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神道设教(3)
如果按照王钦若的思路，谢安此举也是在“孤注一掷”，用八万“北府兵”去打一场实力悬殊的大战，还那么若无其事，这不是赌徒故作镇定的“心理战术”吗？根据后来的记载可以知道，谢安确实是在故作镇定。当捷报传来时，他正在跟人下棋，看后，就将捷报放到一边，继续下棋。人问文书写了啥，谢安还是带着那种笃悠悠的腔调，慢条斯理地说：“嗨，小孩子们刚刚攻破了来寇。”说罢，继续下棋。但是下完棋，他返回屋里，要过门槛，内心高兴，实在没有掩饰住，脚步急了点，结果脚上穿的木屐被门槛撞掉了屐齿。
越是大战，越是紧张，统帅人物就越是要镇定从容。此举至少有三个重要功能，一是控制自己可能的焦虑和焦躁，在危局中做到理性决策，以免失误；二是“示人以不测”，不能让敌对方知道自己的忧虑，以此增强敌方的困惑；三是有效安定己方，增强必胜信心。
所以具有兵家大智慧者，往往越是在前所未有的险象面前，越是能够举重若轻，镇定从容。最紧张的时刻，最从容镇静的往往就是这些天才智者。
在“博罗季诺战役”中，俄国统帅库图佐夫与法国皇帝拿破仑，二人都表现了出奇的沉静，甚至冷漠。库图佐夫在阵地前的指挥所内，坐在大方凳上，做出了昏昏欲睡的模样，只不过偶尔晃动一下手里的马鞭。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大战的紧张气氛。
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在海滩上安放了帆布躺椅，啃着苹果，平静地目送英法联军登船，而头顶，就是战机呼啸，身旁，就是炸弹横飞。在紧急撤退中如此蔑视德军陆空力量，对麾下将士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有些军官效法他，在海滩上开始修理胡须，而勤务兵则为他举着镜子；另一个完成任务的官员则干脆坐在船尾，从容垂钓。
库图佐夫、亚历山大，以及类此的统帅们，他们就是“欧洲的谢安”“近代的寇准”。他们内心的紧张，是只有自己知道的。
所以，尽管寇准已经做足了“前瞻性研究”，知道此役必胜，愿景必能达成，但是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很多偶然性非人力可以控驭，他的内心，一定还是非常紧张的。但他必须迷惑契丹、影响宋师，因此，必须“演戏”。
这是作为统帅人物必须修炼的一门功课。
但以王钦若的智商和格局，他无法理解这类天才。所以，他的妒忌混合了真诚，实心实意地认为寇准就是在玩大胆“孤注一掷”。
推演天下太平
“和议”之后，真宗很高兴，也很认真，他试图将“和议”推演为符合中庸之道暨圣贤之道的“天下太平”，真正实现父皇“太平兴国”的未竟之志。和平，也可以是一场文化英雄的壮举。真宗对这一场崇高的事业有近于英雄情怀的感知。他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作为推演和平的标志性动作，宋人甚至将几个带有“侮敌”性质的地名做了改动，如：
改“威虏军”为“广信军”；
改“静戎军”为“安肃军”；
改“破虏军”为“信安军”；
改“平戎军”为“保定军”；
改“宁边军”为“永定军”；
改“定远军”为“永静军”；
改“定羌军”为“保德军”；
改“平虏城”为“肃宁城”；
……
真宗还下诏，要缘边诸州军都要遵守与契丹的誓约，不得随便往来于境外与大宗之间，谋求物质利益。更禁止边民进入敌界掠夺财物牲畜，有违犯者要追捕，有罪要按法律规定处理。
边境有守将提出要修整旧日田地为方田，也有将军上书要修筑河堤，以防止契丹战马驰突，但是真宗认为这事违背誓约，不许。
边界有民事，契丹行文到达缘边诸州，朝廷规定：小事不必上报朝廷，没有什么疑难，可以直接回复契丹；但如事关机要，则需要尽快上报，等待朝廷回复后再回答契丹，但也没有必要让契丹知道大事小情都在请示朝廷。真宗的意思是：如果所有的边事决定都“出自朝议”，未免令契丹小觑了缘边州郡。
真宗诞辰日，史称“承天节”。到了这一天，契丹国母萧太后，派遣左金吾卫上将军耶律留宁等人率庞大使团来贺。按规定日期，耶律留宁等人要到崇政殿面见皇上，宋廷派出的接待主任，也即“馆伴使”是李宗谔。
