对：

源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

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

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需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这清楚表现出了真实的禅意存在于平常心和生活世界。一个开悟的禅师入圣之后，仍然必须过一个平凡人的生活，做平常人所做的事，然而这种日常的行为对于他已经有了新的意义，这种体会是深入而真切的，能够一眼看透本质，不只是平常人的琐碎精细，是一眼悟出卓然朗照的深秘。百丈禅师所说的“不异旧时人，只异旧时行履处”就指此境。

在林清玄先生看来，中国禅宗的祖师最能了解“游戏三昧”的妙处，从慧能到赵州，从石头到憨山，个个都能常保赤子之心，总显得出入无碍，将人生过得如戏相似。

然而禅者追寻的“游戏”并不是不重规范，而是在生活与禅学中建立一种平衡。不能把禅风中的“教行不拘”简单地与狂禅一类的流弊联系起来看，《六祖坛经·顿渐品》中说：“若悟自性，也不离菩提涅槃，也不离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也得，不立也得，来去自由，无滞无疑，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所以说，游戏是一种活泼态度，是内心的自由，是不执著，而不是毫无规矩。

禅者所说的规矩，实际上分为“内在”和“外在”。《六祖坛经》上说“戒本源自性清净”“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慧”，所说的是重视戒与自性的合一，禅宗的宗趣本是崇尚自然，要求“天人合一”，使之与人性自由的活动打成一片。表面行为的任性与慢戒，展现的内在是对佛法更深层的见解。在禅宗的意见里，规矩本来是根源于自性而又顺于自性的，只是由于世俗对自性有障蔽和诱惑，才需要用外在规范的形式加以约束。人心的自性本该是“实际理地不受一尘”。因此，尊戒与慢戒的区别不在于表现出来的形式如何，重要的是在于自心对于戒法的觉解和持犯程度。如《瑞州洞山良价禅师语录》上说“拟心是犯戒，得味是破戒”，这可以说是一种更高的规范。所以禅门于戒律作了“游戏”的解释处理，并不是轻视戒律，隐含在其中的是对于形式主义的批评，所主张的是对内心观照的渗透和理解。

无趣如空禅师，有一佛偈：

生来死去空花，死去生来一梦。皮囊付与丙丁公，白骨断桥随众。

呵呵呵，明月清风吟弄。

“游戏三昧”的精髓在禅师的“死”表现得格外明显，林清玄先生就认为，真正的禅师是超脱生死的，不但可以活得有趣，就连死也可以很有趣。

庞蕴居士一家的死最具传奇色彩：

庞蕴一家都是在家居士，全家修道都得证悟。一天中午，庞蕴对女儿说自己中午会死，让她去看看中午是不是到了。

女儿庞灵照到外边看了看，跑到屋里对父亲说：“中午快到了，可是有日蚀，看不见太阳。”

庞蕴觉得奇怪，出门一看，发现艳阳高照，竟然受了女儿的骗，再回来时，女儿坐在自己准备好的位子上先死了。于是笑而不死，到七天后，州牧于公来看他，才枕在于公膝上死去。

庞蕴的老婆住在别处，听说这件事就连忙去告诉自己的儿子。儿子当时正在耕田，一听到，当即倚锄而化。庞婆一气出走，不知所终。

看他们一家的坐化，简直就是在读一部小说，生死于他们，不过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所以谁说游戏之心是一种放任呢？强调本性清净、无须外铄，只是寻求一切放下的境界。

《坛经》中说的“心平何须持戒，行直焉用参禅”，是经由慧能的提炼而一时成为通则的，在曹溪的后学中可以说是发扬光大了。禅宗的游戏是把律制内在化，由自性清净而决定行仪是否合范，这一点是理解中国禅风中“游戏三昧”的重点。禅师们对于行为的自在与放任的不同，是有严格判准的，“教行不拘”和“游戏三昧”，并不是必然地流出慢教慢戒的狂禅一流。

临济是很好的例证。临济的宗风颇有“向天下横行”的狂者姿态，临济接机的方式也较极端地表现了放喝、棒打等作风。《临济录》中类似“格外提持”的事例很多，我们不必在这里详举。这些机用代表临济门风中的“游戏三昧”。照临济的解释，他应用这些手段，是要开启学人真正的见解。“今日学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见解。若得真正见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自由而不流于放任，是临济禅风的本色。在临济看来，自性戒或内在规范确是孤拔难持、犯众难成的，禅者的行迹，偏于狂的，也有因意气太高、行事太奇而易变得没有规矩。这种缺乏真实见解的“言礼无度”、一味佯狂才是“即心狂”。他认为这是惑乱天下的根源，所以在自由与放任之间，必须寻求到某种勘验的法度。不同于一般从经教的文字或外在规范的建立去楷定邪正的标准，临济是倾向于从内在化的心地见悟中去加以辨识，这即是他著名的宾主论议，《古尊宿语录》卷四上说：“师示众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总是痴顽汉。’你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境来回换不得。纵有从来习气，五无间业，自为解脱大海。今时学者总不识法……奴郎不辨，宾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闹处即入，不得名为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临济拈出的“四宾主”，实在是具体而微地开展了“辨魔拣异，知其邪正”的观念，故《人天眼目》说其“验龙蛇于一主一宾”。可见临济宗风中的活脱自在，是因内心超脱而起的空灵，并非流于狂荡放浪，这样才能够达到修禅的真正意义。

菩提的声音

我们不会把一个禅师看成另一个禅师，因为在经典里，达摩有达摩的伟岸，六祖有六祖的家风，马祖有马祖的威势，赵州有赵州的滑稽，他们互不相同，也无法取代。

《风情万种》

佛陀谈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三藏十二部经典浩瀚无涯，可是，这无数的文字般若，与禅宗的起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相传有一天，佛陀在灵山会上，登座拈起一朵花展示大众，当时众人都不明所以，只有大迦叶微笑了一下，佛陀当时就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摩诃迦叶。”佛陀于是将法门付嘱大迦叶，禅宗就这样开始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