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写在前面(1)

西哲有言：“废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和平成为英雄的壮举。”宋真宗践祚之初， 提出“召天地之和气”，是对内对外的和平宣言。

吾土，是诗意栖居的家园，抑或杀人如草的坟场？史上帝王公侯的“家园叙事”与“坟场叙事”呈现为不同的义理选择。宋真宗选择了“家园叙事”。

——题记

澶渊之盟与鲍岑和约

大宋，帝国领袖，真宗赵恒，他的时代自公元997年开始，至1022年结束，实算总二十五年。

此际，世界史上，在军政领域，发生了很多大事件。

德国人维尔纳·施泰因编纂的那部《人类文明编年纪事》，记录了这期间“征服与反抗”齐进、“战争与和平”共在的风景。荦荦大者可见——

有“圣徒”之称的斯特凡一世登基为匈牙利国王。

罗马-德意志皇帝亨利二世先后三次出兵意大利，击败了占据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并最终征服意大利，恢复了强力统治。

波兰开始不断割让领土，波莫瑞割让给丹麦，摩拉维亚割让给匈牙利，基辅割让给俄罗斯，上劳其茨割让给德意志。

爱尔兰开始分崩离析，英国人的影响开始增强。

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在斯伏尔德战役中阵亡。丹麦开始管辖挪威。

威尼斯控制了亚得里亚海。

南印度朱罗王国国王加里占领今天的斯里兰卡。

诺曼底农民起义，被镇压。

丹麦国王赶走了强行传播基督教的挪威国王奥拉夫二世后，征服了英国，并出任英国国王。但后来所有在英国的丹麦人被杀，丹麦开始报复性征伐。

东罗马摧毁西保加利亚王国，占领马其顿。

这一时期，大宋在真宗领导下，与契丹有了长达五年的拉锯式战争，我称之为“五年战争”。最后，在澶渊小城的对峙中订立和平协议，史称“澶渊之盟”，时间是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冬。

有意味的是，这一年，德意志国王亨利二世与波兰国王波列斯拉夫之间的战争刚刚开始，也在近五年之后，德意志在夺取波希米亚得手之际，与波兰人在德国的小镇鲍岑缔结了和平协议，史称“鲍岑和约”，时间是公元1008年中。

11世纪的这二十五年，东西方似各有一个通往“和平”的和议。但发生在中国的“澶渊之盟”和议之后，大宋与契丹，百年之内没有战争；而发生在欧洲的“鲍岑和约”之后，不到十五年，德意志即与波兰战火重燃，以至于波兰被迫放弃王国称号，承认德国的宗主国地位。就这个历史阶段，以大义衡量，“澶渊之盟”的缔结者，似更重契约精神。而德意志与波兰，则稍逊一筹。

大宋、契丹之“和议”成功，缘于帝国以“敛天地之杀气”为手段，以“召天地之和气”为目标的政治哲学的恪守与推演。

真宗时代，除了“五年战争”“澶渊之盟”“东封西祀”之外，似乎并无特别重大的事件。但是当我借助现代史家的眼光和传统圣贤的理念，进入这个四分之一世纪时，发现了“和平事业”暗合于“协和万邦”之《尚书》思想的邃密、雄深，以及不可思议的丰富。

我讲述“故实”，并期待因此而证实传统经学正当性的秘密。这个工作，可以简称为“以史证经”。

现在，在展开讲述真宗大帝的故实之前，先选择若干饶有意味的片段——这些片段，构成了一个个“意义空间”，有待于有心人去打开它、阐释它——作为这部书《写在前面》的话，供你品味，看看这部书值不值得读下去。

“谋逆者”王继恩

真宗赵恒，继太宗赵炅之后，来做大宋帝国第三代领袖。但在通往领袖的路上遇到政治风险，差一点坏在老宦官王继恩手上。

王继恩善于将帝国领袖当作“骰子”，将自家性命当作“赌注”——“押宝”。他生平最成功的一注“押宝”是在赵匡胤死后。那时节，他不接受宋皇后的懿旨，不召皇子赵德芳入宫，反而召来了晋王赵光义（也即赵炅）。如此，就在那个大雪初霁的夜晚，启动了大宋太宗时代。王继恩“押宝”赌赢，从此得到领袖恩宠，有了二十一年的人生巅峰。太宗死后，他再一次“押宝”，试图阻止太子赵恒继位，而与太宗的李皇后等人策划谋立已经废掉的皇子赵元佐。初夏的那个清晨，他摆出资深元老礼贤下士的派头，来到相府，召宰辅吕端进宫，讨论继承人问题。但吕端“大事不糊涂”，略施小计，将这位自以为老谋深算的宦官首领诱骗到书房，并反锁在里面，而后，匆匆来见李皇后。吕端一言九鼎，维护了太宗昔日与寇准等人的君臣约定：太子赵恒践祚，既定程序，不可变更。