此人乃是名相李昉之子，为人极为儒雅。他看到耶律留宁等人都带着佩刀，就下令“不许带刀入殿”，耶律留宁等人很顺从，并无埋怨牢骚，到了殿前的上阁门，愉快地解下佩刀，暂存于此。事后，真宗听说此事，说道：“戎人佩刀，是其常礼，不须禁以令式。”契丹人随身佩刀，是他们的日常之礼；我们不必用中原法令、程序去禁止他们。
随即传诏，令契丹使者“自便”。耶律留宁等人闻言后，大为“感悦”。
真宗还对李宗谔说：“圣人对人推心置腹，就是要向远近昭示诚信。”
按过去旧的制度规定，外邦使团来贺，只令首领几人入见，其余人物都在殿外拜见。这一次，真宗特许契丹使团内的几十人全部进殿接受接见。
到了“承天节”当天，正式上寿，排定班序，耶律留宁以“上将军”的身份排在宋廷“上将军”之下，“大将军”之上。
这个排序有意味。
按宋代，“上将军”为从三品，“大将军”为正四品，“上将军”略高半级。
耶律留宁在契丹为“上将军”，到了大宋，怎么排序？宋廷目前的安排是：契丹的“上将军”在大宋的“上将军”之下，而不是自轻自贱，让大宋的“上将军”排在契丹的“上将军”之下。
此类安排即是传统之“礼”。
“礼”义极重，其要旨在“节制”“当位”两个核心诉求。
契丹“上将军”来访，大宋没有将其视为附庸性质的“蕞尔小国”的使者，令其叨陪末座，也没有将其视为宗主性质的“可汗大国”的使者，奉为座上贵宾，而是折中平衡，将其视为大宋“上将军”与“大将军”之间的品阶，这是契丹使者最合适的位置，大宋礼宾司处理得当。
真宗做事“允执厥中”，深得“中庸之道”的折中与平衡原理。他的所有举措，都昭示了“和议”的诚意，同时也昭示了“执纲纪，存大体”的大宋尊严。
“和议”之后，瀛洲、代州按规定将战争前后俘获的契丹国降人押送到京。这些人怎么处理？
按照“和议”精神，是不是应该全部遣还契丹呢？
没有。
真宗给出的诏令是：“和议”以前的俘虏，按照大宋的旧日规定，一律收编，从此隶属于宋师军籍；“和议”以后的俘虏，付给部署司，遣还契丹。
这就是深通“中庸之道”的“政治智慧”。
还有更漂亮的“政治智慧”。
宋辽谍战
南北虽然已经议和，但是暗中的谍战并未停息。
谍战，自有一种“游戏规则”，一般来讲，谍战作为战争的辅助手段，各方都不敢轻视，一般都会部署己方优秀的头脑展开于“看不见的战线”，以获取敌方最有价值的情报为主要目标。“彼此彼此”，各方都有这一基本认识和判断，因此，互相间并不以谍战为“侵略”，一般也不会因为对方“搜取”情报而发动战争。但是不妨以此作为指责对方的堂皇借口，而对方也无须如妇姑勃溪、叔嫂斗法般咒天骂地、交詈聚唾，相反，越是遭遇指责，越是需要呈现高妙的策略。就像美国人抓获俄苏间谍诉诸“法办”之后，俄苏往往也会找一个不知真假的“美国间谍”，将其“驱逐出境”，称之为“不受欢迎的人”。
谍战，需要预案，需要“外交辞令”。
契丹从“野蛮”的部落时代走来，还没有如此“文明”的“游戏规则”意识。他们在入侵河北以后，甚至有过在井水中下毒，使用“化学武器”残害大宋军民的记录；他们以往抓住大宋间谍，也多将其残忍处死，如“射鬼箭”，就是将人捆绑在开阔地的一根独立木柱上，当作“箭垛”，然后由众多骑手远距离射箭，直到人身插满了箭镞。
真宗的处理办法是：如果抓获北界间谍，可以问清楚他所来的“事状”，然后押送到京师。但可以免去他“盗取大宋情报”“颠覆大宋政权”之类的罪恶，以一种“羁縻”手段安置在内地。所谓“羁縻”，就是带有怀柔倾向的软性控制。真宗要留着这些人。
他对辅臣们说：
“朝廷虽与彼通好，减去边备；（但）彼之动静，亦不可不知，间谍侦候，宜循旧制。又虑为其所获，归曲于我，朕熟思之，彼固遣人南来伺察，自今擒获，当赦勿诛，但羁留之，待彼有词，则以此报答可也。”
真宗这番话说了几层意思：
一、虽然与契丹通好，也减去了边防战备，但是对方的动静，还是需要知道。所以关于间谍的工作，仍然按照朝廷以前的安排处理，不变。
二、但是如此一来，我们的间谍被他们抓住，就会指责我们破坏“和议”，如果有摩擦，就会将过错推到我们身上。
三、所以，我们抓住契丹间谍，赦免而不诛杀，等到契丹那面拿我们的间谍说事，我们就展示他们的间谍，回应一下即可。
显然，真宗无意指责对方的谍情活动，但却做好了回应对方指责的准备。这就改变了处理间谍的报复性的“规矩”，将其转化为一种游戏性的“规则”，并由此展现出大宋“后发制人”的镇定、从容。
“澶渊之盟”的“盟约”中有规定，双方不得在边境修筑军事要塞。
