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上篇（5）

哲学与闲暇

黑格尔曾经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表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只有在一切必需的东西都具备以后，人们才开始谈哲学。古埃及祭司的闲暇，是数学科学的开始。的确，当一个社会没有必要的剩余劳动，每个人都忙于物质生产时，精神生产包括哲学是不可能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奴隶社会的体脑分工，看成是古代希腊罗马哲学繁荣的重要原因。奴隶承担全部体力劳动，从事物质生产，使得少数人能从事脑力劳动，这对奴隶来说是不公正的，可对整个社会发展来说是有利的。历史不能以道德为尺度，但这种状况可以改变，这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力，缩短劳动时间，使得人们都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而不是仅仅少数人成为有闲者。我们现在实行五天工作制，就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可惜，一些人利用闲暇时间“搓麻”，进行不仅无益而且有害的活动，这样的闲暇会导致人的异化，西方有些学者早就指出过这一点。因此不仅要有闲暇而且要善于利用闲暇。

在我们这里，文科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工作者，迫于生活，或者像当年黑格尔说的，没有感受到在精神领域中邀游的乐趣，而是忙于尘世生活，于是急功近利，心情浮躁，从而无心坐冷板凳。即使闲暇时间多了，也无心于专业。看来不仅要有闲还要有钱，即生活过得下去。这就不是哲学家自己能解决的，要依靠政策。

哲学不是李尔王

自古以来，哲学的范围就处在变化之中。各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部门，都是从哲学中不断分化出来的。这种分化既缩小了哲学的地盘，又扩大了哲学的地盘。因为各门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学科并没有完全脱离哲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它会不断提出各种哲学问题。因而各个具体科学部门的独立化，扩大了哲学的研究面和问题的容量。

当各门具体科学的总和能够相当完整地描绘出世界图景时，哲学是否成为多余的呢？不会。各种具体科学的总和提供的仍然是实证知识，而不是关于世界的哲学认识。科学关注的是外界某一类对象，而哲学关注的不仅是对世界的总体性思维，而且要把握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况且日新月异的科学的新进展会不断提出新的哲学问题。只要人们在实践和认识，哲学就永远不会终结。哲学不是李尔王，它决不会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如果这样，这不是哲学的不幸，而是人类精神的不幸。

哲学的风格

哲学如同文学一样，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哲学家作为人来说当然有自己的个性，这与哲学无关。我们这里说的是哲学风格，即哲学体系各有自己的特点，柏拉图不同于黑格尔，苏格拉底不同于康德，如此等等。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千人一面、不具个性。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本身就极具个性，它不同于一切其他哲学体系，它的实践性、群众性以及批判性的风格，就是其他哲学体系所缺少的。

其实，缺少个性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我们信奉同一种主义、同一种学说，我们的基本观点的相同性或相似性是不足为怪的，否则我们就不能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这种同一性中能否存在各自独特的风格呢？我认为应该能。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大家都各有特点，梅林不同于拉法格，普列汉诺夫不同于列宁，邓小平不同于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风格问题，说到底是个创造性的问题。我们之所以缺少特点千人一面，是因为我们不断地重复同一条原理，重复同一个模式，这从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可以看出来。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就需要坚持创造性，在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特殊的贡献，而不是不断地重复。重复就只能是毫无个性的雷同。我们不可能都成为有贡献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事业需要大批的宣传家、教育家。即使如此，在联系实际方面，在语言文字的风格方面还是可以形成自己的特点。我们并不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各种学派，但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各自形成自己的不同风格。

哲学的民族性

民族性表现了哲学的个性。很显然，以希腊罗马哲学为源头的西方哲学，与以儒墨道法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哲学相比，各有特点。当然个性中存在共性，如辩证思维、唯物主义原则、无神论思想，等等，都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点。但这种同是异中之同。

从哲学的着力点看，西方开始关注的是自然。自然哲学，即以自然为对象的哲学思考。这当然不限于自然，实际上是世界观而非仅仅是自然观。在古代希腊罗马，自然观与世界观是同一的。而中国哲学以儒家为代表着重人伦，即人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中国哲学中也讲自然，如庄子，但讲的是人自身的自然即人的本性。老子讲到一些宇宙论的问题，但整个说来自然并非其哲学的关注点。因而中国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系较少。这一传统一直影响到整个中国哲学。自从1840年以后，困扰中国的突出问题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革命问题，因此哲学关注的重点不是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社会发展问题。而西方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生产和科学的发展，哲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论被提到重要地位，而且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哲学成为哲学的热点，这种情况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没有出现。

从哲学思维方式来说，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因此明于天人之分，以世界为对象，以人为主体，强调对事物的观察、实验并求助于理性；中国哲学强调人伦，强调道德的人类本性，因而追求天人合一，反求诸己，提倡悟、顿悟、彻悟。