不难猜想，王继恩“押宝”失算，他从吕端书房的门缝中望着那块安静的锁头，应该明了：往日已矣。他的政治癫狂，试图影响最高权力再分配的动作，在任何朝代都要付出生命代价，但真宗赵恒并没有像想象中的帝王那样大开杀戒。这就与“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大宋政治哲学有关。

太宗赵炅，驾崩于公元997年5月8日，这一天是大宋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太子赵恒在灵柩前继位，随即发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书，史称《真宗即位赦天下制》，简称《大赦令》。这个诏书的性质仿佛现代民主邦国的“总统就职宣言”，是一份昭告天下的政治文书。

诏书云：

……先朝庶政，尽有成规，谨守奉行，不敢失坠。所宜开谏诤之路，拔茂异之材；鳏寡无告之民，悉令安泰；动植有生之类，冀获昭苏；庶几延宗社之鸿休，召天地之和气。更赖中外百执，左右荩臣，各罄乃诚，辅兹不逮。布告迩遐，咸使闻知。

意译一下这段文字：

……太祖太宗朝的政务，都有成规，朕将恭谨奉行，不敢让这些成规丢失。现在应该做的是广开谏诤之言路，提拔优异之人才；要让鳏寡孤独，以及上告无门的弱势群体，都能平安安居；让动物植物，以及所有的生命，都能有机会获得苏醒再生；这样才有希望延续祖宗香火的大美，感召天地之间的和气。更希望朝廷内外文武百官，左右近臣，能够各自倾尽忠诚，辅佐朕所达不到的缺失。以此布告远近，让天下人都知道朕的意思。

诏书说了几件事：

一、要保持大宋开国“祖宗”（太祖太宗）的政策连续性。

二、要广开言路，奖拔人才。

三、要扶助弱势群体，并推及有生万物。

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延宗社之鸿休”，二是为了“召天地之和气”；而后者更是前者之目标。

熟悉大宋三百年史就会有感觉，大宋诸朝恒定不变的主题“天下为公”在此。与太祖太宗比较，真宗更重此道，“召天地之和气”，就要“敛天地之杀气”。真宗在这个方向上有更自觉的意识。

顺便解释一下：“鸿休”，是“宏大的吉庆、美好”之意，可以简译为“大美”或“大业”。

《大赦令》诏书一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即平常规定遇赦不赦的罪犯，这一次也全部赦免了。

王继恩事发，已经在《大赦令》期限之后，但真宗还是没有动杀机，只将他黜为右监门卫将军，流放到均州安置，最后死在被贬之地。右监门卫将军虽然属于有职无权的武官散职，但毕竟还算朝廷官员。真宗没有痛下辣手。

与王继恩一道谋划“押宝”的还有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人。

参知政事是副宰相，负责相当于中央政府的政事堂也即中书的日常政务，重新“任命”皇上，也要政事堂下文书；知制诰则是政事堂的一等秘书，负责起草政府文书。所以王继恩要更动太宗遗诏，改换天子，就需要这些人的支持。这三人再加上李皇后，构成“后太宗时代”非常时期的“四人帮”。他们阴谋败露后，真宗一个未杀，一个未关。

李昌龄不过被“责授”忠武（治所在今河南许昌）节度使。“责授”是职官制度常用语，含有“惩罚责备而贬官”的意思。

胡旦被贬为散官，后来他患有眼疾，视物不明，以秘书省少监的职官身份致仕，即退休。

李皇后则没有得到任何处罚，甚至被尊为皇太后。她原来居住在西宫嘉庆殿，真宗很孝敬这位不是生母的母后，为她另外建造了一座更舒适的万安宫。李氏生病时，真宗会亲自调制汤药，在朝堂上也常有忧戚之色。

后来李氏病重不起，真宗说话都带着哭腔，多次下诏到民间去招募良医。

李氏死后，还被葬在太宗的陵寝之旁。

王继恩由宦官班首贬为武职闲官，李昌龄由政府副首脑贬为省部级官员，胡旦由政府大秘贬为闲职，后来再升为朝廷秘书处副秘书长，李皇后则不仅不问不处理，甚至得到皇太后的尊贵待遇。诸位“谋逆者”，无一死罪。

这些，成为真宗践祚后，大宋帝国“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的一个注脚。

真宗“英断”

真宗很和气。

但他的和气有大气象。

他是太宗的第三个儿子，原名赵德昌，后改为赵元休，又改赵元侃，立为皇太子后，再改名为赵恒。

就像太祖太宗出生时有“异象”一样，他出生时也有“异象”。据说他的母亲，即太宗李皇后，曾经做梦用衣服的前襟兜着太阳玩，然后就怀孕了。他出生时，太宗正做开封尹，据说那一天“赤光照室”。他的左足有奇异纹路，细看像一个“天”字。他小的时候很聪明，与诸王游戏，喜欢做战阵的模样，还自称“元帅”。太祖很喜欢这个小孙子，无人上朝时，小孙子就会爬上金銮殿的宝座坐一坐。太祖有一次抚摸着他问：“天子好做吗？”小孙子回答：“由天命耳。”太祖很是惊奇。

