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开教与发展：宁波天主教概述（4）

另外，咸丰五年（1855），仁爱会在县城南门外购买土地作墓地用，是年8月仁慈堂收养弃婴，仁慈堂又被称为怜婴堂，年底就收留孤儿108人。1860年在药行街办进行小学、育才中学。1861年仁爱会创立普济院，设在药行街。1870年苏凤文主教将其男孤儿迁至江北岸小教堂，之后便不再使用。1910年赵保禄主教在草马路另建新的普济院，专收男孤儿，1951年被新政府接管。在田嘉璧时期，除了教区的功绩外，也曾因战火而使传教事业遭受损失。咸丰十一年（1861）11月，太平军攻打宁波，9日占领宁波城，当时江北岸是租借，不少国外人员逃到定海，传教士和修女逃至港中，挨近法国军舰，1862年5月，太平军与英法联军再度交火，一些教堂、祈祷所等被战火损毁，传教事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四）苏凤文时期（1870—1884）

清同治九年（1870）1月17日，苏凤文（Edouard Francois Guierry，1825—1883），调任浙江代牧，12月8日到宁波上任。宁波开埠后，江北岸成为外国人主要的活动区，有传教士看上这块风水宝地，1871年在苏凤文主教的支持下，开始兴建江北天主教堂，1872年竣工完成，定名为圣母七苦堂，占地面积4380平方米，具哥特式风貌，1876年增建主教公署、藏经楼等，成为主教常驻堂，1887年添建钟楼。1963年停止教会活动，1980年教堂被归还，是年12月24日复堂后改名为耶稣圣心堂。江北天主堂是近代著名建筑，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1870年在宁波城内建造若瑟医院，建造宁海凤潭天主堂，1871年宁海开教。

（五）赵保禄时期（1884—1926）

光绪十年（1884）3月7日赵保禄（Paul Marie Reynaud，1854—1926）被委任为浙江代牧，他担任主教达42年之久，为浙江代牧中任期最长、也是权势最显赫的一位，宁波有句俗谚，道台一颗印，不如赵主教一封信，可见其人脉和影响。赵保禄主教对教会事业贡献巨大，不仅创建各地教堂、修院、中小学，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1897年时，江北岸天主堂教徒有287人，到1912年，有本堂3座、公所30个，教徒2505人。由于教会事业的发展，1910年，浙江代牧区划分为浙东、浙西两个代牧区，浙东代牧区负责东部的宁波、绍兴、台州、温州、处州等教务，主教座堂设在宁波江北岸圣母七苦堂，首任代牧为赵保禄主教。1926年，浙东代牧区又分为宁波和台州两个代牧区，宁波代牧区分管宁波、舟山、绍兴、温州和丽水等教务。

赵保禄主教对宁波教会事业的贡献主要有：一是宁波草马路的教会事业建设，1901年在赵保禄主教的支持下，宁波教区购进土地5亩，次年又购30亩，后又购40亩，1910年于此建成普济院，内设育婴院、残疾院、孤儿院、施医所等。1892年1月15日创办拯灵会，地址在药行街仁慈堂，1905年迁到江北岸慈母堂，1916年又在草马路建成新会作总院。是年还创建保禄大修道院，赵保禄亲为首任院长，招收通拉丁文、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修生入院学习，学制6年，其中哲学2年，神学4年，毕业后任天主教神职人员。1917年1月赵保禄又将顾方济主教于1851年创办于定海的增爵小修道院迁至草马路新院舍，亲任院长，学制6年，设初、高中部，学习国文、教理、拉丁文、法文等科目，毕业后入大修道院。是年育才学校亦落成。这些教会建筑群共处草马路，一时蔚为大观。第二，1918年对宁波药行街大教堂进行修整，加建高122尺的钟楼。第三，在宁波府下的其他地方积极推进教会事业。1903年将浙江省原定的宁波、舟山、杭州三个总本堂区调整为四个总堂区：杭嘉湖、宁绍台、金衢严、温处。1911年在余姚建天主堂，名若瑟教堂，建筑面积976多平方米。慈溪建造的教堂包括新浦天主堂、逍林天主堂、观城天主堂；宁海有城关天主堂；象山建造鱼山天主堂、吉港天主堂、石浦天主堂，1911年在宁波江北区草马路建白沙天主堂。