至于哲学范畴，也各有特色。中国哲学讲理气、阴阳、有无、动静、形神、知行，而西方哲学则讲矛盾、一多、感性理性、质量、肯定否定。我们现在哲学教科书中的范畴，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具有西方哲学特点的范畴。这些范畴由于与自然科学的成就联系较紧，可以采用，不必回过头去一概采用中国哲学的原有范畴，但中国哲学中的一些范畴仍然可以使用。毛泽东《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知行问题。中国哲学中的某些范畴经过整理和清洗，可以引入现行教科书，以利于中国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哲学主要是民族的哲学。当然哲学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传播，但终归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即使是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老子、庄子、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对其他民族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仍只属于某一个民族。例如，老子、庄子的是中国哲学，康德、黑格尔的是德国古典哲学。

当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哲学走出民族范围，开始了世界化的进程。马克思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断言，将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即哲学“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1]。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种世界性的哲学。因为无产阶级是世界性的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哲学，它具有世界性，尽管它产生于德国，但不专属于德国；它受到德国哲学的某些传统的影响，但它的内容的适用性又不限于德国；它是一种世界性哲学，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认同。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不同的解释，但没有人敢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仅属于德国，是德国的民族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际性，并不排斥它必须民族化。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扎根，要具有生命力，必须与各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得好坏，既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功能，又决定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败。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21页。

不能把哲学的阶级性庸俗化

哲学家并不是作伪者，都自觉地为某个阶级的利益辩护，相反，不少哲学家认为自己是超政治的，处在最纯正、最圣洁的精神王国之中。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理论的真实性，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越是相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越是相信自己为之辩护的东西的合理性，可能越是表明自己执著地坚持某种立场。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认为自己是错误的，是为丑恶、为非正义辩护的。凡是我为之辩护的肯定是正确的，这是一切哲学家的看法。

可是，阶级社会中的哲学是有阶级性的。这并不取决于哲学家的个人的意志，而是由哲学家所处的环境决定的。不一定是有意的辩护，而是哲学家们的观点客观上有利于某一特定阶级，从而使他成为这一阶级的哲学代言人。马克思在讲到某一阶级的思想家与其所代表的阶级关系时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1]哲学的阶级性不取决于哲学家本人的阶级成分。按照哲学家个人的家庭成分来阐述哲学的阶级性是庸俗化的，决定性的是这种学说对谁有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并不取决于它的公开申明，而在于这种哲学确实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无产阶级要真正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历史使命和获得解放的途径，不能祈求上帝，不能指望命运，也不能清静无为、逆来顺受，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为他们指明出路。恩格斯说：“只有当工人阶级不是带着有色的法学眼镜，而是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它才能亲自彻底认清自己的生活状况。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2]狄慈根也说过类似的话：“谁想做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谁就必须改善自己的思维方法。公认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民主党提高到目前它所达到的科学水平，主要是有赖改善了思维方法。”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突出地表现在它的功能上，而不是它自封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5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哲学与哲学家的哲学意识

不少哲学家都追求最终真理，或者把自己的哲学看成是最完美的体系。

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也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哲学说成是对绝对观念的最终把握，是哲学发展的终结；可另一方面又说，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哲学是被把握在思维中的它的时代。这当然是矛盾的。追求超时代的哲学与哲学的时代性是不可共存的，这种矛盾注定了黑格尔哲学必然解体的命运。

马克思强调哲学的时代性。“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名言，表达了马克思对哲学的时代性的认识。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强调哲学的时代性。梅林说过：“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斗争与这一时代的哲学之间的依存关系是那样鲜明地暴露出来，即使最近视的人也会明白看到的。”还说：“任何哲学都是由某一民族和某一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民族和这个时代的经济生产过程中有极其深刻的根源；甚至在它既经出世之后，哲学体系的概念也不是以自己的重力起作用，而是作为仍然由经济产生的历史发展的工具而起作用的。”普列汉诺夫也强调：“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不否认，每一种哲学体系只不过是自己时代的智慧的表现。”

哲学不是也不可能是超时代的。哲学并不是哲学家个人的奇思怪想，尽管哲学特别是唯心主义哲学给人以这种印象，但这是一种假象，只要对这种体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能发现它的时代特征。超越时代的哲学观念是哲学与哲学家的哲学意识的矛盾。例如像庄子的这种无为、不争、退让、全生、尽年的哲学，离开了战国时期的社会动乱和人的命运的浮沉不定是很难理解的。

正因为哲学的时代性，它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否则的话，就不会有哲学史。哲学有历史，表明它是变化的，是各种体系更替的过程。历史上不少显学如同夏夜的流星，在另一个时代又会出现新的哲学体系。最无生命力的哲学是自以为超时代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从不追求超时代的永恒性，而是紧紧贴近时代紧跟时代。科学永远是不完整的，每解决一个问题，在问题中又会蕴含十个问题。哲学同样如此。哲学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它同样要发展、要更新。马克思主义一旦脱离它所处的时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争论不休的哲学定义

狄慈根说过：“哲学著名人士和哲学权威，对哲学是什么和哲学的目的是什么两个问题，从来没有一致的答案。”日本有位哲学家说过一句更尖锐的话，他说对一个哲学家来说，最恶毒的问题莫过于问他哲学是什么。