赵恒出生于公元968年，践祚时年届而立，大宋建国已经三十八年，帝国开始出现太平气象，除了局部地区的小型叛乱和契丹在河北北部的骚扰之外，真宗接手的帝国还算稳定。

他封赏了帝国第一功臣吕端，在宰相职务之外，又加右仆射。宋代加官类型繁多，右仆射属于“检校官”类型的加官，在宋代是一种仅次于“太师、太傅”之类的荣誉，史称“特崇奖之”，特别给予崇隆的嘉奖。

诸兄弟改封诸王，这是对皇室诸亲的特权优待。所谓“王”，虽然并无实际职权，但毕竟是一种爵位荣誉。

又以太子宾客李至为工部尚书、李沆为户部侍郎，二李并为参知政事，也即副宰相。在后来的日子里，二李成为真宗一朝最重要的辅佐大臣。

就在这时，契丹国主耶律隆绪忽然从草原深处到达了幽州（今北京）。

虽不清楚契丹此举的目的何在，但不能排除草原帝国试图在大宋国丧期间南下侵扰的可能性。真宗应对契丹异动的战略安排是，首先派遣老臣郭贽前往大名府（今属河北邯郸）做知州。

大名府乃是过去魏博军节度所在，又称天雄军，是唐末以来河北三镇之一。自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三镇最北端的幽州一镇已失，中部诸州就成为大宋与契丹的边界，南部就是大名府。事实上大名已经成为拱卫河南中州的北部要塞，大名一失，契丹铁骑即可直驱南下，陈兵黄河北岸，过河就是汴梁。因此大名对大宋，有特殊的地缘军事意义。郭贽做过盐铁使、参知政事，善于发现人才，真宗此一任命，对他应有期待。

但郭贽不愿意去做大名府知州。

任命后第二天，郭贽请求与真宗对话，史称“请对”。见面后，郭贽恳切地提出辞呈。真宗不同意，回答他就一句话：

“大名是魏博重地，卿应该赶紧去上任。”

郭贽不得已，退下。

真宗召来辅臣问：“郭贽不想上任，愿意留在朝廷，这事可以吗？”

辅臣回答：“近例也有这事。大臣不愿外放，可以留下。”

真宗回应道：“朕初嗣位，命贽治大籓而不行，则何以使人！”朕刚刚践祚，命令郭贽去治理大的藩镇，但他不愿意去。如此，以后如何调遣他人！

最后，没有答应郭贽的请求，还是派遣他到大名府上任去了。

有宋一代，帝王外放大臣，大臣往往“拒命”，帝王往往“优容”，一般不治罪，愿不愿意到地方，可以协商。但这一次，“和气”的真宗坚持任命不变，此事得到后来史论的赞誉，仁宗朝的大臣吕夷简就评价真宗此举为“英断”，将此事与当年太祖贬黜中书舍人赵逢一事相提并论。赵逢乃是前朝老臣，太祖征伐泽、潞（均在今山西中部）李筠时，他跟太祖从行。但他害怕战事之险，畏避山路之艰，假称坠马伤脚，留在内地。太祖于是将他由朝廷命官贬为地方小官。政治家自有责任伦理，令必行，禁必止。在文明邦国共同体之间，上级调遣下级，下级理应服从。唐末以来迄于五代乱世，“权反在下”，上级纵容下级，下级抗命上级，成为反复出现的军政现象。真宗上任伊始，在国家秩序问题上，有惩前毖后之诉求。调派郭贽守边，令出不变，事情虽小，立意却深。

庆幸的是，契丹那边暂时没有大的动作。

这一年，真宗赵恒正值而立，三十岁。

“孟士”李应机

真宗赵恒还在做太子时，曾以寿王身份担任开封府尹。有罪犯逃入附近小县咸平，知县是李应机。赵恒派出散从小吏带着他的手帖（相当于后世的介绍信）去抓捕。在咸平县大堂上，散从们仗恃着来自王府的身份，没有把小小的知县看在眼里，有了喧哗失礼的举动。

李应机发怒：“你们所服侍的是寿王，我所服侍的是寿王的父亲。服侍父亲的人，可以鞭打服侍儿子的人。”

于是给这几个散从小吏每人二十杖，算作用了刑。

散从们回到王府，向赵恒哭诉此事。赵恒不回答他们，只是默默地记住了“李应机”的名字。

等到赵恒登基，还没有改元，川中有乱象，就提拔李应机为益州（今四川成都）通判，并召他到殿中说：

“朕正在以西蜀之事发愁，所以任命你来做这个官，但这个官职还不是你将来能做到的大任。你权且去，地方有什么重要事情，可以用‘密疏’传给朕看。”

所谓“密疏”，就是写给皇上的密信，传递中要封裹，他人不得偷看。

李应机到益州后，有一位“走马”要回京奏事，益州知州来为他饯行，刚刚做了通判的李应机，应该算益州的二把手或三把手，按礼应该陪一把手知州出席宴会，但他却称病不来。“走马”认为李应机不给他面子，心中不免怀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