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写在前面(2)

所谓“走马”，乃是“诸路经略安抚总管司走马承受并体量公事”的简称，一般称为“走马承受”，为宋代职官名称，职责是类似监司的路一级（省一级）监察官，主要是监督诸路武职官员，每年要向皇上汇报一次地方政情军情，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汇报。后来又规定，可以“风闻奏事”，也即听到什么风声，即使没有证据，也可以汇报。这是大宋帝国对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势力预防性质的制度性制约，对于沟通地方与朝廷的联系，具有隐秘的效果。这一职务后来又改为“廉访使者”，再改回“走马承受”，历来多有变化。由监察而监督，由监督而抑制，地方诸路也确因此而无法再膨胀为割据势力，对帝国治理的有效性而言，“走马”这一职官制度设计，作用不小。

“走马”仗着朝廷耳目的身份，往往也有侵凌地方、肆意作恶的记录，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论。

知州为“走马”饯行之后的当晚，李应机又找到这位“走马”，对他说：“我有‘密疏’，要你顺带到京师入奏，明天你不能走，等我草写完毕给你再说。”

“走马”不知道李应机已经受得皇上秘派旨意，听他这样说，就更为不满，勉强答应下来。

第二天，“走马”派人对李应机说：“我就要走了，请你把所要入奏的‘密疏’让使者带给我。”

李应机让使者回话说：“我这‘密疏’不能交给别人，你应当过来自取。”

“走马”大怒，但还是忍着，欲将李应机这类“骄横”之事累积起来，到时候一块向真宗汇报。于是硬着头皮走到李应机的府廨，取了“密疏”，向京师汴梁而去，一路上都在想怎么编派他的不是。

不料到了宫禁，皇上第一句话就问他：

“李应机无恙乎？有疏乎？”

李应机最近挺好的吧？他有“密疏”给我吗？

“走马”这才意识到李应机乃是皇上派出的亲信，来时想好的一通坏话也说不出来了，愕然中，将“密疏”呈上。真宗拆封，认真看了一遍，不断点头称善。又问：“李应机在益州治理地方，怎么样啊？”“走马”已经不敢编派坏话，反过来说了一番称誉的好话。真宗对“走马”说：

“你回去告诉李应机：他所上奏的意见都很好，朝廷就要施行。如果还有其他意见，尽力传来我看。蜀中无事时，很快就会召他回京了。”

不久，李应机回京，再次得到提拔，几年中，成为朝廷显官。

但李应机为官虽然“强敏”，刚猛强健，机智敏捷，却有贪财的恶习，而且行事多处现出权诈之象。这些，也被真宗看在眼里，所以渐渐疏远了他。

“和气”的赵恒很希望能有“猛士”来守四方，敢惩罚王府小吏的李应机，似乎很有点“猛士”范儿，于是得到重用。但一旦发现这类“猛士”存在道德上的缺陷，他就不再欣赏。真宗不是“事当务实”的功利主义者，而是“天下为公”的道义主义者。（“事当务实”，是五代名臣冯道语录，此语曾被王夫之痛贬，详见《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

缉盗三害

咸平五年（1002），这是真宗登基之后的第五个年头，指挥使马翰请求缉捕在京的“群贼”。真宗对辅臣们说：

“我过去做开封尹，听说马翰以缉捕贼盗为名，结果反生出‘三害’来：民中豪富怕他‘纠察’，于是经常厚厚地贿赂他，这是一害。每一次抓住贼盗，收缴贼赃，他都会报一个足以让贼盗判处死刑的上限之数，送官；多余的贼赃，都被他独吞，这是二害。他因此经常蓄养着十几个无赖，到各处去‘侦查扰人’，这是三害。但是因为马翰的这些事还没有显著败露，因此还不能就罢免他。从今以后，捕获贼盗之事，只委托开封府有司来做，不要让马翰参与其事。”

这一则故实中，蕴含的军政信息相当细密，治史，自可从中寻绎端倪。

这里至少可以看到，即使法网恢恢，也总有顽劣宵小之辈，以“寻租”为手段，危及民生。就人性之贪婪而言，古今以来的“小人”并无太大差别。

但凡是危及民生之人，一旦劣迹昭彰，帝国必行抑制之法；当其并未昭彰之时，帝国则尽力“曲突徙薪，预为之防”。

“诛斩贼盗，捕获叛亡”，是《千字文》中的句子。这种行为，几乎在所有文明邦国都被视为必须实施的治理要素。真宗的优异之处在于，他知道“兴一利”时，往往会“有一害”，如果只注重“缉捕”群盗，则官员因此而谋取私欲利益之手段，就会乘虚而入。

