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有意义的生活(1)

仅仅勤劳是不够的，蚂蚁也是勤劳的。要看你为什么而勤劳。

——亨利·戴维·梭罗

尽管瑞秋·贝克维斯（Rachel Beckwith）不愿意承认，但9岁生日确实有点儿令她失望。在教会的演讲上，这个住在西雅图地区的女孩得知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洁净的水喝，她震惊了。于是，她请大家不要送生日礼物，而是把钱捐给在世界各地为贫困村庄打井的组织“慈善之水”（charity water）。瑞秋的目标是募集300美元，她一直紧紧盯着“慈善之水”网站的生日捐款页面，密切关注着收到的每笔捐款。

瑞秋发现，网站上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将为世界另一端需要帮助的人筹款打井作为庆祝方式：丽兹·沃德和柯克·沃德夫妇将他们的水井捐款网页作为“结婚贺礼清单”；埃兹拉·马格拉姆为庆祝成人礼募集了5804美元，比他预想的两倍还要多；弗兰克·丹纳和梅根·丹纳为庆祝他们第一个女儿爱玛的降生，在“慈善之水”网站创建捐款网页，筹得375美元；蒂米·霍戒酒一年，筹到1306美元；艾丽卡·汉娜则把减肥之路变成了筹款之旅。看到大家募集善款如此成功，瑞秋很激动，但是，她自己的生日募捐成绩却不理想。她只筹到220美元，离目标还差一大截。

在家人的鼓励下，瑞秋很早就显示出回馈社会的意愿。5岁那年，她在学校听说了“爱之锁”（Locks of Love），这个组织使用捐赠者的头发，为因癌症或其他疾病脱发的孩子制作假发。瑞秋要求把自己的长发剃光，捐给“爱之锁”。瑞秋的妈妈萨曼莎·保罗回忆道：“那是她第一次剪头发——她的头发已经留得很长了，但她说想帮助得了癌症的孩子。”剪掉头发后，瑞秋宣布，她要重新把头发留长，过几年再捐给“爱之锁”。她确实是这样做的。瑞秋发现，奉献令她感到极大的满足，正是这种满足感促使她急切地在“慈善之水”网站上建立了生日募捐页面。但是，每当瑞秋满怀希望地上网查看自己的页面时，却总是看到捐款额增长缓慢，低于目标，这令她备感沮丧。

9岁生日过后不到六周，悲剧发生了。家人载着瑞秋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突然，两辆卡车相撞，一辆撞进高速路，造成十三辆车连环相撞。贝克维斯一家的车子也在其中。车上其他人并无大碍，但瑞秋伤势严重。接下来的几天，朋友和教会的教友们一面安慰瑞秋的家人，祈祷她早日康复，一面寻找更加实际的方法和这家人共渡难关。他们想起了瑞秋的生日捐款行动，开始在她的“慈善之水”网页上捐款。捐款额不断攀升，超过了300美元的目标，然后又超过了1000美元。尽管不知道昏迷中的瑞秋是否听得见，但守在病床前的家人不久就低声告诉她，她募集的金额超过了贾斯汀·比伯在“慈善之水”上的庆生善款47544美元，创造了新纪录。“我想瑞秋可能暗恋他，但她从来都不承认，”萨曼莎说，“她知道的话，肯定高兴得发疯。”

事态越来越明显：瑞秋永远不会康复。一家人做出了心碎的决定，撤除维持她生命的机器。在家人深情的陪伴下，瑞秋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个小女孩最后一次募款的传奇。这个传奇故事不断流传，世界各地的人们被这个女孩的慷慨之心感动，纷纷到她的网页上捐款，金额通常是9美元。一个5岁的女孩，把小猪存钱罐里所有的钱都捐了出来，一共2.27美元。萨曼莎动人地讲述了女儿的梦想，通过社交网络的传播，她的演讲激起了更大的涟漪，捐款总额飙升至10万美元，然后又超过了50万美元。最终，瑞秋的募捐共筹得1265823美元[1]，能够为37000人提供洁净安全的饮用水。社交网络让一个悲剧转变成一次胜利，一次对瑞秋生命和价值观的颂扬，它将跨越半个地球，拯救儿童的生命，促进他们的健康。瑞秋离世一年后，萨曼莎来到非洲。看到年幼的女儿为埃塞俄比亚那么多村庄带来的影响，她惊呆了。

