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右派”经历

1958年5月，王蒙成了“右派”。他情绪一落千丈，百思不得其解问题的症结。最后还是想到了一条：自己太狂妄了。不狂妄，年纪轻轻，能写出那么多小说来？

近些年来，王蒙时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当初你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不是毛主席还说过话吗？怎么你还被打成‘右派’？”

王蒙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不是我自己把自己定成‘右派’的。”

1957年11月，正在七三八工厂做团委工作的王蒙，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受命去北京团市委参加“学习”。

领导对他说：“这次要解决你的思想问题。”

这一去，他便不断地学习，不停地检讨，但是最终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过。最后开了整整一天批判会。会开得规模很小，只有5个人。会也开得很文雅，大家说话细声细气，只是一切“问题”都被猛烈上纲上线。

1958年5月，王蒙终于被戴上“右派”帽子。这顶“右派”帽子和所谓“摘帽右派”加在一起前前后后一下就是21年。

当时的王蒙情绪一落千丈，多少天食无味，夜无眠，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问题的症结。最后还是想到了一条：自己太狂妄了。不狂妄，年纪轻轻，能写出那么多小说来？

一段时间以后，他对我说：“我自幼受党的教育，现在党给我戴上帽子，就要戴上，这是纪律，也是对我的挽救与一种特别方式的教育。现在需要改造，我就应服从，好好改造……”

我知他这是不想拖累我，让我跟他划清界限。

然而，我却无论如何想不通，在我眼前明明是一个堂堂正正、才思过人、有正义感、有理想的好人，为什么偏偏要睁眼说瞎话呢？

我不去想，我也想不通，我依旧是，我行我素。

1958年5月，我成了自由人。（我自己的事，暂且不说。）

王蒙“右派”期间的生活被写进他的长篇小说——《失态的季节》。

1958年上半年，“听候处理”的王蒙在北京少年宫当小工，学手艺——和泥递灰、抛砖供瓦、抹墙抹地，身体单薄的王蒙竟然可以胜任重体力劳动。他很有些欢欣鼓舞，骄傲地说有一次跟别人比赛挑砖，竟比得对手闪了腰。

秋天，去门头沟区斋堂公社军响乡桑峪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

1961年冬季，王蒙被荣幸地摘帽，“回到了人民队伍”，但仍被称为“摘帽右派”。同年，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

对于“摘帽右派”一词，他有一个独特解释。他说，“摘帽右派”一词的构成与特色极近似于“原部长”或“前部长”，人当了原部长、前部长，就成了刀枪不入、金刚不坏之身，也就是说无法再改变、再免职了。就像成了“摘帽右派”以后，也就永远无法再摘帽子了。摘的结果是无法摘，前和原的结果是永远的永远。

他喜欢搞这些个文字操练，真没有办法。

1959年春节，他有几天休假，便建议我与他一道去桑峪探望农民老乡。他始终认为农村和农民都是很纯洁的。

我当然很乐意去，并且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没想到的是，遭到了许多阻拦，“他那儿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可以在过年时到一个‘右派’改造的地方去？”“你的立场哪里去了？”最使我感到难以接受的是，说这些话的不是别人，都是我的一些亲人。为这事，我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决不会屈服于他们的压力，决不接受他们为我所设计的态度和做法。

我选择的是与王蒙同甘共苦。

大年初二，我们坐了百十里地的火车去桑峪。

一进村口，王蒙忽然显得慌张起来，很不自然，不停地催我快走。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一起使他觉得惭愧？自己没有权利与妻子共同欢度春节？

我被匆忙领到老乡家，也许这样更安全，能避免更多的麻烦。

虽然平日我们有很多的话，但是，这样的气氛中，只有沉默寡言。

我还做了一件常人无法做到的事，就连当时的王蒙都感到惊讶。

1961年，王蒙在三乐庄劳动。这一年很关键，因为在头一年，“表现好”的已经摘了帽子。而王蒙仍然没有摘帽。

当年的五一节前几天，我计划去三乐庄看王蒙。我知道，愈是“五一”、“十一”，他们这些有问题的人愈是不允许回城。于是我特意去国际友人服务部买了一盒他喜欢吃的点心。

“五一”凌晨，我换好衣裳，穿上结婚时买的一双半高跟、式样很入时的鹿皮鞋，提着食品兜，向南郊方向进发。

我在体育馆路西口与红桥的交界处乘上有轨电车。街上的人逐渐多起来，男男女女南来北往，颇有点儿节日的气氛。

我在永定门下了电车，换上长途汽车，在大兴县的西红门大队下了车。穿过马路，隔着麦苗已经返青的农田，远远看到一片平房，心想这就是王蒙他们的生产基地了。

走过农田，来到生产基地，远远望见一个人，正从一道断壁后绕过来，向北边的房子走过去，突然又停下不动了。那不是王蒙吗？我急忙加快脚步，可那双半高跟鞋实在让人走不快。

我走到他面前，兴奋不已，说：“真巧，你在这儿。”