但帝国在官员没有显著大恶时，往往采用“优容”政策，尽力不去“法办”，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做“新民”。真宗在朝堂与诸辅臣说这个话，就是要传导给马翰听，激发起他的羞耻之心。帝国在尽力“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从五代走来的大宋帝国，对道义建国有自觉性。

“曲突徙薪，预为之防”，是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基本国策。

“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是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基本精神。

惩治无赖的策略

“敛杀气”“召和气”的帝国，仍不乏豪横顽民，就像今日美利坚，仍有枪杀无辜儿童之凶顽，谋害同床妻子之邪僻，不稀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必然参差不齐，道德亦然。那种试图令道德水平举国划一的讨论，皆类梦呓。故圣贤对待此类问题的姿态是：教化天下，但永远不做“毕其功于一役”的春秋大梦。

真宗时，曹州有赵谏、赵谔弟兄俩，都是凶狡无赖之徒。他俩常常用恐吓手段诈人钱财，并交结官吏，乃至不时干预地方政务。围绕着赵谏、赵谔更有许多“小兄弟”，也都横霸一方。二赵行径仿佛“黑社会”。

有一个太常博士李及，受诏要通判曹州。赵谏正好有事来到汴梁，听说李及要做家乡父母官了，就递上一张名片求见。但李及拒绝了他。赵谏大怒，谩骂而去。

随后，赵谏就开始给李及编造故事，制作成帖子，四散递送，诋毁他的名誉。

李及看到后，因为是赵谏匿名，不敢发作。

正发愁，有一个大理寺丞名叫任中行，恰与赵谏同乡，知道他的劣迹，就写了秘密的表章上给朝廷。这才算是挽救了李及。

随后开始搜查赵谏豪宅，得到他与朝士、内侍以及地方官的来往书信很多，赃款“巨万”。这个“巨万”在古汉语中不是“巨大到一万”的意思，而是“巨额很多万”的意思，有说法甚至认为“巨万”就是“万万”，也即一个亿。总之是说家资超富。

诏下：二赵并斩；同党决杖流放；与二赵来往密切者人人降官或黜免。

真宗认为这两人危害地方，性质恶劣，打算“穷治”与二赵交游的朝官。御史台也审讯出一个名单，应有七十多人要下狱。

负责司法的中丞吕文仲“请对”，请求见皇上说话。他说：“被逮捕的人，太多，很多都在外郡，如果全部拘捕，臣担心惊动天下。”

真宗说：“爱卿你正在执掌国家宪法，当疾恶如仇，岂能公开地来庇护这些人呢？”

吕文仲说：“臣所在的中司这个职务，不仅是举发、纠正臣辅过失，还要顾全国家大体。现在就算这七十多人都犯了罪，以陛下的仁慈，一定不会全部正法，顶多不过废弃罢黜罢了。那样就会造成官员缺失。臣意见是：只需要记录这些人的名籍，继续考察他们的为人，如果还有过失，那么在举选时、朝廷临对时，再摈斥之，未为晚也。”

皇上答应了他的意见。

这种处理模式，就是“用败将”而以观后效。治理模式中，善用“败将”是一种控制性策略，往往有奇效。秦穆公三次起用败将西乞术、白乙丙，就是经典案例。吕文仲得其密，宋真宗有所悟。这是与“纯洁队伍”截然不同的思路。天下广大，世界宏阔，不是大恶，稍稍优容，浑沦一气，以“耻感”影响贤良和不肖，是培植国家根脉之举。

太宗时，有个类似的故实，可以互为考见。

说淳化年间，太宗对宰相吕蒙正说：

“幸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甚者，斯可矣。近来纲运之上，舟人水工有少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问，却须官物至京无侵损尔。”

奸邪小人或心存侥幸之辈，进身的门户就像老鼠洞一样，哪里能够做到全部堵塞！只需要将那种太过分的清除就可以了。近来漕运船上，船工们往往有少部分人在公干之余，还夹带私货贩卖。但是只要不妨碍公事，可以一切不必追问，只要漕运货物到京没有侵损即可。

名相吕蒙正很赞赏皇上这一番话，他补充意见道：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君子岂不知？盖以大度容之，则庶事俱济。昔曹参以狱市为寄，政恐奸人无所容也。陛下如此宣谕，深合黄老之道。”

所谓“狱市”，“狱”指教唆词讼，也即刀笔吏师爷们的勾当；“市”指缺斤少两，奸商们的勾当。这是史上“奸人”最为集中之地。曹参在大汉齐国做宰相，临行时，告诫后来者说：“齐国这里的‘狱市’，轻易不要扰乱它。”接任的相官很诧异：“难道治理地方就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

曹参说：“不然。狱市，是奸人寄托所在，所以要容，否则奸人到哪里去安身呢？所以我将这件事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告诉你。”