1895年发生朱家尖土地案，因与佛教圣地普陀山有关，牵涉到两种宗教的外在关系，稍作叙述如下。朱家尖是一座小岛，离普陀不远。康乾两位皇帝将朱家尖本地赐予普陀山，由其僧侣租与当地农民，两安无事。1864年天主教传入该地后，入教人数大约50人。有教徒不堪租金重负，向主教建议开塘辟地，与教徒租种。浙江代牧赵保禄主教积极响应，谁料当地知县以越出《中法条约》为由谨慎拒绝，傅道安神父于1892年前往定海，约请负责定海的传教士董增德前去活动，无奈董增德没有兴趣，而普陀寺僧听闻此事，也是四处活动，最后普陀、知县、朱家尖教堂签订协议，朱家尖土地归普陀管理，并兴建更大的海塘。朱家尖教徒由于所养的家禽常被普陀寺管理土地的人员打杀，对此心怀不满，发生多次冲突，并夸大事实，激化矛盾，以便摆脱普陀寺的租用管理，甚至有些极端教徒于1895年9月22日不惜烧毁自家教堂来栽赃陷害对方，此事过去多年才查清，当时双方不得不出面干预，赵保禄主教知会上海法国领事，法国派出军舰前往协调，是年10月17日，签订和解协议，天主教堂获得2000亩地和损失费数千元。

赵保禄去世后，法国人戴安德（Andre Jean Francois Defebvre，1886—1967）于1926年12月23日被任为宁波代牧，1935年教宗代表蔡宁来宁波视察教务，1947年6月24日，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主教抵宁波，主持戴安德主教就职典礼，宁波、舟山、绍兴有14个本堂区，温州有8个本堂区，神父80人。1931年，分出丽水监牧区，1932年建慈溪腰塘天主堂，建筑面积345平方米，1949年2月，温州成立新教区，称为永嘉教区，1953年6月16日，戴安德被逮捕，次年4月19被驱逐出境，至此宁波教务中断，改革开放后才重启。

第三节　宁波天主教的开教问题

因史料记载的混乱不清和真假难辨，宁波的开教一直存在争议，引起争议的是具体的时间和事件，大体时间范围能确定。具体地说，大约有如下三种观点：一是1530年左右，主要依据在于葡萄牙人在宁波双屿岛的历史事件，不少网络传播多采取这种说法，但正式书籍多不采纳；二是1624到1628年间，主要依据在于天启四年（1624）宁波籍人士王方济在北京入教，随后又在明崇祯元年（1628）邀请葡萄牙传教士费乐德自杭州来甬传教，“发展教徒80余人，其中王方济一家25人，为天主教传入之始。”（注：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页。）在此，也存在个问题，两个时间到底哪个是开教的标志呢？《宁波市志》倾向于1628年的说法，而《鄞县志》则将两者联系起来，并罗列耶稣会士利类思应教徒朱宗元之约请，以及阳玛诺、孟儒望、毕方济等传教士赴宁波传教的史实，强调天主教在明末传入宁波鄞县的（注：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鄞县志》（下），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页。）。三是采用朱宗元邀请利类思来甬传教为时间起点，《宁波通史》亦是强调宁波在明末传入天主教，随即便举出这条利类思（通史写成李利思）传教的史实，紧接着就说到朱宗元撰写的《答客问》、《拯世略说》（通史写成《极世略说》）等宣传天主教教义的读本（注：傅璇琮主编：《宁波通史》（清代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解答宁波天主教的开教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非常繁难，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开教的史料问题；二是开教的标志问题。现将这两个问题简述如下，以此大约能看出开教问题引起争议的真正原因。