但真宗更担心的是意外，尤为担心的是河北边境将士因为有了“和议”而放松边界警惕，因此专门下诏：
各地要塞，原有的敌楼、战棚等设施，如果有隳坏，马上修葺，使之完善。
大宋遵守合约，没有修筑新的要塞，但旧有的要塞内部设施有问题，应该修的还是要修。军事家政治家自有一种担当，此之谓责任伦理。虚名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因此，在军政游戏中，有些行动是没有必要公开的。
有一次，真宗就对辅臣说：“和议之后，减去边防屯戍兵众不少，朕担心此后难于恢复到原来的数量。以后要这样处理：边境要塞的屯兵驻守两年以上，按规定该更代（轮番驻守）就更代，但是要用整编部队更代已经残缺的部队。这样，虽然增兵了，但是不会有‘破坏合约’的嫌疑。”
同时，他还给河朔边防军指挥官下密诏：凡是部队人数缺失，就要广招补缺军人，不要认为与邻敌通欢了，就懈怠了守卫边防的军机大事。
中央禁军，是保卫大宋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该训练则继续训练，该拣选则继续拣选，要不断淘汰老弱，练成精锐。
至于契丹在边境明显“违规”，边臣一定要恪守大体，要契丹方面做出答复，如果需要惩戒，则有礼有节地要求必须严惩。
有一次，雄州边境的容城县，有契丹人驱赶着很多马匹越过拒马河到草地放牧。他们也知道此事“违规”，但为首者带着几只雉鸡、野兔当作礼品，来请求大宋边防军借给他们一块草地。消息报到朝廷，真宗回复说：“拒马河距离雄州四十里，很有一些两地的输租民户在此地居住。但河上的桥梁乃是我雄州所造，早就在桥上划定了边界，他们怎么还敢于越界渡河搞畜牧？这就是他们仗恃着已经通好，认为没有了障碍，所以敢这么干。这件事要马上命令边臣形成文书，将合约的《誓书》列上，让他们的首领知道这回事，并须严加惩戒。何况现在是欢好刚刚开始，尤其需要严格执守《誓书》，不可拖延！”
大宋，在真宗领导下，恪守中道，不卑不亢，在坚定地与契丹和好的同时，也在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
孙仅出使“得体”
在“和好”方向上，事实上，契丹做得比大宋还要“出色”。
真宗诞辰，契丹来人称贺；契丹国母诞辰，大宋也派出了使节称贺。
这一次派出的使节是开封府负责司法的推官、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孙仅。
这是大宋第一次派出特命全权大使。
孙仅是个儒生，读圣贤书，有士人风。史称此人“性端懿，中立无竞”，性情端正醇谨，恪守中庸之道，与人无争。当时朝野间对他都有推崇，口碑相当好。他也能文，著作很多，后人也多欣赏他的儒学思想和文采造诣。
他有一篇《骊山诗》，被欧阳修的《归田录》收入。诗中言：“秦帝墓成陈胜起，明皇宫就禄山来。”意思是说秦始皇建造庞大的陵墓，刚刚造成，就有了陈胜吴广的倒秦运动；唐明皇修建豪华的宫殿，刚刚建成，就有了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唐战争。整个诗篇就是对宋真宗大兴土木建造玉清昭应宫的批评。此是后话，容当后表。
此时真宗派他出使，就有“行中道”，展示大国风采的意愿。
孙仅出境之后，所到之地，契丹刺史级别的官员都来“迎谒”，迎接、拜见。
刺史，是州郡级的官员，约略相当于今天的正局级，大州刺史，则相当于副部级。更多的幕职人员、县令和境内父老，都捧着酒器在孙仅的马前恭敬献酒。孙仅路过的地方，契丹百姓则使用“斗”来焚香迎接，家家都在门前、路边置放饮用水，水盂、木勺齐全，方便使团随时饮用。从边境即开始接伴的契丹官员，则一路观察大宋使团的需要，一有发现，即刻调运，马上供应。食品都有两种风格，一种是草原的“蕃食”，一种是中原的“汉食”。“蕃食”用木器盛装，“汉食”用金器盛装，使团成员可自由选用。契丹还下令沿途居民不许跟使团成员做生意，不得接受使节钱财，违者全家处斩。
此时正当夏季，契丹国主耶律隆绪一般在含凉殿避暑，听说大宋使团要到幽州，就特意从草原深处赶来接见。他多次召见孙仅参加宴会，大张乐舞，给予了孙仅一行极高的礼仪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