政治治理，不全凭“价值理念”。几乎所有诉诸“理想状态”，让世界“清一色”成为“君子国”的治理方案，都是问题重重的。圣贤通晓此义，以道家黄老之说显著揭示。

传统中国，深通治道者皆明此理。

赵谏之后，又有崔白。

崔白是开封人，算是京城一大无赖，常常威胁群小，取财致富。之前还有个无赖名叫满子路，强横任侠，名闻京师。赵谏因为豪横而伏法之后，崔白对人吹牛说：“满子路，那是我这一辈的人物，赵谏，我门人，徒弟而已；其他人，都算不上数。”他想买邻居梁文尉的住房，梁文尉不许，他就多次诟骂侮辱。不久梁文尉病死，留下妻子张氏与两个幼年的儿子。崔白就派人到寡妇家门日日投掷砖瓦石块。张寡妇不堪其扰，转徙他处，房屋作价一百三十万钱出售。崔白用九十万购买。张氏到官府上告，崔白就增加了三十万钱，却偷偷地减少房屋的出售价格为一百二十万，并且让自己的仆人来做证。随后，来到开封府，反过来状告张寡妇。与此同时，开始贿赂官吏。

崔白一向与朝官殿中丞、权大理少卿阎允恭有来往，就请阎允恭就这个事向开封府判官韩允沟通。韩允于是判处：张寡妇随意增加房价，给了她杖刑。

崔白得到这个结果，大喜，就开始到街楼酒肆大肆吹嘘自己的“关系”有多么多么硬。

但皇城司得到这个街市传闻，没客气，奏章一上，就到了真宗那里。

真宗看后，当即令御史台抓捕崔白，审讯后得实，朝廷给出了处理意见：韩允，被除名，即不再隶属于官籍，去做岳州文学，到地方学校中去做事；阎允恭也被除名，去复州做文学。崔白被决杖，发配崖州牢城；崔白的儿子也曾作恶，被决杖，发配江州。同时下诏诫谕首都官民，引以为戒。

老病厢军

大宋实行募兵制，几乎所有的禁军、厢军、乡兵都有数额不等的薪水或津贴。很多无家可归的灾年流民，以及部分被俘的军士，就被收容为厢军。厢军很少打仗，一般充当工役。有些人还带着家属，住在城中。厢军士兵们来来往往，仿佛上下班一般。这类人数量相当多，所以大宋有“冗兵”之说。

“澶渊之盟”后，大宋与契丹和好如兄弟。但多年过去，汴梁城里尚有十八个老病的厢军骑兵。

按照规定，这些人可以发放一笔钱，遣返回籍，停止当兵资格。

真宗知道后，下诏给负责厢军的殿前司，让他们挨个去询问：没有亲戚、故乡无人照应者，仍然许可继续留在军中；愿意回乡，或愿意自动停止军籍的人，可让他们自主选择。

史称“上以异域归顺之人，老而摈退，或无所依故也”。这是皇上因为他们是从异域归顺的人，老了让他们退休，很可能无所依没有办法养老，所以给出了这个诏令。

“箭镞在体”者

咸平年中，有军士曾经在战时中流矢，从脸颊开始，穿过耳朵，看过很多医官，都无法取出。有一个叫阎文显的医官，发明了一种奇特的药物，给伤兵敷上。一个夜晚，箭被取出。

真宗高兴，嘉奖他的德能，命“赐绯”，赐给五品或四品的朝服。

另有一位民间郎中刘赟，也善于治疗箭伤。当初太祖时，天武右厢都指挥使韩晸，攻取北汉晋阳时，比箭矢更粗大的弩矢射中了他的大腿，箭镞留在左边髀骨内，近三十年了，还没有取出来。真宗听说刘赟有此功夫，就让他来看看先帝的功臣。刘赟为他敷了药，终于将箭镞取出。韩晸从此步履如常，感动得韩晸请求见皇上，陈说自己的感激之情，并表示愿意为国效力，“得死所”。又极力称赞刘赟医术之妙。

真宗将刘赟迁为医官，赐百金。

但是，因为诸军“箭镞在体”者多有赏赐和升迁，于是，就有了将士作假的案例。所以，当枢密院上言，将曾经经历战阵、“箭镞在体”者的名单汇总上报时，老将马知节说：“臣曾多次中箭，知道如果射中骨头，人基本就死了；如果不到骨头，可以马上取出来，哪里有箭镞常年在肌肤里的事呢？希望皇上只赏给一点金帛，不必转迁官职，如此，诈伪可以渐渐消失。”

但真宗很谨慎，他说：“这事得具体检视，如果不是假冒，还是应该按照前例赏赐升迁——但不要让这事弄得太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