王蒙看了看我，表情平平，没有一点儿喜悦的神色。只是愣愣地说：“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你啊。”

他心事重重，好像没听进我的话。

“你们住在哪儿？我还给你带了点心。给！”

他踌躇着，一时不知怎样才好。

过去，谈起他的改造生活，王蒙总是把它形容成一次神奇的旅行或者一次伟大的洗礼……但是眼下，王蒙看着他们的那间房，好像很担心此时会出来一个人。

他紧张地说：“你快走吧！”

“我，我要看看你住的地方，你是怎样生活的？”

王蒙很为难，又不忍心立刻让我离开，只是紧张地说：“你看一下就走吧，他们都是‘右派’，你、你不要太热情……”

我不假思索地就跟他走进房间。房子虽多，但他们全集中在一间里，屋里空气的污浊难以形容。“右派”们都坐在自己的床铺上，埋头写着什么。

我一进去，所有的人都抬起头，看着我，像是看一个外星人。

“你们好！”我不敢太热情地问了个好。

“啊，啊！”一两个人对我的问候有一点儿淡淡的回应，其他人仍低头做自己的事。

王蒙示意让我离开，我退了出来。

他勉强跟出来，说：“你快走吧，我不送你了。”说完转身就回去了。

直到今天，我才了解到王蒙在那个非常时期，受到一些非人的待遇，他都是默默地独自承受。他怕我伤心，更不愿我为他担心。

他能从逆境中挺过来，还因为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他觉得他选择了革命，同时就选择了曲折和艰难，这一切不完全是外来的。从灾难中走出之后，王蒙常常说：“我个人有个发现，在严峻的日子里，家庭的功用实在是无与伦比。仅仅政治上或工作上的压力是不会把一个人压垮的，凡是在那不正常年月自杀身亡的人几乎无一不是身受双重压力的结果。即是说他们往往是在受到政治上的打击与误解的同时又面临家庭的解体，在家庭里受到众叛亲离的压力。反过来说，身受政治与家庭两重压力而全然能挺过来的实在不多。有许多宝贵的人才、可爱的人物身处逆境而终于活过来了，健康地活过来了，我想这应该归功于他们的家庭和家人。是家庭和家人使身受严峻考验的人得到了哪怕是暂时的温暖，得到喘息，得到了生活的照顾，得到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活下去的信心和耐心。”王蒙为自己庆幸。

在大部分“右派”实现了脱帽、撤离生产基地后，王蒙先是分到北京近郊的县城，做些实地调查工作。而后，于1962年9月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教了一年半书。当时听过他课的一些学生，像冯立三、汪兆骞等人，至今还常来看望他们的老师。王蒙自己并没有上过大学，却有这么一段在高等学校任教的经历，这是他后来颇引以为荣的。

1963年春节刚过，我们从小绒线胡同迁入北京师范学院在景王坟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临时租用的一幢教工宿舍。我和王蒙结婚以来首次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住二楼一间朝阳的居室，光线能直射到我的床头。这比起我和王蒙的旧居，有天壤之别。

从这时起，我可以和王蒙单独在一起生活了。我整天哼着最流行的《美丽的哈瓦娜》。歌中有一句词是“明媚的阳光照新屋，窗前开红花”，正好表达我们结婚6年得以平安地正常生活的美好心情。

那时的生活过得单纯而愉快。王蒙白天在学院上课或听课，晚间在家备课或批改作业。

一天晚饭后，突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两位陌生的青年。他们自我介绍是北大的学生，听说王蒙住在这里，慕名而来。他们说去了很多书店，想买《青春万岁》，可是买不到。书店的人也说，不知什么原因书还没有出来。两个年轻人的话触痛了王蒙。平静的思绪被搅扰，王蒙怎么能轻易放下写作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