对一个母亲来说，任何安慰都无法抚平失去9岁女儿的伤痛。但是，萨曼莎欣喜地看到女儿创造的奇迹。村民们既为获得洁净水源手舞足蹈，也为萨曼莎失去爱女深感同情，这也令她非常感动。捐资打井并不能化解悲伤，但至少能让人感到苦中有乐，能创造出丰富的意义表达对逝者的缅怀，否则，瑞秋的离去不免会令人愤怒地感到，这只是生命随意的安排。“有时，我真的感到难以承受。我对一位妇女讲了我们的经历，她也是个母亲，听完就哭了。她真心地被瑞秋想做的事感动了，也深深地感激瑞秋。她告诉我，她给孩子们讲了瑞秋的事，教他们懂得爱和奉献。这些人拥有的远比瑞秋少得多，听到他们也从瑞秋的故事里学到奉献和无条件的爱，真的非常、非常感人。”汽车驶出村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萨曼莎蜷起身子，放声大哭。

莱斯特·斯特朗（Lester Strong）的童年与众不同。三年级时，老师告诉莱斯特的父母，说他在学校成绩差，基本上是教不好了——校方用了“智障”这个词，称家长不应该再“浪费时间”让莱斯特接受正规教育，他只适合从事体力劳动，顶多能学会独立生活。老师把莱斯特的课桌搬到走廊上，对他不闻不问，羞辱他，骂他是朽木不可雕的笨蛋。斯特朗家有八个孩子，住在匹兹堡郊外，莱斯特的父母分身乏术，帮不上什么忙。他的父亲只受过八年教育。莱斯特似乎只是又一个永远得不到优质教育的黑人男孩。

幸运的是，莱斯特还有三位老师：一个剃头匠，一位牧师，以及一个朋友的母亲。他们都告诉小莱斯特，他能学习。晚上，他们检查他的作业，从他的成绩单里搜寻希望的征兆，告诉他在学校应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他们告诉莱斯特，他能做到。这些成年辅导老师改变了莱斯特的生活。最终，他留级重读了一年。此后，他的成绩突飞猛进，四年级成为优秀生，后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他获得了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进入戴维森学院，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深造。他进入电视行业，成为记者和制作人，之后平步青云，当上了波士顿一档晚间新闻节目的主播。

晚年的他，开始追求更大的成就。“我感到一种吸引力，呼唤我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回报社会，”莱斯特说，“我不想看到孩子们被当成没有未来的人，可以说，过去的我就是这样的孩子。”于是，60岁的莱斯特开始了全新的职业生涯，管理“经验服务队”（Experience Corps）。这个组织的志愿者年龄都在55岁以上，他们辅导小学生，就像辅导小莱斯特那样。

“我知道一个长者真诚付出的爱心和一丝不苟的关注，对一个还不习惯接受它们的孩子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力量。”斯特朗说。

“经验服务队”目前有1700名志愿者，在全美范围内辅导从幼儿园到三年级的三万名学生，这些学生主要来自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学校。每名志愿者负责一个学生小组，在整个学年内，每周完成15小时的辅导，教会孩子们使用图书馆，挑选书籍，尤其是教会他们感受阅读的快乐。

加里·斯卢特金（Gary Slutkin）医生回到家乡芝加哥后，焦虑不安。这个满脸皱纹的传染病专家在旧金山和非洲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光，与肺结核、艾滋病和霍乱作战。但是，长期待在难民营已令他疲惫不堪[2]，婚姻也支离破碎，是时候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了。接下来该找份什么样的工作，他完全摸不到头绪。

开始求职后，斯卢特金对芝加哥的黑帮暴力逐渐耳闻，听说了10岁的孩子枪击同龄人的事件。这确实令人震惊，但听起来与索马里以及他了解的其他地方也不乏相似之处。斯卢特金开始研究街头暴力，潜心阅读凶杀案和枪击案曲线图。在这个流行病学家看来，暴力案件的曲线图和传染病的曲线图惊人相像。

“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一种传染病。”斯卢特金说。他越是深入审视城市暴力，就越是深刻地感到，它一直被错误地诊断为单一的犯罪问题，而在很多方面，它更像是一种接触传染病，与霍乱和麻风病没什么两样。和其他传染病一样，街头暴力的传染取决于其在抵抗力低下的人群或社区里的暴露。他认为，“暴力传染病”不仅是一种比喻，在某种程度上，凶杀案的传播确实和传染病如出一辙。