一、史料问题

宁波双屿岛事件在《明实录》上有记载，本书前有引述，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确定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另外平托（Fernand Mendz Pinto，1509—1583）所著《远游记》（Peregrinacao）有记载此事，平托是葡萄牙的探险家和旅行家，该书在1614年出版，澳门有1999年版的中译本，译者是金国平先生。那时西方文献直接将双屿岛称为“宁波”（Liampb），在16世纪中期非常繁荣，在1542年与日本贸易后更甚，虽属中国管辖，但由一个自治市政机构统治，由司法官、审计官、法官和市议员等组成，成为中国人、葡萄牙人、暹罗人、婆罗洲人、琉球人等这些不同族群者的自由安全地带，免受海盗统治之苦，双屿岛的覆灭直接源自一名叫佩雷拉（Lancerote Pereira）的法官的杀人行为，佩雷拉将价值几千Cmzado（一种葡萄牙金币）的货物交给中国人，但交货之后人却不见踪影，于是他火冒三丈，决心洗劫一个村庄以弥补损失，他选中了离双屿岛不远的村子下手，带领20名左右的暴徒乘夜抢劫了10来户人家，掳走其妻子儿女，杀害了大约10人。因此浙江巡抚不得不下令剿灭该地以平息民愤，据平托记载，那时他刚好在双屿岛，大约有1万余名基督徒被处死，其中有葡萄牙人800余名。大量船只被毁，不到5个小时，这位目击者最后强调了一句，“双屿岛一物不剩，荡然无存了”。

另外有段材料来自于葡萄牙籍多明我会士克鲁士（Gaspar da Cruz，1520—1570）所著的《论中国》（Tractado da China），该书1570年出版。克鲁士1548年到果阿，开始其东方的传教生涯，1556年造访过中国，可能只在广东一带盘桓数月，他根据各种资料包括自己的所历所闻，介绍了中国的各种情况，也说到双屿岛事件，估计是依据道听途说或二手资料所得。

还有一段注释文字，也可以作为佐证材料，附在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的利圣学传记下，全文抄录如下：

“考一八六一年卡斯特罗—桑帕约（Manuel de Castro-Sampaio）在香港刊布之一小册子题曰《澳门的中国人》（Os Chins de Macao）者，颇足以资考证，兹录其五二页之文如下：‘一五四五年前，葡萄牙人在宁波有一真正市场；有基督教民一万二千人，中有葡萄牙人八百，天主教堂八所，医院两所，市政厅一所，检查员、审判员等若干人，缘有检查员名帕雷拉（Lancelote Pereira）者率盗贼约二十人在附近一带杀人越货，中国官吏愤怒，遣战船三百八十艘，兵六千人，焚毁此居留地，尽逐葡萄牙人。嗣后葡萄牙人谋居漳州为成，遂赴上川，终徙澳门。’——钧案：此事不见《明史》纪传，可补史文之缺”。（注：（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秉钧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04页。）

该段文字也是摘录其他著作的二手资料，它与《远游记》所载略同，费赖之著作的译者冯秉钧先生还说到此史料可补《明史》所缺。这几段材料应该可以确定事实的存在，尽管平托可能站在葡萄牙人的立场上，对此事的描述稍有夸大之嫌。也就是说，在16世纪早期，天主教就已经传入宁波，其标志不仅有天主教的机构与建筑，还有传教士和教徒，只是由于传教士与教徒的名字没有记载，另外也不知道其具体建设之历程，只是依托于剿灭盗匪之事才提到宁波已经传入天主教。且史料都是外国传教士或探险家书写的，《明实录》只是提到“天妃宫”，语言障碍的存在可能使得不少研究者忽略了这段史料。

以上是第一种宁波天主教开教观点所拥有的史料，接下来看看第二、三种观点所主要采用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