斯卢特金发现暴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传染病后，立即决定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它，抑制传染。他发起了一个名叫“治疗暴力”（Cure Violence）的组织，找来刑满释放人员和金盆洗手的黑帮成员，像疾控工作者控制传染病那样，深入社区，阻断暴力传染。有人遭到枪击时，他们就赶往医院病房，劝说受害人不要实施报复。他们收集凶杀威胁情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更宽泛地说，他们试图改变社区的规则，让滥用暴力的人受到鄙视，而不是尊敬。“暴力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也能成为被抛弃的行为。”

近几年，“治疗暴力”的模式已经传播到美国其他城市和国外，甚至传到了伊拉克和哥伦比亚，取得的成绩引人注目。细致的评估显示，“治疗暴力”能够以微不足道的成本，将严重暴力行为的数量减少四分之一或更多。加里·斯卢特金认为，如果获得充足的资源，经过微调的模式能够将凶杀案发生率降低70%。

瑞秋·贝克维斯、莱斯特·斯特朗和加里·斯卢特金医生寻找创新和有效的方法回馈社会，反映出我们表达仁善之心的渴望。我们希望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而途径之一，就是与一个高于我们自己的使命相连。本书介绍了在美国和国外利用研究成果、实证策略和天才创意来阻止暴力、促进健康、发展教育、传播机会的创新者，并展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我们也能为世界带来些许改变。我们着重描写的人们，有的募集或捐献资金，比如瑞秋和她的家人，以及从这场悲剧中汲取力量的支持者；有的是组织者，比如斯卢特金和斯特朗；还有很多是冲在最前线的步兵。在一场用新的智慧、方法和经验减少贫穷和不义，解决社会问题的变革中，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从美国孩子辍学到非洲肠道寄生虫疾病，很多令人欣喜的全新应对方法已经诞生，能够为众多问题带来改善。在某些案例中，人们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20世纪的很多社会问题都看似无法解决，难以根治。我们探索火星，把移动电话装进腕表，却不能保证市中心贫民区家庭的安全；我们能测定胶子这样的亚原子粒子，能设计出会开车、会互动，还能击败象棋大师的机器人，却只能心有不甘地承认，在把孩子留在学校的战斗中，我们败下阵来；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在某些地方长大的男孩更有可能进监狱而非上大学，这是一种不正确也不公平的现象，但我们却举起双手，向贫民区的形势投降。暴力和贫穷，无论是在刚果还是在芝加哥，都依然是严峻的现实。

担任《纽约时报》驻外记者期间，我们结了婚。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想，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帮助身边有需求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城里最乱的街区为打击暴力出力，或者在学校当志愿者。我们大部分人只付出零星的努力，比如在这里或那里捐些钱。和很多美国人一样，我们两人也有必须得保住的正式工作，为抚养孩子忙得不可开交，这导致我们只能通过非常有限的方式寻找高尚的使命和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不是定期去教堂，将支持献给某个宗教机构的人，而且，虽然我们想伸出援手，但从来不知道该如何从非营利组织铺天盖地的吁求中做出选择。基本上，我们对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国内外的人们感到困惑。因此，我们考察了怎样才能更好地创造影响，怎样才能帮助一个机构做出有效的改变。这本书，就是我们的成果。

在最慷慨的人中，美国人民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也许并不是最最慷慨的。“世界捐助指数”（World Giving Index）试图测量各国人民的慷慨程度，虽然每年的结果各不相同，但已有超过五年时间，澳大利亚荣登榜首，爱尔兰其次，美国位列第三。在美国人每年捐献给慈善事业的3150亿美元中，大约四分之三来自个人捐款。慈善超越了社会阶层，美国的穷人和中产阶层尤其慷慨。位于收入最底层的20%人群[3]，捐款额占到收入的3.2%，显著高于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捐款收入比（1.3%）。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每年为慈善捐款[4]，男性、女性和儿童平均每人捐款约1000美元。

然而，帮助他人远比看上去困难，仅凭一番好意是不够的。人们捐钱时很少像赚钱时那么机灵，坦率地说，很多善款的使用效率并不高。我们决定，把目光投向“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机会”这个话题，因为人才易觅，机遇难寻。我们在肯塔基的房车停车场，在达尔富尓的大树下，在缅甸偏远的山区陋屋里都曾偶遇过了不起的天才。扩展机会的障碍之一，是世界很多地区对妇女和女孩的压迫，我们在上一本书《天空的另一半》（Half the Sky）中讨论了这方面的严峻挑战。现在，我们把视野放宽，考察要获得机会所面临的其他障碍，以及如何克服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